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他在重庆渣滓洞杀害小萝卜头,53年后小萝卜头二哥找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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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夏天的一个早晨,一位70多岁的老人在女儿的搀扶下,来到河南省延郾城县周庄村县主庄村,拜访了一个名叫杨钦典的人。

一进屋就放下食用油和八宝粥等礼物,亲切地和杨钦典打招呼,八十多岁的杨钦典好像很困惑。并不认识这两个人。

来人看出老人的疑惑,便开口说他是宋振华,小萝卜头宋振中二哥。这可把杨钦典老人吓到了。

谁都知道他是杀害小萝卜头的“凶手”,杨钦典马上低下头,不敢说话。

看到这个场面,宋振华赶紧解释说,这次来的目的不是“寻仇”,而是想问问父母和弟弟在监狱里的生活情况。

得知宋振华的由来后,杨钦典放下悬着的心,立即向小萝卜头的亲戚们表示深深的忏悔和歉意,然后说出了他所知道的关于小萝卜头一家的点点滴滴。

杨钦典虽然在渣洞做了“狗特务”,但并不是天生大恶人,1919年出生于河南郾城县贫穷农民家庭,1938年满18岁时为了混饭去胡宗南的部队当大兵。

因为人诚实守纪律,不久就被提拔为班长,获得了士兵军衔,杨钦典参军的初衷是为了一天能吃三顿饭,但他想抗日,想上战场和敌人较量。由于日本的侵略,当时河南遭受了灾难。

当时杨钦典高大,长得像马队,有一股热血,只想报效国家,赶走日本侵略者。

但由于他长得魁梧,反而被胡宗南送到蒋介石警卫团当警卫。

1945年抗战胜利后,杨钦典被部署到军统直属监狱白公馆看守所,守卫关押在这里的重要“政治犯”。

杨钦典在监狱里工作了几年,到1948年杨钦典还只是上士级别的班长,在他看来,想升职发财是没有任何希望的。

更令人生气的是,当时国民政府超发货币,物价暴涨,一切都上涨了。也就是说杨钦典的工资没有上涨,当时他这点工资真的很难养家。

因此,杨钦典经常表现出对当局的不满,在监狱里与“要犯”进行了长期接触和观察,发现他们不是特务头子所说的“罪恶暴行”。

特别是在审讯室,杨钦典看到这些革命不怕刑罚,更感染了他,杨钦典私下开始与“犯人”交谈。

杨钦典接触的“政治犯”有著名的宋绮云、许晓轩﹑黄显声等人,他们也发现杨钦典本性还不错,是“尚未烂到心肺的看守。”

与杨钦典接触并开始工作的是陈燕。陈燕因遗作《我的“自白”书》被收录在教材中而广为人知,年龄不大,但16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是老党员。

担任中共重庆地下市委领导的秘密刊物《挺进报》的特刊书记,1948年4月因叛徒出卖被捕。

为了从陈燕那里获得信息,特务们对陈燕进行严刑拷打,使用各种酷刑,但他坚决不出卖党的机密,特务们不得不把他关进军统白公馆监狱。

当时解放军在全国战场一路胜利,但狱中的情况很糟糕。狱中党组织猜到在胜利来临的时候,敌人很有可能会伤害凶手,所以要做好牺牲准备,制定越狱计划。

但是白公馆拘留所总是戒备森严,有重兵把守,想在这里越狱是不行的。因此,他们决定找一些看守帮助越狱。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理解,大家最终决定重点策反杨钦典。除了陈燕之外,杨钦典还接触了关押在这里的中共四川省委员会书记罗世文、东北军将军黄显声、杨虎成将军的秘书、《西北文化日报》社长宋绮云等。

他们光辉的事迹和在监狱里的实际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潜移默化地感染着杨钦典。他们对杨钦典说出革命情况,革命的真相,鼓励杨钦典不要为蒋介石反动政府卖命,现在可以站在劳苦大众一边立功赎罪。

经过大家的开导,杨钦典开始表现出悔悟,思想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常帮助大家传达消息,并延长防风时间。

1949年4月,解放军渡江作战,成功解放南京,国民党反动派狼狈逃窜台湾,当时大西南尚未解放,走投无路的蒋介石指示毛人凤处置重庆集中营的所有“政治犯”。

首先是和张学良一起对引起“西安事变”的杨虎城和对杨虎城进行统战工作的宋绮云一家。

8月27日,毛人凤开始阴谋杀害杨虎城事件相关人士,制定计划后,要求白公馆特务头子陆景清负责,并格外叮嘱一定要“斩草除根”。

陆景清找来杨进兴、安文芳、杨钦典,密令杀害杨虎成和他的一对子女。杨虎成的秘书、中共地下党员宋绮云和他的妻子徐林侠、小儿子宋振中(小萝卜头)。

杨钦典虽然不想杀人,但他不敢违抗命令,不仅要清扫重庆集中营的“政治犯”,而且还有很多特务清扫名单上,只要思想动摇,就能在清扫名单上,可以看出看到反动势力最后的疯狂是多么可怕。

随后宋绮云行到达后,王少山负责杀徐林侠,杨进兴负责杀宋绮云,杨钦典则负责杀小萝卜头,安文芳负责杀杨虎城的女儿杨拯贵。

在徐林侠倒下的瞬间,还恳求放过小萝卜头和杨拯贵两个孩子。“孩子们还小,你们不能杀他们!”。

杨进兴本来就是穷凶极恶的杀人魔头,怎么能放过他们呢,何况还有毛人凤的命令,一定要“斩草除根”。

安文芳突然扑向杨青贵,双手掐住脖子将其憋死。当其他特务都得手时,只有杨钦典没有得手。

杨钦典也用手抓住萝卜头的脖子,试图像安文芳一样勒死小萝卜头,但小萝卜头比杨拯贵要大一岁,也是个男孩,更强壮,掐起来后开始拼命挣扎。

杨钦典第一次杀人,立即开始手忙脚乱,这时小萝卜头挣扎着大喊:“我没有罪,我想出去.”

杨钦典又去捂着小萝卜头的嘴,结果半天没有成功。

杨进兴当时已经得手,看到小萝卜头还没死,骂杨钦典废物,连小孩子也搞不定,随后他即拿着匕首来。狠狠地朝小萝卜头的脊背刺了一把致命的刀,小萝卜头直接倒在血泊中。

为了销毁证据,杨进兴向杨虎城等尸体喷洒硝酸物,破坏容貌,将他们的尸体分别埋在“戴公祠”的花坛下。

此前一直受到狱中共产主义者和进步者的影响的杨钦典,在小萝卜头死后陷入深深的愧疚和自责中。

当时国民党部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的消息使杨钦典非常担忧。自己手上已经沾着革命烈士的血,以后不会吃到好果子的。从此以后,杨钦典每天都饱受惶恐不安的折磨。

1949年10月的一天,杨钦典照例在白公馆的牢房巡逻,走到罗广斌的牢房门口时,罗广斌叫住了他。

罗广斌的哥哥罗广文是国民党的兵团司令,也是大家族,但罗广斌不是纨绔子弟,他为了劳苦大众,积极参与革命活动。

对于罗广斌来,杨钦典心中一直很尊敬。罗广斌叫他的时候,他立即走过去,罗广斌对他说。“老杨,你知道,新中国成立了!”。

杨钦典惊讶地环顾四周,小声对罗广斌说。“不要乱说话!”。罗广斌对杨振真努力地说。“杨,你听我说,国民党要完蛋了,不要给他们卖命!”那些天,狱中的许多同志劝告杨钦典,无论如何都要给自己留下后路。

但是,他就是个小狱卒,自己无能为力,人又软弱,还有什么资格给自己留下后路呢?

1949年10月28日,一直与杨钦典打交道的陈燕被押送到重庆大坪刑场,杨钦典也随车一起前往,他亲眼目睹了陈燕慷慨死亡的全过程。

陈燕在拘留所含笑告别困难的朋友,上囚车开车到市中心的时候,陈燕不停地唱国际歌,到达刑场后马上执行刑罚,陈燕拒绝跪下,大喊“刽子手们,人民审判你们的日子快到了”。

行刑向陈燕开了三枪,陈依然没有倒下,在场的特务气得要命,竟用机关枪一顿扫射,陈燕才倒下。

陈燕这种大义凛然的气晕强烈地动摇了杨钦典,从刑场回来后来到罗广斌的牢房门口,谈论了陈燕的牺牲,并说:“小罗,出去要好好照顾陈燕的妈妈和妹妹。”。

罗广斌知道杨钦典和陈燕交往很深,平时总是一起聊天,陈燕的牺牲让他对杨钦典的感触很大,罗广斌也趁机做了杨钦典的工作,继续开导他。杨钦典成为狱中党组织的成功策反的看守之一。

1949年11月27日,黔驴技穷的国民党反动派下令屠杀集中营的所有政治犯,当时白公馆关押着50多名政治犯,由保密局司法处和西南长官公署两处共同管理。

因此,在大屠杀时,他们也分别执行,一方面,保密局的毛人凤、徐远举任命西南长官公署两处上校科长雷天元为大屠杀现场指挥。另一边,白公馆干将杨进兴带领一群看守进行屠杀。

杨进兴本来是喜欢杀人的魔头,但现在他说“不想再杀人了”。如果你认为这是他良知的发现,就错了,而是当时解放军已经打到重庆,重庆城外响起惊天动地的炮声,杨进兴不傻,知道这个时候不跑,一旦落到解放军手里,一定会把他千刀万剐。

等到雷天元和其他人刚刚上了公交车离开白公馆,他立即给了他直属上司,白公馆监狱所长陆晶清报告说:“我们的任务已经执行了。”

杨进兴打完电话后,没有等雷天元答复就马上挂了电话,立即将剩下在南牢房的16名犯人集中在1楼2号牢房,女犯郭德贤和两个孩子被扔在2楼后,马上收拾自己的东西,准备跑路。

整个白公馆不是血,就是尸体,杨钦典想到小萝卜头的惨烈死亡,更加害怕,所以去监狱门口谈论刚刚发生的事情,说要救罗广斌和李荫枫两人,然后继续和特务们逃跑。

罗广斌则鼓励他,在关键时刻把大家一起救了出来,当时杨钦典不知该如何,所以不能把这么多人一起放了。。

犹豫中,杨钦典匆忙弃监离开,一跑就是一个小时,很难想象白公馆大屠杀当晚在白公馆拘留所出现了一个多小时没有人看管的状态。

后来,杨钦典回忆起这个关键的一小时说到:“我不想走其他特务逃跑的路,也不敢在四周特务武装还没有撤退的时候冒险放出被关押的政治犯。这样很容易会当场造成杀身之祸。我多么希望这时有人能来指导我。

人心烦意乱时,往往会丧失思考能力。杨钦典慌不择路的时候,路上遇到监狱里的炊事杂工李育生,两人平时交往。杨钦典看到李育生,立即感到亲切,说出了自己的苦恼。

李育生一眼就看透了杨钦典的想法。因为想做好事,但没有勇气,所以不敢迈出这一步,所以对他说。“眼前只有一条路,我带你回白公馆去救他们。罗广斌会给你作证的。”

听了李育生的话,杨钦典立刻觉得有道理,两人一商量,杨钦典鼓起勇气,又回到了白公馆。

杨钦典、李育生准备拯救所有人,杨钦典立即提供给罗广斌所有牢房钥匙。

李育生为了方便逃跑,切断了拘留所的电话线,杨钦典对还没有来得及撤退的警卫们说:“共军进城了。”警卫们一听到就迅速撤退,自己逃跑了。

为了安全起见,杨钦典和李育生约定,杨钦典在楼上看下监狱外的情况,如果监狱外的武装警卫撤退,我们就可以逃跑,作为信号,在地板上跺上三脚。

杨钦典上楼时,狱中难民根据同志们的身体强弱编制了5个越狱互助小组,确定了突破路线,确保大家都能逃脱。

楼上响起“咚,咚,咚”三次跺脚的声音,同志们趁着黎明前的黑幕逃离了白公馆。

等罗广斌等人刚从白公馆逃出来,看到几辆车渣滓洞的方向飞快地冲过来,大家都知道敌人是来杀他们的。因为多亏了杨钦典,及时打开了狱门。否则他们都要在这里牺牲。

由于越狱人数多,他们仍然被特务发现并追赶他们,大家迅速跑到深山,各自在山上寻找藏身之处。当时特务们发现时间晚了,放弃了追赶,白公馆中有19人安全地脱离了危险。

“1127大屠杀”仅三天后,即11月30日,解放军攻占山城重庆,重庆宣布解放,第二天,在罗广斌的带领下,杨钦典向重庆市公安局登记自首。

杨钦典解放时期犯下的罪和杀害小萝卜头的经历完全够枪杀,但在罗广斌等白公馆成功越狱的人,向重庆军官证明了杨钦典的功劳,请求广大同志予以宽大处理。

政府听取罗广斌等幸存者的证词,宽容杨钦典,不仅不追究他犯下的罪行,还让杨钦典准备到重庆市公安局工作。

但是杨钦典很清楚自己做了很多年特务,没有什么脸面为人民服务,特别是在同志们生死攸关的最后一刻,因为自己照顾自己的安危,没有及时帮助越狱,所以婉拒了公安局领导的安排。

正好这时,在河南省郾城老家的母亲写信告诉他,老母亲想念他,家里虽然分到了地,但是没有种。

杨钦典这才知道原来监狱里的革命者真的没有欺骗他,革命成功了,人们不用再被地主的财产剥削了,可以自己种植了。

在那一刻,他只想着要回家,政府尊重他的意愿,还给他拿了路费,让他离开平安重庆,回到家乡。

回到故乡的杨钦典成为了普通的农民,与妻子和孩子过着热炕头生活。

但是后来,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很多人怀疑罗广斌等19名幸存下来的人并不是杨钦典释放的,杨钦典被当成国民党潜伏的特务护送到重庆,被判有期徒刑20年。

此后,罗广斌等19人到处为杨钦典奔走呼号,证明了杨钦典的清白,要求政府尽快释放杨钦典。

直到1982年,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杨钦典的上诉做出判决,恢复了杨钦典的身份。杨钦典回家后,才发现他的妻子因为想他而去世,他的儿子原来是生产队的会计,因为他的工作受到牵连,直到31岁才找到妻子。

杨钦典恢复自由后,村民们也认为虽然他参与了杀害小萝卜头的行动,但拯救19名同志的冒险还是很有功的。所以在生活和交流中并没有讽刺他,让他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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