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陪同毛主席出席观礼仪式的六百余人中，就有被国民党视为 “中兴功臣” 的傅作义。
后来毛主席在与傅作义一起游天坛时说，“你是北京的大功臣，应该奖你一枚天坛一样大的奖章。”
傅作义戎装照
傅作义，字宜生，1895年6月27日出生于山西省运城市荣河县安昌村。其父在黄河边靠摆渡挣运输费，逢水浅时，靠背客登岸，挣些脚力钱，维持生计。傅作义在家境并不富裕的情况下勤奋学习，在当地小学堂读书，后去太原上陆军小学，为响应武昌起义参加了太原反清起义，任学生军排长。民国成立后被保送至北京清河陆军中学，后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军校。毕业后逐级升职，成为获陆军二级上将军衔的名将。在北伐中他因坚守涿州而名震中外。在抗战初期百灵庙战役旗开得胜，中共中央电贺称其为“中国人民抗日的先声”。五原大捷收复失地，威震敌胆，战功卓著，获“青天白日勋章”。1949年傅作义率部起义，北平和平解放，并促成绥远和平解放。毛泽东高度评价傅作义：“和平解放北平，宜生功劳很大，人民永远不会忘掉你。”周恩来称赞傅作义“为人民立了大功”。1949年1月，傅作义将军起义参加革命后曾任绥远省军政委员会主席。新中国建立后，傅作义首任水利部长，到逝世前一年恳辞批准，一直工作了23年。
“我已过了38岁，为抗日死而无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9月28日，傅作义与宋哲元等50余名北方将领联名通电，“呼吁全国各方团结一致，同舟共济，群策群力，共同奋斗”。
抗战期间的傅作义
1933年1月3日，日军侵占山海关，揭开长城抗战的序幕。1月5日，傅作义分电阎锡山、张学良、蒋介石请缨抗日。15日，以绥远省主席名义发表《告全省民众书》，号召全省同胞“奋起救国御侮”。25日，奉命率部由绥远出师东进，开赴抗日前线。2月上旬，傅部在张家口编组为第7军团，傅作义任总指挥，35军的番号暂改为59军。5月22日，以第8师团西义一部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傅部阵地进攻。傅作义亲临指挥，全体官兵抱定有我无敌，有敌无我的牺牲精神，英勇抵抗。然而，正当傅军痛击顽敌，英勇苦战时，23日晚黄郛在北平接受日方的停战条件。何应钦随即令傅部停止战斗，撤出阵地。傅作义接到停战撤退命令，无比愤慨，质问说：“怎么抗日还有罪？”坚持“只有日方先撤，我们才能撤，否则我们决不后撤。”经交涉双方同时后撤，傅才忿然下令撤兵。长城抗战的最后一战，就这样宣告结束。该战役击毙日军246名，中国官兵阵亡367人，伤484人。傅作义对阵亡官兵极感悲痛，后来特地派人将殉国官兵的遗骸护运回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安葬在大青山下，建立纪念碑，并将烈士名字刻于碑上，以寄哀念。
傅作义
1936年4月，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公然窜到归绥，活动傅作义主持华北亲日政权。面对日军在绥远的侵略、诱降活动和德王分裂祖国、叛国投敌的行径，傅作义怒不可遏。是年10月，傅到洛阳见蒋介石，坚决要求反击日军和蒙奸，以伸张民族正义。蒋介石要傅以忍让为主，非不得已时，不可轻易对日作战。当得知德王在日军指挥下，准备分三路大举进犯绥远的消息后，傅认为到了“不得已时”，11月8日晚秘密召开营以上军官会议，进行军事部署。会上，傅对大家说：“日寇占我察北，又犯我绥东、绥远，是我全军将士的耻辱。爱国军人守土有责，我们一定要打！”“岳武穆38岁壮烈殉国，我已过了38岁，为抗日死而无怨。”
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和晋绥军骑兵司令赵承绶在归绥
11月15日清晨6时许，日本驻蒙古军政府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指挥5000余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三路向红格尔图发起猛攻。傅作义亲临集宁前线指挥，命令部队星夜奔袭，出敌不意，抄袭敌后。日伪军猝不及防，至18日上午7时许，全线溃退。红格尔图战斗以我全胜告捷。此役挫败了日军西侵绥远的阴谋，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写下绥远抗战的光辉一页。
1936年10月25日，毛泽东致傅作义的信。
傅作义在抗战时响亮地喊出“宁作战死鬼，不作亡国奴”，对日作战连战连捷，使日军长期不敢西犯。蒋介石特设“青天白日勋章”，第一枚给了自己，第二枚就授予了傅作义。
1948年末，蒋介石与傅作义于北平合影。
“化干戈为玉帛” 和平解放北平
1948年11月，中共早期党员、曾任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农工民主党前身）中央常委、组织委员会书记的彭泽湘，受民革主席李济深，北平首任市长何其巩、余心清委托，专程从香港再赴北平，对傅作义展开工作，希望争取傅起义，和平交出北平政权。
1948年11月29日，华北野战军杨成武兵团迅速包围张家口。傅作义为保住西撤的通道，令35军三个师增援张家口。12月上旬，傅发觉东北野战军入关，急调天津附近的八个师到北平附近布防。令35军从张家口突围回防北平。35军突围后，即被华北野战军包围在新保安。至此，傅部西撤道路被完全切断。
1948年11月，傅作义在北平。
彭泽湘抓紧将中共中央赞成和谈的信息迅速转告傅作义，并进一步通过傅的长女、地下共产党员傅冬菊等做傅的工作，随时注意和关心他的思想变化；同时发动进步人士开展了和平解放北平运动。不久，傅即派出他的正式代表崔载之携电台赴解放区与中共有关方面谈判。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争取和各方面的推动下，傅作义终于下定决心，准备迈出和平起义的关键一步。
解放军接防部队到达朝阳门，傅作义部列队迎接。
1949年1月21日，傅作义将军签署了《关于北平和平解放问题的协议书》。以签订“和平协议”的方式使傅作义将军统率的大军，兵不血刃，实现了“化干戈为玉帛”，创造了毛泽东称赞的“北平方式”，为后来解放湖南、新疆、云南等地提供了范例。北平的和平解放不仅在中国有重要而积极的影响，而且有重大的国际影响，它使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同时对中国共产党本身有了新了解和新认识。”和平协议书的签署，让傅作义统率的国民党“华北剿总”大军，兵不血刃，实现和平改编，千年古都和数百万百姓免于战火之灾。
1949年初，中共军队和平进入北平。
“对水利这一行，他是钻进去了”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后，征求傅作义本人意愿，安排他出任新中国第一任水利部长。这一做，就是23年。
1949年2月，阎又文（右一）随傅作义（右三）去西柏坡，受到周恩来（左三）的接见
担任水利部长期间，他踏遍了全国的山山水水，从天山脚下到莎经之滨，从松辽平原到珠江三角洲的水利电力工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在发生严重水灾时，傅作义亲赴抗洪抢险第一线，对新中国的水利电力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毛泽东曾嘉奖他说：“对水利这一行，他是钻进去了。”三年困难时期，陶铸遵照中央领导指示，邀请傅作义部长及全家到广州休养。傅表示，如果只是为了休养，他不想去，让他去那里做些工作，看看水利，他可以去。到广州后，他先后视察了花县，新丰江水电站和新会、佛山、高要、中山等县市若干水库工程、排灌站、小水电站和其他农田水利工程。他每到一个水库，照例是先服了硝酸甘油药片（用于缓解心绞痛、降低血压的药物），然后自行登上坝顶……
傅作义担任水利部部长期间冒雨视察淮河工程时与民工谈话
“七亿同胞热烈欢迎亲人归来”
傅作义是著名的抗日将领，他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十分关心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盼望台湾省早日回归祖国的怀抱。他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
1950年6月下旬，傅作义为制定修建三门峡水库的计划，查勘黄河中游，途中得悉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十分气愤，他在对国际形势作了分析后，致电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表示对美帝国主义的侵朝不能置之不理，要积极地对朝鲜进行支援。回到北京，他又上书毛主席，详细陈述美帝侵朝之暗算是扼杀新中国，我们不能坐视观望，必须予以打击。“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我们不但应当抵抗它，而且一定能够战胜它。”傅作义主张抗美援朝的意见，受到毛主席的重视和称赞。毛主席批示将傅作义信的全文印发给党中央、政务院等部门领导参阅，又请傅作义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详细阐述出兵抗美援朝的利害关系。毛主席还说，你们看，傅宜生先生都坚决主张出兵，我们还有什么疑虑的呢？10月25日，彭德怀率中国人民志愿军渡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战争正式开始。
毛泽东和傅作义
祖国的统一大业时时萦绕在傅作义心中。他多次在政协会议上发言和在报刊上撰文，谴责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呼吁“国民党军政人士走到人民方面来”。
1957年3月11日，时任全国政协常委的傅作义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言。正告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美国不可靠，反攻不可能，第三次世界大战等不上，只有和平商谈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1960年6月22日，时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傅作义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永远站在反美斗争的最前列》的文章，呼吁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团结起来，反对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为解放台湾而共同努力。
1962年春节前，傅作义（左三）与周恩来（左二）、张治中（左一）、屈武（左四）在一起
1972年2月2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结束前在北京举行答谢宴会，时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傅作义应邀出席。当晚他致函尼克松，称赞尼克松谋求同中国关系正常化是明智之举，接着又严厉指出：美国欲谋求亚太地区及世界和平，必须同中国合作，而欲求同中国合作，必须尊重中国的主权，放弃支持台湾的错误政策。
1973年2月28日，全国政协举行座谈会，纪念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26周年，傅作义抱病主持了会议。他说：“当前国内形势的发展，十分有利于祖国的统一。祖国的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任何力量阻挠破坏不了的。”“血浓于水，落叶归根。七亿同胞无不殷切期望，热烈欢迎亲人归来。”
“公私分明，清白一生”
新中国成立后，傅作义虽身兼要职，仍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他对全家生活开支制定限额，不许多用一分。对国家配给他的汽车，只是自己公务使用，家属绝对不许乘用。外出视察工作从不讲究排场，不喜欢前呼后拥。傅作义到某地视察工作时，有一天中午，当地领导曾设盛宴招待，事后他对秘书说：“中央三令五申不准请客，不准大吃大喝，今天我们一共来了三个人，我不吸烟，不喝酒，最多摆上一桌，四菜一汤就够了，没有想到他们又是杀猪又是宰鸡的，足有十几桌呀！”接着他苦笑道，“这笔账，都记到我傅作义头上啦！”
1959年，国家经济困难，傅作义召集曾给他管理过公、私经济的部下，指示他们从存款中提取40万元来购买公债，其余全部上缴国家。并将上述情况写信向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批示：“将公款存入人民银行，仍归傅支配使用。”但后来，傅作义对这笔款项一直分文未动。直到1974年春傅作义病重时，再次将国家清还公债的本息，上缴国家。
在上世纪50年代中和60年代初，傅作义先后将自己在北京东城史家胡同和海淀镇的两处住宅交给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归公分配，并将自己在西单小酱坊胡同的住房产权交给西城区房管部门，自己则按期缴纳房租使用。跟随他几十年的老部下说，傅作义将军真是做到了“公私分明，清白一生”。
1974年4月19日，傅作义将军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7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