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包括平津在内的广大华北地区都岌岌可危，面对日寇强大的火力虽然我军奋力抵抗，但终究是差距巨大，大量的国土纷纷沦陷。淞沪会战的爆发导致在南京的国民政府陷入空前危机，在这种背景下国民政府只能被迫选择“迁都”。
此时在“陪都”的选择上就要满足很多条件，比如今后的抗战要用空间换时间，必须拥有极为纵深的大后方，所以此时坐落西南的重镇重庆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那么重庆作为抗战时期的“陪都”，拥有怎样的优势呢？
1、 地理上的优势
01、发达的水运
重庆原来就是一个码头城市，位于长江和嘉陵江的交汇之处，这是整个西南地区少有的重要水路交通枢纽。
说到交通，可能很多朋友认为地处平原之上的成都在陆路上也是西南枢纽，不一样可以解决交通问题吗？其实这就涉及到抗战期间我国的面临的战争形势了。
由于水运的转运量巨大，可以让战争中的物资和人员快速的集中，这些优势都是陆路运输做不到的。
举个例子来说明，日军攻陷武汉之后就沿着长江紧逼宜昌，从南京和淞沪地区撤下来的各种重要物资当时都在宜昌。
——尤其是其中的大量工业机械，是当时中国近代工业化保留下来的重要财富，一旦落入日军之手，我们的损失将是无法挽回的。
当时以卢作孚等人为首的爱国商人自发聚集到一起，有钱捐钱，没钱的出力，组织了大量的民夫征用了各种大小船只采用著名的“三段航行”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把这些重要的战略物资和工业设备从宜昌运送到了重庆。
根据相关资料的统计，当时卢作孚一人的公司就出动人员150余万人，运输货物100多万吨，我们在敬佩实业家们爱国精神的同时也可以看到，如果没有水运这种庞大的工程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
02、绝佳的环境
重庆这个城市背靠着“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因此从战略的角度来看敌人根本不可能通过迂回战术直插大后方，免去了没有退路的危险。
在重庆的东面、南面和北面分别有巫山、娄山、大巴山作为天然的屏障。
要知道，这三座大山及其附属山脉的平均海拔都在1000米以上，如果在上面修建军事要塞，那么显然是易守难攻的。
另外，除了大陆上的诸多屏障之外，重庆还坐拥长江天堑之利。
长江流经重庆一段时，水流因为地势差异开始变得湍急，在民国的时候长江上可没有现在的葛洲坝、三峡大坝这种宏伟水利工程，长江两岸都是高耸的悬崖峭壁。
在这种自然条件下，日军想要利用江上部队在长江逆流而上，对重庆发起攻击简直难如登天。
其实早在宋元对峙时期，重庆和成都在战略上的差异就体现了出来。
——当时蒙古人很快就占领了成都，但是重庆利用川蜀的天然屏障不仅一直坚守还打出了“钓鱼城之战”这样的漂亮战绩，由此就可以看出重庆所在的战略重要性和优势。
二、契合的内部条件
01、城市基础条件好
在整个西南地区，长期以来重庆都是在规模上仅次于成都的第二大城市。
在城市规模和相关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上重庆堪称西南一流，甚至在很多方面都已经赶超了成都。
根据民国史料记载，从1930年开始重庆这座城市的固定人口就已经超过了40万人，是当时中国境内绝对的大型城市。
由于这里的水运之利，码头林立，整个重庆的经济发展势头相当不错，尤其是各种商业活动已经十分成熟，社会也趋于稳定繁荣，俨然是西南地区的一片“世外桃源”。
而且早在抗战爆发之前，重庆的电力、自来水工程都建设得很完善，基本满足了自给自足的需要，这是其他城市不能比拟的。
另外，重庆是个典型的山城，这里地势复杂，山脉绵绵不断，这样就造成了重庆整个城市不像平原地带那样呈现平铺的状态，更像是依山势而建的城市，这对于抵御日军的地面进攻以及防范日军空袭都具有天然的优势。
崇山中的重庆还被称为“雾都”，长江和嘉陵江的水汽让这座城市一年有三分之一处在大雾中，战略优势甚至赶超了欧洲的伦敦。
02、政治因素
最后一点是选择重庆考虑到的政治因素。
成都在近代以来都是川蜀军阀屹立的大本营，也是民国大佬刘湘的老巢，这就导致了川军势力在成都根深蒂固。
如果把成都作为国民政府的“陪都”，那么就会在很多政治问题上陷入被动的状态，甚至还会让刘湘趁机“鸠占鹊巢”，哪怕没这么严重肯定也会导致两方的矛盾激化，这显然不是国民政府希望看到的，也不利于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
基于这些诸多方面的考虑，最后南京政府才选择了重庆作为抗战时期的“陪都”，而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