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年，对于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来说，只是沧海一粟，但对于一个人或是一个家庭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有这么一位国民党将领，1948年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后，进入战犯管理所，拒绝被改造。在被特赦的国民党战犯中，他是第七批获赦人员，也是最后一批。至此，他在监狱里生活了27年，同时妻子也在外面等了他27年。
这位倔强又被妻子深爱的将军就是黄维，被俘虏时任十二兵团司令。
图 | 黄维
一
毕业于黄埔一期和陆军大学九期的黄维，前半生履历可谓光鲜靓丽，20岁当团长，24岁任旅长，27岁当师长，34岁当军长，44岁任兵团司令。
他深受蒋介石器重，1937年曾被派往德国军事学校学习，后因抗战爆发，被紧急召回国。抗战期间，参加过著名的淞沪会战，武汉会战，还被派往滇越边境抗击日军。
其中淞沪会战中的罗店之战是黄维的成名之战。黄维时任18军第67师师长，战斗打得异常惨烈，苦战一星期，师部除了一个电报员，全都上前线了，最后活着的人连一个团的编制都凑不够。
当时的报纸大力颂扬黄维的忠勇，但是也有人说他教条主义，是书呆子，固执己见。因为他是教书先生出身，在指挥打仗时，总喜欢依据书本上条条框框来，兵法书是他的圣经，特别是儒家的“忠臣良将，忠孝节义”更是被他奉为经典。关于这一点，在他后期监狱改造过程中更能体现出来。
1948年12月淮海战役被俘时，黄维连自己的姓名都不愿承认，当被识破身份，解放军要他认罪时，他强硬地说：“我无罪可认，我最大的错误就是打了败仗。”
刚进入功德林监狱不久，黄维就表现得格格不入。
功德林监狱有一段时间，为了防止有人思想波动发生极端事件，晚上不关灯。对此，大部分人都表示理解，前期大家情绪不稳定是要过渡一下。
但是，黄维就不干了，他义愤填膺地指着管理员的鼻子骂“灭绝人性，丧尽天良”。
还有他和邱行湘——这位曾经的部属，在功德林监狱第一次见面时，邱行湘激动得全身每根汗毛都在颤抖，但是黄维却冷静得如冰川，连胡须都没有颤抖一下。而且后来，邱行湘每次与他寒暄，他一次都不接招。
功德林里把战犯们编组学习，在一次小组学习会上，黄维发言：“我要坚持文天祥的民族气节，决不向自己的敌人投降。”此言一出，招致众人抗议。
文强——这位淮海战役时徐州“剿总”副总参谋长，当即就反驳他：“我是文天祥的二十三代后裔。先祖的民族气节，说的是对祖国的忠诚，而不是对主子的追随。当过国民党新制军官学校校长兼十二兵团司令的人，如果连这个常识都搞不明白的话，那么请你闭嘴。”
这以后，黄维确实沉默了很久。
黄维被俘时，虽然年仅44岁，却因为常年的军旅生涯，身患肺结核、淋巴结核等多种疾病。进入功德林不久，他就因患腹膜结核在病床上躺了四年。他每天享用着一斤牛奶，两个鸡蛋和小灶病饭。每当大小便时，被他骂作“灭绝人性”的管理员过来抱他时，他就身子一挺，一扭，直到掉到地上为止。
疼，又算得什么，比起身体的痛苦，心灵的痛苦才更折磨他。
其实，不止黄维，功德林监狱不少战犯患有多种疾病，管理人员都尽心尽力为他们诊治，力争减轻他们身体上的病痛，同时也有利于他们的思想改造。
就如杜聿明——徐州“剿总”中将副司令，他刚到功德林时就身患四种疾病，和黄维一样，他也患有结核病——肺结核和肾结核。
当时医治结核病的特效药链霉素，中国不能生产，由于西方英美的链霉素对中国禁运，为了救治这些战犯的生命，政府特地派人到澳门、香港等地，高价买回这些特效药。
杜聿明刚开始被俘时，曾经抱着“杀身成仁”的想法，几次想自杀，都被救了回来。经过几年的精心治疗，杜聿明的病基本痊愈，思想也转变过来了。他百感交集拉着管教干部的手说：“没有你们为我治病，我早完了。共产党是我再生父母，毛主席是我救命恩人啊！”
但是杜聿明有感而发的肺腑之言，在黄维身上似乎看不到。四年的卧床养病经历并没有改变他什么，他还是那个固执的黄维，没人能动摇他坚若磐石的意志。
功德林管理处曾组织在押战犯外出参观祖国各地。出发前监狱管理处给每个人发了崭新的蓝色制服。
但是出发时，黄维却依旧穿着旧的黑色囚服，在一群蓝色制服队伍里很扎眼。管理员问他为什么还穿着旧衣服，他理直气壮：“为什么不能穿？要说是丢脸面，丢的又不是我的脸面。”
就这样，黄维穿着与众不同的黑色囚服，游览了长春、武汉、上海、杭州等地，见识了新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些对他有触动吗？当时是没看到给他带来什么改变。
但是，几年以后，黄维转移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时，他与管理员老江曾有过一次交谈。他说：
“老实说，对我思想触动最大的，是政府组织我们到各地的几次参观。旧社会不讲生产，不搞建设……共产党掌权以后，虽然也有内部斗争，但是头等大事就是老百姓的穿衣吃饭，是发展国民经济而非发展官僚经济，由此发生的巨变我们是有目共睹，我一个人也不可能睁眼说瞎话呀！
二
养好身体的黄维，又恢复了他的将军风范，他常常背着双手，表情严肃，在走廊里来回踱步，可持续两个小时，也不跟人搭话。
除了踱步外，教书先生出身的黄维另一大爱好是看书，而且一坐就是三个小时，动与静就这样同时在他身上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
身体恢复健康的黄维是不甘于在功德林碌碌无为的。对于那些在功德林监狱积极改造，表现卖力的战友们，他是不屑于与他们为伍。他斥责他们“天生奴才，出卖灵魂”。
虽说“败军之将不可言勇”，但黄维是不肯轻易屈服的一个人，他要挑战命运的不公。
终于，天天踱步看书思考人生的黄维找到了自己的兴趣点，发明“永动机”。为了使自己这些研究能名垂青史，他特地命名为“黄维永动机”。
他的这项想法一旦付诸行动，那是谁也阻挡不了的。深知他秉性的功德林的管理员们，为了配合他搞清楚这个史无前例的课题，特地查阅了大量资料。
最后，一位管理员给黄维说，根据资料所写，由能量转化和守恒定律推断，永动机是不可能实现的，并且1775年，法国科学院也宣布，不再接受审查关于永动机的发明。
黄维却大发雷霆：“中国四大发明问世之前，恐怕只有死人才不提出异议。”
为了能全身心地投入永动机的研究，黄维把留着多年的一尺五寸长的胡须也剃光了，因为他发现他原本引以为傲的胡须已成了他科研事业上的绊脚石，严重影响他的思路，分散他的精力。
黄维痴迷于发明永动机的执拗，让功德林里其他人议论纷纷，有人说他自知逃不过惩罚，想以永动机为自己寻找出路；有人说他违反自然科学，不务正业，逃避改造……
图 | 黄维与友人
黄维是孤立的，但是他对其他人的议论置若罔闻，他用冷淡来抗拒众人的批评。他觉得不屑于和这些凡夫俗子们解释，多说一句话都会浪费他的时间和精力。
监狱管理处的干部们虽然不认同永动机，但是出于对于黄维个人的尊重，公开支持他，配合他采购所需书籍和零部件，还派了酷爱机械的杜聿明来做他助手。
尽管杜聿明也不认同永动机的原理，但还是郑重地接受这个任务，他笑眯眯地来到黄维面前，谁料，黄维大手一挥：“不要，不要，你们都不懂。”
黄维是自信的，也是自负的，他不愿意相信别人，在他自己构筑的世界里，他就是国王，一言九鼎。
一个跌落低谷的失意男人，势必要另辟蹊径，为自己重新开辟一条征程，这条征途纵然千难万险，他也要义无反顾走下去。
1956年，前国民党高级将领张治中，程潜等人到功德林监狱看望这些国民党战犯时，黄维把他潜心研究的永动机的说明书交给张治中，拜托他转交给中国科学院鉴定。
一个月后，黄维收到了张治中的信，经过中国科学院鉴定，永动机的制作原理违背能量转化和守恒定律，因此是不可能实现的。
但是黄维却不愿就此认输，他觉得“黄维永动机”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自己不够努力，所以，他更要付出百倍千倍的努力。
他相信自己会有重新崛起的那一天。
黄维就像走向战场的战士一样，神挡杀神，佛挡杀佛，没有谁能阻挡得了他钢铁般的意志，即使是深爱的妻子也不例外。
三
黄维的妻子蔡若曙，1948年夏天和丈夫分开时已怀有九个月身孕。半年后，蔡若曙得知消息说，黄维在淮海战役中牺牲。悲痛欲绝的她无奈带着襁褓中的小女儿和其他三个孩子到了台湾。
1950年，蔡若曙获悉黄维还活着，就带着四个孩子绕道香港又回到大陆，经政府协调安排，在上海一家图书馆工作。
蔡若曙就是靠着这份图书馆工作，艰难维持一家人生活。为了能每年去北京探望丈夫，她省吃俭用，节衣缩食省下路费。
当见到日思夜想的丈夫时，蔡若曙忍不住向丈夫倾诉生活的不易，劝丈夫好好改造，早日回归家庭。谁知，招致了黄维的一顿臭骂：“你吃了几碗干饭我不知道？你还要来教育我，你装什么进步。”
蔡若曙有几次都是流着泪走的。
在听说丈夫一心要发明永动机后，蔡若曙花了一年的时间，问遍了所有认识的人，终于证实永动机是实现不了的。可是，当她风尘仆仆地赶到北京功德林，把这个消息告诉丈夫时，又找来一顿骂：“你懂个屁！你给我滚！”
蔡若曙又一次流着眼泪走了。
一个女人不仅要独自撑起一个家，还要为狱中的丈夫担惊受怕，其中的辛酸可想而知。但是蔡若曙又是很有修养的大家闺秀，心中的苦闷又不愿在外人面前表露出来，一切的不如意她都深埋心底。
她渴盼着丈夫被释放的那一天。
图 | 蔡若曙抱着女儿
据黄维的小女儿黄惠南回忆说，1959年的一天，上海有关部门通知她们一家，让她们注意收听广播，准备迎接爸爸回家。
一家人欣喜若狂，就天天听广播，盼着父亲回家。
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第一批特赦令，功德林监狱里杜聿明等10人获释，但是没有黄维的名字。
这件事，黄维后来在《功德林改造纪实》一文里这样写道：
“后来，我才知道，我的名字是上了特赦名单的，并且已经通知了我在清华大学教书的大女儿黄敏南来接我出去。可是，这件事被战犯管理所给顶住了，他们说我没有改造好，不符合“确有改恶从善表现”的条件，如果我特赦的话，别的战犯肯定不服。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那时不放我出去是对的。”
黄维似乎对没有被特赦表现得波澜不惊。但是，他不知道这个结果，对于朝思暮想的妻子却是天塌地陷。
蔡若曙的神经长期处于紧绷状态，身为战犯家属的她一直过得小心翼翼，唯一的希望就是丈夫早日获赦。
但是，没想到巨大的希望顷刻间化为泡影，11年的等待换来一场空。那时，她也没想到以后还有机会被特赦。
蔡若曙绝望了。她要告别这个毫无希望的人生，遂服用安眠药自杀，幸好被同事及时发现送往医院，避免了一场悲剧。
但是从此以后，蔡若曙的精神就开始出现问题，她逐渐出现幻听、失眠等症状。也许，现实太残忍了，只有在那个虚幻的世界里，她的心灵才能得到些许慰藉。
幸运的是，当时蔡若曙和孩子们同妹妹和妹夫一起生活，从而在生活上能得到妹妹一家的照顾。
但是功德林里依旧痴迷于永动机的黄维，对于家里的这一切丝毫不知情。
曾经当过黄维部下的邱行湘是第一批获赦人员，他在被释放后，特地又回功德林看望昔日的长官黄维，劝他：“不要抱住过去的东西不放，不要抱住永动机不放”。
谁料黄维指着邱行湘鼻子大声吼道：“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这以后，政府又特赦了一批又一批特赦人员，但是都没有黄维。
宋瑞珂是原第66师师长，他是第二批被特赦人员。为了报答昔日长官黄维的栽培之恩，他在离开功德林后，坚持每隔七天给黄维写一封信。为了避免直接说教触怒黄维，他在每篇信里都谈永动机，违心地赞扬永动机的合理性，然后再迂回劝黄维多为家庭多考虑。
但是，宋瑞珂的苦口婆心却没换来半点音信。黄维一直待在功德林的永动机实验室里，画图纸，查资料，在车床上生产零部件，忙得连回信的时间都没有。
后来，黄维从功德林监狱转到秦城监狱，又转至抚顺战犯管理所，他的图纸和设备也一路跟随他一起转移。虽然多年来，永动机的研究没有什么进展，然而黄维做发明家的热情却一直没有消退。
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对全体战犯的最后一批特赦令，黄维排在名单最前面。这年，黄维71岁，他已在监狱里生活了27年。
等到黄维代表特赦人员发言时，他竟然激动起来，又提到永动机：
“过去大家对我发明永动机微词甚多，好听一点的说我是幻想家，难听一点的说我是神经病，其实呢，正是我考虑到三年内战，妨碍了国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我才要搞科学实验，发明一种举世无双的机器，把三年的损失夺回来，以补偿罪孽之万一。这有什么不好呀！”
永动机是他的理想。即使获赦后被安排到全国政协做文史专员，每月有二百元的工资，全家人也都搬到北京定居，生活无忧，但他还是觉得只有永动机才能体现自己的价值。而对于苦等27年的妻子和家庭，他却显得有些迟钝。
就连当时政府分配给他一套宽敞的房子，他也拒绝了，说房子太贵，他要节约每一分钱，用于永动机试验。
图 | 黄维和家人在一起
出身大家的蔡若曙相貌出众，1948年和丈夫分离时，才三十来岁，韶华正盛，27年的沧桑已把一位风华绝代的少妇磨砺成一位白发婆娑的老妇。
黄维获赦后，蔡若曙本以为否极泰来，全家人就此安享天伦之乐，谁知丈夫却依旧活在另一个世界里，每天废寝忘食地琢磨他的永动机，对身边人视若无物。
她多想和他聊聊这些年的相思，孩子们的工作、婚恋和生活……但往往得不到丈夫什么回应，他忙着看图纸，画图，研究他那些零部件。
常年的焦虑使蔡若曙极度缺乏安全感，她很怕丈夫又出什么差错，每天丈夫下班晚一点回来，她就很紧张，这么多年，她的精神一直不稳定，靠药物在维持。
据黄维小女儿黄慧南回忆说：“父亲刚出来时，曾经很得意，母亲能等他这么多年”。比黄维更早或同期获赦的人里，有不少都是妻离子散，有的离婚了，有的早已另嫁他人，鲜有能像蔡若曙这么痴情等27年的。
但是这个他为之自豪的妻子，却没有得到他应有的重视。他最爱的还是他的永动机。也可能，他已习惯了被人关心，被人等候，不知如何去体恤他人。
蔡若曙把感情全都倾注到丈夫身上，但是丈夫又执着于永动机身上，这样两个深怀各自执念的人，注定无法走进对方的世界。
1976年春天，蔡若曙独自出了家门，走到护城河边跳了下去。也许，她挣扎得太累太累，不想再走下去了。
27年的渴盼和守候，一年的团聚，最后竟换来如此惨烈的方式诀别！
黄维得知妻子投河后，不会游泳的他竟不顾一切跳下河试图去营救。后来，他被人救上岸后，大病了一场。
妻子的离世使黄维消沉了一段时间，但并没有使他放弃发明永动机的念头。后来，他觉得永动机的名声不好，就改为“重力发动机”。
支持他的人越来越少，就连对他表示精神支持的人也在批评他“做梦”。
也许到后来，他也明白永动机是遥不可及的梦，但是秉性倔强的他怎么会甘于低头认输呢！这条路，他是不会回头了！
1989年3月20日，黄维因心脏病突发，在北京逝世，终年8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