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9月，第二次鸦片战争进入到了最紧要的关头，英法联军在八里桥战役之后，一路势如破竹，先后攻占了天津通州等地，直逼北京。
一个月前还颁布下圣旨，声称“当此时势艰难，怎么能去木兰秋狝？且果有此举，亦必明降谕旨，宣示天下”的咸丰，再也顾不上体面，匆匆忙忙收拾细软，带着嫔妃们逃到了热河，京城自此沦陷，之后又发生了著名的火烧圆明园事件。
从战争的局势来看，1860年的清军，除去在大沽炮台和八里桥组织过像样的抵抗之外，大部分时间都是以溃败之姿而撤退，这多少让人感到好奇，难道清军真的没有任何还手之力了吗？
答案恐怕不是如此，在太平天国的战场上，清军却在高歌猛进，1859年，尽管备受列强困扰，曾国藩指挥的清军总算在国内稳住了形势，挡住了太平军的入侵，并且展开反攻，1860年2月，曾国藩破太平军陈玉成于太湖，而到了当年的9月份，太平军重镇之一的安庆随后也被攻克，曾国藩随后以此作为据点，并且制定下了进攻太平军的下一步计划：“以围攻金陵属之国荃，而以浙事属左宗棠，苏事属李鸿章，于是东南肃清之局定矣。”
此时曾国藩所管辖的湘军，也逐渐向巅峰发展，先后达到了12万之巨，这难免让人感到惊讶，相比较于太平天国，洋人围攻北京，更是成为了火烧眉毛的事情，而咸丰被洋人赶出皇宫，但是手握12万大军的曾国藩，为何不选择救援呢？
不妨让我们来好好分析一下原因，其实此时的曾国藩，处境有点像明末的吴三桂。
早在当年7月26日，洋人登陆之后，咸丰就发布了圣旨，要求全国各地军队速来勤王，而正在围攻安庆的曾国藩也收到了圣旨：“兼程前进，克日赴京，交胜保调遣”。
对于曾国藩而言，其实他是不乐意的，此时成为了围攻安庆最好的机会，一旦放弃，那么势必将前功尽弃，因此曾国藩在后来的日记当中提到：“此事无益于北，有损于南”，
其次，湘军是曾国藩呕心沥血带出来的精锐，让他就这样将兵权交给满人胜保，曾国藩也是心有不甘。
第三点，就是对洋人的态度上，曾国藩的心中，实际上是感激洋人的，“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而且剿匪的洋枪队，也多依赖于这些西方列强提供的士兵，因此他并不愿意和英法产生直接的冲突。
除此之外，曾国藩和李鸿章还认为，湘军距离京城路途遥远，就算赶到北京，洋人和朝廷很有可能已经和谈（按照之前清廷的做法，很有可能是这个局面），到时候反而要安上一个救援不利的罪名。
因此曾国藩和部下一商议，虽然不明面上违抗圣旨，但还是以拖为主，他随后不断地派遣使节前往京城倾诉自己被太平军拖住等若干苦衷，咸丰帝看了，也无可奈何。
事实和曾国藩猜想的果然没错，朝廷事后和英法联军协商，而太平天国依然成为了清廷征讨的重点，曾国藩得以继续实行他的战略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