众所周知，1840年的鸦片战争，成为了中国近代屈辱史的开端，而导火索，正是钦差大臣林则徐所主张的禁烟运动，两次鸦片战争当中，清政府都成为了战败的一方，这多少让人感到疑惑，在此之后，鸦片之风究竟有没有得到整顿？
一组数据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根据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的调查，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全国上下4亿人口，烟民大多为沿岸居民，人口在200万左右。
然而到了1880年，中国吸食鸦片的人数，迅速增长到1000万，并且数字还在不断地增加，至于鸦片馆，成为了不少瘾君子的最好去处，下面的大部分照片，都是从鸦片馆当中所拍摄的真实场景，不难看出，由于常年的吸食，男子骨瘦如柴，身材羸弱，两眼无神，女性长相靓丽，却任人摆布，让人摆布。
湖北宜昌，地处川鄂交界之地，上个世纪初期，这一座交通发达的小城，却一度成为了“烟土”的代名词。
1923年，只有6万人口的宜昌城，竟然拥有100多家大小烟馆，其中比较著名的“南诚信”、“鼎诚”，甚至还成为了响彻全国的“驰名商标”，至于城里城外，没有登记在案，避税逃税的地下烟馆更是不计其数，1924年上海的《民国日报》就曾经记载：“宜昌城内外有烟灯（鸦片馆招徕顾客特有的招牌）8000余盏”。
每当吸取大烟者前往烟馆消费，必须要购买鸦片烟膏，由一个方形烟盒装着，每次吸取的时候，将烟膏调上一点在里面，然后吞云吐雾。
“多数人民皆流于萎疲，不特百业无振兴之望，即生子女，其体魄较弱，各小学儿童气象英伟者才实不多见”。1934年《湖北省概况》的这句话，成为了宜昌最好的写照。
常言道，“黄赌毒”本是一家，而在近代历史上，鸦片和青楼之间，同样也离不开关系，青楼成为了鸦片的又一个消费地，被人们称之为“抽花烟”，身边有女子服务陪侍。
早在咸丰年间，广东的鸦片商人将其带入南昌销售，在军阀统治时期，南昌的烟馆逐渐增加，设备逐渐讲究，在青楼所开设的“精室”当中，客人一边吸烟，还能够享受女子侍候烧烟、点火、捶腿等服务，这种享受夜以继日，成为了奢靡的代名词。
伪满洲国期间，1935年，日本人藤井出资40万开设桃园路青楼，这里也成为了近代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红灯区之一。
里面大部分青楼女子，基本上都是被拐骗买卖到此，稍有不如意，被打骂挨饿是常见的事情，青楼主人也会使用鸦片来腐蚀她们的心智，不少女子在接受鸦片之后，开始变得慵懒，好吃懒做，同时诱导嫖客吸取鸦片，以便赚取更多的经费。因此在近代旧照片当中，不少风尘女子，也是烟不离手。
更让人有些害怕的事情在于，鸦片从一种昂贵的奢侈品，逐渐发展成穷人也能够消费得起的产物，无论是《白鹿原》中的田小娥，又或者是《骆驼祥子》当中的黄包车夫，都能够享受到烟土带来的快感，这又是为什么呢？
很少有人知道的是，鸦片战争之后，林则徐就曾经提议：“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嗜洋烟而不嗜土烟……内地自相流通，如人一身血脉贯注，何碍之有？”鸦片所带来的税收，成为了清政府和后续统治者无法拒绝的一笔收入。
1871年，李鸿章麾下淮军军费达到了700万，而其中38%来自于江苏的鸦片税收，早在19世纪80年代，在全国各地广泛种植鸦片的清朝，就已经基本实现了鸦片的自给自足，1910年，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鸦片种植国。
袁世凯复辟之后，护国战争爆发，然而各路军阀行军打仗，军饷如何筹集？云南都督唐继尧就提出：“设烟厘金，每百两收滇币五元”，在此之后，鸦片之风更甚，北洋期间，各路军阀为筹集军费，也开始鼓励大力种植，哪怕是到了抗日战争期间，依然有着“川军两杆枪，一杆汉阳造，一杆大烟枪”说法。
一直到50年代，鸦片馆才被正式取缔，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也希望这一段过往，能够给人们深刻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