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历史时期的版图看，上迄秦朝对中国之大一统，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当时汉人活动的范围，主要局限在中原、川蜀、楚地一带。《史记》载：“时四方皆夷，中土之人，悉生产治家于中原者，皆无外而攘夷。”秦始皇巡视天下，曾到过当时南部交趾一带，而据史料记载，那是一次相当偶然的南下。当时由于秦始皇着迷于长生不老之术，又听闻南部可以得到仙丹，在轮番派人不果的情况下，决定亲自一看，结果大失所望。秦始皇南巡虽然没有“历尽南海”，但秦朝时期，中国就与当时的东南亚诸国交往频繁，同时战争频发。究其缘由，主要在于这些地方多如北方之“匈奴鲜卑”，西方之“胡人羌狄”般，始终影响着当时生活在边境地区的汉人们。
以秦朝时期南海诸国，如南越、桂林（并非现在桂林）为例。当时的南越，国土主要分布在今奠边府、关山、下龙一线以北地区，其国土与当时中国南蛮地区直接接壤。史载：“南越既立，其渠帅昆山王合众数万，席掠郡县”，当时这些掠夺秦朝郡县的渠帅部队，十分狡猾。为避免和实力强大的驻守部队正面冲突，他们白天偃旗息鼓，待到午夜突然杀出。且当时这些掠夺者们“氏姓不定，或今日为单姓，明日为复姓，或今日有名，明日无名”，导致秦朝镇守边关的将士，始终无法得知贼帅的情况。秦朝与南越这种游击性质的缠斗，持续了数年。中原彻底平定后，《史记》载：“始皇定南越，扫诸国，旬月之内，下数十城”，始皇帝终于能够腾出手来，将战略资源投入到南部地区，对抗南海诸国了。而始皇帝的胜利，是历史上第一次对南海诸国的胜利，这次胜利也奠定了中国与南海诸国的主臣关系。
楚汉战争时期，九州再次陷入内战局面，无暇顾及其它地区。以南越为首的南海诸国纷纷倒戈。例如，当时的桂林国曾派出数批使臣，翻山越岭来到蜀地。桂林国国王给他们下的命令是，如果见到当时中原王朝依旧安定，就进行朝贡，如果观察到爆乱迹象，就立即调转船头回来。史载其“于君莲、仁义、贡县留数月，不进，以为察，又佯使婚配之礼，屏息耳目”。从秦始皇“定南越”到南越脱离控制，前后不过十年时间。刘邦践祚后，与秦始皇走了同样的路线，先将社会资源广泛用于国内建设，之后半个多世纪时间，南越都得以以完全独立的姿态存活于世。
经过数代发展，汉朝国力在武帝时期达到高峰，加之武帝的雄才大略，使其一生乐于征伐。作为南海小国的南越，自然不能幸免。当时的南越国王，名叫赵胡，武帝对赵胡的征讨，奉行着他一向先礼后兵的出兵策略。武帝元封二年，骄纵了半个多世纪的南越国不知天高地厚，竟然率先发难汉朝，但他们的发难方式颇为可笑。史载其“父子男女皆削发，涂抹为鬼神状”，“及战时，或歌或哭不绝于耳，临战皆溃退”，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怪异的方式达到震慑汉朝将士的目的显得荒唐，其反映出的，正是他们自己的恐惧和荒唐。
自汉朝后，中国凡在战乱时期，如魏晋南北朝期间，南越就自动脱离，凡在治世时期，如唐宋元明清之时，南越又乖乖归附，这种规律始终没有改变。然而一件更可笑的事情，在清朝嘉庆年间发生了。当时的南越国国王在向清朝遣使朝贡时，特别撰写了一封要求信，其中竟然要求清朝修改国名，并同时正式承认南越国国号为“南越”，最后，还要求摆脱清朝藩属国地位。南越之所以突然如此趾高气扬，并非没有缘由。原来，当时的南越正被法国殖民者暗中支持着。作为南越世代的主子和宗主国，清朝自然不能同意这种荒唐的请求，嘉庆皇帝看到要求信后大怒道：“咨尔弹丸之国，无礼过甚，今尔希冀国名‘南越’，偏敕尔国名‘越南’！”，这样，存在两千多年的南越，就从历史上消失了，南越的国名更改后，一直沿用至今，今日的越南之名，就是这样来的。
南越变越南，引出了另一个让人不解的现象：中国历朝历代，相对于周边国家始终处在一种宗主国和藩属国的地位，却鲜有将其吞并纳为己有的情况发生，而这种现象的原因，与中国古代的生产力不发达关系密切。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不是历代唯心主义哲学家们认为的，决定客观实在的竟然是精神世界。这种偏离的认知，在黑格尔达到高峰，他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彻底颠倒，上层建筑的先决条件‘经济基础’，反而变成了‘上层建筑’”。马克思的理论，可以很好解释中国历代宗主国和藩属国长期维持的现象，而这一现象的根源，就在于当时生产力的低下。其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人们没有进入更为先进的社会制度，二是当时人们没有掌握更为先进的技术。
以秦朝为例。从社会制度方面看，秦朝尚处于封建社会早期阶段，而封建社会的社会本质，决定了不同阶级之间的对立。不同阶级的对立，又会减缓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社会财富由大多数人的劳动力生产出来，却由极少数不事生产的人坐拥和享受”，这种矛盾和对立带来的，绝不仅仅是感受和公平问题，而是深刻的社会经济矛盾。由于少数上层人士坐拥数量庞大的社会资源，而其欲望又无限膨胀，因此底层人民被无限压榨。这种畸形的社会关系直接导致的，就是生产力和技术长时间得不到发展。从技术方面看，由于人们长期都在生存线上挣扎，连最基本的居住穿衣和吃饭问题都不能解决，作为上层建筑的技术，自然也很难进步和飞跃。史料记载的当时在技术领域有所成就的人凤毛麟角，且都是一些上层人士和极少数底层天才，这样的技术发展速度，无法促进生产力快速发展，而这也是封建时代维持时间极长的主要原因之一。
秦朝时期，经济基础方面问题最严重的领域，就是土地领域。秦朝之前，周王朝实行分封制，数百年时间内，数不胜数的诸侯王及其后代被分封到各自的封地繁衍生息。如当时的齐国地区，就曾分封了姜氏和田氏。《史记》载：“姜氏自分封齐国，政悉由己出，王又封其子弟遍诸封地”，而这种分封导致的结果自然是“封地之内，王权独大，封地以下，盘根错节，诸侯王不知世之天子存焉。”分封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商朝对广袤国土的相对有效的控制，但却加剧了封建制度下的阶层对立局面，进一步遏制了生产力发展。
当时各地的分封诸侯王，以各种方式私吞土地。例如，他们将土地分别命名为吏士田，吏民田，景田，以及削籍民田，随后又将那些耕作在这些不同性质田地上的耕地民，进行详细划分，让他们的身份符合这些田地的特性。接着，封建主又将自己的亲人老小，以及一些支持者，设立为这些田地的主人，对这些耕地民实行直接统治，而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这些被分封的贵族，不但占有土地和农民，还占有了土地税收。虽然对税收的占有曾在一定时期引发了分封国国主与领土贵族的内部冲突，但在大是大非上，他们是空前团结的。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土地政策远没有被妥善解决，当时六国只是臣服了秦朝的统治。为了暂时的社会安定，秦朝仍然命之前世袭的贵族继续享用其土地带来的各种好处，因此，秦朝在进行郡县制改革前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充足的税收。而税收是经济基础的重要体现之一，没有充足的税收，就没有钱进行恢复生产，更没有钱武装和供养数量庞大的军队。还是以当时的齐国为例，史载其：“年缴绢帛杂钱税额，尚不济军三五月之食”，即当时齐国一些封地向秦朝一年上缴的税收，尚且无法供给当时部队几个月的食物，而当时的主要伙食，只是一些糙米，如稗子，以及一些可以人工采摘的野菜，这样的伙食都无法满足，军队自然无法长距离作战。
这种生产力状况下，当时地处南越的一些国家，是很难被秦朝军队触及到的。一方面，由于道路不通，方向不明。如果要从中原派大军前往南越地区，需要穿过许多不毛之地。《三国志》中记载说，当时的南蛮地区“土地山险，多深林，道路险阻，才入便不知何所退，且易生瘟疫疾疫，吏士行而死者众”。这样艰险的自然环境，又没有畅通宽敞的大道以供军队行军，又容易引发各种疾病，秦朝自然不敢贸然前去。同时，即便后来秦朝抽调了许多兵力前去征讨并取得成功，也由于当地地处极其偏远，社会非常落后，能够开采的资源也不多，即便派兵长期驻守，也终归弊大于利。
秦朝之后的中国，长期处在封建时期，而其中又以清朝最为发达。但即便清朝时期，生产力也没有强大到足以像当时的英国和欧洲其它国家那样，大搞殖民。诚然，中国古代不愿对外征服，还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深深钳制着当时帝王的思想，使其骨子里就不愿意做出侵略他国的匪徒行径。不过，这两者中，还是以生产力不发达这一因素最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