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言”、“记事”历时三个阶段，最初记传言和时事，其后记言诰誓命和天下大事，汉以后流变为记“言语”和“行动”起居注之类。
《周礼》系统所载史职，大史、内史、外史、御史均有涉于“记言”，太史、小史、外史，皆有与于“记事”。
庞大而华贵的后母戊鼎告诉世人，那庞然大物的背后，共同指向一个关键字——礼。
它们代表着森严壁垒的封建等级制度。
礼只是一个标志，标志的背后则是如山岳般屹立不倒的社会秩序。
王权高高在上，身份的标志，是神圣不可冒犯的秩序。
“左史”、“右史”最早出现于武丁时期，也间接证明了这个时代的繁荣与昌盛。
《徘徊：公元前的庙堂与江湖》封面
历史随笔《徘徊：公元前的庙堂与江湖》自序
上下三千年，这款大鼎为何一直高居C位?
“皮氏国”的来历，以及“左史”与“右史”
中华文明，能够追溯的源头之一，便是《史记》。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此《史记》是戎夫的《史记》而非司马迁的《史记》，戎夫的《史记》比司马迁的《史记》要早800多年。
公元前900多年，西周有个在位时间最长的君王叫周穆王(约前1054年—前949年)。周穆王曾命令当时的史官戎夫，编辑了一本《史记》。这本《史记》主要讲了28个国家灭亡的教训，第一条教训就是“信不行，义不立，则哲士凌君政，禁而生乱，皮氏以亡”。这本《史记》原名叫《逸周书》，性质上与《尚书》类似，是我国古代历史文献汇编。旧说此书系孔子删定《尚书》后所剩，是为“周书”的逸篇，故得名。书中记载，当时汾水流域有一个叫做“皮氏”的小国，由于国君言而无信，一些贤能之士要代而行政，国君实行镇压，发生动乱，夏帝不降三十五年，地处今天河南安阳一带的殷国趁虚而入，出兵灭了皮氏国。
今天看来，这个“皮氏国”的来历还有点意思。
从历史课本上，我们知道古代有“燧人氏”，有“神农氏”，却少知有一个“皮氏”。
却说，古代发明在树上筑巢居住，改善了先民穴居条件的人被称作“有巢氏”;发明钻木取火，改变了先民生食冻馁条件的人被称作“燧人氏”;遍尝百草，带领先民们种植五谷的人被称作“神农氏”;而最早发明衣服的人，则被尊称为“皮氏”。
原来，随着分工的细化，被射杀的动物食肉之后，便有了鞣皮制革工艺，解决了人们御寒、奉礼需要。
“皮氏国”很可能就是古代以鞣皮制革为擅长的一个群体所组成。
“穆王二十四年，王命左史戎夫作《纪》。”《逸周书》第六十一篇《史记解》记载的是周穆王二十四年，王命左史戎夫作“记”的事情。
“维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左史戎夫，曰：今夕朕寤，遂事惊予。乃取遂事之要戒，俾戎夫主之，朔望以闻。”文中讲到，一天清晨，周穆王想起了古代一些帝氏治国成败的教训，便召来史官戎夫，让他记录下来，每月朔日望日讲给自己听，以便有所鉴戒。
《逸周书》一书中，周穆王评述的上古二十八位帝氏政治上的得失及亡国的教训，这些帝氏依次为——
皮氏、华氏、夏后氏、殷商氏、有虞氏、平林、质沙、三苗、扈氏、义渠、平州、林氏、曲集、有巢氏、郐君、共工、上衡氏、南氏、果氏、毕程氏、阳氏、谷平、阪泉氏、县宗、玄都、西夏、绩阳、有洛氏。
其中夏后氏即夏桀，殷商氏即商纣，有虞氏即舜子商均之后，共工氏即“怒而触不周之山”的康回。
《徘徊：公元前的庙堂与江湖》封面(扉页)
上述这些为后人所熟知的重要历史人物，“皮氏”不仅与这些帝氏并列，且赫然载于二十八位帝氏之首。
“拔得头筹”的重要原因在于，因“信”与“义”而被最早灭亡的国家。
可见，中国古代对诚信的重视，很早就提高到了生死存亡(“信不行，义不立”)的地步。
这些历史信息和历史细节，于今天的我们而言，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汉书•艺文志》告诉我们，“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乃中国古代朝廷很早就立下的规矩。资料显示，“左史”、“右史”乃上古实有的史官设置，最早出现于商王朝的武丁时期。
在位59年的武丁，公元前1250年继位，乃商王朝最为贤能的君王。年轻时就被父亲派到民间劳动体验生活，得以了解民间疾苦和稼樯艰辛。
公元前1247年，据说武丁得到一个梦的启示，在民间找到一个筑墙的奴隶，将他任命为宰相，这个人就是历史上鼎鼎有名的傅说。武丁在傅说和甘盘等贤臣的辅助下，励精图治，力求巩固统治，增强国力，使商王朝得以大治。
内政巩固之后，武丁便开始了大规模征服。在武丁时代，商王朝开始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并组成了一支相对固定而庞大的军队。先是迫使周边时叛时服的小邦完全臣服，接着攻打今山西南部、河南西部一带的小邦甫、衔、让等，以扩大版图。
至武丁末年，商朝已成为西起甘肃，东到海滨，北及大漠，南逾江汉，包含众多部族的泱泱大国。
这个时候，已经奠定了秦始皇之前华夏族大体上的疆域。为了控制广大被征服的地区，武丁甚至把自己的妻、子、功臣以及臣服的少数民族首领分封在外地，被分封者称为侯或伯。
此举开了分封制的先河。而后来在分封制上发扬光大的周王朝，就是在武丁时代被征服后，这个时候接受了商的封号而开始的。
这个时期，活人祭祀开始流行，一次祭祀仪式上百人做牺牲的记载就有多次，对卜辞的迷信发展到了极至。
中华文化的显著特征——祖先崇拜已经定型。
《徘徊：公元前的庙堂与江湖》备选封面(01)
上下三千年，司母戊大方鼎一直是主角
武丁时代，中华文明的结晶正在逐步形成和建立，最为重要的标志便是甲骨文和青铜器。
夏商周三代中，经过夏朝的铸炼，到商朝达到高峰，西周则更加丰富。而能够遗存下来供我们今天膜拜的，商代青铜文明最为辉煌。
“青铜器之冠”司母戊大方鼎成为今天我们认识武丁时代的杰出代表。
那具形制巨大，雄伟庄严，工艺精巧的旷世大鼎，1939年3月，在河南安阳武官村一出土便震撼世界。四周精巧的盘龙纹和饕餮纹，一种威武凝重之感时时逼人;足上的蝉纹，图案的蝉体，线条清晰而蜿蜒。腹内壁“后母戊”三字，笔势雄健，形体丰腴，无不给人以雍容华贵之感。
司母戊大方鼎的出土，还留下一段传奇故事。
却说兵荒马乱的年月，地处中原文明腹地的河南安阳一带，老百姓都有“探宝”的习惯。恰逢1939年3月，安阳武官村村民吴希增探得一件带铜锈金属宝贝，40多个村民连挖了三个晚上，一个铜锈斑斑马槽式的庞然大物抬出来时，令所有村民震惊。为个庞然大物便是司后母戊大方鼎。
早在1937年11月，安阳即被日寇占领。日本人对中国的文物很感兴趣，虽然大方鼎秘密运回，用柴草伪装在村民吴培文的院中，但很快日本人便知道了消息。当时驻东营飞机场的日本警备队队长黑田荣来到吴培文家，未果。十分紧张的村民们打算迅速卖掉，以逃避祸害。他们秘密找来北平大古董商肖寅卿“看货”，很有眼光的肖寅卿出价20万大洋，因为体积太大不好运输，要求将大鼎分割成几大块装箱。
20万大洋对那时的每一个中国人而言，都是天大的诱惑。资料记载，农民们遂用钢锯、大铁锤，趁着夜深人静分割大鼎。
或许因为大鼎太过结实，久砸不开;或许因为是陈年神物，心存敬畏的村民心里“虚”了。
他们越砸越觉得作孽，对祖先的敬畏之心战胜了20万大洋的诱惑之心。司母戊大方鼎这才完整保留了下来——大鼎被村民重新埋入地下。
不死心的日本人又来了。100多日军将吴家大院翻了个底朝天，终无功而返。之后，日军又来了三辆大卡车，架起机关枪进村，挖地三尺也未能找到。吴培文在大叹“大炉有灵，天助我也”之后，想出一个妙计，他花20个大洋从古玩商处买了一个青铜器赝品，藏在自己家炕洞里。
第三次进村的日本兵直扑吴家后院，扒开吴培文的睡炕，抢走了那个赝品青铜器。
日本人仍不相信这样的结果，仍死盯紧吴培文的行踪。为保护大鼎安全，吴培文将大鼎秘密托付给自家兄弟，远离家乡避难，直到抗战胜利才回到安阳。
1946年7月，一条消息登上报端：“7月11日夜派队并商得驻军X部之协助，至该村掘至终夜，于天明12日早晨将古炉用大马车运县存放古委会内。”文中“古炉”即司母戊鼎。原来，国民政府安阳县长姚法圃带着一班警察，将大鼎从吴家大院东屋挖了出来。
据载，大鼎在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展出，轰动了整个南京城，蒋介石亲临参观。
1949年大鼎在南京飞机场被解放军发现，转移到南京博物院。
这件旷世奇宝，成为中国国家博物馆镇国之宝。
公元前1192年，武丁去世，其子祖庚继位。武丁之前，商朝的王位继承以兄死弟继为主。武丁开始，逐渐确立了父死子继的制度。
夏朝和商朝前期的王都，一直在不断迁移中流浪。商汤建立商朝的时候，最早的国都在亳(今河南商丘)，以后三百年中，都城一共搬迁了五次。盘庚迁殷(今殷墟遗址，河南安阳)才第一次确立了长期固定的王都。
到武丁时期，甲骨文发展成熟，青铜时代进入盛期，史称“武丁中兴”。
炎黄、尧、舜、禹、汤毕竟是古书中影影绰绰的人物。考古是我们认识远古最直接也是最唯一的证据，一次次重大的考古发现，重新丰富了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版图。随着考古学发现和证实，一切似乎都在表明，武丁时代应该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关键期，算得上中华文明许多特征的源头。
“记言”、“记事”历时三个阶段，最初记传言和时事，其后记言诰誓命和天下大事，汉以后流变为记“言语”和“行动”起居注之类。
《周礼》系统所载史职，大史、内史、外史、御史均有涉于“记言”，太史、小史、外史，皆有与于“记事”。
庞大而华贵的后母戊鼎告诉世人，那庞然大物的背后，共同指向一个关键字——礼。它们代表着森严壁垒的封建等级制度。
礼只是一个标志，标志的背后则是如山岳般屹立不倒的社会秩序。王权高高在上，身份的标志，是神圣不可冒犯的秩序。
“左史”、“右史”最早出现于武丁时期，也间接证明了这个时代的繁荣与昌盛。
《徘徊：公元前的庙堂与江湖》备选封面(02)
周王朝给了后世一个完整的“文明国家”样本
夏商周三代中，经过夏朝的铸炼，到商朝达到高峰，西周则更加丰富。夏的质朴，商的绚烂，周的儒雅，汉的强悍，唐的开阔，全都融进了一件件精美绝伦的礼器之中。
商人尊神，青铜雄浑大气;周人崇礼，青铜简洁朴拙。我们的祖先，在这个人类全新的青铜时代，用艰辛和智慧，走出了一条让后辈望尘莫及的青铜之路。
“中国”的概念，是从周公时代开始的——中华文明的底色和基调，是周人奠定的。
周王朝给了后世一个完整的“文明国家”样本。制订这个样本的，就是周公。周公眼里，秩序贯穿于整个邦国，井田是经济秩序，宗法是社会秩序，封建是政治秩序。周王朝的封建制度，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规范化的管理制度。
秩序就像井田一样形成序列，叫井然有序;又像阡陌一样条理分明，叫井井有条。
周王朝定下的这些“规”和“矩”，其后中国封建王朝历朝历代的君王们，沿袭使用了几千年。
“轴心时代”是指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大体算得上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
历史学者易中天先生把三百年的轴心时代分为三个阶段。他认为，第一阶段：孔子与犹太先知，释迦牟尼与毕达哥拉期，四大文明礼炮齐鸣;第二阶段：墨子与苏格拉底，《老子》一书的作者与柏拉图，孟子、庄子与亚里士多德，中国与希腊并肩前行;第三阶段：希腊人退出历史舞台，只剩下荀子与韩非子。
这样的划分，无疑是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考量的。是他们通过“特殊培训班”，支撑着世界“轴心时代”的到来并走向辉煌。事实上，他们不仅仅影响着关乎人类文明走势的帝王将相，同样影响着芸芸众生的生存方式和行为方式。
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的犹太教先知们，古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的孔子、老子……，是他们，奠定了人类文明之后两千多年的走势。人类的行为准则，道德操守，文明秩序……是他们，垫下了第一块砖。
本书收集的40篇历史散文随笔，把重点放在先秦，是因为先秦是中华文明的青春期，充满无限激情和无穷魅力……无论从哪个方向去看，先秦都是中华文明史上最值得书写的时代。
这个时代对中华文明的走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说西周是王的时代，东周是诸侯的时代，春秋是大夫的时代，那么战国就是“士”的时代。春秋战国时期有名的“士”，比如荆柯、比如苏秦、比如张仪、比如范雎、比如甘罗、比如邹忌、比如冯谖、比如商鞅、比如孟子、比如孙膑、比如田忌……都为后世留下了数不尽的传说与佳话。
春秋虽然礼坏乐崩，却还不至于道德沦丧，因为有“士”。而进入战国，“士”的权利和义务都没有了，只剩下一柄剑。
今天的专家学者给这个群体一个特别的称谓——先秦诸子。
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站在世界文化的旷野上，把东周的春秋战国时代称之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他认为登上历史舞台扮演这个“轴”的，便是不可一世的“士”族阶层。
整整一部《左传》，可杀不可辱的史事不绝于书，贪生怕死临阵脱逃都却一个没有。这便是春秋战国时期，“士”之风骨所在。
春秋战国纵横五百余年，其意识形态基本上就是在“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的无尽纠缠与较量中，翻开新篇章的。
孔子所处的春秋战国，正是“礼坏乐崩”的时代。儒家的“药方”是“克己复礼”。仁，是孔子的核心价值;礼，是孔子的政治主张。
《徘徊：公元前的庙堂与江湖》封底(局部)
借古，讽今，知未来……后学的蓄水池
“二十四史”虽以《史记》领衔，不得不承认的是，《史记》却乃二十四史中的“另类”。
与二十四史中其他史书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有着“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之称的《史记》，带有相当浓厚的先秦诸子百家的特点。尽管司马迁也是史官(太史公)，但他著史的目的却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藏诸名山，传之其人”，而不是为了给皇帝歌功颂德。
中国早期的史官多为贵族世袭，故称为“太史公”。那些著史的“太史公们”均为“士人”，全是有风骨、有气节、不折腰的有识之“士”。
有一个典型的历史案例可列为“证”。春秋时代，齐庄公与大臣崔杼之妻私通，为崔柕手下所杀。齐国太史公在史书上如是翔实落笔为“崔柕弑其君”，崔杼看后大怒，要求将“弑”改为“诛”，太史拒绝修改，崔杼一气之下杀了太史。太史的弟弟接替哥哥之笔，也拒绝修改那“弑”字，同样被崔杼杀害。轮到太史的幼弟接笔，仍不改那“弑”字，崔杼见兄弟三人以死坚持直书，只好放了他。
“弑”与“诛”，仅仅一个字，即构成历史的正义感，甚至为了历史的尊严，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可惜的是，因为年代久远，我们无从知道那“太史三兄弟”的姓名了，如果能青史留名，应当是历史上最具传播的佳话。
按照传统道义，臣杀君属于以下犯上的逆行，称为“弑”;杀死有罪之人属于替天行道，称为“诛”。崔柕可以杀掉史官，甚至可以杀掉庄公，但他却无法逃脱历史的批判与审判。
孟子对太史的那种“春秋大义”留下了经典的总结——“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后人心中，司马迁同样有着“太史三兄弟”般的硬骨头。
在《报任安书》一文中，司马迁手握史家之如椽大笔，挥写下如许不朽文字——
盖西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历史是对现实失败者的一种补偿和慰藉。可以说，只有受过奇耻大辱的司马迁，方能写下如此留传后世之绝美雄文。
时间是最好的历史书写者。在时间面前，后来出世的班固在写完《汉书》之后，表达出对《史记》的不以为然。他甚至指责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蔽也”。与班固同一时期的王允更进一步：“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
班固所论“其蔽”，也就是王允所谓“谤”。
在一个现实主义者眼里，受过宫刑的司马迁无疑是失败者，显然是他留有后世顶礼膜拜的《史记》。
思想的自由，文化的勃发……可以借古，可以讽今，可以知未来……可以成为后学的蓄水池。
“先秦”何以成为中国历史的分水岭
中国古代历史将春秋战国时期总称为“先秦”，既然是“先秦”，历史应该以“秦”为轴心而延展开来的。
作为历史上第一个一统天下的帝国，“秦帝国”很值得研究。
春秋战国末期，是水患和饥馑逼出了一个“大秦中央政府”。那时，割据的诸侯，都彼此像贼一样提防着，比如修筑不利于他国的堤坝，灾年禁止谷米流通。等等。
较量绝不止在战场上，秦始皇能统一天下，或许可以从某些细节管中窥豹，当六国都在各自打着小算盘，用百姓的生命以邻为壑的时候，秦始皇却宣告“隳坏城郭”和“夷去险阻”，即国内不再设防，粮食全部流通。
郑国渠原本“四战之地”的一枚棋子。此乃韩国走投无路之下的“疲秦之计”，真实意图在于耗竭秦国实力，以拖延战术求生存之道。
郑国渠的开工时间是公元前246年，也就是赢政元年——这算得上秦始皇的“一号工程”。一水灌溉关中，“疲秦之计”最终变成“强秦之策”。郑国渠建成六年后，也就是公元前230年，秦国统一中原的战车正式驶向战场，战车所向披靡最先压得粉身碎骨的，却是苦心孤诣的韩国。
都江堰、郑国渠和灵渠，三大水利工程就是三个不同风格的水利博物馆。
三项水利工程，助秦始皇一统天下。长城是为了防人，郑国渠是为了惠人。曾是战争产物的水利工程，最终走向了利民利国。
秦始皇还首开了卖官先河，宣告中国历史上买卖官爵从此开始。
实际上，“乌纱帽生意”早在秦始皇爷爷秦孝公时期就开始了，丞相商鞅当时就提出了一个天才的构想——让老百姓交纳余粮而给以爵位。
而将“乌纱帽生意”做到极致的，却是秦始皇的仲父吕不韦。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向国家政权投资，直接投资于国家间的战争，从而开辟资本与战争相结合的大路，是从吕不韦开始的。
吕不韦用金钱为自己获得了相位，为子楚(秦始皇的父亲秦庄襄王)获得了王位，用自己的成功经历撰写了“奇货可居”这个成语典故，他用自己绝妙的“政治经济学”，一度将大秦玩于股掌之中。
不愧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风险投资家，吕不韦正是在资产的支持和运作下，当时最强大的国家——秦国进行了权力重组。而通过以秦政权为抵押进行资本运作，吕不韦自己成了真正的“无冕之王”。
大秦与其说他们靠武力征服了列国，不如说他们用灵活多样的战略战术——更准确一点地说，是靠一笔又一笔“生意”赢得了“天下”。秦完成统一的重要计谋之一，就是用重金贿赂六国重臣。
正是资本与武力的完美结合，为秦最终一举击溃六国，称霸天下，奠定了根本基础。
公元前221年，当齐国的战旗最后倒下的时候，坐在高高战车上的嬴政大笑不止，秦一统天下的时代到来了——没错，此刻中华历史教材已经翻到了“秦”的那一页。
秦帝国能一览众山小，成为兼并各国的最后霸主，无不得益于“秦律”。严格说来，“秦律”并没有什么高大上的道理，都是些百姓看得懂的大白话。
说到“秦律”，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他的名字就是商鞅。大秦帝国有两个“军师”，一个是李斯，另一个就是商鞅。他们为秦统一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是不可或缺的人物。
自秦孝公后，中经惠王、武王、昭王等，及至秦二世亡国，历时130余年。其中为丞相、相国者，有张仪、樗里子、甘茂……吕不韦、李斯、赵高等人，他们来历不同，政治主张也不尽一致，但从秦孝公以来的制度，都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包括律令在内的法律得以发展，秦法已是相当成熟。
这一切之发轫，都缘于商鞅变法。
秦国的基本国策就是“耕战政策”。商鞅变法的主旨，就是立“耕战”为国策，一切都围绕这两个“要素”展开。
“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秦治下的广大百姓，唯一的使命，便是“耕战”，百姓平时为农，战时为兵。
连接“耕”与“战”的纽带就是强大而稳固的法制体系，这就充分地保证了社会的公平。
从每一条每一款的生动细节可以看出，商鞅对基层百姓，可谓了如指掌。每一条款的针对性都很强，让谁也钻不了空子。
有点像今天美国的宪法，看似冗长烦文，却十分实用。
从周王朝一路走来，到秦始皇一统天下。不难发现，帝国制度和邦国制度，都是两个蛮族的后裔(秦和周)武力征服世界的产物。
始皇帝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征调帝国各地民工大修阿房宫。
身为泗水亭长的刘邦派上了徭役，为期一年。咸阳之行，大开了刘邦眼界。沛县东去咸阳二千余里，走三川东海大道，出泗水入砀郡，横穿三川郡，由函谷关进入关中。以战国旧国论，由楚国出发，经过魏国、韩国到秦国，堪称是一次国际大旅行。让小民刘邦耳目一新。
其间，刘邦遭遇了他一生重要的事件——亲眼目睹秦始皇的丰采。
未来的汉高祖与在位的秦始皇的相遇，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里载，秦始皇出行，允许百姓道旁观瞻，刘邦有幸挤进观瞻的行列中，目睹盛大的车马仪仗，精锐的步骑警卫，远远地仰望到了秦始皇的身影。
对于咸阳徭夫、沛县乡佬的泗水亭长刘邦来说，秦始皇宛若天上的太阳，他久久迈不动脚步，感慨至于极点，不停念：“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
“大丈夫当如此也!”这一句话感慨，概括了刘邦一生的政治走向。
秦末战国复活的大潮中，刘邦之所以不愿称王，一心一意要做皇帝，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秦始皇是早就建树于他心中的偶像，他要像秦始皇一样君临天下，在万人观瞻的车马出行中体验人生的满足。
“先秦”乃中国历史的分水岭。也正是因为有了刘邦，“先秦”的历史得以告终，秦汉的历史帷幕徐徐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