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11月，輪船招商局在上海創立，這是中國近代第一家現代化的航運企業，也是第一家公司制企業，輪船招商局的發起人為洋務派代表人物李鴻章等人。
1872年，李鴻章在上海創辦輪船招商局，經營內河及遠洋航運業務。圖為上海總辦事處。
中國現代實業自晚清開始蹣跚起步，在蠻荒中艱難生長。考察晚清至民國時期的商海風華，能為我們提供觀察這一時期社會的重要視角。本報推出“百年貨殖傳”系列，意在用通俗的方式敘述近代以來的商業往事，呈現歷史細節，借此一窺近世中國的一個側面。
1872年11月，輪船招商局在上海創立，這是中國近代第一家現代化的航運企業，也是第一家公司制企業，輪船招商局的發起人為洋務派代表人物李鴻章等人。創辦招商局，除技術引進之外，李鴻章還有制度創新，這就是他辦主推行的“官督商辦”公司制。
“仿西國公司之例”
經李鴻章批准，輪船招商局的創辦章程第一條赫然寫道：“（中國）輪船之有商局，猶外國之有公司也”。李鴻章明確指出：“輪船招商局本仿西國公司之意”。另外兩位著名官員劉坤一和盛宣懷也分別指出，招商局“系仿泰西各國設立公司辦法”“系眾商公司”。《申報》在招商局創辦的第二年發表社論稱：“今日中國所設立之輪船招商局，公司也，此局為中國公司創始之舉”。還有人稱李鴻章設立輪船招商之局，“雖不曰輪船公司，其實則與輪船公司無異矣”（《皇朝新政文編》卷21）；輪船招商局“實系已成之公司，從前稱公局者，即系公司之謂也”（《盛宣懷實業函電稿》，第122頁）。
中國傳統社會，雖然不乏規模巨大的產業組織，但多為官辦性質的各類工場，例如清代雲南銅礦業以及蘇州、杭州、南京等地的織造工場。在民間社會，雖然合伙經營源遠流長，而且出現過集資較多的組織，但是傳統合伙一般以“人合”為前提，合伙人必須彼此熟識，其出資與經營不相分離且負無限責任，對外具有較強的封閉性，因而生產、經營效果有限。中國傳統社會並沒有孕育出公司經營機制，這也是中國經濟、社會逐步落伍於西方的制度因素之一。
李鴻章等人急於仿行西方公司制度，還有一個重要動因，即抵制西方公司對於中國民間資本的大肆吸納。鴉片戰爭之後，外國洋行開始在中國通商口岸發行股票，吸收華股。在洋商的一再勸誘和洋行豐厚利潤的吸引下，通商口岸漸興華商認購洋股之風。據汪敬虞先生考證：“華商附股外國洋行經營航運事業，至遲在（19世紀）50年代就已開始”。至19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華商對洋行股票的認購漸趨踴躍。有的洋行股票因供不應求，以致市價溢出原價好幾倍。個別洋行鑒於要求認股的華商為數太多，不得不制定了限制條件。
不斷高漲的華商附股洋行熱潮的直接後果，就是使大量中國資本流入外國公司，成為外國公司開拓中國市場、侵攘中國利權的重要資本支柱。這種華商資本在中西商戰中“非但不能御敵”，反而“倒戈相向”的狀況，逐漸引起了李鴻章等洋務派官員的憂慮，他們不得不考慮如何將華商資本從洋行中吸附過來。創辦自己的公司，就是首選辦法之一。
招商局創辦艱難
輪船招商局意在“招商”辦公司，但最初招募商股時困難重重。即使聯絡了胡雪岩、李振玉等大商人，亦無多大作用，乃至“招股年余，無人過問”（鄭觀應語）。在創始經費中，李鴻章從官款中批撥的二十萬串制錢發揮了重要作用，李鴻章還帶頭認股5萬兩。1873年，李鴻章委派廣東香山籍買辦巨商唐廷樞、徐潤分別擔任招商局總辦與會辦，後又將另一名香山買辦商人鄭觀應招納入局。從此，招商局業務日隆，附股者日多。
招商局股票最初市價僅為票面價值的四五折，隨着機構的改組、業務的拓展和收益的增加，股票市價漸漲。至1882年6月9日，招商局原價100兩的股票，市場價已漲至247.5兩，至同年10月12日更漲
至267兩。招商局的成功，帶動了民眾對於其他公司股票的認購興趣。當時的媒體載：“中國初不知公司之名，自招商輪船局獲利以來，風氣大開”；華商因見招商局股票市價逐漸飛漲，“遂各懷立地致富之心，借資購股，趨之若鶩”。說明，輪船招商局對於中國近代早期股市的興起發揮了重要作用。
但輪船招商局畢竟不是一家普通公司，其名曰“局”，就足以說明這一點。商權與官權在企業中的對抗從未間斷，且愈演愈烈。至1904年清政府頒布《公司律》之後，招商局股東有了同官權做斗爭的合法依據，開始謀求去除“官督”，實行“商辦”。但清政府郵傳部從中作梗，企圖保持對該局的“官督”特權。商局股東依法力爭，郵傳部不得不於1911年8月批准《商辦輪船招商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同意該局“實行公司商辦主義”。
“官督商辦”與“保商”
在輪船招商局的帶動和示范之下，此後相繼成立了其他企業，例如開平煤礦、雲南礦務招商局、上海電報局、上海機器織布局、順德銅礦、山東嶧縣煤礦、登州鉛礦、湖北荊門煤礦等，這些企業也都采用“”官督商辦“”的公司制。“官督商辦”性質給這些企業提供了諸多業務便利和特權，也極大地支配和制約了企業的經營與發展。
“官督商辦”其實是由“官”、“商”兩個主體和兩種機制組成，最初設計之時，考慮的主要是兩者各自優勢的結合，即官有“權”而商有“錢”。對此，即便後來對“官督商辦”大加撻伐的鄭觀應，起初亦表贊成。他指出：創辦企業若全恃官力，則費巨難籌；招集商資，易收眾擎易舉之功。但如果企業全歸商辦，則地痞土棍難免阻撓，且一般吏役又會敲詐勒索；只有實行官督商辦，則各有責成，“上下相維，二弊俱去”。
“官督”的優勢從根本上講，在於可得到官方支持。除了行政保護之外，企業還可得到官方政策與資金的扶持。
就政策而言，“官督商辦”企業可獲得官方特許的專項經營權。例如輪船招商局創辦之初，李鴻章奏准每年將蘇、浙等省漕糧分出四五成撥歸該局承運，不得短少，該局輪船還獲准獨享到未開放口岸裝運官貨的特權。上海機器織布局創辦伊始就獲得了為期十年的壟斷經營權。上海電報局享有專營官商電報業務的特權。漢陽鐵廠招商承辦時，由湖廣總督張之洞奏明朝廷通令各省督撫，嗣後凡有官用鋼鐵料件一律向該廠訂購。開平煤礦由官方允准，在方圓十里之內不准別人開礦，以防競爭。這些企業還普遍獲得了官方減免稅負的優待。例如開平煤礦創辦時期，土煤的一般稅率約合每噸六錢七分二厘，而開平煤每噸僅繳納稅銀一錢，還不足土煤的六分之一。漢陽鐵廠招商承辦時，總理衙門和戶部允准其產品免稅五年，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屆滿後，朝廷又多次批准延展。上海機器織布局創辦之際，清政府批准其產品如在上海本地零星銷售，則免納稅厘，“以示體恤”。
在資金方面，這些企業大都得到了官款不同程度的扶助。例如輪船招商局“資本雖系商股集成，實賴官帑之倡率”。該局創辦之初，李鴻章一方面設法為其籌撥官款，另一方面又積極動員有關官員將各屬關局之“閑款”發存該局，以求“於公有益，於眾商有裨”。為了進一步減輕企業負擔，李鴻章於1877年奏准官款緩息三年。1885年，朝廷復准招商局應還官款本息均緩，嗣後又為該局免除了利息，使該局終於在1890年全部清還了官款。而津滬電報局、漢陽鐵廠、萍鄉煤礦等企業則都是先由官款創建，然後招商承辦的。漢陽鐵廠等企業的官款一度遠遠超乎商款之上，乃至有人稱該廠雖然招商承辦，但實系“官本商辦之局”，“徒有官督商辦之名”。
清政府在各方面的扶持，對企業的業務發展產生了很大的促進作用。時人稱，招商局“所以能自立者，實賴官為護持”。該局輪船的運漕價格“較外輪約高出一倍”，官方的運價津貼，有力地支撐了該局同洋輪公司在其他業務方面的競爭，受到洋商妒忌，他們不得不承認，招商局輪船“享有特權，占有優勢，其他輪船望塵莫及”。
“官督”走向“剝商”
在企業中，“官督”的實際體現就是企業的最高管理層由政府指派，企業的人事權、管理權等基本由官派高管掌控，廣大商股除了領取由高管決定的股息與紅利之外，很少有機會參與企業決策與監督事宜，其股東身份逐步異化為債權人。這對那些大股東而言，當然不樂意，即使中小股東也心有不甘。
“官督”導致官場陋習侵入企業，使之成為各級官府與官員隨意宰割的“肥肉”。除了定期不定期的向朝廷“報銷”之外，各企業還得承擔官員的個人需索與安排。以輪船招商局為例，“每年遇運載漕糧之際，各上司暨官親幕友以及同僚故舊紛紛薦人，函牘盈尺，平時亦復絡繹不絕”。其它企業同樣存在這種情況，時人記述：對這些企業而言，“某督撫偶薦一人，雖人浮於事，而不容有所推阻，某大僚復薦一人，雖才無可取，而不敢顯為拒絕”。除了強行安插私人，某些官員還在企業掛名領薪，名曰“干修”，企業“礙於情面，未免意存遷就”。
當時的外國人這樣記述在中國企業中觀察到的情況：“每部門都有一些衣服華麗而懶惰的士紳，各處偃息，或專心鑽研經書。……他們是主管官吏們的朋友，雖然對於工作一無所知……但是他們都領薪水，當監督、稽察與上司，並有相稱的好聽名銜”。各級官員的親朋戚屬都是企業養活的冗員，時人稱“中國各公司中，其大者或養冗人數百，小者亦不下數十”。這些由官場輸送的“寄居蟹”們不斷啃食着企業，各企業均無力反抗。凡遇達官過境，企業高層管理人員便多方酬應，獻媚取憐，有的企業甚至成了接待官員、迎來送往的公所。
官權在洋務民用企業的泛濫，使股商利權遭到侵害，企業形象大受影響，極大地挫傷了民眾的投資熱情。例如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張之洞主持修築蘇滬鐵路，實行官商合辦。但招集商股的通告發布許久之後，上海商界沒有響應，廣東商人也不願投資。經過深入察訪，方知華商普遍認為官商頗難合作，故各懷觀望之心。同期，蘆漢鐵路招股創辦，華商也因為其實行“官督”，所以猶豫不前。負責籌辦此事的張之洞深感不解：“商得官維持扶助乃其所願，何至觀望？”倒是盛宣懷深有體會，一語道破：“商人最怕（與）官場共事”。
“官督商辦”機制越來越成為中國公司制發展的窒礙，時人批評之聲不絕。有人直截了當地說道：“中國人非不樂公司股分也，不樂其為官辦也”。還有人明確提出，中國企業“商之可以辦，官之必不可以督”了。此語不啻為中國公司制度發展道路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