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来自英国的鸦片就在中国泛滥成灾。
许多有识之士为此痛心疾首。清代思想家魏源说“鸦片流毒为中国三千年史未有之祸”，林则徐大声疾呼：“此祸不除，十年之后，不惟无可筹之饷，且无可用之兵！”他们的呼吁，当然不是危言耸听。事实上，大量鸦片的输入，不但给民众在肉体和精神上带来巨大的损害，还使得中国数以千万计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到国外。
所以，不少人指出，小小的鸦片，打垮了庞大的清朝。
然而，谁能想到，曾经打垮清朝的鸦片，又在时过境迁后，成了清朝的救命稻草。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知道，清朝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进入鼎盛阶段，国力比较强大，国库充盈，不差钱。在那以后，受闭关锁国、体制僵化等因素的影响，国力逐渐衰弱，财政状况就变得日益紧张起来。到了道光、咸丰时期，又遭遇两次鸦片战争、一次太平天国起义，巨额的战争开销，更是让清朝财政处于崩盘边缘。
这就是为什么左宗棠挥师西征收复新疆时，要向英国银行借钱，来作为军队粮饷。原因无他，国库早已枯竭了，没钱了。
可以断言，如果清朝始终无法解决财政困难的问题，那么迟早也会垮。
“幸运”的是，清朝找了一个解决财政困难问题的办法，那就是鸦片——这个办法，还是西方列强帮他们想出来的。
那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事情了。1858年，英国、法国、俄国、美国与清朝在天津分别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天津条约》。《天津条约》签订后，英国、法国、美国按照条约之中的一些规定，又与清朝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的主要内容就是规定鸦片贸易合法。
既然外国商人能够合法地将鸦片运往中国，那么，清朝海关对鸦片的征税就成为应有之意了。对于这一点，西方列强倒没有回避，而是在《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中进行了明确约定：鸦片的税率为每百斤30两银子。
在那以后，外国鸦片像潮水一样涌进中国。清朝海关获得了丰厚的关税收入。与此同时，本土鸦片的禁令也名存实亡，到19世纪70年代，全国各省鸦片遍地开花。这些本土鸦片也为清朝贡献了可观的厘金收入。
外国鸦片和本土鸦片为清朝贡献的税收，到底有多少呢？
晚清名人何启和胡礼垣说：“今中国所急者财用，而厘税之入，以鸦片为大宗。洋药进口厘税六百万两，土药厘税名虽二百二十余万两，而实则二千余万两。是合洋药土药而计，每年值二千六百余万两。国家之利赖在此，官府之调剂在此，若舍此项，则补救无从。”
这就是说，外国鸦片和本土鸦片每年提供了2600多万两银子的税收。
2600多万两银子是什么概念呢？几乎相当于康乾盛世时每年财政收入的一半。
有了钱，好办事。在鸦片财政的支撑下，清朝只用了6年时间，就还清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所有赔款，还成功剿灭了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度过了清朝立国以来最危险的时期。此外，清廷还有余力启动洋务运动，办工厂、造武器、办学堂、买舰船……于是，又奇迹般地苟延残喘了几十年。
从这层意义上讲，鸦片还真算得上是晚清的救命稻草。
既然鸦片能够为国家财政作出如此巨大的贡献，那么为什么要禁烟呢？于是，“禁烟之举，近年缄默无言也”。
当然，偶尔也有一些不“识相”的大臣提出禁烟。1883年，山西巡抚张之洞鉴于鸦片的巨大危害，毅然在山西全省进行禁烟。在张之洞的雷厉风行之下，禁烟的效果也很好。但是，很快山西就出现了财政困难的情况。
1909年11月，山西巡抚丁宝铨向朝廷诉苦：
“本省进款，自开办统税，药厘一项骤短银二三十万，至本年禁种，更无税厘之可收。出款日增而入款转减，计三十三年已亏银七十万，三十四年将亏至百万，本年又加认海军开办经费,每年应允解银十五万，常年经费五万，本省审判庭及咨议局经费约共十万两，截至年终计须亏银一百四十万。”
对此，朝廷无能为力。因为这么多年来，朝廷也是在靠鸦片过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