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義還認為，很多人低估了華國鋒和他的改革信念。在華國鋒生前，他本來想見一見；但是與華國鋒熟悉的人認為他不會答應接受訪問，只好放棄。
在《鄧小平時代》中文版序言中，傅高義提到，理解今日中國的關鍵問題在於現代中國的轉型，而處在所有變化中心的人物是鄧小平。
個人與時代的“二重奏”
傅高義正式開始他對當代中國的研究歷程，是1963年。當時，這個來自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的學者還未能獲准進入中國內地，只能在香港隔岸而觀，通過收集廣東的各種官方報紙、與從內地到香港的人們交談，為他的第一本中國研究著作《共產主義下的廣州：一個省會的規劃與政治（1949－1968）》收集素材。此時，他已經知道鄧小平的名字，但知之甚少。
1973年5月，傅高義得以初次訪問內地，作為美國國家科學院贊助的代表團成員去北京訪問時，他見到周恩來和中國政府其他一些高官，但沒有見到鄧小平。那次訪問給傅高義留下的強烈印象之一是：當時，鄧小平剛剛結束下放回到北京，高層內部對此事議論紛紛，對他將擔負什么角色、帶來哪些變化抱有很高的期望。盡管西方人也在猜測，但誰也沒有料到，鄧小平將與中國行將發生的巨變聯系在一起。
時間走到1987年，傅高義受廣東省經濟委員會官員的邀請，開始第二本中國研究的著作《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廣東》的實地調研。傅高義後來坦言，“雖然已經盡力去研究中國，尤其是廣東，但鄧小平在1978年到1982年之間推動改革之時，我還是覺得自己在認識上沒准備好。”
2000年，70歲的傅高義從哈佛大學退休，他打算寫一本書，幫助美國人了解亞洲的重要發展。他的朋友、美國東亞事務記者唐· 奧博多弗在過去半個世紀里一直進行亞洲事務的報道，他建議傅：“你應該寫鄧小平。”思考幾周後，傅高義采納了這一建議——因為，亞洲最大的問題是中國，而對中國的現代歷程造成最大影響的是鄧小平。此外，深入分析鄧小平的人生和事業，可以揭示近年來塑造中國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基本力量。
2011年9月，傅高義第三本中國研究的著作、英文版《鄧小平與中國的變革》在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紐約時報》評論說：“它已被譽為紀念碑式的鄧小平傳記，迄今為止對中國驚人但卻崎嶇的經濟改革之路進行了最為全面的回顧。”華盛頓大學中國問題學者沈大偉說：“盡管其中許多信息未必是新的，但這是我們首次看到它們全都匯集在一本書中，並以學者的角度加以客觀分析。”
今年5月15日，傅高義在香港——他開啟當代中國研究的地方，出席了該書中文版《鄧小平時代》（包括繁、簡體字版）的新書首發式。82歲高齡的他，顏面與舉手投足頗顯謙謙君子。出現在公開場合時，多數時候他是坐着的。當站起來或走動時，偶爾會露出西裝下系於腰間的黑色護具——據說他背部有疾，但他熱愛運動，堅持跑步和游泳。應讀者要求在《鄧小平時代》的扉頁上簽名時，傅會先寫上自己的英文名“Ezra F. Vogel”，再寫上自己的中文名“傅高義”，笑言，“我的普通話和英語一樣好”。
逗留香港的一周里，傅高義展現出了極大的熱情與魄力，馬不停蹄地在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香港外國記者會、澳門大學、香港哈佛校友俱樂部、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中央圖書館等機構，舉辦了多場講座、交流活動。之後，他轉戰新加坡演講，接下來還將前往澳洲、新西蘭。主題都緊緊圍繞着他對鄧小平與中國變革的研究。
《鄧小平時代》不同於一般的傳記寫作，它從鄧小平出生的1904年寫起，但敘述重點是鄧小平1977年復出之後的政治生涯，縱貫鄧小平時代的起始、展開、挑戰和終曲。它是一部個人與時代的“二重奏”：既關注鄧小平其人，又關注整個轉型的中國。
傅高義說，之所以用鄧小平的名字命名這個時代，是因為這個中國的改革設計者有着廣闊的視野和戰略思考，以及執行戰略的堅定決心。書中涉及到中美建交、華國鋒的歷史評價、改革開放的幕後曲折、鄧小平與陳雲的關系、香港問題、鄧小平南巡等重大議題。在中文版的序言中，傅高義提到，理解今日中國的關鍵問題在於現代中國的轉型，而處在所有變化中心的人物是鄧小平。“鄧小平是20世紀最偉大的一個人，因為他改變了中國這么一個大國的命運。”
不尋常的挑戰
傅高義最接近鄧小平的一次，是1979年在華盛頓美國國家美術館舉行的招待會上。這是中美建立外交關系後鄧小平訪美期間的活動之一。參加招待會的多是美國的“中國通”，雖然沒說上話，但傅當時距離鄧小平只有幾步之遙。
那次，鄧小平講話時，參加招待會的人根本聽不清楚他和譯員在說什么——國家美術館的音響效果非常糟糕，不是個合適演講的地方。聚在一起的中國觀察家們熱烈寒暄，忙於分享最新消息或傳言，全然顧不上台上正在演講的鄧小平。據鄧小平身邊的人說，現場這群心不在焉的來賓讓鄧很是懊惱，但傅高義回憶當時情形卻是這樣：“他給我們大多數在場的人的印象，是他如何像對着一群正襟危坐洗耳恭聽的中國聽眾一樣念着講稿”。
無緣與鄧小平本人交談，讓傅高義引以為憾。但他覺得，這對他寫作《鄧小平時代》不一定會造成太大影響，因為他所關心的問題，鄧小平不一定會如實相告；從鄧小平口中獲得的答案，也不一定比他自己發掘得到的更多。
鄧小平沒有寫自傳，他很少在公開場合回憶自己過去的經歷，眾所周知他“不愛說話”。他甚至都“很少召集常委開會。當被問及何以如此時，他說：‘兩個聾子（鄧小平和陳雲）能談什么？’鄧小平要做的是分工明確”。傅高義在書中有多處對鄧小平性格層面的描述，諸如：
“鄧小平的家人覺得他親切寬厚、言談風趣，但在家人之外，他不是一個和藹可親的人。同事和其他人對他敬重有加，卻不像對胡耀邦，或當年對周恩來一樣愛戴他。他們知道，在緊要關頭，鄧小平會做他認為最有利於國家的事，而未必考慮這樣做是否有利於自己的手下人。”
再比如：“鄧小平當過十多年嚴厲的軍事領導人，他懂得如何讓風趣的談話也透出威嚴。決定一旦宣布，他不會承認錯誤、削弱自己的權威。”一旦使用自己的權威，他會表現得十分堅定。
在傅高義看來，相比起通常情況下研究某位國家領導人，寫鄧小平和他的時代，是一項更不尋常的挑戰。原計劃用五年完成這一調研寫作，最終他付出多一倍的時間。那幾年，受邀到傅家中的訪客，注意到了他家里擺放着鄧小平的照片。
《鄧小平時代》的前言中提及超過300多個訪問對象的名字；中文版804頁，其中注釋超過100頁。這位美國老教授所下的工夫，着實令人咋舌。
傅高義除了盡量閱讀可以看到的中外公開文獻外，還利用自己在哈佛多年工作中遇到的一些特殊機會，大量采訪中國的黨史專家、高干子女和在鄧小平手下工作過的干部。憑借廣闊的人脈，傅高義又與很多接觸過鄧小平的各國官員交談，包括李光耀、中曾根康弘、卡特、基辛格等。為了更好地感受鄧小平經歷過的環境，傅高義還親自走訪了鄧小平出生、工作過的一些重要地方，並有數次在北京較長時間居住的經歷，前後累積約12個月。
鄧小平的兩個女兒鄧榕和鄧林接受了傅高義的采訪，不過，鄧小平的長子鄧朴方還不想見他。傅高義猜想，這是因為鄧朴方與父親關系密切，非常了解父親的看法。
前國家主席江澤民也接受了傅高義的采訪。1997年11月，江澤民訪問美國，傅高義促成、並主持接待江澤民在哈佛大學演講。“有一些人說我是親中國派——我並不是有意要討中國人喜歡，”傅高義告訴記者，當時他的這一提議遭到反對，哈佛校長也很擔心。但他認為既然其他國家領導人可以來哈佛演講，中國的領導人為何不可？“事實上，這次活動非常成功，它使哈佛師生多了一個了解中國的機會”，傅高義在香港接受本刊采訪時說起此事，難掩得意之情，“江澤民後來高興地對我說，他的哈佛測驗合格了。”
很少有一位外國的學者能像傅高義一樣，幾十年來與中共不同時期的高層甚至是最高領導人發生直接或間接的關聯。在胡錦濤擔任中央黨校校長期間，傅高義成為第一位在中央黨校講課的外國學者。“講課那天是個特別的日子——2000年7月4日，正是美國獨立日。”傅高義向記者回憶道，他向中央黨校的學員介紹了美國獨立歷史以及民主政治制度，“我想，我作為一個中國問題專家，應該讓中國人也多了解美國。”
尚存的遺憾
《鄧小平時代》英文版在去年推出後，迅速獲得廣泛的國際關注，入圍美國國家書評獎（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終選名單，榮獲全球外交事務領域英文著作的最高獎項——萊昂內爾·蓋爾伯獎（Lionel Gelber Prize）。該獎是全球外交事務領域英文著作的最高獎項。
有評論認為，《鄧小平時代》堪稱一部“紀念碑式”的作品。由於各種限制，中文世界迄今為止尚無一部同等分量的著作，而傅高義幾乎是目前英文世界最有資格寫鄧小平的學者。比之後繼研究者，傅高義得天獨厚地得以采訪眾多歷史親歷者，掌握大量第一手資料，這一切使本書具有獨特的歷史成因，其價值在未來相當長時間內難以被超越。
不過，傅高義向記者坦言，他仍有遺憾之處。
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之前是黨的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和中央軍委副主席，而在十一屆三中全會成為頭號領導人之後，他依舊是這些頭銜。
是哪些奇特的因素導致這樣的結果？傅高義極想知道個中內幕，但迄今還找不到有說服力的檔案材料或知道事情真相的核心當事人。“一些重要事件的決策過程還沒有解密；我試過很多提問方法，但都問不出答案。一些位子不高的人，或許不了解真實情況。高層領導人會知道很多事情真相，但我接觸不到。”傅高義對此不無遺憾。
傅高義試圖給出自己的理解分析：在三中全會期間，中國的領導層想避免讓民眾和外部世界產生中國正在發生一場權力斗爭的印象。華國鋒在1976年剛剛上台，最高領導層擔心領導班子的突然變化會導致國內的不穩定，損害中國吸引外國資本和技術的努力。黨內高層沒有給鄧小平任何新的頭銜，並在他和另一個旗鼓相當的人――陳雲之間維持權力平衡。而這種奇怪的安排能夠運轉，是因為大家都明白內情，也因為鄧小平本人更感興趣的是實權，而不是名銜。他願意在沒有正式名分的條件下接過工作，不要求公開張揚。
對中國現實政治和事理人情，傅高義有自己的獨到闡釋，“鄧小平是個實用主義者，不是意識形態專家；和共產主義世界的許多領導人不同，他不認為有必要先成為一個理論家才能擔當最高職位。中共十四大對‘鄧小平理論’的說法，旨在說明‘實用主義’恰恰正是最深刻的理論。”
書中的主角是鄧小平，傅高義也試圖構建鄧小平與同時代領導人之間的關系圖譜，並對他們提出重新審視的角度。
傅高義用了一年時間研究了鄧小平與陳雲的關系。在他看來，陳雲和鄧小平都是摸着石頭過河，但陳雲在落腳之前，要搞清楚每一塊石頭是否牢靠。傅高義並不認同將陳雲視為阻撓改革的保守派的論調，他稱陳雲為“平衡派”。在經濟改革上，陳雲固然不如鄧小平那樣開創進取，但是他的細心審慎、穩健沉着也在中國經濟發展史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陳雲的責任，就像在一個企業、公司里，看人才夠不夠，錢夠不夠。1978年以後，鄧小平掛帥，他想前進，陳雲的工作是要考慮實際情況允不允許這樣做。從1982年一直到1992年，有時候他們是統一的，有時候是矛盾的，鄧小平想做得快，陳雲覺得應該小心走路。他們基本上說法一樣，他們始終要維護共產黨的權威，彼此在外面不討論、不爭論。”
傅高義還認為，很多人低估了華國鋒和他的改革信念。在華國鋒生前，他本來想見一見；但是與華國鋒熟悉的人認為他不會答應接受訪問，只好放棄。現在澳洲任教的孫萬國教授提供關於華國鋒支持改革的證據。“他對華國鋒的研究比我多，他跟華國鋒的一些親戚談過，也跟曾經與華國鋒一起工作的人談過話，我對華國鋒的理解，很多是從孫萬國那里來的。”傅高義對記者如實相告。
假如鄧小平還活着
傅高義1979年出版的著作《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啟示》隨着當時日本經濟的崛起而成為全球暢銷書。2010年，中國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鄧小平時代》一書隨即推出，是否也有順應當下西方“中國熱”的考量？
對此，傅高義表示，在計劃出版這本書時，並沒有考慮出版時機。不過，出版時機還算幸運。假如在20多年前出版，很多西方人很可能難以用超然的態度去看待鄧小平為已發生的變革做出的歷史性貢獻。
誠如傅高義所言，這本書首先是寫給西方人看的。在他看來，在西方世界，鄧小平的地位被低估，當提及20世紀偉人時，人們不一定立即會想到鄧小平。他試圖改變這一偏見。
在“記住鄧小平”一節中，傅高義寫道：“假如中國人要感謝某一個領導人改善了他們的日常生活，這個人就是鄧小平。在為改善如此多的人民的生活做出的貢獻方面，20世紀是否還有其他領袖能夠與他相比？”
“他僅僅希望他的讀者能夠通過對鄧小平的了解，去認識中國在經濟上取得成功的內在機制。從這個角度看，傅高義給予鄧小平極高的評價，我認為是沒問題的。”馮克利，《鄧小平時代》中文版的譯者、山東大學教授，在評論本書時談道，“傅高義在全書的最後一章，簡單羅列出了鄧小平留給中國政府的種種問題。也許是為了突出鄧小平的成就，但他對此只是輕描淡寫地說了幾句。我相信，很多讀者對於他這樣一位歷史學家能夠對此做出更加深入細致的分析是有所期盼的，但這卻是全書中寫得最草率的一部分。”
對於各種批評，傅高義的回應是，盡量理解鄧小平為什么做了他所做的一切，是一個研究鄧小平的學者的職責。
多年對鄧小平與中國的研究，傅高義在談及相關中國問題時，已經形成自己的看法和認識。
1980年8月，鄧小平在題為《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的演講里說，中國需要政治改革。1986年，他也有意識地討論有關政治改革的話題。他認為推進政治改革是需要條件的，要是整個社會安定、各方面情況都好的話，政治改革完全可以逐步開展的。“鄧小平擔心中國太大、容易亂。如果他當時堅持下來，這一決策或許對中國影響深遠。”
在傅高義看來，鄧小平決定在1988年開展“價格闖關”可能過於超前，因為當時國內物資本就匱乏，價格市場化導致通脹失控，使得工薪階層受到損害，這是引發社會動盪的重要原因。
“假如鄧小平還活着，他一定會說：中國絕不應當稱霸，絕不干涉別國內部事務，應當與各國保持和睦關系，集中精力搞好國內的和平發展。”在《鄧小平時代》正文最後，傅高義提出了這樣一個“假如”。
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這樣的“假如”頻頻出現：“假如鄧小平還活着，他會干更多實事”、“假如鄧小平還活着，他會更積極地推動縮小中國當下懸殊的貧富差距”……一個個“假如”的背後，流露出傅高義用十年時間深層分析鄧小平個人性格及執政風格的自信。
“那么，假如鄧小平還活着，並有機會讀到這本關於自己的這本書，你覺得他會給出什么評語？”他微笑給了回答：“鄧小平考慮問題的標准，不是對不對，而是對現行政策是否能帶來好處。我希望，鄧小平能注意到，這本書中談到了他在外交上韜光養晦的政策，這將有助於中國與各國保持友好關系。”
目前有大陸的出版社正在與他商議，對《鄧小平時代》一書進行一定的改動，擇合適的時機在大陸出版。今年是否有望實現？傅高義給了一個樂觀的回答：“應該會更快”。
他希望，這本書在大陸能順利出版的話，一些原先拒絕他訪問的重要人物看到這本書後，如果認為他寫得還比較客觀，也許能夠回心轉意。“如果在兩三年之內，我有機會見更多的人、看到更多的材料，我會再寫、再改，不斷修訂這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