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袁克定经济窘迫，与其表弟张伯驹生活在一起。张伯驹的女儿张传彩关于袁克定的口述回忆，记录了这位曾醉心于帝制的“皇太子”的晚年生活状况 。承泽园里的袁克定 干瘦、矮小，穿一身长袍、戴一小瓜皮帽，拄着拐杖，走路一高一低瘸得很厉害，一个脾气有点怪的老头——这就是袁克定留在我脑海中的印象。我第一次见袁克定是在承泽园的家里，按照辈分，我一直喊他“大爷”。 当时，袁克定就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一家三口，加上奶奶住在承泽园最后面的房子里，而袁克定的房子在承泽园前面的东偏院，我进出回家，都要经过那里。那时候袁克定已经70多岁了。 袁克定的老伴是他的原配夫人，很胖，像个老大妈，特别喜欢打麻将，和又瘦又矮的袁克定在一起很不协调。
在承泽园生活的这些年里，袁克定从不抽烟，和客人见面也很客气、和善，总是微微欠身点头致意，对我们孩子也一样。他年轻时曾到德国留学，所以通晓德语和英语，看的书也以德文书居多，有时也翻译一些文章。或许是因为早年跟随袁世凯四处游走，他的口音有些杂，听不出是河南、天津还是北京话。父亲通常不愿意跟我们讲张家和袁家的事情。后来有人向父亲问及袁克定的事情，父亲才说起来：袁世凯去世后，每个孩子分了一大笔财产，袁克定作为长子主持分家，因此一直有人怀疑除了均分的那份遗产外，他还独占了袁世凯存在法国银行的存款。
袁克定分到一笔不菲遗产，如果省吃俭用，量入为出，后半辈子也不会为吃穿发愁。可他号称“京城四大公子”，养尊处优，一向大手大脚惯了，喜欢交友应酬，还痴迷于捧京剧名角，玩古董字画，常一掷千金，自己又无生财之道，坐吃山空，很快就家道中落，最后沦落到靠典当过日子。最惨的时候，他甚至一度靠一个忠于他的老仆人，到街上捡白菜帮子，蒸窝窝头充腹。每次当老仆人端上饭菜，他仍不改老规矩，戴好餐巾，用西洋刀叉将窝头切成片，佐以咸菜进餐。抗日战争时，日本情报头子土肥原贤二还想笼络袁克定，要他加入，希望借助他的身份对北洋旧部施加些影响。袁克定几次跟父亲提到这事，那时他经济已经很困顿了，他掂量再三，说出任固然有了财源，但也不能因此而做汉奸。据说袁克定还登报声明，表示自己因病对任何事不闻不问，并拒见宾客，后来有人将刊登他声明的那张报纸装裱起来，并题诗表彰他的气节。
父亲当年不是很喜欢一意鼓吹袁世凯做皇帝的袁克定，但后来看见他家产耗尽，生活越来越潦倒，1948年就将他接到承泽园。后来任中央文史馆馆长的章士钊给袁克定一个馆员身份，让他在那里谋一职，每月有五六十块钱的收入。父亲说，他每次一拿到工资，就要交给我母亲，但父亲不让母亲收他的钱，说既然把他接到家里了，在钱上也就不能计较。1955年袁克定在张伯驹家中去世，时年7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