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争权。我们仅按魏文帝曹丕即位之际，也就是曹魏黄初元年（即公元220年）开始算起，到咸熙二年（即公元265年），总共只坚持四十五年的时间。事实上早在正始十年（即公元249年），司马氏已经开始篡夺曹魏政权的路上。这样看来也就三十年而已。曹魏刚刚兴起，为何短短三十年的时间里，内部就出现崩溃，最终被司马氏取代？有一个说法或许可以参考——曹魏对宦官、外戚、宗室的遏制太过，让司马氏没有遭遇过多的阻力。
曹魏对宦官的遏制
提到宦官势力，人们往往想到士大夫集团对他们的攻击谩骂。我们来看东汉时期的情况，宦官和士大夫之间存在极其尖锐的矛盾，在《后汉书·宦者列传》、《后汉书·党锢列传》包括一些对抗宦官的重要人物传记的记载中可谓随处可见。
宦官与士大夫之间的矛盾，很大程度上催促了东汉朝廷的灭亡。士大夫与宦官之间小摩擦不断，比较大的战争有两次，就是大名鼎鼎的“党锢之祸”，结果是士大夫惨败，导致他们对东汉朝廷离心离德。
东汉王朝的彻底瓦解更是与宦官和士人的矛盾有关。汉灵帝去世后，大将军何进辅政，袁绍等士人依附何进，打算彻底除掉宦官。何进为此调集四方军队进入京畿，自己又被宦官所杀。于是董卓才能够趁虚而入，控制朝政，导致东汉的中央与地方彻底割裂。
从史料的记载上来看，大部分宦官以及宦官的宗亲朋党确实是劣迹斑斑，占据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个要职，不仅尸位素餐，更是刮地三尺，不奇怪会引起士人的歧视和仇恨。但是抛开感情色彩来看，宦官确实是皇帝能够信任并且倚仗的一支力量。在东汉时期外戚当道的时候，汉和帝、汉桓帝都是凭借宦官的力量消灭外戚，重夺政权。这也难怪宦官势力会受到统治者的偏袒。
而在曹魏时期，或许是目睹东汉灭亡与宦官猖獗有极大干系；或许是士人与宦官的矛盾仍然没有彻底消除，曹魏对宦官进行了严格的压制。这一点在曹丕还没有即位的时候就有所体现。
在东汉延康元年（即公元220年），汉献帝还是皇帝的时候，曹丕就“下诏”遏制宦官做官的上限，“宦人为官者不得过诸署令（列卿下属诸署长官）”；设置散骑常侍、散骑侍郎，以士人作为天子近臣，取缔中常侍。曹丕还将这道命令刻在金属上，藏在石室中，以示为后代法则。曹魏从始至终，都没有出现东汉时期的权宦。
曹魏对宗室的遏制
曹魏对宗室的遏制，主要是在于对近系宗室的遏制。其实在曹魏初期，曹魏宗室还是相当有影响力的。曹真、曹休、夏侯楙、夏侯儒、夏侯尚（夏侯氏与曹操的关系比较模糊，而且夏侯氏与曹氏关系紧密，小编姑且视作宗室）等人在地方手握兵权，成为一方都督；曹爽也被魏明帝曹叡选为辅政大臣（原本的名单中有更多宗室，在孙资、刘放的影响下换成曹爽和司马懿）。
但是上述这些宗室，与曹丕一支的关系并不亲密。曹真是曹操养子，据说原本姓秦，改姓为曹；曹休是曹操族子，也非直属后代；夏侯氏更不可能有继承皇位的机会。对近系宗室，曹丕的态度简直是防范有如猛虎。
当然这也是有历史原因的。远在西汉时期就有“七国之乱”，宗室的权重太大威胁中央皇权；近在东汉末年的曹魏雏形时期，曹丕本来就是与兄弟曹植进行一番非常激烈的斗争之后才上位的。他在做皇帝之后，仍然对有机会争夺皇位的近系宗室抱有戒心。
以曹植为例来看曹丕对近系宗室的压制。这些曹魏宗室派遣到地方为诸侯王，这一点倒是没有太大问题，但是这些诸侯王的权重实在是低微得可怜。曹植受到监国谒者的监控，曾因“醉酒悖慢，劫胁使者”的罪名差点被处死；曹植的幕僚属吏都是庸才或者社会地位不高的商人，士兵只有不到二百人的老弱病残；曹植的封地不断变迁，从鄄城到雍丘到浚仪到东阿到陈郡四县，目的无外乎防止他与地方产生联系；曹植没有任何参政或者统兵的权力，甚至与其他宗室交谈都会被监国谒者阻止。
曹植等近系宗室可以说是被严防死守，名义上是在地方为诸侯王，享受锦衣玉食的优渥生活，但是实际上这也只是外在华丽的镣铐，限制住他们在政治或者军事上的影响力。在曹叡执政时期，曾经一度对宗室有所松动，令地方宗室择人入朝，但是程度也比较有限，与士族权臣的力量相比还比较微弱。
曹魏对外戚的遏制
在东汉时期，有两股比较强大的政治力量，一个是上文中提到的宦官集团，他们在皇权强健的时候往往也会很强盛；另一个则是外戚，他们的独立性超过宦官，甚至可以左右皇权，行生杀废立皇帝之事。外戚与士人的身份往往有重叠，比如说号称“三君”之一的窦武，但是他能够辅政的原因绝对不是士人的名望所致，而是与窦太后的裙带关系。
东汉朝廷正是在宦官和外戚的纠葛拉扯中走向灭亡。曹魏既然已经吸取东汉的教训，遏制宦官的势力，自然也会注意到外戚的威胁。所以曹魏也有遏制外戚的举动。还是在曹丕执政时期，曹丕下令群臣不得奏事太后，不得以皇帝母族或妻族子弟控制朝政。曹丕以改易制度的方式，希望能够彻底断绝曹魏出现宦官干政或者外戚专权的后果。
曹魏遏制宦官、宗室、外戚，基本上都是在曹丕时期，也就是曹魏伊始的阶段，作为曹魏长期履行的国策。曹丕做这些举动自然是希望扫除内部的威胁，维护中央皇权的安稳。但是这样一来，士人的环境就会变得宽松，潜在的敌人遭到巨大地削弱，以至于没有制衡他们的力量。
在曹丕、曹叡这种年纪稍长，能够亲政的皇帝在位时期，曹丕的举措确实有利于集中皇权；但是到少帝曹芳时期，曹芳没有能力亲政，皇权非常羸弱，曹爽与司马懿摄政。曹爽作为外系宗室的新生代，缺乏执政的经验和资历，被代表士人利益的司马懿所消灭。
而曹爽一派失败之后，宦官、外戚、宗室这些立场偏向曹魏的势力，却没有足够的力量对抗司马氏。所以在“高平陵之变”之后，曹魏政权难以遏制地转向司马氏手中。值得一提的是，司马懿除掉曹爽的“诏令”出自郭太后；后来扬州都督毌丘俭发动兵变也是受到郭太后的“诏令”。曹魏虽然遏制后族外戚，但是无论是摧毁它的人，还是试图挽救它的人，都打着后族的旗号，也是比较有意思的现象了。
参考文献：《三国志》、《后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