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纵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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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宣统皇帝退位后,袁世凯任命杨增新为新疆都督。在他统治期间,苏联与新疆当局订立了一系列条约,并取得了一定特权。

1933年,在苏联的帮助下,盛世才击败了张培元和马仲英势力,取得了新疆的军政大权。作为交换,盛世才不仅给予了苏联贷款、派驻顾问等权利,连新疆对外(包括南京政府)交涉及重大事件、重要官员任免,都必须告知苏联驻迪化(乌鲁木齐)总领事兼全权代表。同时,新疆还以苏联为模板,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羸弱的国民政府,对苏联在新疆的各个领域的渗透,根本无能为力。

抗战爆发后,大量苏联援华物资经由新疆运往关内。以此为契机,苏联也加强了对新疆的控制。1938年1月,盛世才以“哈密局势不稳,物资缺少安全保障”为由,请求苏联出兵援助,6月,苏联红军一团(即红八团)进驻哈密,控制住了从甘肃进入新疆的咽喉要道

盛世才和苏联,都有着自己的“小九九”。随着抗战进入僵持状态,为了获得稳定的后方,国内有人重提西北开发。而“开发西北”,首当其冲便是“开发新疆”,这是“土皇帝”盛世才不愿意看到的;日本势力的扩张,外蒙古、西伯利亚和新疆等地均面临着武装威胁,这让苏联感到不安。因此,红八团的进驻,也有一定的示威意义。

1940年11月,双方签订《锡矿协定》,苏联又获得了新疆境内的筑路权和矿产开采权等多项利权。国民政府基于战备援助的考量,只能继续保持沉默。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缺乏准备的苏联在初期损失惨重。不过,尽管苏联已无法再给予盛世才有力援助,但从未打算放弃在新疆的特权和对新疆事务的干预,这引起了盛世才的不满。

看到苏联接连失利,盛世才决定“脱离苏联”:1941年,他以打击反苏分子为借口,在新疆制造了“陈、武阴谋暴动案”;1942年3月,他将四弟盛世骐之死归咎于“延安与莫斯科共同指挥的”政治阴谋,逮捕了包括毛泽民、陈潭秋在内的中共党员与其他各界人士五百余人。在盛世才与苏联关系陷入恶化的同时,他与国民政府之间的联系,变得愈发紧密起来。

1941年5月,盛世才派张元夫和五弟盛世骥为代表,前往重庆,与国民政府展开会谈。当月7日,盛世才写信给蒋介石,在解释了自己“联苏联共”行为的同时,表示“今后绝对不能再与此类假的马克思主义者相合作,誓以至诚,拥护钧座与国民党之领导,效忠党国”。

蒋介石对此极为振奋,他在日记中写道:“若不有此五年来之对倭血战,则今日之新疆决不能使盛世才忏悔归诚,于此可证明公理与正义必能战胜一切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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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才与国民政府的深度接触,是苏联不愿意看到的。可鉴于苏德战争的不利局面,他们只能通过外交手段进行干预。6月27日,苏联外交副人民委员捷卡诺卓夫曾到访新疆。在会谈中,捷卡诺卓夫宣称,他的到访是修复双方关系的“最后机会”,并“警告”盛世才,必须“审慎地决定”双方的关系。

不过,盛世才并没有继续与其“合作”的打算。1942年10月5日,他要求苏联方面,除外交人员外,所有苏联人须在三个月内离开新疆。11月14日,所有苏联顾问、专家、军事人员等,都在限期内返回了苏联。

新疆发行的“建设公债”(via 孔夫子旧书网)

苏联之所以担心新疆“内附”,除了“维护”自身利益外,更担心与国民政府关系亲近的美国势力介入。新疆矿藏丰富,地处欧亚枢纽,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倘若国民政府西进新疆,美国有非常大的概率插手进来。

早在1942年10月,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局的庄莱德就在备忘录中写到:“鉴于中亚面临轴心国的威胁,美国应考虑派员在那里观察轴心国的动向,并考察中亚的地理、交通、政治、军事以及经济。”1943年4月19日,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柯乐博,就任美国驻迪化领事馆首任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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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8月29日,宋美龄作为蒋介石的全权代表,在朱绍良等人的陪同下,赴迪化(乌鲁木齐)“宣慰”。对宋美龄的到来,盛世才表示这是对他的重视与信任,因此他将“矢志拥护中央,尽忠党国,绝对服从领袖”。11月28日,盛世才被任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至此,新疆的内政外交,在形式上都已归属国民政府。

但我们应该意识到,苏联从未打算彻底退出新疆。1943年5月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必须采取措施,以使盛世才失去在新疆的权势”,代之以“忠于苏联的新疆土著居民代表组成的政府来掌管省内政权”。

尤其是对德作战有所改观后,苏联在双方边界制造了一系列事端。数据显示:自1942年12月底至1943年10月,双方边界共发生各类事件64起。其中伊犁区27起,塔城区6起,阿山区16起,三地合计49起,占总数的77%。伊犁、塔城、阿山三区,正是后来“三区革命”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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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对于新疆境内的反政府武装,苏联给予了全方位的支持。譬如1943年6月,阿山爆发了乌斯满叛乱,苏联不仅向其提供了武器和粮草,还将在苏联受训两年的达列力汗派回阿山,与乌斯满合作。

为了平息变乱,盛世才不得不将主力调往阿山,这让省内防务空虚。在此情况下,盛世才不得不同意中央军开入新疆。中央军以哈密为据点,分布迪化老满城、镇西、吐鲁番等要地,对盛世才形成了一定的震慑。

到了1944年初,在苏联的支持下,外蒙古与新疆当局在阿尔泰地区发生了武装冲突,而美国以“冲突被夸大”了为由,选择袖手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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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才此时意识到,南京国民政府似乎“也不太靠谱”,还是苏联“老大哥”更给力。1944年4月,盛世才突然拘捕省委刘效黎、程东白和省委党部委员兼中央训练团主任何耿光等十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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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中央军在豫湘桂战场上的惨败,盛世才的行动迅速升级。6月26日,盛世才逮捕了迪化教育界人士及学生一百五十多名;8月11日,盛世才又将黄如今、林继庸等中央派新人员诱捕,是为“黄、林案”。紧接着,盛世才写信给斯大林,表示“悔过自新”,但斯大林直接把信转给了蒋介石。

斯大林这样做,除了是基于维系美苏与中苏的“统一战线”关系外,对于盛世才的不信任,或许是主要原因。苏联认为,盛世才是改善中苏关系的一大障碍,让盛世才“下课”更符合自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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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苏联一样,国民政府也早对盛世才的见风使舵心生不满。1944年8月,朱绍良受蒋介石委任,飞赴迪化劝说盛世才主动辞职。19日,走投无路的盛世才,不得不辞去新疆省主席兼边防督办。29日,国民政府同意盛世才的“辞职”请求,转任农林部长。国民政府任命吴忠信为省政府主席,在吴忠信正式上任前,由朱绍良代理省政。

让吴忠信主政新疆,是蒋介石深思熟虑后的决定。吴忠信是处事老成国民党元老,自1936年起,一直担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

吴忠信(1884—1959),曾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新疆省政府主席、“总统府”秘书长

10月5日,吴忠信在对新疆各部门要员的训话中谈到,要以“天理、国法、人情”作为处理公务的尺度,并表示“中苏两大民族有历史传统友谊,新疆地居中苏交通要冲”,是以“对苏外交,亲善邻邦实为当然之理”。

但是,与吴忠信“亲善邻邦”的愿望相反,苏联一直想促成一个听命于苏联(至少是亲苏)的地方政权。不过,与中国翻脸,绝非高明的主意。苏联意识到,新疆长期存在的纷繁复杂的民族和宗教矛盾,为自己提供了这样的可能。因为“民族主义和种族或宗教,总是比社会阶级的绝对律令更可靠,其原因就在于它们能促进团结一致和集体认同”

因此,自1943年开始,苏联就采取了多种方式,在新疆展开活动。

1) 散发关于民族、宗教认同的传单和手册

1943年8月19日,新疆当局就在喀什查获了苏联传单及小册子。文字“均系苏联柯文,间有哈、维语文。绝非喀什印刷者”,内容以“诋毁本省当局,挑拨各族仇视汉族,反对政府”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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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单中写道:“维、哈、柯等回族(泛指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同胞们….现在盛(世才)督办把你们的武器收去了,企图破坏你们的宗教,而且把你们弄成倾家荡产、人口灭亡的现象”;“(我们)把这种摧残回教、蹂躏人类、侮辱回教的不道德之现象革除。”

而小册子的宣传,更列举了以盛世才为首的“汉人的罪状”,极具煽动性:“把无数的回教者屠杀和逮捕了,使回教人的生活日趋贫困”;“成立回教人的政治集团、武装,启发回教文化、宗教”;“阻止内地人到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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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才“下课”后,在新疆境内,依旧不断出现类似的传单及宣传册,传播力度愈演愈烈。以伊宁警察局查获的维吾尔文宣传册《我们为什么作斗争》为例:....新疆自古以来是是维吾尔、塔兰奇、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族的世居地,四百万新疆居民中,这几族人口占四分之三,民族性的精神发源于中亚细亚,而非中国。....

宣传册“话锋一转”,开始煽动“民族仇恨”,挑唆各少数民族发起“反抗汉族”的暴动:....汉族官僚们,由遥远的中国,移来百万的红胡子….把我们强迫送往内地….而汉族红胡子们,安居我们的房园,占住我们的财产,强奸我们的妇女。....

2) 组织民族、宗教团体和组织

在新疆的多个地区,都出现了受苏联影响不同程度的组织。他们利用宗教活动,宣传“泛突厥主义”和“建立独立穆斯林国家”的思想。如1944年4月,在伊犁成立了包括12名核心成员,直接受苏联驻伊宁领事馆领事达巴申和副领事波列索夫领导的“伊宁解放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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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鼓动信奉伊斯兰教的各民族移民苏联、参加暴动

苏联还直接鼓动新疆的穆斯林、少数民族或逃离新疆,或参加暴动,或加入苏籍。数据显示:1944年8月7日和12日两天,就有阿山区哈巴河县牧民约8000人,携带大量牲畜,经萨斯和哈拉哈巴一带逃往苏联。驻苏大使傅秉常就此事曾向苏联提出遣返要求,但为苏联所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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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过报纸、杂志等媒体进行宣传

苏联利用开设在迪化的国际书店,“以廉价方法,大量倾销以伊斯兰宗教为号召之共产宣传刊物,致使无知中民趋之若鹜,日有五六百人拥购。

这些杂志包括乌兹别克出版的《东方公理杂志》和阿拉木图出版的《哈萨克国土》等。以《东方公理杂志》为例,杂志的主要内容,就是“宣扬苏联境内维族人民生活如何富裕、苏联如何保障宗教,并宣传民族思想与民族自由解放。”

苏联认为:对于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而言,伊斯兰教和民族主义都是动员利器;对于不信奉伊斯兰教的其他少数民族(譬如蒙古族)来说,民族主义也足以起到鼓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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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诚说,盛世才对少数民族的压迫政策,直接催生了少数民族对当局乃至汉族同胞的敌视。出于对宗教和民族上层人士号召力的担心,盛世才先后逮捕了新疆的阿訇、毛拉、喇嘛、王公等成百上千人,并制造了多起“阴谋暴动案”,大量逮捕少数民族群众。

经济上,盛世才及其亲信以各种名目强取豪夺,横征暴敛,新疆少数民族同胞的处境十分糟糕。苏新贸易断绝后,新疆境内物价飞涨,各族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如茶叶、布匹、食糖、肥皂、石油、火柴等供不应求,而各族农牧民的农牧土特产品又无人收购,断了销路,生活十分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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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留给吴忠信的,是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宗教矛盾、民族矛盾、官民矛盾都十分尖锐。吴忠信认为,新疆矛盾的“病根”是“极权暴政导致的窒息病。因此,他建议以三民主义为“行动指南”,增进宗族互信、保障信教自由、绥定地方以安民居,维持币信以利民生。

客观地说,吴忠信的初衷是好的,但现实要比他预想残酷得多。在苏联利用伊斯兰教和民族主义的动员下,少数民族的暴动倾向已不可逆转。1944年11月7日,在苏联国庆日的同一天,伊宁(伊犁境内)发生暴动,“三区革命”的大幕迅速拉开。

新疆三区(伊犁、塔城、阿山)革命,一直持续到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历时5年之久,涉及到北疆三个专区28万平方公里土地、25个县级政府和70余万人口。

11月7日凌晨,伊宁发生暴动。城内以阿巴索夫和阿列克山德洛夫从苏联带回的武装队伍为骨干,大批少数民族群众参加了暴动。11月12日,残存的国民党军警及其家属与汉族群众,被迫退出了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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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宁解放组织”领导的武装队伍在控制了伊宁城区后,宣布成立了“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并于1945年1月5日通过“政府宣言”,其中包括:在“东土耳其斯坦”领土上,彻底根除中国的专制统治;在“东土耳其斯坦”境内各族人民一律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独立的国家。

临时政府委员会的委员和各厅厅长,基本由本地的维吾尔人及哈萨克、乌孜别克、塔塔尔人担任,他们大都有留学苏联或在苏联学习、受训的背景;各厅的副职,基本由苏联派来的人担任,掌握实际权力,贯彻苏联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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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4月8日,在伊犁成立民族军,完全按照苏联红军的军衔和建制,重大战役苏联红军直接参加。譬如1945年8月底至9月初,在精河、乌苏战役中,民族军之所以能够取胜,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苏联红军的步兵、骑兵、炮兵直接参加了作战。

除了军事援助外,苏联还有财政和经济援助。当然,这一切都是以三区方面的农牧产品作为“交换”的。苏联驻伊宁领事馆属苏联外交部,临时政府在政治、经济、行政等方面的重大事宜要请示领事馆。

总的来说,临时政府在军事、内务方面的重大事务,取决于苏联军事顾问团。苏联通过对临时政府的支持和援助,实际上控制了临时政府。在苏军的大力支持和塔城、阿山等地游击队的协助下,三区民族军在9月初占领了塔城和阿山,并将战线推进到距省城迪化(乌鲁木齐)只有150公里的玛纳斯河西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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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迪化(乌鲁木齐)的国民党军队只有6个营的兵力。倘若三区民族军乘胜进击,迪化(乌鲁木齐)的陷落只是时间问题。不过,三区民族军并未对迪化发起进攻。

10月14日,三区方面的代表与民国政府的代表在迪化开始和平谈判。1946年6月底,和谈成功,成立了新疆省联合政府。从军事进攻到主动和谈,本质上是苏联对华政策的“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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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初,美英苏三国为拉拢苏联加入对日作战,在“雅尔塔协定”中,充分“保证”了苏联的“在华利益”:维持外蒙古(独立)现状,恢复日俄战争前帝俄的权利(库页岛南部及其邻近岛屿交还苏联),将大连港国际化,租用旅顺港为苏联的海军基地等等。

6月15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向蒋介石通报了雅尔塔协定的具体内容,蒋介石尽管万分不乐意,但迫于美国压力,不得不硬着头皮同意派出代表和苏联谈判。6月30日,国民政府代表宋子文在莫斯科与斯大林等开始谈判,其中包括了新疆三区革命问题、中共问题、东北问题,特别是外蒙古地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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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和斯大林在外蒙古问题上针锋相对,僵持不下。蒋介石反复权衡后,7月7日复电宋子文:“外蒙问题实为我中苏两国关系之症结所在,中国今愿以极大之牺牲,展示以最大之诚恳,而求得中苏关系有一个根本之解决。”

蒋介石对苏联提出的条件是:“唯望苏联亦能了解余之诚意与志愿,对我国所要求之两点,即东北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对中共与新疆变乱不再做任何之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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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之间的谈判直到8月8日夜,双方才达成妥协。其中包括:苏联必须保证东北三省的领土、主权和行政完整;在苏联支持下被民族军占领的新疆三区必须恢复国民政府的管辖权。

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正式签订。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可以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才使得战火没有“进一步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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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7月1日,新疆省联合政府成立,阿合买提江作为三区方面的代表出任省政府副主席。代表三区方面出任省政府的委员还有: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诺夫(兼省保安副司令)、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兼省政府副秘书长)、达列力汗·苏古尔巴也夫(兼卫生处处长)、赛福鼎·艾则孜(兼教育厅厅长)等八人。

从此,三区方面的实际权力掌握在阿合买提江、伊斯哈克伯克、阿巴索夫、达列力汗以及赛福鼎等人思想进步力量手中。

尽管三区革命是在苏联的直接策动下发生的,但我党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在三区革命的领导人中,受中国共产党影响较大的,是年轻的进步知识分子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兼省政府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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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索夫是祖籍新疆阿图什的维吾尔人。11月6日夜,他从苏联带回一支武装队伍,并于7日凌晨参与组织领导了伊宁暴动。临时政府成立后,任政府委员兼内务厅厅长和宣传部部长。

伊宁暴动发生后,一度出现严重的“反汉排汉”现象,阿巴索夫利用自己的职权,进行了最大限度的制止。他给一些汉族居民发放受保护的证件,将熟识的汉族朋友接到自己家中保护起来。在阿巴索夫的提议下,1945年2月24日,临时政府发出了“保护汉族百姓”的第24号决议。

坦诚说,在当时“反汉排汉”思潮甚嚣尘上的大背景下,阿巴索夫挺身而出,制止抢掠和杀害汉族百姓的行为,是需要非凡的胆识和勇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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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5月5日,阿巴索夫在伊宁秘密成立了人民革命党,并且和新疆一批向往中国共产党的汉族青年知识分子,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和交往。

1946年6月下旬,三区临时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和平条款,阿巴索夫为参加省联合政府的工作从伊犁来到迪化,通过老同学陈锡华(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的关系,会见了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宣传委员李泰玉。

1946年11月,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被选为国民大会代表。赴南京前,阿巴索夫与李泰玉商谈利用这个机会,找中共驻南京代表团,表达寻求党的领导的迫切愿望,并带去了由李泰玉起草的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给中共中央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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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2月5日,阿巴索夫秘密前往中共驻南京办事处,见到了董必武。阿巴索夫向董老转交了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致中共中央的信,表达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迫切愿望,董必武连夜将会见情况和信件电告中央。

12月6日,中共中央即向董必武回复了由周恩来草拟,刘少奇签发的电报,其主要内容有:“考虑派一个得力而不红的同志作联络代表及两个机要人员随阿同志去新”;“其任务只是联络与观察”;“中共愿与新共同盟第一步建立友谊关系”;“新共同盟领导者11人入党事,原则上欢迎,但具体解决须联络代表到后经电报决定”;“新疆工作,应以新共同盟为领导中心”。

12月11日晚,阿巴索夫再次与董必武会面,董必武按党中央指示精神,回答了阿巴索夫和信中所提各问题。

董必武(1886—1975),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

新疆的进步组织能合并的话经过协商合并起来,这样有利于形成力量,更好的斗争。但在组织名称上,考虑到新疆情况复杂,群众的觉悟程度和接受能力,不宜过早打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旗帜。

1947年1月中旬,阿巴索夫携带党的七大文件和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著作回到迪化。2月3日,他和李泰玉等人举行会议,汇报了两次与董必武会见的情况,以及董必武传达的中共中央的意见。

会议最终决定,阿巴索夫等人组织的人民革命党和迪化的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合并为“民主革命党”。由阿巴索夫任主席,李泰玉、艾斯海提任副主席, 其主要成员有赛福鼎、赛甫拉也夫、伊敏诺夫、安尼瓦尔·汗巴巴,以及陈锡华、罗志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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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3月,民主革命党决定把领导机关迁往伊宁,同时创办了汉文版的《民主报》。他们在《民主报》和三区的报刊上,登载新华社的新闻稿,使三区各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政策,有了一定的了解。

1947年8月,省联合政府破裂。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从迪化回到伊宁继续坚持斗争。苏联方面在得知民主革命党在伊犁的活动后,严厉批评了阿巴索夫,民主革命党中央不得不“自行解散”。

1948年8月1日,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在伊宁成立。阿合买提江被推举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组织委员会主席,原民主革命党成员赛福鼎、艾斯海提、安尼瓦尔·汗巴巴等为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阿巴索夫被排除在组织委员会之外“以示惩戒”,后任新盟新闻情报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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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阿合买提江等人日益增进了对中国共产党、对党的方针政策、对内地革命形势的认识和了解。同时,也把三区革命的前途同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联系了起来。

1949年4月8日,阿合买提江在引用了毛泽东《论联合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关于少数民族政策的内容以后指出:中国共产党认为,国民党推行的民族政策是错误的,主张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因此,三区人民应对目前反对国民党的民主战争所导致的国共两党和平谈判予以高度关注。国共两党和平谈判的结果必然会影响到新疆今后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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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阿巴索夫在新盟中央召开的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在引用了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关于民族政策的论述后说:

“我们在民族解放斗争中没有顾及统治民族中有被统治与被压迫人民,因而未分清统治民族内的压迫者与被压迫者,所以产生了一种将国民党反动派与整个汉族看成一体的错误,以至到现在少数不良分子还对汉族采取敌视的态度,甚至强占汉人的财产,拒还债务,以至威胁生命,不顾汉族在法律上的权利。”

“事实证明,我们的民族解放运动不仅在其特点、方向及其任务方面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一致,而且从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或中国民族问题彻底和正确解决的角度上来看,也是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紧密联结在一起的。”

中国人民进行的解放战争是为了解放中国境内的一切民族。事实上,也唯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才能彻底地、正确地解决中国国内的民族问题,其中包括民族压迫的问题。

最后他总结道:“我们的民族解放运动唯有在中国人民解放运动获得最后胜利时,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新疆的民族问题才能够得到彻底和正确的解决,新疆人民的前途才是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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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的这些正确的认识,为后来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准备了思想条件。1949年1月31日,苏共中央派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到西柏坡,与毛泽东等人会晤。米高扬在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交的报告中说:“我(即米高扬) 确切地告诉毛泽东说,我们不主张新疆各族人民的独立运动,况且我们对新疆没有任何领土野心,我们认为新疆是也应该是在中国的版图之内”。这是在中苏两党高层之间第一次就新疆三区革命交换意见,表明态度。

米高扬回国后,人民解放战争继续胜利发展。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南京国民政府宣告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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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6—8月,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在6月27日的会谈中,斯大林认为:(解放军)不应当拖延占领新疆的时间,因为拖延会引起美国人对新疆事务的干涉,他们可以使穆斯林活跃起来,以继续进行反对共产党的内战。

刘少奇将斯大林的意见电告中共中央后,毛泽东回电:“同意尽快占领新疆并建议代表团具体地解决提供苏联空军支援和空运部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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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苏联得知美国正在策动西北五马撤入新疆,企图在新疆建立所谓“伊斯兰国”的消息后,马上向刘少奇建议:“新疆有三区革命力量与国民党对抗,中共可先派人去联络,再命人民解放军挺进新疆,可提前解放新疆。”

7月25日,刘少奇将毛泽东的回电转交斯大林。电报称:“同意派邓力群去新疆,其任务是在那里建立和北平的无线电联络。” 在通报了我军解放大西北的战况和计划后,说:“如果是这样,我军就有可能在今冬占领迪化。”毛泽东、刘少奇和斯大林之间,就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以及直接和三区建立联系的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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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8月14日,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离回国,代表团政治秘书邓力群以中共中央联络员的身份,带3名工作人员和一部电台从莫斯科经阿拉木图到达伊宁。经苏联驻伊宁领事尼波·阿里斯托夫安排,8月17日,邓力群正式会见了阿合买提江、伊斯哈拜克以及阿巴索夫等人。

三区领导人表示,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在复杂和艰巨的任务中,关心处在偏僻地区的新疆各族人民,并派人来联系,感到兴奋,将提供一切材料,安排各方面负责人向邓力群汇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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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8日,毛泽东以新政协会议筹备会主任的名义,给阿合买提江发出正式邀请信,邀请三区方面派代表参加即将在北平举行的新政治协商会议。信中说: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随着西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新疆的全部解放已为期不远,你们的奋斗即将获得最后的成功。

8月20日, 阿合买提江在复电中热忱地说:我们认为,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同时就是全世界和全新疆人民的胜利,所以我们以最高的热情来向敬爱的毛泽东先生表示致谢,并派代表前往北平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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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阿合买提江等人在乘苏联的飞机飞往北平途中,8月27日在苏联伊尔库茨克地区飞机失事,机上人员全部遇难。

11月22日,毛泽东主席在致新盟中央的唁电中表示了深沉的哀悼后指出:阿合买提江等五位同志,生前为新疆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斗,最后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事业而牺牲,值得全中国人民的永远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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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20日进驻省会迪化,新疆宣告和平解放。1955年10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宣告成立。

总的来说,三区革命在初期,存在着“公开分裂祖国”和“反汉排汉的严重错误,但其本质是“反对盛世才和国民政府对新疆各族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争取民族平等和解放”的革命。随着时间的推移,三区革命的力量,有效配合了我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战争,并最终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配合和支援了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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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解放后,为我党提供了一批少数民族干部,他们在我党的培养和教育下,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为新疆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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