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北京东交民巷被称为使馆街，现在成为了文物保护街区，那些道路两旁的西洋建筑，至今仍然在向过往的人们诉说着曾经的历史。
1926年3月，由于反动军阀的残酷迫害，李大钊和北方领导机关人员迁入了东交民巷，栖身在原俄国驻中国大使馆兵营，继续坚持革命工作。
1927年4月6日清晨，李大钊刚刚起床，突然听到外面出现了一阵骚动，走到窗口一看，整个俄国兵营已经被人围得水泄不通，都是北洋政府京师警察厅的便衣警察，以及荷枪实弹的宪兵。
带头的是警察侦缉处处长吴郁文，奉大军阀张作霖的命令，正率领大批手下前来抓捕参与革命的共产党人，所有的通道都已封死，想要逃脱基本上没有可能了。
看到一切准备就绪，吴郁文一声令下，大门被重重撞开，大批警察和宪兵蜂拥而入，开始四处疯狂搜查嫌疑对象，刹那间打破了整个兵营的寂静，搞得到处鸡飞狗跳、片刻不得安宁。
李大钊急忙拉好窗帘，叫上夫人赵纫兰，领着两个女儿出门，一起疾步走进了兵营北楼的僻静房间，找了一张椅子坐下，然后轻声安慰有些吓坏了家人。
但是，这并没有躲过宪兵们的搜查，一阵急促杂乱的脚步声后，房间门被一脚踹开，李大钊以及家人被一路推搡带到了兵营的操场上，那里已站满了与他一样志同道合的革命志士。
吴郁文一眼就认出了李大钊，对着他狞笑了几声，吩咐手下把李大钊一家都押上了车。当天一起被捕的有八十多人，而这一切都是张作霖蓄谋已久的计划。
对于李大钊这个“仇人”，自从得知他藏在俄国大使馆兵营里以后，张作霖就一直绞尽脑汁想要前来抓人，无奈大使馆受国际公约保护，迟迟没有动手，最近才买通其他几个国家领事馆的官员，由他们出面举报才终于得逞。
李大钊被捕的消息，经新闻媒体后，立即震惊了全国，引起社会各界一片哗然，这是令张作霖万万没有想到的，李大钊区区一个教书匠，竟然有如此大社会影响力！
面对铺天盖地的社会舆论，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抗议，张作霖也不能完全坐视不理，这才意识到这是一个烫手的山芋，该如何处置李大钊呢？这让他进退两难。
4月12日，一场突如其来的镇压，席卷了整个中国大地，蒋介石在南方多个城市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让1927年的春天变得血雨腥风，也让张作霖开始心里有底。
张作霖开始命令对李大钊进行严刑逼供，想要从他口中知道党的机密，让张作霖意外的是，李大钊看似文质彬彬，却是铮铮铁骨，始终坚贞不屈，没有透露一丝信息！
那么在监狱里，李大钊究竟遭受了哪些酷刑呢？并无史料可查，唯一比较可信的是受过“竹签钉指尖”的刑罚，最后被残忍的生生拔去10个指甲！
理由是在生命最后的22天里，李大钊只写下了《狱中自述》这篇文章，只有区区2700多字，以他渊博的学识，应该可以给后人留下更多宝贵的精神遗产！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厉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
这篇字字带血的文章，就是李大钊的毕生所愿，关心的依然是革命事业，依然是家国情怀，没有自己的个人安危，这就是一代革命先驱的气节和风骨！
张作霖有些骑虎难下，就这样放走又不甘心，决定派参谋长杨宇霆前去劝降。
“李先生，品行令人钦佩，不如为张大帅效力，只要点头，保你高官厚禄·······”
李大钊轻蔑回应：“尔等雌黄小儿，也配我屈尊效劳？大丈夫宁可断头流血，也不同流合污！”
杨宇霆闻听此言，深知多说无益，只好悻悻而去。
此时，社会舆论已趋白热化，各界人士不断向北平政府以及奉系军阀施压，呼吁释放李大钊先生，不许动用私刑，要求法庭公开审理。
北平知识分子各团体都派出代表，暗中共同商讨营救李大钊的方案，同时每天在媒体上发表文章给予舆论压力，更有多达25所大学校长联名上书。请求当局对李大钊宽大处理。
为解救李大钊，挚友杨度更是留下了“毁家纾难”的佳话，不惜卖掉家里值钱首饰，以及青岛的房产，拿出所有积蓄凑足4000大洋，交给中共地下党作为活动经费，四处联系北方工人组织支持，并且同意和支持他们实行强行劫狱计划。
却不料，李大钊坚决反对营救计划，并不想因为自己身陷囹圄，导致更多的革命同志牺牲，也不想让党在遭受更大的损失。
正当张作霖犹豫不决，进退两难之时，突然收到了一封电报，最终决定痛下杀手！
这封密电由蒋介石发出，内容：“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这无疑给了张作霖巨大的支持，开始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决心除之而后快！
1927年4月28日，张作霖组织成立了所谓的“特别法庭”，以莫须有“妄图扰乱扰害社会，叛乱，颠覆政府等罪名，最后判处李大钊、路友于等二十名共产党人死刑并立即执行。
当天下午2点，西交民巷地方看守所刑场，几十名荷枪实弹的警察严阵以待，呈一字型排开，随后六辆囚车陆续抵达，李大钊等人从车上走了下来。
因为是反动政府的“首恶分子”，李大钊第一个走上了绞刑台，依然镇定自若，步履依旧从容，神色没有丝毫慌乱，仍然保持着共产主义信仰者的本色！
行刑官问李大钊对家属有何遗言，李大钊淡定回答：“我是崇信共产主义者，知有主义不知有家，为主义而死分也，何函为？”
说完，李大钊走上前，将头伸进了绞索，轻蔑地说：“你们把我绞死，我的灵魂不死！革命不死！”就此从容就义，走完了自己三十八年波澜壮阔的人生！在他之后，杨景山、路友于等十九人也相继遇害。
当天晚上，反动政府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还是把李大钊的夫人赵纫兰和两个女儿释放出狱，但并没有告诉她们，再也见不到李大钊回家相聚。
第二天清晨，李大钊的舅舅上街买报纸，这才看到李大钊遇害的消息，不由得悲愤万分，泪流不止，他哭着赶到了外甥的家中，将这一噩耗告诉了赵纫兰。
孤儿寡母闻此噩耗，顿时抱作一团放声大哭，其惨状让他人不敢直视。随后几天，赵纫兰几次哭晕过去，导致旧疾加剧，以致卧床不起，幸得李大钊生前好友多方劝慰，才有所缓解。
李大钊牺牲后，京师警察厅用薄皮棺材装殓，暂时寄放在长椿寺，仍派警察看守。得知李大钊遇害的消息，由于其交友甚广，品行和人格颇受人尊敬，许多亲朋好友都纷纷前往寺里悼念，一直络绎不绝。
冯玉祥将军与李大钊素有交情，听到噩耗后，也不由老泪纵横，下令全军带孝。
当年李大钊做北大教授，其实薪水很高，但是他平日仗义疏财，并没有留下积蓄给家人，每月除基本生活费外，剩余部分或资助穷学生，或接济朋友，或用于革命工作，因此家里身后处境颇为凄凉，只剩余一块大洋生活费。
据当时《东方时报》记者前去李家采访后，撰文描述称：“家中甚少家具，许多都已破烂”。因此，当许多好友从寺里悼念回来后，征求赵纫兰同意决定领回李大钊遗体时，李家竟然拿不出钱来购买好一点的棺柩，最终由好友共同筹集钱财，才完成此事。
但是，由于反动当局多方阻扰，刻意滋事，经过多次周旋，最终也无法把李大钊遗体下土安葬，大家只好抬着新棺，送到妙光阁街浙寺南院暂时寄放。谁料由于时局混乱，变化无常，这一放就是六年之久。
1927年5月11日，赵纫兰和孩子们在李大钊好友李青峰的护送下，乘火车离开北平城，回到了河北老家乐亭，这才避开反动当局的监视滋扰，自此才有了安宁平静的普通生活。
1933年初，由于日军占领山海关，赵纫兰一家又回到北平避难，想起丈夫遗体仍停放寺内，难以入土为安，速恳求李大钊生前同仁好友奔走活动，最终筹款六七百元将其领取，然后运到西郊香山万安公墓安葬。
至此，革命先驱李大钊才长眠九泉之下，其过程之艰难，令人唏嘘不已！当年5月，赵纫兰由于思念成疾，在协和医院因病去世，追随丈夫而去，安葬于万安公墓李大钊的墓侧。
李大钊牺牲二十二年，他的生前夙愿成为现实，整个神州大地插满共产主义的旗帜，当年那个他聘用的北大图书馆助理管理员毛泽东，与无数革命同仁一起共同完成了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
当年杀害李大钊烈士的绞刑架，意外在功德林监狱出现，引起了北平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必须严查追捕凶手，以告慰革命先驱的在天之灵！
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1951年6月20日，经过公安部门侦察人员的不断努力，最终在旧鼓楼大街4号，将化名“吴博斋”的前京师警察厅侦缉处长吴郁文抓捕归案。
吴郁文这个当年一手策划、抓捕李大钊的元凶，在公安人员强大的心理攻势下，最终一五一十地供认了自己当年犯下的滔天罪行，这起尘封24年的中共党史惊天惨案，自此才最终宣告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于天下！
1982年，中共中央决定修建李大钊烈士陵园，借此纪念李大钊烈士，学习李大钊的革命精神，最终选择在北京万安公墓中央修建，在李大钊及夫人赵纫兰墓地前，伫立着李大钊先生的栩栩如生的雕像，正如他当年意气风发创建中国共产主义时的模样。
墓后是一块花岗岩石碑，前面刻有邓小平的题词：“共产主义伟大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烈士永垂不朽！”碑后面则是中共中央撰写的“李大钊烈士碑文”。
李大钊烈士陵园落成以后，前往祭奠和瞻仰的广大人民群众络绎不绝，他当年追求民族解放的事业，人民独立自由的坚定信仰，以及国富民强的遗愿，将永远激励所有人勇往直前！
李大钊亲手播撒的革命种子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结果，亲手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有九千多万党员，成为了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大党，在国际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将激励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学习他无私奉献的品格，以及勇于献身的革命精神，他将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榜样和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