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年过80岁曾在一封私人信函之中回忆了少女时的旧事。22岁的宋庆龄不辞而别离开上海，去寻找流亡在日本的孙中山，她的父母宋嘉树、倪桂珍看到了宋庆龄留下的信件，舍不得女儿远走受苦，马上乘坐着下一班轮船赶到了日本，想要劝宋庆龄离开。
宋庆龄已经和孙中山在日本友人庄吉家中举行了婚礼，宋嘉树那时正患肝病，千里迢迢赶来已是十分不易，倪桂珍不停哭着请求宋庆龄回家。
图｜少女时代的宋庆龄和她的母亲倪桂珍
宋庆龄曾向斯诺回忆说：“我的父亲到了日本，对孙博士大骂一顿，父亲想要解除婚约，理由是我未征得双亲同意，但他未能如愿，于是就和孙博士绝交，并与我脱离父女关系。”
宋嘉树来到庄吉家门前气势汹汹地大吼：“我要见抢走我女儿的总理！”庄吉夫妇很是担心，想要去劝宋嘉树。孙中山劝阻了他们，自己出去和岳父谈。岂料原本暴怒的宋嘉树在见到孙中山之后，突然“通”得一声给孙中山下跪：“我的不懂规矩的女儿，就托付给你了，请千万多关照。”
宋嘉树和夫人还是离开了。这一辈子，宋庆龄难以忘怀父母最后那失望而不舍的眼神，她始终对父母怀有依恋和愧疚之情。
活着的时候，宋庆龄追随了孙中山先生一生，百年之后，她想要回到父母身边，弥补那些年对父母感情上的伤害。
她对秘书李云说：“孙先生安葬在南京中山陵，他是伟大的革命家，受到人们的瞻仰，我不应该去沾他的光。”
宋庆龄地位崇高，但从未想过对自己的身后事想过什么特殊的安排，中山陵从设计到构建，她没有提出任何建议，不愿中山会因为她有所增改，新中国成立之后，百废待兴，她更不可能以此来花费国家和人民的钱。
将青春和热血全部奉献给革命事业的宋庆龄，放弃了和孙中山合葬。她生病后，对守护在身边的保姆钟兴宝交代，如果她身体出了什么问题，就去上海。她父母的陵墓旁留有6个穴位，本来是希望兄弟姐妹们最后都在一起陪在父母的，只不过现在只有宋庆龄一个人可以达成这个心愿了。
图｜孙中山和宋庆龄夫妇
“在那里，朋友们会比在高耸的紫金山更容易找到。紫金山是只为真正伟大的人物服务的。”宋庆龄在给友人的信中写下了这句话。
相比于南京，宋庆龄对上海更有感情。上海万国公墓的宋氏墓地是她父母的长眠之所，上海也是她出生的城市，有孙中山的故居，是她从事革命活动和居住时间最久的地方。上海是她的故土，她想落叶归根。
宋庆龄生前多次说过这句话：去北京就是去上班，到上海是回家。
1978年12月到1979年2月，宋庆龄回到上海休养，这是宋庆龄最后一次回家。
上海市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李家炽早早开始准备宋庆龄回上海的后勤工作，12月30日，中央派专机将宋庆龄送到了虹桥机场，李家炽和上海市政府秘书长张甦平一同迎接。
元旦节下午，宋庆龄在家中举行了一场小型的聚餐，请市委的领导们一同跨年。在座的同志们都非常高兴见到宋庆龄，其中一位同志站起来举杯敬宋庆龄：“祝夫人健康长寿。”
宋庆龄笑着摇摇头：“我最不喜欢这样，大家这样边吃边谈，交谈多好。”
大家哈哈一笑，都轻松愉快地聊了起来，临别时，宋庆龄还给每一位客人送了一包水果糖。
图｜1980年宋庆龄女士
1月底，宋庆龄将家中珍藏多年的法国葡萄酒拿了出来，让李家炽转送给几位市委领导，也给李家炽留了一瓶。
这些葡萄酒都是多年前宋庆龄的友人赠送给她的，除了酒，宋庆龄也在整理着家中的其他旧物。
宋庆龄的卧室和书房是她的私人空间，除了偶尔来打扫卫生的保姆，宋庆龄规定任何人都不能进入。所以很多家具和物品的归类整理，还是要她亲力亲为，她更不可能让陌生人到自己家中搬弄家具。
宋庆龄一生谨慎，她一直保持着做地下工作时留下来的习惯。回到了上海，宋庆龄的屋子里，无论白天还是夜晚，窗帘都是低垂着的，她的住所只住了几位单身女性，有事情大多是通过写字条来联系。
因为长期战斗生涯的磨难，晚年的宋庆龄的神经非常脆弱，她在给廖梦醒的信中说，自己已经无法忍受任何突如其来的大声音，她会像一只受惊吓的猫一样跳起来，身体都会颤抖。
图｜宋庆龄上海故居客厅
宋庆龄的卧室和书房在二楼，家中除了警卫员和花匠，其他的工作人员都是独身女性。任何男士都不能上二楼，即便是在宋庆龄身边工作多年的警卫员和秘书。
宋庆龄非常依赖保姆李燕娥，李燕娥跟了宋庆龄五十多年，对她十分忠心，了解她的坚持，也明白她的脆弱。为了让宋庆龄在家中得到安全感，李燕娥每天睡得最晚，每天都要检查一遍家中所有的门窗、电灯、煤气和自来水开关。
每次国外寄来包裹，无论寄件人是谁，李燕娥都会先给宋庆龄过目，再拿到自己的房间阳台上去拆包裹，仔细检查之后才会送给宋庆龄。当时总是听说有拆包裹爆炸的新闻，李燕娥生怕宋庆龄遭遇这种危险，几乎每个细节都会站在宋庆龄的生命安全上着想。
图｜1925年，孙中山逝世，宋庆龄站在丈夫的灵柩前
孙中山先生去世之后，宋庆龄已经适应了这种孤独的生活，身边有再多的人，她的心却不是热闹的。
秘书张钰的卧室就在她的对面，宋庆龄找她办事还是用英文写纸条说明，然后插在张钰的门缝之中。张钰给宋庆龄回纸条之时，也是插在她的门缝里面。无论宋庆龄写了什么，张钰都要交还给宋庆龄，宋庆龄都会亲手烧毁。宋庆龄给别人的信件，经常结尾时会写“阅后烧掉”、“扯掉”、“撕掉”等字样。
她并不喜欢和人闲聊，即便是朝夕相处的工作人员。但她从来不是一个冷漠的人，相反，她总是关心着身边同志们。
宋庆龄每月有579.5元的工资，考虑到宋庆龄外事活动比较多，国家每月另外还给他300元的活动费，后来宋庆龄主动将自己的活动费退还给了国家。宋庆龄的工资不低，但她每个月的开销是很大的，有时候还会出现赤字。
宋庆龄和她的姐妹们一样雍容优雅，注重仪表，她认为女性梳妆得体是对客人的尊重和礼貌。其实，宋庆龄是非常朴素的，她出门参加活动经常穿着保姆为她缝制的便装和布鞋。
图｜宋庆龄晚年
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宋庆龄很少做新衣服了，体型变胖了，她也是拿以前的旧衣服和睡衣改一改，旗袍的两边剪开，贴上相同颜色的布条，因为缝纫精细、熨烫整齐，宋庆龄气质卓越，很少有人注意这些衣服是修改过的。
书房的落地灯罩坏了，宋庆龄就用一个布灯罩替代，和孙中山结婚之时买的梳妆镜，镜面两边的水银已经脱落了，只有中间是正常的，宋庆龄还是舍不得换新的，一直用到去世。
宋庆龄在自己身上的花销并不多，但除了日常的开销，她还要承担着两个保姆的工资，曾经在宋庆龄身边工作过的警卫员隋学芳，两个女儿的抚养费用也是宋庆龄拿出来的。身边的工作人员有困难，宋庆龄常常慷慨解囊。
宋庆龄的好友很多，经常性地应酬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些她从来都是坚持自己出钱，有的时候送给外国贵宾的礼物，也是她自己掏钱买的。至于她额外的稿酬收入，绝大部分都捐给了中国妇女和儿童慈善事业。
宋庆龄并不富裕，还时常经济拮据。
经历了数十年战争年代的风风雨雨，上海寓所里的每一件物品都带着历史的印记，保存不易，而宋庆龄的确需要用钱，她挑选好一部分物品准备卖掉。
图｜1917年夏，宋庆龄与家人在上海合影
1月底，宋庆龄卖出了不少用品，包括轮船模型、旧无线电、显像管、翡翠摆件等等。宋庆龄不便出面，还是请来了李家炽代她处理。李家炽联系好旧货商店的人员，再将宋庆龄的物品送到自己的办公楼一楼出售。当时旧货商店的人并不知道这些是谁的物品，李家炽按照宋庆龄的要求也一直没有说。
李家炽在帮助宋庆龄处理这些旧物的同时，也向市领导进行汇报，市委主要领导商讨之后做出批示，宋庆龄的物品之中可能有很重要的文物价值，希望李家炽能够妥善处理。
后来这些物品之中的翡翠摆件由上海市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垫付买下了，放在了机关的仓库之处。宋庆龄不知道，这些旧皮衣有的已经破损了，翡翠摆件也只是仿制的工艺品，按照这些物品的实际价值，一共只卖了2000多元。宋庆龄很无奈：“我以为这些东西能卖到这个价钱的10倍，没想到就这点钱啊！”
宋庆龄的警卫秘书杜述周在得知之后立刻向国务院机关事务局反应了宋庆龄现在的经济情况，组织很重视宋庆龄的生活，决定给宋庆龄生活补助1万元。
1979年1月底，杜述周从北京赶往上海，组织让他顺便将1万块钱带给宋庆龄。宋庆龄的确很需要这笔钱，就收下了。
除了处理这些物品，宋庆龄这次回来还要清理书本、信件、资料。
这些信件宋庆龄全部都要亲自过目，从而判断哪些是有用的，是否要留下还是处理掉。身边的警卫员和秘书不能帮她做决定，只能帮她搬上搬下，处理这些细碎的文字资料，宋庆龄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查找时她需要到处走动，全部完成之后她的脚背都肿了，整个人腰酸背痛。
身体上的疲惫还可以克服，而这些信件的主人很多已经过世了，睹物思人，宋庆龄数次落泪，精神上也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
宋庆龄此次来上海，确实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她慢慢梳理着自己的一生，和过去的一切断舍离。
宋庆龄特意找摄影师给寓所拍了照片，不仅仅是院子和房子，客厅、餐厅、书房等等每一个房间都拍了全景照。她将照片带回了北京，想家的时候，能常常拿出来看看。
回到北京之后，宋庆龄继续忙于各种会面和活动之中。白血病和皮肤病一直在折磨着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人家，因为荨麻疹严重，眼睛开始浮肿，她甚至没有办法陪同客人们在花园之中散步。
图｜1980年4月，宋庆龄会见来我国访问的美国报界妇女俱乐部访华团
自己的身体情况每况愈下，宋庆龄的保姆李燕娥的病情也恶化了。李燕娥从16岁就跟在宋庆龄的身边，比宋庆龄小20岁，陪伴着宋庆龄53年。
宋庆龄立刻派人将李燕娥接到了北京，安排住在301医院，请协和医院、北京医院的专家会诊。手术之后，宋庆龄又把李燕娥接到了北京的后海寓所疗养，奈何李燕娥的癌症已经到了晚期，即便用了最好的药，还是先宋庆龄一步离开了人世。
李燕娥去世之后，极度悲痛和疲惫的宋庆龄亲自写信给杜述周，明确表示要李燕娥的骨灰埋葬在宋家墓地里，要为她立碑。
上海市有关领导将李燕娥的墓穴的安排绘制成图样送给宋庆龄审阅，宋庆龄表示满意之后，李燕娥的骨灰才送到上海安葬。
在与李燕娥最后告别之时，宋庆龄俯下身子把脸贴在骨灰盒上亲吻着，无比不舍。
李燕娥的葬礼完成之后，宋庆龄对自己的身后事也做出了明确的交代，她以后也葬在宋家墓地，靠近李燕娥，也陪在父母身边。
图｜宋庆龄和李燕娥
宋庆龄自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就追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步伐，为支持共产党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建国之后，为新中国的建设付出了心血。宋庆龄生前曾经多次申请加入共产党，党中央一直将她视为队伍之中的重要一员，但考虑到她留在党外的意义和作用更大，故而没有正式为她办理入党手续。
李燕娥病逝之后，宋庆龄受到了非常大的打击，1981年5月14日晚，宋庆龄的病情突然加重，多次出现发热、心跳加快、呼吸困难的状况。
中央对宋庆龄的病情非常关注，专门派了全国著名的专家组成医疗小组，希望能够从一定程度上缓解宋庆龄的病痛，延长她的生命。但宋庆龄毕竟已经88岁了，意外随时都可能发生。
宋庆龄的意愿是葬在上海，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冯文彬找到来北京开会李家炽，希望上海方面能够尽早做好宋庆龄后事的准备工作。宋庆龄是国家副主席，她的葬礼一定要严格按照国葬的规格。
王光美听闻宋庆龄病重赶忙去医院探望，宋庆龄时而清醒时而模糊，几乎已经不能说话了。王光美见了心中十分难过，想要为这位可敬的大姐再做些什么。她想起了1957年宋庆龄要求入党的事情，立刻驱车赶到中南海见了胡耀邦同志，询问是否可以在宋庆龄尚且有意识的时候赶紧安排她入党。
胡耀邦点头同意，请王光美再询问宋庆龄的意见。
图｜1981年5月20日上午，李家炽（右一）与沈粹缜看望病危的宋庆龄
5月15日，王光美再次来到了宋庆龄的住处，此时她的体温已经有所下降，神智也略微清醒了，她一下子认出了王光美。这是她们之间的最后一次谈心，王光美询问宋庆龄现在是否还有入党的想法。
宋庆龄点了点头，王光美又询问了三次，宋庆龄明确表示了肯定。王光美在宋庆龄家中给胡耀邦打了电话，胡耀邦回答道“好，这件事你就办到这儿，接下来的事我们来办。”
过了一会，邓颖超和彭真也来探望宋庆龄，他们告诉宋庆龄：“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你长期以来的宿愿，党正在考虑您的入党请求。”宋庆龄面带微笑，连说了两次“好”。虽然声音很微弱，但十分清晰。
下午3点，邓小平同志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会上一致决定接受宋庆龄同志的入党要求，并建议人大常委会任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
下午6点，会议刚刚结束，中央组织部部长宋任穷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驱车前往宋庆龄的寓所，将这一喜讯告诉了宋庆龄。
宋庆龄听到消息之后，眼中含着热泪，对同志们点了点头。
5月16日上午，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去探望宋庆龄，祝贺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宋庆龄眼中泪光闪烁，她已经无力用语言表达出心中的激动和欣慰。
5月29日凌晨，宋庆龄的病情开始急转而下，抢救工作进行了20个小时，5月29日晚上8点，宋庆龄静静闭上了眼睛。
6月4日上午9点55分，宋庆龄的国葬在上海隆重举行，邓颖超、乌兰夫、廖承志等中央领导人出席了葬礼。
图｜宋庆龄与周恩来
在长期的合作过程之中，宋庆龄和周恩来夫妇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周恩来确诊癌症之后，宋庆龄一直非常关切。听说鸽子蛋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宋庆龄把家里鸽子下的蛋一个个积攒起来，派人给周恩来送过去。有一次工作人员在她住处附近的池塘里打上来一条23斤半重的胖头鱼，宋庆龄马上让人送给病重的周恩来。
1976年1月，周恩来与世长辞，宋庆龄一个人默默流泪。
邓颖超和宋庆龄的感情也很深厚，从1924年第一次见面，一直到1981年，两人交往50多年，长达半个世纪。邓颖超曾经称颂宋庆龄是“人中之杰，女中之杰。”。今天，邓颖超怀着悲痛而沉重的心情，来送一送这位同志、挚友。
这一天的上海骄阳似火，来参加葬礼的各界代表早早在是万国公墓前等候着，其中有不少老人和少年儿童代表。
图｜1980年，邓小平、邓颖超、宋庆龄在政协举行的元旦茶话会上
邓颖超等中央领导人从北京乘坐专机抵达虹桥机场，再由虹桥机场来到了万国公墓之时已经是上午9点半了。
邓颖超见大家都在烈日下安静地等待着，连忙对李家炽说：“现场太热了，学生们已经等了很久了，不要等到十点钟，立即就开始吧，早一分钟开始也好。”就这样，宋庆龄的葬礼实际上比预定的时间提前了5分钟，因此当天全国报道宋庆龄葬礼的消息都只写了上午举行，并没有写具体时间。
宋庆龄没有子女，治丧办公室派了6名武警战士，一名武警战士手捧着宋庆龄的遗像，另一位武警战士手捧着宋庆龄的骨灰盒，其他四名则站立在两边。
图｜6月3日，宋庆龄同志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邓小平致悼词
宋庆龄逝世之后，被上海市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收藏的那些翡翠摆件都被送到了宋庆龄故居。宋庆龄将留下的钱财都赠予给他人，总额加起来不到两三万块钱，受赠者大多是宋庆龄身边的工作人员，只有她母亲留下的黄金饰品她想保留下来作为纪念。
李家炽在北京整理宋庆龄的遗物之时，惊讶地发现此前组织补贴她的一万元现金一分钱都没有动过，还是留着还给了组织。
提到宋庆龄，我们脑海之中的印象都是端庄而沉稳的，她总是微笑着，从容淡定地与党内同志和各方宾客谈笑风生。而在她自己的世界里，她不愿吐露心声，活得小心谨慎，不愿打开窗户，送走一位又一位家人和同志，在人生的最后一段岁月里告别了生命之中陪伴自己最久的人。她是多少孩子心中的“宋妈妈”，给多少人带来温暖的阳光，谁又曾想到，在这背后，是一位孤独多病、在回忆之中不断挣扎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