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遠新親自動手，把信中誹謗別人、抬高自己的話，及張鐵生信中最後一段話“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級領導在這次入考學生之中，能對我這個小隊長加以考慮為盼”通通刪掉……
原載《中南海風雲人物沉浮錄》
作者：顧保孜
“文化大革命”中，在江青的扶植下毛遠新成了“東北王”。他發現了張鐵生這塊“石頭”，又讓“社會主義大集”在遼寧一直時興了兩年有余
1965年，毛遠新從哈軍工畢業後，曾下連隊半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中央作出規定：“1965年畢業的大學生亦可回校參加運動。”於是毛遠新回到哈軍工，並率先組織起紅色造反團，將矛頭對准校黨委。毛遠新同那一代青年人一樣，瘋狂地投入了“文化大革命”。由於毛遠新的特殊背景，哈軍工師生爭先恐後地參加紅色造反團，勢力迅速擴張，連校外的造反派組織也紛紛前來掛鉤聯系，在哈爾濱形成了以哈軍工紅色造反團為核心的造反派聯合組織——黑龍江紅色造反革命委員會。
這時，東北局所在地遼寧省沈陽市的形勢比較混亂。造反派一浪接一浪地掀起炮轟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的惡浪。毛遠新到北京時向毛澤東匯報了東北的局勢，毛澤東囑咐他多留意一下遼寧的形勢。事後，紅衛兵組織將這次談話整理印刷成傳單，題為《毛主席和侄子毛遠新的談話》，廣為流傳。從此，毛遠新開始為世人所知，並逐漸因為有毛澤東的神聖光圈和“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而逐步成為東北三省、遼寧政治舞台上冉冉升起的新星。
隨着運動的深入，毛遠新漸漸成為“中央文革”、江青等人的代理人，並深受江青等人賞識。在這場政治斗爭中毛遠新把寶押在了江青一方。在“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下，他逐漸掌握了遼寧省的實權，成為“四人幫”的一個得力助手，在遼寧、東北等地大力推行“四人幫”的一套理論。1968年，他成為遼寧省革委會副主任、沈陽軍區政治部副主任、軍區政委。
1973年，國務院批轉國務院科教組《關於高等學校一九七三年招生工作的意見》，提出要選拔有兩年以上實踐經驗的優秀工農兵入學，堅持群眾評議和群眾推薦，在政治條件合格的基礎上，重視文化程度，進行文化考查，了解被推薦對象掌握基礎知識的狀況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出於反對周恩來的目的，江青一伙看到《意見》便心里有氣。這時，毛遠新從遼寧赴京，與江青一伙進行密謀。他們一起誣蔑文化考查是大學招生的弊病，是“智育第一”、“文化至上”。毛遠新受命從“遼寧拿出點材料來”，於是所謂“交白卷”反潮流事件誕生了。
毛遠新回到遼寧後，大肆叫嚷“文化考查可以搞，但是，我保留批判權”，並一心想在遼寧找一塊打人的“石頭”。於是，張鐵生這塊“石頭”因緣際遇，被發現了。張鐵生是遼寧錦州市興城縣一個公社的知識青年，擔任過生產隊的隊長。在高校恢復招生後，他一心想出人頭地上大學，但因考題大多不會做，為發泄不滿和乞求機會，他在答卷背面寫信，並跑路子拉關系，“運動”上學。當錦州市招生辦公室負責人談到一個生產隊長答不出卷子給領導寫信一事時，毛遠新如獲至寶，當晚命人打電話把考卷和信火速送來。他終於找到了一塊可以打人的“石頭”了。
為了喬裝、粉飾這塊“石頭”，毛遠新親自動手，把信中誹謗別人、抬高自己的話，及張鐵生信中最後一段話“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級領導在這次入考學生之中，能對我這個小隊長加以考慮為盼”通通刪掉，把修改過的信加上“編者按”在《遼寧日報》發表。同時，派人進行調查，作出了張鐵生“一貫表現很好，家庭成員和主要社會關系均未發現政治歷史問題”的結論。在《遼寧日報》的“編者按”中說什麽張鐵生雖交了“白卷”，但他在“白卷”背後寫的一封信里，對“整個大學招生的路線問題”提出的“意見”卻“頗有見解，發人深省……”為之塗上了一層“反潮流”的色彩。
1973年7月19日，在毛遠新的一手策劃下，《一份發人深省的答卷》連同“編者按”以大字號標題和頭版頭條的顯着位置在《遼寧日報》上發表了。接着，《人民日報》等主要報刊都以顯着位置全文轉載。張春橋大加喝彩，說什麽文化考查“這樣搞法，把無產階級寄予希望的青年卡在門外，使修正主義有希望，無產階級沒有希望”。毛遠新則大叫“在今天，我們剛剛着手改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學校的現象，居然有人千方百計逼迫工農兵去適應舊的教育制度，這實在是大有資產階級反攻倒算之嫌”。一時間，《答卷》成了“反潮流”的“代表作”。張鐵生則被奉為“反潮流”的“英雄”。想靠上大學找出路、想出人頭地的張鐵生經江青、毛遠新一伙的吹吹捧捧之後，果然成了江青一伙手中“有棱有角”的打人的“石頭”，而毛遠新在這一事件中的表現，則受到江青等的稱贊。
1974年，毛遠新擔任沈陽空軍部隊政委和黨委第一書記，對批林批孔運動異常積極。為配合江青等人活動，他利用在遼寧把持的大權，將運動擴展到權力所及的一切地方。他利用批“走後門”，“三箭齊發”，把批林批孔的矛頭始終對着老干部。鞍山鋼鐵公司是全國、當然更是遼寧的重要大企業，毛遠新一伙借用氧氣煉鋼的比喻，大搞所謂“吹氧會”，亦即“煽風點火會”，把與他們在如何進行生產建設、如何發展教育等問題上意見有異的干部都打成“孔老二的徒子徒孫”、“走資派的社會基礎”。
張鐵生是毛遠新一手樹立的“反潮流”樣板，張鐵生所在的朝陽農學院一下子便紅了起來。毛遠新着手推出“朝農經驗”。“朝農經驗”是指朝陽農學院堅持開門辦學，與傳統的教學方法頂着干的“經驗”。毛遠新的真實用意，是想在全國搞出一個教育樣板來，這樣，既可以在教育界掀起一股“反潮流”之風，又能借此樹立他的個人權威。1974年底，毛遠新以朝陽農學院為基礎，辦起八所“朝農式的農業大學”。國務院科教組立即在該院召開“學習朝陽農學院教育革命經驗現場會”，毛遠新還在會上發表長篇講話，總結出十條經驗，並利用朝陽農學院攻擊北京農大的搬遷問題。
華北農業大學原為北京農業大學，“文化大革命”中遵照毛澤東“農業大學要統統搬到農村去”的指示，由北京搬到了陝西省甘泉縣清泉村。這種搬遷有許多實際困難。後來，國務院考慮到北京附近需要有一所農學院，便作了將華北農大遷至離北京200多里的涿縣的決定，周恩來親批同意。為了配合“四人幫”利用批林批孔對周恩來進行攻擊，毛遠新大打出手，在現場會上大叫大嚷：“我聽說一個大學到延安，沒地方住，沒辦法生活，從延安搬了回來。”並惡狠狠地說，“那個學校從延安搬回來，這本身就是對‘文化大革命’的反攻倒算，不管是誰批的，這筆賬都要清算，在這個會上就是要拿朝農（朝陽農學院）這塊石頭拋出去打他們！”顯然，矛頭是指向周恩來的。
為配合、迎合江青的小靳庄典型經驗，毛遠新在遼寧創造了“哈爾套經驗”，這是他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搞的又一個“新鮮招”。
1974年12月，毛遠新第一次去沈陽西北方向的彰武縣哈爾套公社。面對當年形勢尚好的收成年景，毛遠新視察後認為，哈爾套公社“資本主義東西相當多，農業相當落後”，並說這里“和解放初期差不多”、“看不出人民公社的優越性”、“看不到‘文化大革命’好在哪兒，路線偏右”……毛遠新並以此為借口向公社干部“開刀”，說什麽“青年人，一是敢斗，二是有干勁，有這兩條，接班人的條件夠了”，“老干部擋道，要年輕的沖”……1974年12月28日，毛遠新的一個親信在聽說柳樹大隊有一個社員積極向國家交售黃煙後，跑到柳樹大隊，強令柳樹大隊在30日那天組織社員向供銷社交售黃煙，並把此事向毛遠新作了匯報。12月30日那天，柳樹大隊出動了300余人，敲鑼打鼓，排着隊，挑着煙，作了第一次“趕大集”預演。31日，在“為了讓首長（毛遠新）過一個有意義的元旦”的幌子下，又強令公社黨委在元旦這天，組織鄰近的五個大隊“趕大集”。因為只有一夜准備時間，五個大隊的干部和群眾整整折騰了一宿，於1975年元旦上午8點敲着鑼，扭着秧歌，進行第二次“趕大集”預演。在毛遠新的親自干預下，決定1月5日還要趕一個全公社的大集，這次大集人要多，東西要多，並提出“以人包隊，到炕頭上動員，趕集時，黨員干部要帶頭，群眾不空手……”
1975年1月5日，按照事先的布置，宣傳車開路，公社黨委書記扛着半扇豬肉走在前頭，書記的老伴領着戴紅花、背行李的女兒跟在後面，公社一名副書記和一名常委扛着一口豬……按照事先預定的路線“趕大集”。遼寧省、市、縣三級干部也在這天趕到哈爾套，參加學習“哈爾套經驗”現場會。毛遠新為大集戴上了“社會主義”的桂冠，吹噓“大集”是解決“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從此，在毛遠新的一手策劃下，遼寧省的“趕大集”紅極一時，大連市也組織郊區農民“趕大集”，每家每戶都必須帶東西參加。有的農民沒有東西，便把家里用的燒飯鍋扛去趕集，戴着大紅花的豬“坐”在大車上跟着趕集的隊伍在大連市環游。
批林批孔運動中興起的“社會主義大集”在遼寧省一直時興了兩年有余，給農村經濟和黨在農村的信譽帶來了嚴重的損害，但卻為毛遠新贏得了政治資本。毛遠新越來越為江青、張春橋一伙賞識。
毛澤東的“聯絡員”，江青的耳目。在他口袋里有一本裝滿最高指示的“寶葫蘆”，編造情況影響毛澤東的決策
1975年9月後，毛澤東身體狀況日漸惡化，講話吐字開始含混，難得會見客人，於是需要一名“聯絡員”。在這種情況下，深得毛澤東寵愛的毛遠新被調到北京擔任毛澤東的“聯絡員”。江青對此欣喜若狂，多年來，她就苦於在毛澤東身邊缺了一個耳目。這耳目應當擔負雙重任務：一是能夠影響毛澤東的決策﹔二是能把毛澤東的一舉一動及時傳達到他們的耳中。毛遠新是最理想的人選。“聯絡員”承上啟下，上報下達，雖然從職務上來講並不是封疆大吏，也非中央要員，但他卻是能凌駕在政治局之上的舉足輕重的人物，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江青拼命拉他。毛遠新在這個“要位”上干了一系列壞事，許多都是在江青的指使下做的，毛遠新成了她的“傳聲筒”。
1975年鄧小平復出後進行的全面整頓使“四人幫”恨之入骨。1975年9月底到11月初，他們利用毛遠新的特殊身份，多次向毛澤東作了歪曲情況的匯報，使毛澤東對鄧小平全面整頓的態度發生了急劇變化。
豐澤園內，毛澤東躺着，身旁一個穿軍裝的便是毛遠新。“外面的情況怎麽樣？”毛澤東已82歲高齡，再也無法視察大江南北，只靠“聯絡員”。毛遠新看看手中的筆記本，很嚴肅地說：“我感覺到一股風，比1972年借批極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時還要凶些。”從毛遠新嘴里，說出了江青的話。
講到這里，他抬頭看了看躺在床上的虛弱的老人，老人眉頭緊蹙，雙目注視毛遠新，看不出什麽表情。毛遠新咽了一口水，接着說：
“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講話，我感到一個問題，他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很少批判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文化大革命’怎麽看，批林批孔怎麽看，主流、支流，三七開還是倒三七開？肯定還是否定？現在陰暗面講了一大堆。教育革命、文藝革命還搞不搞？三項指示為綱，其實只剩下一項指示，即生產搞上去了。我擔心中央，怕出反復。”他把問題提到很高的高度。
毛澤東面露慍色，不再說話。毛遠新心里一陣悶喜，他知道，他已經打動了毛澤東。
幾天後，還在同一房間內，同樣的人物，毛遠新就清華大學反映遲群問題一事向毛澤東做了匯報後說：“遲群在執行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線上是比較堅決的，十個指頭有七個還是好的，現在他們這樣罵遲群，您看……”
“小平轉來的劉冰等批評遲群、謝靜宜的信我已看了。你說得對，鄧小平偏袒劉冰。”緩了一會兒，毛澤東接着說，“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還停止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對社會主義革命不理解，有抵觸，甚至反對。對文化大革命有兩種態度，一是不滿意，二是要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清華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線的斗爭的反映。”毛澤東又停了一會兒，毛遠新則奮筆疾書記錄着最高指示。“遲群不能走，遲群走了不是又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嗎？他們罵遲群，實際上是反對我，可又不敢，就把氣發到遲群身上。”
“對，對。”毛遠新邊記邊隨着附和着。
隨後的一個月內，毛遠新多次向毛澤東匯報情況。他在匯報中竭力否定農業、教育、文藝等方面經過初步整頓取得的成績。毛遠新的匯報當然是挑撥性的，但卻並非盡是謊言。根本的問題在於，毛澤東在全局上始終堅持“文化大革命”的方針政策，他在不斷聽到毛遠新等人的匯報及根據自己的觀察判斷，感到鄧小平確有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嫌時，他的態度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從毛遠新口中發布的毛澤東的“最高指示”開始批評鄧小平。
1976年清明節前的北京，楊柳吐綠、桃花綻紅，但首都並沒有春天。1月8日總理逝世的哀樂還響在耳畔，人們臉上的淚水還沒有擦干。“四人幫”為篡黨奪權，便急不可待地向黨、人民和周恩來總理發動了進攻。
1月，人民在悲痛﹔2月，人民已睜開哭腫的雙眼﹔3月，人民已經怒吼﹔4月，人民要起來開展一場決死的戰斗！
4月1日，天安門廣場庄嚴肅穆，秩序井然，到處是悼念周總理的人群。4月2日，北京出現了第一支浩浩盪盪的游行隊伍。4月3日，天氣陰沉，細雨迷漫。無數支人流伴着淅瀝的小雨，從四面八方涌入天安門廣場，百萬人在傳抄吟誦着悼念總理、斥罵“四人幫”的詩詞。4月4日，清明節又逢星期日，首都人民抗議“四人幫”的詩詞，悼念周總理的活動達到最高潮，人們聚集在那里發表演講，朗誦詩詞，痛斥妖人。
天安門廣場上燃起的熊熊烈火，使“四人幫”一伙望而生畏，氣急敗壞。4月4日清明節晚上，在“四人幫”的威逼下，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了天安門事件。當時毛澤東晚年多病，毛遠新是他了解政治動態和領導中央和全國的主要途徑，也可說是唯一途徑。毛遠新將中央政治局4月4日討論天安門事件的情況向毛澤東寫了書面報告。報告在列舉了向廣場送花圈的數字、人數、單位後寫道：
多數是悼念總理，少部分有隱射攻擊中央的，個別是非常惡毒的。……其中不少內容以悼念總理為名，分裂、攻擊中央，有的直接攻擊毛主席，還有人上去發表煽動性演說，宣讀十分反動的傳單，語言極為惡毒，下面有人組織鼓掌，要求再讀一遍。有的人上去讀反動材料，周圍有一幫打手，誰去干涉就挨打。4月4日晚有人公開讀一個傳單，說鄧小平上台是決定性勝利，反擊右傾翻案風是一小撮人搞的，××人反總理，××人想奪權等等，大群人圍着聽，（還有外國人）有人幫助照明，他連續五遍，完全是攻擊中央、攻擊主席的……這樣大量的在天安門前集中那麽多群眾的場合下，公開發表反革命的演說，直接攻擊毛主席，是建國以來沒有的。
很顯然，這是有計劃有組織的，不僅北京，全國不少地方都有。這是去年以來大量散布反革命謠言，制造反革命輿論准備的繼續和發展。去年鄧小平說批林批孔就是批總理，批經驗主義就是揪總理（上海馬老的揭發），他帶頭散布了大量的謠言，社會上吹得更凶，去年一直未認真追查和辟謠。今年鄧小平的名聲不好，就抬出總理做文章，攻擊反擊右傾翻案風是反總理，利用死人壓活人，利用總理在群眾中的威望來為鄧小平效勞，編造大量所謂“遺囑”、“詩詞”、“談話”等等東西美化鄧小平，於是誰要批鄧，誰就是反總理了，這種手法頗有些煽動性。”
這次敵人活動得如此猖狂，不足為怪，主席的重要指示，打中了資產階級（主要是黨內資產階級）的要害，這次是反革命性質的反撲……
就是這樣一份歪曲事實真相，混淆敵我矛盾，把矛頭指向鄧小平的“報告”，被病中的毛澤東“圈閱”，並說：“天下已定。”毛澤東受到了蒙騙。
4月5日，天安門事件。
4月6日凌晨，毛遠新將中央政治局部分同志聽取北京市匯報、討論天安門事件的情況，又向毛澤東寫了書面報告。報告更放肆地攻擊群眾和鄧小平，誣蔑群眾是“法西斯”。毛澤東看了毛遠新的報告，於4月6日11時寫了評語：“士氣大振，好，好，好。”
4月7日晨8時5分，太陽慢慢從東方升起，沉着面孔，爬過中南海的圍牆，照進游泳池旁邊的一所宅院。
毛澤東，中國的巨人，人們愛戴的領袖，此刻躺在床上，動作困難。他用困惑的眼光望着坐在床前穿着軍裝的年輕人。
這個年輕人便是聯絡員毛遠新。他正在向伯父匯報4月6日平息天安門事件的情況和6日晚中央政治局討論的幾件事。
其中一件是：華國鋒建議將北京發生的事通報全國，起草了北京市委的報告，中央要發個文件。
毛遠新話音剛落，毛澤東好像早已想好，說出了四個字：“公開發表。”毛遠新似乎未聽懂，小心地問：“是要登報嗎？”毛澤東指着桌子上放着的《人民日報》的三份《情況匯編》回答：“是的，發表《人民日報》記者寫的現場報道。”
毛遠新又問：“北京市委的報告不發了？”
毛澤東明確回答：“不發。”接着好像打好腹稿，一字一句地作出新的指示，“據此開除鄧的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稍稍停一停又交代，“以上待三中全會批准”。
毛遠新聽了毛澤東的話後，高興地說：“太好了！”他贊成待將來召開三中全會時補手續，但似乎還不放心，他接着半帶建議半發問，“是否由中央作個決議，也公開發表？”
毛澤東肯定地回答：“中央政治局作決議，登報。”毛遠新高興地說：“好。”接着又編造情況告狀，“上次開會，春橋同志當着鄧小平的面說你看看天安門的情況，人們要推你來當納吉。”
說話已持續一小時，毛澤東感到累了，但他仍打起精神，點點頭，表示同意：“是的。”然後，掰着指頭歸納說，“這次，一、首都，二、天安門，三、燒、打，這三件事，性質變了，據此，趕出去！”他的話很簡短，說到最後揮揮手，表示要“趕出去”！
毛遠新感到既興奮又緊張，立即應聲道：“應該趕出去了！”然後靈機一動，站起來說，“我馬上找華國鋒同志去！”
毛澤東叮囑說：“小平不參加。你先約幾個人談一下。”接着又交代，“華國鋒任總理。”
這話太突然了，毛遠新一下子愣住了，他心目中的張春橋為什麽換成了華國鋒？但他仍然迎合地提議說：“國鋒同志的任命和中央決議也一起登報。”毛澤東答：“對。”毛遠新堅決執行，起身要走：“我馬上去通知華國鋒同志開會傳達。”
幾個月後的一天夜晚，釣魚台十七號樓里，江青、張春橋等人正發泄着對華國鋒主政的不滿，江青責怪王洪文對華國鋒逢場作戲的禮讓三分，毛遠新急忙出來打圓場：“那個人是主席指定的人，對主席的指示還是認真執行的。他個人算得了什麽，不是尊敬他，而是尊敬主席，當然不能做得過分！”毛遠新一邊說一邊用手摸着衣袋里的小本子，他自信只要打開這個裝着毛主席最高指示的“寶葫蘆”，華國鋒是要乖乖照辦的。他目空一切，根本沒有把華國鋒放在眼里。
自此，毛遠新在走向深淵的路上越滑越遠，雖然毛澤東早已叮囑過他，不要同江青搞在一起。終於，在粉碎“四人幫”時，毛遠新和他的主子一樣離開了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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