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历史造就了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带来了交流的困难，在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中，文化差异表现得极为明显。
英国人在乾隆时期，曾经派出代表团访问过中国，力图跟清朝建立欧洲式平等的国与国关系，这就是著名的马戛尔尼使团。
在这次交往中，最艰难的谈判，是应该向中国的皇帝行什么礼仪，是否给皇帝磕头下跪。至于英国人最看重的贸易通商和武器、天文学仪器、钟表等工业成果，却被清朝以自给自足为理由轻易拒绝。
但是，由于清政府的盲目自大，他们的目的没有达到。错误的外交政策把清朝带向了错误的方向，在中国百年屈辱的近代史，总能看到清政府那可笑的外交政策。
鸦片战争中四次中西方的碰撞
纵观整个近代史，清政府与西方列强在鸦片战争前后总共有四次具有代表性的外交活动：
第一次是琦善在大沽口外接受巴麦尊的照会。这封照会使用了英国人习惯的用语方式，前面是谈此次战争的原因，后面谈赔款和割地。
第二次是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伊里布和义律的交涉。英军从北京返回广东谈判，路过浙江，解决定海遗留问题。
第三次是琦善与义律在广州的一番讨价还价，这次要讨论大皇帝满足英国外相要求的问题。
第四次谈判是耆英与璞鼎査签订《南京条约》。
可笑的外交政策
在第一次中英接触后，道光帝让琦善回复英国的照会是一道圣旨，大致意思是：我作为大皇帝是统率全天下的，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若有冤屈一定会秉公办理。林则徐他们査禁鸦片受了蒙蔽，没有公正处理此事。如今我派了新的钦差大臣前去调查。我命令你们赶紧回南边去，听候处理。
这道圣旨是给上门抢劫的强盗们下命令，不知道义律听懂了没有。巴麦尊始终觉得义律与中国人的交涉缺乏平等意味，但你让义律怎么办？又要跟中国人打交道，又没法按照英国人的思维逻辑来，这真是个苦差事。
在中英第二次外交的时候，英国要求释放战俘。这种要求大多是严肃而不容置疑的，后面隐藏着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潜台词。伊里布却说，你们办事需要做到让我们下得去台，让我们奏得皇帝时，能够让皇帝下得去。
这就好比跟英国人在酒桌上“勾兑”，仿佛江湖上混的“青洪帮”，互相给个台阶下。清朝官员们想的是只要能给皇帝复命就行，并不管民众的损失。面对国与国的谈判，使用这种方式，恐怕就是现在的英国人也反应不过来，实属可笑至极。
咸丰帝的跪拜之礼
在近代史清政府和英国外交上，还有一段更可笑的历史。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针对英法要求派驻公使，面见皇帝递交国书的条款，咸丰帝十分恼怒，只因为英国人没有给他行跪拜之礼。至于割让给沙俄一百余万平方公里土地，割让九龙司给英国，赔偿巨额军费以及鸦片贸易合法化等要害问题，却皆可轻易允诺，甚至关税也可以随意赏赐给外国人。
即使成为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牺牲品，当时的清朝一直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皇上是天下的共主，儒家教化之外的人属于化外之民，居住的地方是蛮夷之地，充其量只能成为清朝皇帝册封的番邦。
天下的观念与西方的民族国家意识，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西方人看中个人的利益，在清政府眼中却只有皇家的利益，普通百姓是不必顾及的，因此才会在对皇帝个人下跪不下跪的问题上纠缠不休。
悲剧的根源
其实，从古代到近代的外交，始终停留在“朝贡体系”上，对待化外之民只有两种办法“剿”和“抚”。如今是大皇帝的军队被人家追着屁股打，可在道光帝这儿仍然是居高临下的口吻。这个世界是以实力说话的，往日的“夷狄”掌握了主导权，势如破竹的英军是来做强盗而不是顺民的。
琦善面对强敌，既没权又要谈，还要执行皇帝不可理解的命令，他的任务比林则徐还难数倍。
经过数轮折腾，道光帝明白了外国人只想要钱，对民众趁机造反的恐惧使他选择了向英国人妥协。清朝面对外患屡犯错误，甚至不改、不断重复低级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统治者首先考虑的是王朝的利益而非国家民族的利益。这是“一家天下”所无法克服的，也是独裁体制必然的结果，造成的却是民族的悲剧。清朝真正的腐败在这里。
而在谈判与交涉中，清廷统治者在主要表现出了三点问题：一是根本不懂现代国际法，争所不当争，放弃绝不应该放弃的权益；二是不知道怎样做对国家最有利，如何避免民族利益的损失；三是他们始终把维护自己的统治摆在第一位，并不在乎民族的伤口有多大。正是这种错误的外交政策，让清政府在外交过程中吃了大亏，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的条约。
在英国与西方列强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签订过程中，大臣们有主张激烈反抗的，有建议学习西方的技术来克制对方的，但始终没有一个要求对现行君主体制进行改革的。是不敢，还是不愿？这个答案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相信绝对不会是想不到。就在一次又一次沉默中，满清把我们整个民族带向了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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