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毛澤東明確交代鄧小平說，由你主持一個政治局會議，把“文革”的結論做一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令毛澤東失望的是，鄧小平明確回答說，“文革”的結論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不適宜。
周恩來與毛澤東握手，中間是鄧小平。
1973年，毛澤東的“三多一少”為啥不能實現？ 原載《福建黨史月刊》
據相關資料記載，1973年初，毛澤東決定重新啟用“文革”中已被打倒的鄧小平之後，曾隨手寫下了“三多一少”這四個字，並向身邊工作人員解釋說：周恩來應多休息，鄧小平應多工作，王洪文應多學習，江青應少說話。可以說，這“三多一少”也是當年毛澤東為穩定中國政局的最大心願。
然而，歷史總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即使是毛澤東這樣偉大的戰略家也是如此，因為他所期望的“三多一少”這四個人中一個也沒有做到。所不同的是，前兩位是無法做到，後兩位卻是不願做到。
周恩來無法休息
周恩來是在1972年初的一次常規尿檢中被發現有癌細胞從而被確診為膀胱癌的。據醫療專家介紹，這種病是比較能醫治和好控制的，只是在過度勞累的情況下容易復發。然而，林彪事件後，大量黨和國家的繁雜工作，國務活動和軍事戰備，“文革”中的無理糾纏等等一股腦兒地壓到周恩來的肩上，他哪能不勞累呢?
作為一個年逾古稀的高齡老人，在病魔和繁重工作的雙重夾擊下，周恩來的病情自然會不斷加重。鄧小平復出以後，周恩來當然比誰都高興：他清楚鄧小平的才干，他更了解鄧小平的施政方略。因此，周恩來在一次接見外賓的時候曾說：“現在，副總理(指鄧小平)已全面負起責任來了，我的主要任務是休息。”
可是，樹欲靜而風不止。毛澤東、周恩來期望的休息實際上周恩來是無法實現的。
一是“四人幫”早就把周恩來視為他們奪權的最大障礙。林彪事件後，以江青為代表的“四人幫”滿以為是他們在中國政壇上登頂奪權的最佳時機，沒想到毛澤東在周恩來的支持下把鄧小平從江西召回來擔任副總理，而且很快便安排了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以及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明眼人一見就知，對鄧小平的這一安排是毛澤東百年之後的影子格局。江青等人對這樣的安排真可謂是恨之入骨，他們對毛澤東無可奈何，而周恩來、鄧小平卻是他們發泄怨恨的對象，也是他們要打倒的對象。於是，“風慶輪事件”、“蝸牛事件”，外交部“153號簡報事件”等等一個接着一個。“四人幫”的目標很明確，利用這些所謂問題整倒周恩來，即使整不倒，也要把他累倒、折磨倒。在中美“乒乓外交”時，周恩來要代表中國政府與美國的基辛格談判。在談判中，周恩來出於禮節的需要，無法考慮那些無所謂的細節。“四人幫”卻聽到風就是雨，無限上綱地向毛澤東打小報告，告黑狀，於是，中美會談中，周恩來犯了投降主義的大帽子就戴到了他的頭上。這樣，也就引發了毛澤東對周恩來的不滿。於是，“四人幫”便在毛澤東的支持下於1973年年底至1974年年初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開展對周恩來的批判。這次批判整整持續了兩個多星期。
“四人幫”批判周恩來在對美談判中犯了投降主義錯誤之後，毛澤東在一次評《水滸傳》中說，“《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宋江接受朝廷招安，搞投降，做反面教材”。於是，文痞姚文元立即借題發揮，將毛澤東的話批發全國，在全國展開評《水滸》批宋江、批投降主義的運動。以致周恩來在一次進入手術室前，還大聲疾呼：“我是忠於祖國，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四人幫”還利用在林彪的住處發現有許多孔子言論，發起“批林批孔”運動，他們也把“孔”影射為周恩來：周恩來讀過孔子的書，孔子做過魯國的宰相，宰相就相當於現在的總理。
後來，光影射周恩來還覺得不過癮，江青、張春橋等干脆在全國掀起了“批林批孔批周公”的狂潮。
周恩來，一位年逾古稀的重症病人，他要維持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他要和“四人幫”周旋，他要支持鄧小平工作，許多事還要靈活掌握毛澤東的意圖。他還怎么休息呢?
到了1974年11月下旬，四屆人大即將召開。原先由於林彪、“四人幫”的干擾破壞，周恩來已經三四次准備四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結果都被迫流產。這時，毛澤東提出“以安定團結為好”，一再耽擱的四屆人大還是被提上了國家議事日程。這又是“四人幫”企圖上台掌權的最好機會，他們是萬萬不能放過的。“四人幫”的目的是江青在毛澤東百年之後任黨中央主席，王洪文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以便在88歲高齡的朱德謝世後取而代之，讓張春橋當國務院總理。在這樣一個險惡的政治背景下，周恩來、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等一大批黨內健康力量當然不能袖手旁觀。葉劍英首先考慮到，關於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只有請周恩來出山到長沙去和在那里的毛澤東當面商談才能定奪，或者更准確點說，才能挫敗“四人幫”以他們為主的組閣陰謀。因為只有周恩來才最了解毛澤東，也最能領會毛澤東的意圖。但是，周恩來的病勢已經很沉重，他還能不能離開醫院遠行呢？葉劍英通過和周恩來的保健醫生張佐良聯系和了解，最後仍然忍痛讓周恩來乘專機飛一趟長沙。與以往不同的是，過去只帶隨行人員外出的周恩來這次還帶了協和醫院心臟內科專家方圻教授和秘尿科主任吳德誠教授以及他自己的保健醫生張佐良、保健護士許奉生等人。連氧氣瓶等一些急救器械及葯品也捎帶上了飛機。葉劍英還當面交代周恩來的隨行醫護人員：“一定要讓總理安全地返回北京。”可見當時周恩來的病勢已經嚴重到何等程度!但是，他為了我們這個多災多難的國家，仍然把自己的生命安危置之度外，義無反顧地最後一次乘上飛機飛赴長沙。
據相關資料記載，僅從1974年1月到周恩來住院的6月1日這5個月時間內，周恩來除了幾次病重不得不卧床之外，其工作時間達139天。每天工作12—14個小時的有9天，工作14—18個小時的有74天，工作超過18個小時的有38天，工作24小時的有5天，還有一次他整整連續工作了30多個小時不得休息。
是啊，在那樣一個全國都亂的非常時期，周恩來哪能安安穩穩地休息養病呢?
毛澤東跟鄧小平在一起
鄧小平不好工作
林彪事件發生後，毛澤東就大病了一場：因為這一突如其來的打擊對他來說就等於從理論到實踐都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敗。這時，已年近八旬的毛澤東不得不考慮自己身後由誰來治理中國這么一個大的國家：周恩來重病纏身，王洪文資歷太淺，其他在中央高層工作的人員中當時似乎還沒有進入毛澤東選擇接班人的視野。然而，毛澤東畢竟是位偉大的政治家，他在國運維艱時想到了已經“流放”到江西的“開國重臣”鄧小平。
據毛澤東的俄文翻譯師哲回憶，早在1957年毛澤東第二次訪問蘇聯時，當赫魯曉夫問他：“毛澤東同志，我們蘇聯在斯大林去世後，新的領導人已經平穩的接了班，你今年已經是60多歲的人了，不知道你的接班人考慮好了沒有?”毛澤東當即回答說：“這個問題我們早就解決了。”赫魯曉夫就問：“你身後是誰?”“是劉少奇。”“劉少奇之後呢?”“是鄧小平。”“鄧小平之後呢?”“那我就不管了。”毛澤東說罷哈哈大笑。
這一歷史事實說明早在1957年，毛澤東就已十分器重鄧小平的政治魄力和治國才干了。因此，他在1972年初的陳毅追悼會上就透出風來說：“鄧小平與劉少奇是有區別的，是人民內部矛盾。”在場的周恩來一聽馬上暗示陳毅夫人張茜把這一信息傳出去，為鄧小平復出造輿論。不久，鄧小平就被毛澤東“請”了回來。他還一再說鄧小平“綿里藏針，人才難得”，並希望他多做工作。
毛澤東在觀察和考驗了一段鄧小平之後，決定對他委以重任，親自提議讓鄧小平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軍委委員。這就體現了毛澤東對未來中國政壇人事布局的展望：“文革”前鄧小平就是副總理，現在恢復是在情理之中，他原來是中央總書記，是當時的七大常委之一，恢復他政治局委員也是很正常的。然而，鄧小平戰爭年代雖有重大的軍功，但建國以後他一直從事政府和黨的工作，沒擔任過軍事方面的實職。1955年我軍第一次授銜時，他和周恩來等一道，連元帥銜都放棄了。這時的毛澤東卻在恢復他的黨政兩方面職務的同時又在軍事方面委以重任，讓他黨政軍都管，這在當時的中央政治局成員內，是除周恩來之外的第二位。毛澤東的用意已是中央高層領導人中人人心知肚明的事了：對鄧小平的安排是有着毛澤東、周恩來百年之後讓鄧小平挑大梁這一考慮的。
這就急壞了“四人幫”，也氣煞了江青等野心家：林彪垮了，周恩來病重了，老家伙都被他們斗下去了，他們正要登上中國的最高政治舞台，可這半路里偏“殺”出鄧小平這么一個“程咬金”來。於是，“文革”派們在恨、氣、急之中，就加大了對鄧小平工作的干擾和各方面的破壞。
首先是出席聯合國第六屆特別會議的代表人選。本來，大外交家周恩來是最理想、最合適的人選。但當時他的病情已經沉重，無法出國了。在這種無奈的情況下，毛澤東提議鄧小平率中國政府代表團前去參加。這是毛澤東的一個深思熟慮的決策，也傳達出一個重要信息。在周恩來重病之後，未來將由鄧小平主持中國的對外事務。
江青對這樣一個令她無法容忍的決定當然不能接受，便一再反對，還借口什么“安全問題”、“國內工作忙”進行阻撓。以至在周恩來主持的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了毛澤東的這一提議後，江青仍不依不饒地擾鬧。周恩來只好讓王海容、唐聞生將會議情況直接報告毛澤東。在毛澤東動怒並嚴厲警告江青之後，江青才被迫同意。
不久，江青又抓住“風慶輪”事件糾纏不放，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有預謀地逼鄧小平表態，叫嚷着要揪出“崇洋媚外”、“賣國”的“買辦資產階級的總後台”。鄧小平只能憤而離開會場。這時，張春橋望着離去的鄧小平背影，惡狠狠地說：“鄧小平又跳出來了。”於是，當晚“四人幫”就聚集於釣魚台17樓，江青說鄧小平是反對文化大革命；張春橋說，鄧小平這么做是與四屆人大人事安排和軍隊總參謀長提名有關；王洪文則說鄧小平對新生事物不滿，對文化大革命不滿；姚文元也在日記記下了“斗爭形勢突然地變化了!鄧小平同志在昨天會議結束時站起來罵江青同志”，“已有廬山會議氣息!”
“四人幫”這次密謀後，就讓王洪文背着政治局其他成員飛長沙向在那里的毛澤東告狀。結果是挨了批評又碰了一鼻子灰。
鄧小平復出後，他要挽救我們這個國家：軍隊要整頓、鐵路要整頓、教育要整頓。可每一項整頓都遭到了“四人幫”的干擾破壞。他們還以鄧小平同意放映《創業》、《海霞》等電影攻擊鄧小平是“黑線回潮”。在第二次農業學大寨會議上，江青一再在鄧小平講話時冷言冷語插話說什么“評《水滸》不只是文藝評論，還有現實意義”。“宋江上了梁山，篡奪了領導權，把晁蓋架空了”。鄧小平女兒毛毛說，江青在這里是把鄧小平比做宋江，筆者看來，江青是把周恩來、鄧小平兩人都比做宋江。周恩來進手術室前的“我不是投降派”那聲拼盡力氣的呼喊正是印證着他當時的心跡。在當時政治環境下，可以說周恩來是江青一伙的眼中釘，鄧小平是江青一伙的肉中刺。只是由於有毛澤東的支持，有周恩來、葉劍英、李先念等老一輩革命家的健康力量的存在，江青一伙才無法扳倒鄧小平。
不過，在當時特殊的“文革”歲月里，我們黨和國家的整個命運安危均系於偉人毛澤東的一人之身。而毛澤東的晚年，特別是林彪事件之後，他對中央及身邊人的信任都產生了懷疑，他曾一度讓王海容、唐聞生專門為他傳話，後來因為種種原因造成兩人不願為他傳話。於是毛澤東便起用自己的親侄兒毛遠新作為他和政治局之間的聯絡員，成了晚年毛澤東最重要的一個“天子近臣”。而毛遠新一到北京就和江青搞成了一伙。他秉承江青的旨意，向毛澤東匯報說鄧小平上台後最終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這一下就觸動了毛澤東的神經。因為他曾對自己的護士長吳君旭說過，“小吳啊，別人都喊我偉大領袖，其實我這一生也就做了兩件事：一是帶領全國人民打倒了蔣介石，二是發動全國人民搞了個文化大革命。對前一件事，全國人民反對的不多，對後一件事，全國人民贊成的不多”。現在自己殷殷期盼的鄧小平上台後就要否定掉他做的兩件事之一，這是他無論如何也不願看到的，也是不能允許的。
然而，毛澤東畢竟是一位偉大的開國領袖，他在關系到黨和國家命運的人事安排上是不會草率行事的。他在一次由鄧小平陪同他會見外賓後將鄧小平留了下來，並明確交代鄧小平說，由你主持一個政治局會議，把“文化大革命”的結論做一下，還是那句老話，“七分成績，三分錯誤”。令毛澤東失望的是，鄧小平具有和他相同的性格：在重大的原則問題上是絕不讓步的。他明確地回答毛澤東說，“文化大革命”的結論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不適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這樣，毛澤東對鄧小平徹底失望了，當場就對鄧小平說，那別的事你就不要管了，就負責外交事務吧。
在那個年代里，毛澤東的話就是組織決定，鄧小平哪還能工作呢?
王洪文
王洪文不願學習
王洪文是“文革”中造反起家的新貴，在林彪自我爆炸後被毛澤東看中，決定作為接班人培養。這樣，他從上海造反，一路升遷。張春橋傳達的毛澤東關於王洪文的“最高指示”是：
“毛主席稱贊洪文同志是‘工農兵’干部!”“是毛主席點名調洪文同志到中央工作!”
在此之前，根據毛澤東的安排，1972年就讓王洪文進中南海邊工作邊學習，更准確地說，是進行“實習”。從1972年9月7日到1973年5月這八個多月的實習，毛澤東對王洪文是滿意的，到籌備黨的十大時，毛澤東對他委以重任：與張春橋、姚文元一起負責起草中共十大政治報告。
隨後，毛澤東對王洪文的一系列安排是：十大主席團成員，位置僅排在毛澤東、周恩來之後；十大選舉委員會主任，副主任是周恩來等人；十大召開時，由王洪文代表中央作政治報告；十大召開後的中共十屆一中全會上，王洪文擢升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位置僅列在毛澤東、周恩來兩位都已重病纏身的開國元勛之後，須知，王洪文是小毛澤東42歲的人。
十大之後，王洪文入主中南海。從1973年9月13日——林彪自我爆炸兩周年那天，毛澤東會見來訪的法國總統蓬皮杜的照片發表在人民日報頭版，在毛澤東身旁陪同會見的人是周恩來和王洪文。隨後，王洪文曾先後16次陪毛澤東會見外國首腦，這是很明顯地向全世界昭示：王洪文將成為毛澤東身後的接班人。
可是，王洪文不僅資歷太淺，而且無論德、才，他都不具備黨和國家最高級領導人的水平。毛澤東為了抬舉他，也為他費了不少心思。除上邊說的一些外，毛澤東還在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時，故意讓王洪文這個中共中央副主席點名。王洪文仗恃着毛澤東的重用，拿起八大軍區司令員的名冊，第一個就點了：“許世友。”
坐在台下的許世友仰着臉，望着天花板，裝做未聽見。
“許世友!”王洪文提高了嗓音。
“咚!”隨着王洪文的叫聲，許世友把自己面前的茶杯猛的一下砸在台面上，看也不看王洪文一眼。許世友的做法弄得王洪文很尷尬。這時，睿智的周恩來出來解圍，他從王洪文手中接過八大軍區司令員名單，頭一個喊：“丁盛。”丁盛答：“到！”再喊“陳錫聯。”陳也響亮地答“到！”然後，周恩來才喊“許世友”，這時，許世友不僅響亮地回答，還站起來向主席台上恭恭敬敬地行了一個軍禮。
這一嚴峻的事實說明，王洪文的資歷還遠遠不夠當接班人的要求。
資歷只是一個方面，王洪文的才干、德行就更差了。在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時，一般事務都是汪東興給他操辦，遇有重大問題，他又不大願意向別人求教，自己妄自尊大，要面子，態度也不夠誠懇，問題就很難得心應手地處理，以致當時傳出許多政治笑話來。
其中有一個笑話說，有一次王洪文為處理一件事去找朱德。他先誇誇其談地說了一大通話之後，問朱老總有什么意見。朱德默默無言。良久，才用手杖指了指天、戳了戳地。王洪文百思不得其解，只好跑去問鄧小平。鄧小平笑着說：“老總的用意不是很清楚嘛，他是說你不知天高地厚呀!”
事實上，王洪文也確實辜負了毛澤東對他的期望。俗話說，“人以群分，物以類聚”。因為王洪文是靠造反起家的，所以他到北京工作後，很快就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這伙“文革”新貴們打得火熱。毛澤東發覺後多次對他批評教育，他卻不思悔改，反而和上述篡黨奪權分子結成牢牢的“四人幫”。
早在1974年12月，為四屆人大組閣的事，王洪文就曾秉承江青旨意，飛赴長沙，向毛澤東告周恩來等老干部的狀，毛澤東就已當面批評他“你們不要搞四人幫”。王洪文不聽勸告使毛澤東漸漸對他失望甚至反感了。在四屆人大上，毛澤東沒有給他安排重要職務，在中央工作上，毛澤東一度讓鄧小平主持，批鄧後不久，特別是周恩來去世後又讓華國鋒主持中央工作。這時的王洪文也還不是謙虛謹慎、好好學習和積極進取而是整日花天酒地。
王洪文是從上海起家的，他當上黨中央副主席之後儼然成了上海的主人，只要他喜歡的東西，伸手就要，往往一次還要很多很多，上海方面都得給。一次周恩來配戴的上海牌手表用久了，記時不准，他到上海後要到上海手表廠重買一塊。偏巧那次王洪文也在上海，他得知總理要上海手表時，立即給上海手表廠去了個電話。結果上海手表廠按王洪文的要求，一下給周恩來的住地送來整整一瓷盆各類手表。因為以往王洪文都是這樣，要一給十甚至給百，他都是照收不退也不給錢的。周恩來當然不會，他只留下自己需要的一塊，並付了錢，其余都給手表廠退了回去。
王洪文，這個當年“乘直升飛機上來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由於不聽毛澤東教誨，不願好好學習和工作，最終成了“四人幫”的重要成員而為全黨全國人民所不恥。
江青哪肯少說話?
在“文革”中，江青是一個十分特殊的人物，她秉承毛澤東的意旨，迫害劉少奇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她挾嫌報復，只要她看不慣的人都會加上各種罪名加以迫害；她殺人滅口，只要是知道她的一些底細的人，便指使爪牙們去抄家，並將這些人關押批斗，置之死地而後快。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用她自己的話說，“我就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
當然，毛澤東對江青的情感也很復雜：有一些事，比如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前奏曲”，他交給任何人也不放心，就讓江青秘密去干；有些“戲”他期望江青能演好，可是江青演砸了，令他恨鐵不成鋼。他對江青不滿意時，還說：“江青無大錯，離婚影響不好。”
殊不知，由於毛澤東在“文革”中重用江青，不僅使她的職務扶搖直上，而且她自己也私欲膨脹，出盡洋相，搶盡風頭。像這樣一個特殊人物，在史無前例的“文革”當中，她怎么可能少說話呢?
到1973年，開國元勛們已經打倒的打倒，死的死，病的病，在江青的眼中，影響他們奪權上台的最大障礙莫過於周恩來和鄧小平。
本文前邊說的“風慶輪”事件，還有“蝸牛事件”，禁映電影《海霞》、《創業》等都是江青發難造成的。
當毛澤東對周恩來在中美會談中的一些做法不滿時，江青馬上跳出來，說這是犯了投降主義錯誤，是“宋江”要架空“晁蓋”，在批判周恩來的同時，還要說這是我黨的第十一次路線斗爭，他(指周恩來)是要迫不及待地取代毛主席。事後，毛澤東找周恩來和王洪文談話說：“這次會(指批判周恩來的會)開得好，很好。就是有人(指江青)講錯了兩句話，一個是講十一次路線斗爭，不應該那么講，實際上也不是。一個是講總理迫不及待。他(指周恩來)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江青)才是迫不及待。”
毛澤東對江青一針見血的剖析反映了偉人的睿智，也說明了毛澤東生前是絕不會把黨和國家的大權交給“四人幫”一伙的。
同時，江青還分別在1974年1月25日和1月27日背着黨中央、毛主席在首都體育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召開大會，叫囂“批林批孔”，影射攻擊周恩來。江青還濫發淫威，當眾點名批判郭沫若，當眾讓人摘下總政副主任田維新將軍的領章和帽徽。
據曾任周恩來秘書的姚力對筆者回憶，江青還曾於1974年上半年的某一天，親自帶了20多個人來到中南海西北門，讓人叫來周恩來，就在大門內，江青頤指氣使地批判周恩來搞投降主義，是經驗主義的代表人物。折騰了半個多小時才揚長而去。事後，江青還洋洋得意地說，她是帶頭到國務院去“點火燒荒”。
在那段時間里，毛澤東對江青是不滿意的，但他畢竟是八十多歲的老人，有些事處理得已經不再是得心應手了。比如他曾對身邊人說：“叫總理把江青趕出政治局!”在“文革”那段特殊歲月里，毛澤東的話一直是一言九鼎的，如果毛澤東真的不想再使用江青，哪怕就是留在政治局，也完全可以讓江青變成一個擺設而不會讓她發揮任何作用，顯然，他並沒有下決心將江青趕出政治局。
“山河百戰歸民主，鏟盡崎嶇大道平”。這是新中國成立初周恩來在國畫大師徐悲鴻的一幅《奔馬圖》上的題詞。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歷經無數次艱難險阻後終於在鄧小平的帶領下，走上了改革開放這一富國強民的道路。但我們還要牢記歷史，因為那段歷史對全黨、全國人民都是個永遠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