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疏散外地的人同時還被要求，離京前清理家中文件，全部上繳；離京以後，凡是絕密文件一律不發；各人參加所在地工廠、農村的斗批改；不准同別的老同志接觸；不經中央批准，不允許重返北京。
1969年3月至8月間，中蘇邊境接連爆發了幾起沖突事件，之後，大軍壓境的蘇聯於下半年又私下向美國等國試探對中國核設施發動突然襲擊的可能性。在此背景下，我國開展了防范“新沙皇”侵華戰爭的緊張戰備和疏散在京中央領導人的工作。由於事件發生在“文革”期間，當時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風頭正健，在他們的一手操縱下，被“疏散”人員實際上是換了個地方繼續被“監禁”。
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在京的中央黨政軍主要領導人及一些老同志，於10月20日以前全部戰備疏散
從1969年3月初開始，全國戰備緊鑼密鼓開展起來。3月4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聯合發表社論《打倒新沙皇！》，其中說：“不管你們來多少人，不管你們聯合什么人一起來，我們都要把你們堅決徹底干凈全部消滅。”5日，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提出：“要准備打仗。”15日，在中央碰頭會上，他又說，大敵當前，我們是後發制人，並具體地說到對付蘇聯可能發動的戰爭問題。
到8月28日，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發布命令，要求邊疆地區革委會、人民解放軍駐邊疆地區部隊，充分作好反侵略戰爭的准備，隨時准備對付武裝挑釁，防止敵人突然襲擊。命令說，黨中央命令你們充分作好反侵略戰爭的准備，“隨時准備粉碎美帝、蘇修的武裝挑釁，防止它們的突然襲擊”。命令還要求立即解散一切跨行業的群眾組織，停止武斗，實行歸口大聯合，堅決執行“七二三布告”（7月23日，中共中央發出布告，要求山西省部分地區制止武斗、懲辦壞人和恢復生產與工作），大力支援前線，絕對不允許任何人沖擊解放軍；要堅決鎮壓反革命分子。
“八二八命令”的發布，迅速整治了仍然存在派性斗爭、武斗和打砸搶等混亂局面的地區。
中央對戰備工作采取了“內緊外松”的方針。在當時的報刊和廣播電台上，大都是些“活學活用”、“大批判”、“教育革命”、“五七干校”、“樣板戲”、“農業學大寨”等方面的內容。“八二八命令”發布後，在一些報紙和廣播電台上，一度出現過號召“要准備打仗”、“一切為了打仗”的宣傳，但很快被中央制止。
實際上，從9月至12月，疏散大中城市人口、物資，是當時全國各地普遍開展的重要戰備活動之一。
在京的中央大批黨政機關，以及北京主要單位、學校，包括其家屬，被緊急疏散到外地，有的暫時先疏散至郊區。文化部所屬機關、學校、劇團和文聯、作家協會去湖北咸寧，其他協會去沙城。人民文學出版社及中國作協部分人員，分別於9月25日、26日動身。中科院原子能所去湖北，哲學社會科學部去河南息縣。國家計委、國家統計局、全國物價委員會去湖北襄樊。10月25日，國防科委機關干部全部去了河南遂平縣蓮環湖干校。11月15日，中國作協機關宣布了緊急疏散命令，所有人都下去，11月30日和12月15日分兩批疏散。
邊境地區的軍政機關，如黑龍江黑河地區的革委會、軍分區也向內地遷移。吉林市計劃將全市人口的三分之一疏散至農村。
許多高校也緊急遷出城市。北京大學的一部分疏散到漢中，一部分疏散到江西鄱陽湖畔。北師大師生疏散到西郊東方紅煉油廠。中國科技大學遷往合肥。中央廣播學院遷到河北望都。中央民族學院遷到湖北潛江。北京農業大學先遷河北涿縣，後遷到陝西甘泉。長春10所高校在一個多月期間，下放干部、教師4400人，占總數的58．6％。
離開“牛棚”不久的中國曲協副主席、作家陶鈍這樣回憶：“北京市內一片慌亂，一些外地有關系的戶都安排搬往外地。收售舊家具的店鋪，以賤價收購了大量的家具。我把老家的人叫了來，把大衣櫥、樟木箱子、書架，馬恩列斯毛的著作全集或選集都裝箱運回鄉下。舊家具價錢落到大立櫥20元，寫字桌10余元，一個彈簧單人床墊子才賣了12元。”作家陳白塵在日記中這樣記載：在北京站登火車時，“秩序大亂，猶如逃難的難民”。韋韜回憶說：北京疏散，“中心是要把北京的所有‘閑雜人員’、‘危險分子’統統疏送到內地去‘監護’；把業務已停專事斗批改的機關單位，統統遷往農村，或辦‘五七干校’，或插隊落戶；把各部門各單位的重要檔案、文件、珍貴資料，集中裝箱運往‘三線’保存”。
10月14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要求在京的中央黨政軍主要領導人及一些老同志，於10月20日以前全部戰備疏散。通知說：為了適應反侵略戰爭的需要，應付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突然襲擊，經中央討論決定：中央機關集中到北京郊區戰備地下指揮部辦公，由周恩來同志留在北京主持工作；毛澤東主席到武漢主持全國的大政方針，林彪副主席到蘇州負責戰備。同時，中央領導人及原中央負責人也相應疏散。
同日，毛澤東離京去武漢。
15日，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對疏散工作作了具體安排。16日至17日，疏散工作緊張進行。
17日，林彪離京飛抵蘇州。
同日，黃永勝指示閻仲川組織前方指揮班子進駐京西山區。軍委辦事組成員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李德生、劉賢權、溫玉成隨同進駐。
在北京留守的主要領導人只有周恩來和黃永勝幾個人。
老同志大多數被安排在京廣線及其附近地區。毛澤東說：“萬一打起仗來，要找的時候，我還離不了這些人呢。”
10月17日，北京市革委會在新落成的首都體育館舉行包括體操、排球、籃球和乒乓球在內的體育表演晚會，觀眾近2萬人，其中被邀請觀看的外賓有2000余人。董必武、朱德、鄧子恢、陳雲、李富春、張鼎丞、陳毅、葉劍英、陳奇涵、王震、彭紹輝等應邀參加。會前，他們接到中央辦公廳電話：晚會請務必出席。
在休息室里，周恩來向他們宣布了戰備疏散的決定，並宣布了他們的疏散地點。他說：“主席根據當前形勢，決定一些老同志在20日或稍後從北京疏散到外地。主席指定了每個人的去處。各地安置工作，均由我打電話安排，中央辦公廳負責准備專機或專列。”他還囑咐一定要帶夫人去，原北京的住處均保留不動。徐向前和聶榮臻沒有出席晚會，周恩來委托陳毅於次日上午在紫光閣專門作了傳達。
對於被監護的對象，是單獨通知的。
10月15日，中辦主任汪東興派人把陶鑄的妻子曾志找去，說：“北京要緊急疏散，可能要爆發戰爭，陶鑄要疏散到安徽合肥，你自己怎么辦自己決定，隨陶鑄去也可以……”曾志回家告知陶鑄。陶鑄沉思良久，決定不讓曾志去：“你千萬不要陪我去，我活不了多久，你去也幫不上忙，何苦再犧牲你……”
17日，汪東興來到福祿居，通知劉少奇的幾個衛士：“中央有個決定，把劉少奇轉移到外地去休息，到開封。”衛士進卧室對劉少奇說了，劉少奇一言不發。護士用蘸了紫葯水的棉簽在紙上寫道：“中央決定把你轉到另一個地方去休息。”劉扭頭不看。
汪東興帶着王良恩到鄧小平住處。汪東興告訴鄧小平，由於戰備需要，中央決定將一些人疏散到外地，鄧夫婦被安排到江西，去江西後還准備安排去工廠勞動鍛煉。鄧小平感到很突然。
張聞天和王稼祥是在宣布解除監護的同時被分別通知疏散的。
20日，中辦副主任王良恩對已被監護一年半的張聞天夫婦宣布：經批准，解除監護，張聞天的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當前戰備緊張需緊急疏散，故遣送廣東中小城市，限三天內啟程。王良恩對王稼祥夫婦則說：“為了使你們得到更好的教育，決定你們三天之內動身到河南省信陽地區，接受工農兵再教育。信陽市是一個很好的地方，路途上有人護送，信陽那里已把你們的食宿安排好了。”王稼祥希望能晚些天走，把病治一下。回答是：“這是中央的決定，三天之內必須離開北京，也不是你一個人。”這些老同志，大多數被安排在京廣線及其附近地區。毛澤東說：“萬一打起仗來，要找的時候，我還離不了這些人呢。這些人還用得着，我還要他們呢。”
經過個別調整，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遠、張鼎丞、張雲逸去廣州；張聞天去肇慶；陳雲、王震及鄧小平去南昌；陳毅去石家庄；徐向前及劉少奇去開封；聶榮臻去邯鄲；劉伯承去武漢（後轉上海）；葉劍英、曾山去長沙；鄧子恢去南寧（後轉桂林）；譚震林去桂林；陶鑄去合肥；王稼祥去信陽。而彭真、彭德懷、羅瑞卿、陸定一、劉瀾濤等人，仍然被留在北京原囚禁地。
這些疏散外地的人同時還被要求，離京前清理家中文件，全部上繳；離京以後，凡是絕密文件一律不發；各人參加所在地工廠、農村的斗批改；不准同別的老同志接觸；不經中央批准，不允許重返北京。
徐向前回憶：“我是在10月18日接到‘疏散’緊急通知，限定20日離京去河南開封市。軍人嘛，叫走就走。接到通知的第三天，我即帶上一名隨員和鋪蓋卷，按時離京了。”
聶榮臻回憶：“他們發出通知，要這些老同志疏散到外地，而且要馬上離開北京。他們通知我疏散到鄭州。我表示，既然是戰備嘛，鄭州那個地方是鐵路樞紐，中原地區我也不熟悉，還是到河北省，晉察冀這些地方我熟悉，如果打仗，還可以起些作用。後來決定讓我到了邯鄲。”
劉伯承在接到通知的當天向周恩來提出，如果真的要打仗，我願意留在北京，給軍委和總部當個參謀。如不行，就服從組織決定。
一些部級高干也被疏散：何長工去江西峽江，胡耀邦去河南潢川，谷牧去四川……住在北京海運倉招待所的宋任窮、黃火青、黃歐東、陳再道、鍾漢華、秦基偉等人，也被緊急疏散。宋任窮去盤錦地區，陳再道、鍾漢華去江西，秦基偉、李成芳等6人去湖南漢壽。
秦基偉回憶：“一天深夜，突然來了幾個人，找我們這些人逐一個別談話，宣布軍委辦事組的決定，要我們第二天就離開北京去外地，並且不得互相打聽將要去的地方。這幾個人一走，樓里頓時陷入一片混亂之中。經交談，得知我們被分得四面八方。昆明軍區的我、李成芳、張子明、胡榮貴、張力雄和南京軍區參謀長王蘊瑞這6個人被通知到廣州軍區。宣布的是命令，非走不可，一點商量的余地也不可能有。大家面面相覷，心情都很沉重，誰也鬧不清這次流放意味着什么，命運又將如何。”
一些還處在被審查期間的高干，是被押送抵達安排地點的。在當事人看來，他們無異於被“發配”
10月17日、18日，在嚴密的戒備下，劉少奇、陶鑄先後離京。
20日離京的人最多，有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遠、張鼎丞、張雲逸、陳奇涵、徐向前、劉伯承、陳雲、譚震林、王震和王稼祥等。
深夜，軍委辦事組派兩人來到長期患病的徐海東大將的床前，要求徐海東兩天之內離開北京：“你必須兩天以內離開。這是毛主席的命令。”
21日，陳毅離京（原定20日離京，因清理文件多，請示總理被批准後延後一日）。同日，徐海東帶着氧氣袋離京去鄭州。
22日，鄧小平離京。
24日，張聞天離京。
這些離京的老同志，一般是夫妻同行，也有單身的，如聶榮臻，他的妻子張瑞華已被下放到吉林省一所干校勞動；徐向前的妻子黃傑在紡織工業部受審查；陳雲的妻子於若木已去中科院的湖南衡東干校。經批准，有的帶有少數親屬，如鄧小平帶了繼母夏伯根，張聞天帶了10歲的養女，王稼祥帶了失去丈夫仍自願跟隨公婆疏散的兒媳。
一些還處在被審查期間的高干，是被押送抵達安排地點的。劉少奇、陶鑄自不必說，鄧小平、張聞天、王稼祥一路都有專案組人員“陪同”。秦基偉等人也是如此。秦基偉後來回憶：“在火車上，我的卧鋪對面是八三四一部隊的一名排長，是專門監視我們的。白天，他寸步不離。晚上，我在床上動一下，他就要翻身起來看個究竟，可能整晚就沒有合眼。後來我聽說，在這批被勒令離京的高級干部中，有的甚至連與他同行的愛人也受到監視。在火車上去廁所不准關門，說是怕自殺。”
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遠、張鼎丞、張雲逸、陳奇涵及家屬住在廣州郊區從化的溫泉賓館，生活環境雖然清靜，但活動受到限制。平時，他們只能在附近被劃定的區域內活動，離開賓館需要經過廣州軍區主管領導批准。康克清回憶：“我們被通知，不准到附近工廠、農村，甚至散步也不能超過‘橋頭警戒線’，更不用說到廣州市區了。”過了一段時間，她被允許到廣州市內走走，采購一些日常生活用品。除此之外，每天無事可做。李富春的咳嗽越來越嚴重，經常牙痛，吃不好，睡不好。
在石家庄的陳毅，按照省革委會的安排，每周三個半天去鐵路工廠參加活動，離開市區，要得到省革委會批准。他希望到附近農村看看，不被批准，只好呆在招待所里，同妻子張茜讀書看報，閱讀少量文件。
徐向前回憶：“到達開封一個星期，《開封日報》就登出‘二月逆流到了開封’的消息，我和隨從人員被市革委會安置在軍分區的一個干休所里。接待原則被內定為‘不冷不熱，偏重於冷’。”“我在開封，實際上過着半囚禁的生活。哪里也去不得，整天呆在房間里，看書看報，身邊除工作人員外，沒有一個親人。……自己生活孤單，消息閉塞，心情更加郁悶，不知道‘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何年何月才能結束，也不知道其他老同志的命運如何。”
聶榮臻回憶：“規定我們不能離開所在的城市，不讓回北京，也不准同別的老同志接觸，這實際上等於軟禁。……我在邯鄲還好，住在一個招待所里，隔牆就是公園，我幾乎每天到公園去散步。那個地方很多同志是我的老部下，對我客氣得多。”他對當地民兵建設提出了建議，並對一些工廠、農村進行了社會調查。聶僅有的一名秘書留在北京值班，邯鄲軍分區從機關挑選了一名干事給聶當秘書，同時向這位干事交代：生活上一定要照顧好；安全上絕對保證；不能介紹部隊情況。
葉劍英、曾山在長沙住了一個多月以後，奉命遷住湘潭，但仍不讓他們接觸社會，也不讓自由活動。兩人提出：“我們到鄉下看看，看看農村的大好形勢，向貧下中農學習，搞點調查研究。”不予批准。葉劍英去了一趟廣東看望子女，回來後，被責問：“去廣東干什么？不讓串聯不知道嗎？”葉劍英後來還是利用各種機會，去過岳陽、湘潭等地。
陳雲住在南昌市郊福州軍區干休所，江西省委決定他在附近的化工廠“蹲點”。陳雲每日上午去廠里參加活動。他還去了幾個工廠考察。1971年7月至9月經中央批准回京辦家事。九一三事件後，他參加了批判林彪的江西省委擴大會議。
1970年八九月間，陳毅、徐向前、聶榮臻、李富春、陳雲等人參加了在江西廬山舉行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
鄧小平住在南昌市郊區，在附近的一家工廠參加體力勞動（鉗工），上半天班。每日上下班有人持槍“保護”，平時有武裝軍人值班看守他居住的大院。省領導去看望過鄧小平，工廠對鄧的勞動、生活也很關照。一個多月以後，鄧小平給汪東興寫信，匯報生活和工作情況，並說：“我們過得非常愉快。”鄧小平嚴格遵守規定，不與外人接觸。1970年2月寫信匯報說：“除到工廠外，我和卓琳沒有出去過。我們除給自己的孩子們通信外，絕沒有同過去的熟人有任何來往。”
張聞天在被通知疏散的同時，就被要求取化名（他取“張普”），只能同直系親屬通信。他們住在軍分區宿舍大院半山坡上的幾間簡陋的平房里，部隊設崗“警衛”。規定他們不准打電話，不准與外面人員接觸，不准離開宿舍區，出大院要報告，軍分區機關放電影也要請示同意後才能看。有時可以在警衛人員的陪同下到西江大堤散步。軍分區保衛科每月還就張聞天的思想情況和言行，向上級作一次書面匯報。劉英回憶：“削職為民不算，還交付當地軍分區‘看管’，簡直就是‘發配’。”“從‘監護’到‘遣送’，我們只不過是從四壁密封的黑房換進了沒有柵欄的‘鳥籠’。”張聞天每天勤奮讀書和寫作。他說：“歷史最公正，是非、忠奸，這一切，歷史終將證明，終將作出判斷。”
王稼祥住在離信陽五六里遠的一個大院里，圍牆四周布置有警衛，在監視下生活，不准到工廠、田間同工農接近。朱仲麗回憶：“我們只住一棟房，院內的另一棟房子住着武裝戰士，由一個姓黃的管理員監管我們。”“那個管理員是一副野蠻的表情，衛兵監視我們一舉一動。從北京的囚室放出來，這又是一種軟禁。”
宋任窮、何長工、薛暮橋等人，多數在疏散地的“五七”干校或農場勞動。在開除劉少奇黨籍的會議上沒有舉手的陳少敏，被遣送到河南羅山農場勞動改造。谷牧在四川江油和泯江的基建工程兵部隊當了半年兵，後轉到江漢油田當了半年工人。陳再道、鍾漢華被送到江西部隊農場。
秦基偉等6人被送到湖南省漢壽縣境內的一個部隊農場——西湖農場監督勞動。他們6人被分到6個連隊，規定相互間不准往來。秦基偉回憶：“我們幾個人雖然與戰士們同吃、同住、同勞動，但在政治上卻完全被打入了另冊。我想訂兩份報紙，不行。寫家信，寄出前要送上面審查。家里來信，到我手前也要審查，被認為不該寫的一律抹去。每個周末的組織生活，我只能跟非黨非團的戰士們在一起，聽值班班長訓話。1970年的一天，選舉四屆人大的軍隊代表，連長對我說：老秦，你不用去了，回去看書吧。我當時心里又難受又氣憤，心想，革命幾十年，反倒連個公民權都沒有了。”
1970年至1973年間，大批被疏散外地的高干陸續返京。然而，劉少奇、陶鑄、張聞天和徐海東則把生命留在了疏散地
住在從化溫泉賓館的朱德、董必武、李富春等人，於1970年7月奉調返回北京。朱德被通知：毛主席要朱老總主持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討論憲法，即刻返京。同月，為准備中共九屆二中全會，葉劍英奉調回京。1970年秋後批判陳伯達，谷牧奉調回京。1971年4月，中央召開“批陳整風”匯報會，又通知徐向前回京。秦基偉等6人是在接到中央軍委通知以後，於1973年4月離開農場回京的。
患病回京治療，須得到中央領導批准。如陳毅腹痛、便血，李富春患牙病，陳雲患眼疾，聶榮臻患皮膚病，王稼祥患急性中毒性肺炎，曾山患痔病，分別經周恩來或毛澤東批准，於1970年至1972年間先後回京治療。陳毅於1970年10月21日回到北京，經診斷，患的是結腸癌。
鄧小平、譚震林等人呈信中央，得到批准後回京。
鄧小平曾多次寫信向中央匯報自己的思想。1972年8月1日又呈信毛澤東，表示：“我在犯錯誤之後，完全脫離工作，脫離社會接觸已經五年多快六年了，我總想有一個機會，從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錯誤，回到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來。”“我覺得自己身體還好，雖然已經68歲了，還可以做些技術性的工作（例如調查研究工作），還可以為黨、為人民工作七八年，以補過於萬一。我沒有別的要求，我靜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1973年1月，中央通知鄧小平近期返回北京。
譚震林在女兒轉告了胡耀邦的話（“盡快給主席寫信，作點檢討也無所謂了，提出回北京的要求”）之後，在1972年12月26日毛澤東生日那天，給毛澤東接連寫了兩封信，表示回京的願望，並對過去作了檢討。毛澤東接信後，迅速指示辦理，並指示將譚信“印發政治局各同志”。次年年初，譚震林返回了北京，並很快恢復了他原來作為國家領導人的生活待遇。
賀誠給毛澤東寫信，得到毛的批示：“我意應予工作。”不久賀誠便從山西回到了北京。
而劉少奇、陶鑄、張聞天和徐海東則把生命留在了外地，沒能返回北京。
1969年11月12日和30日，劉少奇、陶鑄在離京的第26天和第43天，分別因急性肺炎和癌症，死於囚禁地開封、合肥。徐海東夫婦住在鄭州城郊的一個干部休養所。1970年2月，徐海東患了肺炎，接着發生心力衰竭，3月25日病逝。張聞天於1972年、1973年兩次致信毛澤東並黨中央，請求返回北京。1974年2月，張聞天在監管生活結束以後，又寫信給毛澤東和黨中央，一是希望回京度晚年，二是希望中央能給以到全國各地參觀、學習的機會。1975年4月，就遷居事，致函中組部，提出如上海不成，蘇州或無錫也可以。6月9日，接到通知：同意遷居無錫。8月，張聞天遷居無錫。1976年7月1日，張聞天因心臟病猝發而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