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第一期有3个山东籍的李姓学员——李仙洲、李延年和李玉堂,他们先后晋升为蒋军的兵团司令要职,都是国民党的中将衔著名将领,号称“山东三李”。其中,李玉堂1939年率部在武宁棺材山成功阻击日军,其部被国民党抗战总部授予“泰山军”称号。1939年10月—1942年1月,日军集结兵力,三次进犯长沙,李玉堂率部给予沉重打击,取得抗战史上闻名中外的三次长沙大捷。1951年2月,其在台湾被蒋介石枪决。
蒋介石为什么要处决李玉堂呢?这需要从解放海南岛前后的情况谈起:1949年9-10月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各一部,自江西南部进入广东,并于10月初解放了粤北门户曲江,继续向南进军。此时海南防卫司令部总司令薛岳指挥3个军的兵力负责防守海南岛,此外,还有地方的杂牌部队和保安团队等。
当人民解放军于10月初进军广东北部后,海南防卫总司令薛岳命令21兵团司令官刘安琪派有力部队渡海增援广州,刘安琪遂即命令32军军长赵琳带领一个师以上的兵力渡海援粤。刘本人首先飞赴广州与当地驻军联系海南部队在粤登陆以后如何配合作战的问题。但赵琳对刘安琪的命令阳奉阴违,采取敷衍应付的态度,只派了一个团渡海增援广州,而且行动缓慢,渡海后未及全部登陆,广州即于10月14日解放。该团团长吴仁国在危急情况下把前来指挥登陆的刘安琪拉到舰上,并乘原舰艇返回海南。
蒋军32军向广州增援未遂撤回海南后,薛岳即以“不服从调度,图谋不轨”为由向台湾统帅部控告赵琳,后因“图谋不轨”证据不足,对赵只给予撤职处分。同时刘安琪也以对广州增援不力而被调动工作。在这种情况下,蒋军统帅部于1950年初从台湾调李玉堂到海南岛,委任他为海南防卫司令部副总司令兼任32军军长等职,刘安琪兼任21兵团司令官。李玉堂到海南后一身兼任三个重要军职后,他的夫人陈伯兰和内兄陈石清(中共地下党员)便从香港来到海南,陪同李玉堂共同生活。他们兄妹二人的任务就是策动李玉堂率海南守卫部队起义,以达到和平解放海南的目的。李玉堂从兖州失败后亲眼看到国民党集团已众叛亲离,败局已定,再跟国民党干下去将是死路一条,于是,他就接受了率部起义的意见,但要求和共产党的高级负责人协商起义的条件。陈石清等根据李玉堂的要求,请李写了亲笔密信,派夫人渡海送交广州人民解放军最高司令部。
1950年三四月间,第四野战军在完成了对海南的进攻准备之后,东线登陆部队于4月上旬首先从该岛东部海港——塔市(琼山县境)登陆,在占领了琼山县重镇大陵坡后,直接向腹地安定县挺进,以便切断国民党守军的退路,再配合在岛西临高县登陆的西线登陆部队,围歼防守海南北部的国民党守军主力。在解放军登陆后和向南挺进的过程中,除在安定县东北与守敌131旅发生过局部战斗外,均未遭遇到有组织的抵抗。防守海南的蒋军3个主力军,在解放军东西两线登陆成功后,因军心涣散,士无斗志,未与解放军接触即先行逃跑,仓惶向海南南部撤退。在这种情况下,本该是李玉堂动员部队起义、下达起义命令、率部起义的良好时机,但因当时战事紧急,交通受阻,解放军驻广州最高统帅叶剑英亲笔批示“李玉堂火速起义”的密文他未能接到,一直未下决心发动部队起义。此外,李玉堂未能起义可能还在于,一方面是对共产党的宽大起义人员的政策抱有怀疑心理;另一方面可能因他到任不久,他所指挥的3个多军,都不是他组建、培养的部队,各级指挥官都没有他的亲信和可靠的人,他发动起义怕遭到下级官兵反对,以致失了良机。
国民党3个多军的守岛部队,在解放大军追赶下,于4月下旬分别从万宁、三亚两地海港,登上军舰仓惶逃往台湾,李玉堂也不得不随部队回台,这样,中国人民解放军于4月末即全部解放了海南岛。李玉堂的32军分批乘舰逃往台湾后,即集中在新竹及其以东地区进行整编。
由于李玉堂的中尉随从副官李刚(李玉堂的内兄陈石清推荐)被逮捕以后,经不起严刑拷打,全部招认了李玉堂的夫人陈伯兰及内兄陈石清从香港到海南岛来的任务是策动李玉堂率部起义,他本人也参与了这项工作。李玉堂在得知李刚被抓的情况后,立即秘密给刚调到高雄要塞工作的内兄陈石清写信,要他赶快逃跑保命。当李玉堂派人向邮筒投送此信时,便被布置在李公馆周围的便衣特务把信截获了。根据李刚的口供和李玉堂的信件,李的内兄陈石清和夫人陈伯兰便同时被捕。蒋介石在获悉这一重大案件的情况后勃然大怒,对李玉堂以“掩护匪谍”罪予以逮捕,并交军法审判。1951年2月5日,蒋介石下令把李玉堂、李刚和陈石清、陈伯兰4人同时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