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被杀是在光绪二十四年,即1898年。这时的湖广总督是张之洞,这是张之洞第二次出任此职。
光绪十五年(1889年),张之洞由署理两广总督调补湖广总督,直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又调任署理两江总督。这时,湖广总督一职就由谭嗣同的父亲、湖北巡抚谭继洵代为署理,直到1896年张之洞再度出任湖广总督。
张之洞二度任职湖广总督的任期是1896年至1902年。所以说谭嗣同在1898年被杀时,就任湖广总督的是张之洞,谭嗣同的父亲当时是湖北巡抚。
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曾是张之洞非常欣赏的幕僚。杨锐于1898年9月24日被捕后,张之洞曾出面积极营救杨锐,甚至直接致电荣禄,为杨锐作保。怎奈慈禧对变法派痛恨至极,杨锐被捕4天后,就被斩杀于菜市口。张之洞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
而与杨锐一同被问斩的谭嗣同,他的父亲谭继洵位居湖北巡抚,虽然他的影响力不及张之洞,但也是一方大员。为何他对自己的亲子谭嗣同却没有进行营救呢?
谭继洵进士出身,在光绪三年(1877年)由陕西巡抚谭钟麟举荐于左宗棠,出任甘肃巩秦阶道道台。在这一年,出生于北京的谭嗣同首次随父回到故乡浏阳,当时的谭嗣同只有12岁。
在浏阳,谭嗣同与同乡唐才常拜师欧阳中鹄,读书习剑,指点江山,立志报国。两人志趣相投,成为密友。唐才常后来也成为维新派的领袖,与谭嗣同并称“浏阳双杰”。
光绪八年(1882年),谭嗣同离开浏阳,来到父亲就任的甘肃,在父亲的官衙内由父亲亲自督导学业。
此后,谭嗣同多次游历,足迹遍布各地。游历期间的艰辛,也使谭嗣同历练出了豪迈、坚韧不拔的性情。
在甲午海战战败后,立志报国救民的谭嗣同与唐才常在湖南长沙建社办报,宣传变法。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上谕《定国是诏》,决心维新变法。由维新派领袖、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推荐,谭嗣同于同年9月被光绪帝征召入京,授与四品军机章京,参与维新。
维新派变法活动遭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强烈抵制。慈禧太后首先撤掉了光绪的老师翁同龢的职务,并把翁同龢赶出了京城。接着又要求光绪帝下令升赏的二品以上官员须向太后谢恩,实际上这招是牵掣光绪帝任用维派新担任要职。
慈禧太后还要求光绪帝任命自己的亲信荣禄出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将军权牢牢握在手中。
1898年9月,荣禄命聂士成的部队驻扎天津,董福祥部队驻扎长辛店。
因为当年10月慈禧将与光绪帝赴天津阅兵。对于荣禄的调兵遣将,外界盛传慈禧意欲借天津阅兵之际废掉光绪帝。
于是9月18日,光绪帝密诏康有为救驾。维新人士将希望寄于荣禄的部下袁世凯。
维新人士决定铤而走险,杀死荣禄,控制在颐和园居住的慈禧太后。
9月18日当夜,谭嗣同就夜访居住于法华寺中的袁世凯,告知其实施“围园劫太后”的计划。袁世凯答应了谭嗣同的要求。
但袁世凯随后立即向荣禄进行了告密,这直接导致了慈禧太后在9月21日宣布训政后,囚禁光绪帝于瀛台,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在9月28日遇害。
谭嗣同是9月24日在浏阳会馆被捕的。在谭嗣同被捕后,他的父亲、湖北巡抚谭继洵并未对其进行营救。究其原因,谭继洵对儿子谭嗣同必死的结局应该是早有预料的,如果不计后果地进行营救,不但于事无补,甚至无异于飞蛾扑火,祸及家族。
谭继洵本身就是一个守旧派,与儿子谭嗣同政见不同。据翁同龢在日记里记载,他初见谭继洵时,谭继洵给他留下的印象就是拘谨守礼。
事实上,谭继洵处事谨小慎微,拘泥旧法,与上司湖广总督张之洞为政也多有不和。张之洞在施政上力主变革,谭继洵却因循守旧,政见多与张之洞不一。而维新派的杨深秀甚至在1898年9月12日上书光绪帝,弹劾谭继洵“守旧迂拘”。
当然,父子情深,政见不同并不是谭继洵不营救儿子的原因。
依照清朝律例,谭嗣同等人筹划的围园劫后行动,应属谋反之罪,罪当诛族。而谭嗣同夜访袁世凯,是维新派中的最为激进者。可以说慈禧太后对谭嗣同的忌恨甚于康、梁,慈禧太后必欲除之而后快。
此时,谭继洵若不明智保身,四处活动营救谭嗣同,不但于事无补,反而火上浇油,更加触怒慈禧。
事实上,因为谭继洵属守旧派,与谭嗣同政见不同,在谭嗣同被害后,慈禧太后对谭继洵从轻发落,只是将其革职回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