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以后，清王朝已然处于崩溃的边缘，在内忧外患之下，代表汉人势力的维新派主张学习日本，开展“冲决网罗”的变法运动。
然而，朝廷里的维新派遭到了保守派的强烈抵制，在保守派的眼中，所谓的“维新变法”其实是汉人想要夺权！
要知道，清朝的权力一直都是由八旗满人掌控的，其目的就是为了牢牢地把握住满人的利益，而“维新变法”的多种举措在各个方面都对满人的利益产生了冲击，这自然就引起了他们的抵制。
为了扳倒深受光绪帝信任的“维新派”，保守党的满人开始拉拢慈禧，他们不仅越过了皇帝直接向慈禧奏报，而且还在慈禧面前搬弄光绪帝的是非，成功离间了光绪帝和慈禧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保守党的首领刚毅，在被慈禧任命为军机大臣后，开始肆无忌惮地攻击维新派的汉人，他经常扬言：
“汉人皆不可用，欲满人乐，须汉人削，变法利汉人，不利满人，宁赠天下于朋友，不送于家奴！”
由此，原本是谋求强国的“维新变法”演变为了一场满人和汉人的权力之争！
在刚毅升任军机大臣后不久，慈禧又指派荣禄担任兵部尚书，理由是：光绪皇帝太过信任汉臣，导致朝廷内部不稳，急需一个能稳定局势的人来主持。
恰逢平壤大败，湘军、淮军即将解体，满洲正好可以收回军权，而在诸多满洲大臣中，论资格、家世、才能，只有荣禄是不二人选，慈禧刻意栽培，想让荣禄成为“满人中的李鸿章”。
由于顽固派的阻挠，全国性、全面性的变革迟迟不能展开，变法活动始终停留在个别省份、个别督抚的有限范围内。
虽然光绪皇帝支持变法，但他首先要通过伯父恭亲王这一关。
对于有利于国家富强、有利于同外国竞争而又不涉及清廷中枢权力的事，恭亲王是持积极态度的；然而一旦涉及中枢权力，则坚决反对。
常年混迹于政坛的恭亲王很明白，以光绪帝的政治阅历和经验，若脱离保守党的支持，必定会落入翁同龢、康有为等汉人的控制之中，这对满洲贵族极为不利。
于是，他利用生命的最后时间，力阻光绪起用康有为，称康有为是“不可轻信之小人”
与多数满洲权贵思想守旧不同，翁同龢与张荫桓坚持引进康有为，并主张变法。
尤其是翁同龢，他是同治、光绪两朝帝师，历任刑、工、户部尚书和军机大臣，深得光绪帝倚重，光绪帝曾私下说过这么一段话：
“我无心腹，只有翁同龢一人，可为吾心腹耳！”
但这番话很快就传到了慈禧的耳朵里，慈禧就认为翁同龢跟光绪帝在暗中结成势力，这让翁同龢遭到了满洲亲贵的忌恨。
其实，慈禧一开始并不反对变法，在百日维新正式开始前的三天里，慈禧还跟光绪帝一起在颐和园里商议细节，双方就治国路线、主要人事安排、变法方向等问题进行了沟通。
慈禧不算开明，但也不算顽固，她是一个嗅觉灵敏的政治动物，永远知道自己权力的底线。
在甲午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她对于国人的抱怨与指责给予理解，对众多的维新呼唤给予善意回应。当她第一次看到康有为的改革方案后，决定留下这份草案仔细审阅。
所以，可以确定的是，慈禧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反对变法的，但她有自己的底线：
“凡所施行之新政，但不违背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即不阻止。”
可见，在维护满洲一族专制这一点上，慈禧与恭亲王等满洲亲贵完全一致。
而维新派的目的则是为了救国救民，尽管他们并没有主动挑起满汉之间的斗争，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触犯满清皇室的利益是不可避免的。
就拿开设学堂这一项目来说，满清代表刚毅总是会用十分偏激的话语来阻止：
“开学堂不过增长汉人之智识,以危我满洲之朝廷,凡读书能文者, 皆当摧抑之, 拔其根株, 勿令留遗”
为了达到扳倒维新派的目的，刚毅等一种保守党人士甚至打出了“仇视皇帝”的旗号，认为他偏爱汉人，与此同时，他们还极力在慈禧面前游说。
原本就对“维新变法”心存芥蒂的慈禧当然经不住这样的轮番攻击，最终，她决定彻底废掉维新派。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