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問：“你吸不吸煙？”祖父說吸，毛澤東的煙就在茶幾上，祖父拿出一根就要點。毛澤東站起來，拿着火柴給他點煙。這一刻祖父確確實實感到共產黨和國民黨不大一樣，毛主席和蔣校長不大一樣
蔣介石夫婦出席開羅會議後，在印度藍姆珈與蒙巴頓將軍鄭洞國等合影,
我的祖父鄭洞國後半生幸虧跟着共產黨
鄭洞國 （1903-1991年）
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曾參加東征和北伐。
抗戰中參加過長城古北口戰役、平漢路保定會戰、台兒庄大捷、徐州會戰、武漢會戰、昆侖關戰役、鄂西戰役。
1943年春，鄭洞國參加中國遠征軍擔任新1軍軍長，參加收復緬北要地密支那攻堅戰。
參與東北內戰，1948年底，在長春兵敗解甲。
1954年起，擔任國防委員會委員、全國政協委員、常委。
自1979年起任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副主席。
鄭洞國出身黃埔一期，曾是蔣介石的得意門生。他在抗戰中聲名顯赫，卻在內戰中成為敗軍之將。1948年10月，正值盛年的鄭洞國在東北名城長春被迫放下武器，他為之奮斗一生的“黨國大業”也很快土崩瓦解。接下來的人生該怎么走，他自己也不清楚。
鄭洞國如何度過自己的下半生？一個春秋鼎盛的將軍脫下軍裝又能做些什么呢？本刊記者專訪了鄭洞國的長孫、民革中央副主席鄭建邦先生。
長春：最黑暗的歲月
1948年的東北戰場，早已不是國民黨的天下。1月，精銳的新五軍被全殲；2月，解放軍再戰遼陽和鞍山；3月，林彪集中兵力打下四平，切斷了長春和沈陽之間的聯系。3月25日，祖父“臨危受命”，來到了被解放軍重重包圍的長春。在之後的半年里，長春沒有經歷致命的戰火，卻遭受了比戰火更痛苦的煎熬——飢餓。
長春究竟死了多少人，各方均有統計。但難有統一的權威數據。無論按照哪一方的估計，因飢餓而死的長春市民都不下十萬。
祖父很少跟我們提及長春圍困，那是他一生最痛苦的一段時光，他自己講：“我看着天上的太陽，都覺得沒有光芒。”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在長春的東北師大讀書時，吉林省的領導幾次通過民革告知我，希望我能動員祖父回吉林看看，他不去。幾十年來，當年長春慘絕人寰的場景常常出現在他的睡夢中，那樣一個讓他對長春人民滿懷愧疚的地方，他回去怎么面對呢？
祖父是黃埔一期的學生，又是蔣介石嫡系中的嫡系，算得上蔣介石最信任的將領之一。解放戰爭中，像洛陽、濟南這些名城都是他打下來的，如果這樣一個人，在長春能夠臨陣起義，對國民黨陣營的影響是很大的。因此在遼沈戰役前，西柏坡的政治局常委會上，幾位常委曾經討論過：“最好是動員鄭洞國起義。”會上朱德說：“鄭洞國這個人政治上不壞。”周恩來也講：“這個人我還了解，屬於比較老實，本分的人。”毛澤東最後決定“想辦法爭取他起義”，還叫周恩來以老師的名義給祖父寫了封信。
可惜當時長春城內已是一片混亂，周恩來以老師身份寫的那封信，祖父並沒有看到。但是我想，即便他看到了，以他當時對蔣介石的忠心，大概也不會投降的。而且叫新七軍起義也很難做到，新七軍的軍官大多是黃埔出身，受蔣介石影響很深。仗已經實在沒有辦法打了，部屬們就只好瞞着他與解放軍接洽放下武器，祖父由此勉強算投誠了。
祖父曾回憶，當他放下武器，很沮喪地隨着部隊出城時，迎面開過來一輛美式吉普車，車上坐着的是與他對陣數月的兵團司令員肖勁光和政委肖華。肖華看到祖父走來，立即命令停車，下車走過來跟我祖父握手，問候了一番，然後再坐車離去。解放軍的高級將領對他這個敗軍之將並沒有趾高氣揚、盛氣凌人，這個細節使沮喪到極點的祖父心情略好了一絲。
晚上，在長春郊區四家子解放軍的兵團司令部，肖勁光和肖華請祖父吃飯，也是客客氣氣的，好像與他認識很久了，其實以前他們並不認識。席間，心情極壞的祖父只顧低頭喝酒，不肯講話。酒過數巡才抬起頭說：“我在國民黨那里搞了二十幾年，現在失敗了，當然聽憑處置；至於部下官兵，如有願意回家的，希望能讓他們回去。”當時，心如死灰的祖父只想當一個老百姓，並且生硬地提出：“不廣播、不登報、不參加公開宴會。”隨後，他離開長春這座傷心之城，到哈爾濱思考人生去了。
思想轉彎兒，接受共產黨領導
在哈爾濱，祖父每天都通過報紙關注全國局勢的變化。開始，一拿起報紙他就心煩，他當時的思想還有意無意地站在國民黨那邊兒，看到自己的陣營一敗再敗，心情可想而知。可是後來他的心情逐漸平靜下來。
祖父開始有時間認真讀書，讀毛澤東的書，也讀馬列的書，還有普列漢諾夫的著作。這些書至今還在家里保存着，翻開這些已經發黃的書籍，可以看到祖父當年用紅色鉛筆所畫下的重點。
他們這一批黃埔出身的國民黨人，別看位高權重，手握重兵，但內心卻是非常痛苦、凄涼。一個人奮斗了半生，最後是這樣一個結局，他心里能高興嗎？但他又不能不接受這個現實。
他投身革命，初衷是因為愛國，希望這個國家能夠復興，而他的痛苦也是從這兒來的，覺得國民黨搞來搞去，不但沒有救國，反而窮途末路。
在思想轉變的過程中，還有一道坎兒，祖父一直過不去，這就是中國傳統的“忠孝節義”思想。1950年8月，祖父因身體不適到上海就醫，途經北京時，肖勁光、肖華兩位將軍請他吃飯，希望他參與到解放台灣的工作中。祖父沉吟再三，最後還是謝絕了。兩岸統一是他願意看到的，可讓他自己去拿着武器跟從前的長官、袍澤廝殺，按照他的一貫道德和操守，又不願這么做。
不過，在面對美國人的時候，祖父便沒有那么多顧慮了。在北京期間，周恩來邀請祖父吃飯，當時朝鮮戰爭已經爆發，由於祖父在抗戰時曾與美軍聯合作戰，對美軍的作戰特點比較了解，周恩來就問他對美軍的看法。祖父很明確地說：“美國人打仗主要靠武器裝備，打不了硬仗。”還舉了幾個實戰的例子說明。他講到美軍依賴空中補給，與美國人共同作戰時，美國兵行軍走累了就先丟棄武器彈葯，然後是衣服，到達目的地時就只剩一條短褲，活像一只大毛猴，逗得周恩來大笑。
到了上海之後，他慢慢觀察，發現還是共產黨有辦法。1945年，抗爭剛剛勝利時，祖父是第三方面軍副總司令，負責接收南京和上海。他親眼看到上海物價飛漲，流氓阿飛橫行，社會烏煙瘴氣。50年代初，進入上海才一兩年，共產黨就把上海治理得非常好，這對祖父的思想沖擊很大。一方面他對自己過去從事的事業感到悲哀，另一方面，又在共產黨身上看到了希望，這個希望符合他年輕時候的理想。
1952年，祖父應周恩來之邀，從上海遷居北京。遷居可不止是簡單的搬家，那就表示接受新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參加新中國的建設，這是一個政治上的決定。
毛澤東親自給鄭洞國點煙
來到北京，祖父被安排到水利部當參事，那時候一月掙八十塊錢。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大開幕前，毛澤東提議祖父擔任國防軍事委員會委員，按級別是九級干部，工資是二百七十多元，還配有專車。困難時期，很多民主人士都提出不要專車了，工資要求減幾等，後來減到二百四十五。一直到他晚年，一直都是二百四十五塊，這在計劃經濟時期，應當是很高的生活待遇了。
一天，祖父收到毛澤東請他到家中吃飯的請柬。去毛主席家做客，那是一種什么心情？他當然很高興，但也很緊張。祖父這個人一生並不趨炎附勢，抗戰勝利後蔣介石想提拔他當侍從室侍衛長，負責保衛領袖安全，這是一個在別人看來天大的美差，可是祖父卻堅辭不受。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受不了校長的咆哮。這次到毛澤東家吃飯，祖父也有些戰戰兢兢。
毛澤東很了解祖父的心理。祖父一進屋，毛澤東就從沙發上站起來，迎到門口，用湖南話講：“鄭洞國，你這個名字好響亮啊”，大家就笑，賀龍，葉劍英他們也在旁邊笑。
坐下來以後，毛澤東問：“你吸不吸煙？”祖父說吸，毛澤東的煙就在茶幾上，祖父拿出一根就要點。毛澤東又從沙發站起來，拿着火柴給他點煙。這個細節，也不是毛澤東有意的，他跟誰都這樣。但祖父卻是百感交集，他能想象蔣介石會給誰點煙嗎？祖父在蔣介石面前，那真的是一點都不能含糊，畢恭畢敬。這一刻祖父確確實實感到毛主席和蔣校長不大一樣。
祖父曾在家里學過毛選，學馬克思主義理論，可他沒什么基礎，學起來有難度。他想求教，就問毛澤東：“您的馬列主義是怎么學的？”毛澤東告訴他：“當初做工人運動時，開始工人都不理我，我整天在鐵道上轉來轉去，心里特別痛苦，也着急。後來明白了，臉還是娃娃臉，身上還是學生裝，所以工人跟你有距離。一個人只有把架子放下來，思想轉變了，立場才能轉變。”毛澤東在宴席上的這些話，影響了祖父，從此他開始真正改變立場。
賦閑生活會朋友養花養雞
五十年代，祖父不過五十幾歲，從前他是那么叱吒風雲，而今忽然閑散下來，面對這樣巨大的反差，他很平靜，而且他給自己調適得非常好。雖然不必按點上班，但平常事情也不少，他參與一些政治活動，包括民革的、政協的，還有些對台工作，只是不坐班而已。祖父這個人生活很有規律，直到晚年，鞋子都跟他在軍隊時一樣，絕對不會東一只、西一只。幾點起床，幾點就寢，都像是上了鬧鍾。我媽就開玩笑說：“爸，你的生活就跟鍾擺一樣。”
他從來沒有覺得寂寞，五六十年代跟朋友們打打橋牌。他的朋友挺多，比如張治中將軍的女兒張素我，還有她的先生周嘉彬是我們家里的常客，幾乎每個禮拜都來。我記得周嘉彬每次來都騎着摩托車，那個時候北京摩托沒有幾台，一聽胡同口“突突突”響，就知道他們兩口子來了。杜聿明也老到我家來打牌。杜聿明老兩口打牌還耍賴。祖父說：“他是自己的老長官，老朋友，所以不好意思糾正”，可杜聿明女兒杜致禮就在一邊說：“爸，你不能耍賴。” 後來年紀大了也打不動了。
他喜歡養花，60年代我家住花園村，就在西郊那邊，挨着華僑公寓。我們家里的蟹爪蓮養得好，全樓的人都請祖父教他們怎么養。他養文竹，剪接得非常漂亮。在花園村之前，我們家住在東四禮士胡同，祖父給我小姑姑買了四只小雞，小雞是很難養活的，他四只都養活了，一公三母。公雞長得特別大，小姑姑一出來，它就追着咬。祖父喜歡鑒賞字畫，他一生收集了很多，名貴的都捐給國家了。後來他自己買了一些，那時齊白石的畫也就是三四十塊錢，以他的工資，還能買得起。
“反右”“文革”中基本風平浪靜
1957年，全國開始了“反右”運動，民革的陳銘樞和龍雲等被打成右派，祖父倒安然無恙。“大鳴大放”時，中央統戰部來了兩位處長，希望祖父給共產黨提提意見。他說沒有什么意見，非要說，我也只能說共產黨好。這倒不是他不敢提意見，主要是因為他沒有什么可說。首先，他在1956年之前，沒有參加過什么實際工作，他所看到的就是社會上的轟轟烈烈的建設，至於共產黨在具體工作上的一些缺點、問題，他並沒有看到。他跟我講過，原來一天兩本《大內參》覺得看不過來，就退了。每天只看《參考消息》和《人民日報》，所以不大了解社會上的問題。其次，他這個人一生都是非常謹慎，自己沒有考慮好的事情不會輕易去講，有點兒街談巷議，他覺得不是我看到的事情不能隨便講，因此“反右”對於祖父來說“風平浪靜”。
1957年，他和張治中、邵力子等，一同前往北京德勝門外功德林國民黨戰犯管理所，看望曾經同在一個戰壕里的舊友。祖父看到杜聿明，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與杜聿明一別十年，真是恍如隔世。十年前指揮數十萬大軍的杜聿明，躬腰跛腿、滿面病容。如今卻是神清氣爽，精神煥發。
1966年“文革”爆發，聽祖父講，那時候紅衛兵亂搜家，根本就是無法無天了，只要覺得誰家有事就抄家，沒人敢管，他們一切行為都是合法的。不過，紅衛兵只到過我們家一次，還非常客氣，只說“鄭先生，我們到你家看看”，看了一下也沒有破壞，就收走兩把軍用水果刀。
祖父跟劉少奇、賀龍都算同鄉，尤其是賀老總，他的老家湖南桑植縣與祖父老家湖南石門縣相鄰，所以有時見面，賀龍老是說：“洞國，你到我家去坐坐。”祖父心想人家是元帥，公務繁忙，怎好打擾？可在“文革”時有人要他揭發賀老總，他堅決不干。祖父這個人從來不找事，可他有他的底線，毫不含糊。
張學思（張學良之弟），當時是海軍副參謀長，海軍造反派到我家跟我祖父談，讓我祖父揭發張學思是“隱藏在黨內，軍內的大叛徒，大內奸”。祖父想這從何來？有什么根據呢？造反派就“啟發”他，說“當時國共在東北內戰，三人調停小組時，張學思曾密謀向國民黨投誠？”其實就是叫祖父指出，共產黨方面派到東北軍調小組負責人之一的張學思是“內奸”。祖父想了想說不大可能。那邊就繼續“啟發”，說“我們現在有確鑿的事實，而且張學思本人也不否認這個事。你的年紀大了，而且隔了幾十年了，再好好想想。”祖父說再想想。之後這些人不斷來，來了好多次。祖父後來跟他們講，這個事如果有的話我應當知道。當時，他在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是副司令長官，而且是管作戰的，杜聿明生病，他兩度代替指揮，這么大的事他能不知道嗎？最後被逼得實在沒有辦法了，我祖父講：“對不起，我實在想不起來，不能隨便冤枉好人。” 一直還算客氣的造反派這下急了，就拍桌子說：“你不老實，你沒有冤枉好人，難道是我們冤枉好人了嗎？”祖父一看這些人翻臉了，出於自尊他冷冷地說：“你們冤枉沒冤枉好人我不知道，但是我不能冤枉好人，對不起，我累了。”自己就到卧室休息去了。當時這樣的舉動，就准備着第二天坐牢吧，幸好後來也沒事。
為老兵們盡一點力
“文革”結束後不久，全國政協就開始恢復工作，1979年，祖父當選為民革中央副主席。當時他已經年近八旬，仍積極建言獻策。八十年代，要求落實政策的原國民黨起義投誠部隊老兵特別多，當時我媽管家，每個禮拜都有幾個來求助的老兵。這些老兵沒吃沒喝，來了以後就住家里，走時還得拿點兒衣服、拿點兒錢。更多的老兵上訪寫信，祖父得開一個證明，說明他的歷史情況。那時我們家每個月光買郵票的錢就是六七十塊。後來，民革中央機關說這個錢是為了工作，可以由公家支出，但祖父就是要自己出。之所以這樣做，是出於老人家的一貫想法，覺得給國家減輕點兒負擔，更重要的是他內心深處很痛苦，“這些人原來跟着我，抗戰也抗戰了，內戰也打了，最後也跟着我投誠了，還是受到一些不公正對待。”雖然不是他的責任，但是人家確確實實是跟着他出生入死，現在有困難，所以就用自己的力量幫這些人做點兒事，聊表寸心。
祖父這個人是那代人的縮影。把他放在那個時代去看待，我覺得很多事就看清楚了。他早年投考黃埔軍校，為的是救國救民，跟隨蔣介石在國民黨陣營里干了二十多年，不能說不努力，可還是慘敗。最後，當年的對手把自己的理想給實現了，覺得挺好。他曾經很慶幸地跟我說：“這後半生幸虧跟着共產黨。”這與他當年的政治志向基本一致，精神上有了歸宿。1991年1月27日凌晨，祖父走完了八十八年的漫漫人生道路。臨終前他說：“我現在對國事、家事均無所憾，只可惜沒有看到祖國統一。將來國家統一了，國民革命就算徹底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