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問：這股風來自哪里？毛遠新回答：我認為來自中央。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講話，我感到一個問題，他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很少提批判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我擔心中央，怕出反復。
毛遠新在毛澤東遺體前（資料圖）
本文原載《黨史博覽》
毛遠新是毛澤東的親侄子。毛澤東生前對毛遠新很器重。當年，毛遠新在政界也一帆風順，27歲就擔任了遼寧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1975年又當上了毛澤東與中央政治局之間的聯絡員，代表毛澤東參與中央的工作。正當毛遠新春風得意之時，卻於1976年10月被“保護審查”，從權力高峰上跌落下來。
毛澤東的良苦用心
毛遠新的生父是毛澤民，生母是朱丹華。1941年2月，毛遠新出生在新疆。1943年，盛世才突然反共，把在新疆工作的共產黨員全部抓了起來。毛澤民一家三口都被關進了監牢。1943年9月，毛澤民被盛世才殺害於迪化(今烏魯木齊)，朱丹華帶着不足3歲的毛遠新繼續坐牢。1945年7月，經組織營救，未被盛世才殺害的共產黨員得以出獄。朱丹華與毛遠新出獄後到了延安，此時，毛遠新才4歲多。毛澤東在延安見到毛遠新後，自然想起一直跟隨自己干革命的親弟弟毛澤民，他百感交集，對毛遠新也格外鍾愛。
後來，當朱丹華改嫁方志純(方志敏之弟)並到江西南昌工作時，毛遠新也隨母親去了南昌。但朱丹華認為，毛遠新畢竟是毛家的骨血，因此一直打算把毛遠新送到他伯父毛澤東那里。
1951年，朱丹華到北京開會，也把毛遠新帶上了。開完會，朱丹華帶毛遠新進中南海看望毛澤東。毛澤東見到10歲的毛遠新很聰明，心情格外高興。江青也很高興，把毛遠新拉到自己身邊，看了又看，還讓毛遠新在自己身邊坐下。朱丹華向毛澤東提出：“小豆子”(毛遠新的小名)想在北京上學。毛澤東一聽就明白了，他當即同意毛遠新到北京來。江青也非常高興，說：“小豆子”就住在我們這里好了，到育英小學去讀書，和他姐姐(指李訥)同在一個學校，這不更好嗎?毛澤東同意江青的意見，這件事就定了下來。
毛澤東心里很喜愛毛遠新。在毛岸英犧牲、毛岸青長期生病的情況下，毛澤東實際上是把毛遠新看作自己的親兒子一樣關心他、培養他。但毛澤東工作忙，畢竟在生活上對毛遠新照顧不周，江青一則看出了毛澤東的心思，二則她自己無子，毛遠新又與李訥的年齡差不多，也就把毛遠新視同己出，對毛遠新在生活上多方關心照顧。時間一長，還真的培養出了類似母子的感情來。毛遠新稱江青為“媽媽”，江青則總是叫毛遠新的小名——“小豆子”。
毛澤東雖然工作忙，但對毛遠新在政治上卻是十分關心的。毛澤東是大政治家，他對毛遠新在政治上的關心也與常人不同。他從不給毛遠新任何特權，不讓毛遠新有任何特殊化的思想，相反，卻在各方面對毛遠新嚴加要求。毛遠新自己也十分自覺。因此，直至毛遠新在中學讀書時，同學們還都不知道他的身世。毛遠新仍然如同在小學時一樣，衣着朴素，待人隨和謙遜，讀書刻苦，成績極好。
1960年，毛遠新以優異的成績從101中學畢業。由於學習成績優異，各方面表現好，101中學決定保送毛遠新進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讀書。當學校把這一決定告訴毛遠新後，毛遠新高興地回到中南海向毛澤東報告了這件事。他滿以為伯父會為他而高興，不料，毛澤東聽後卻直搖頭：“保送，不算本事。自己考上，才算本事。”毛遠新聽伯父這樣說，立即表態：“我不接受保送了，我要參加考試，我要自己考上大學。”毛澤東問：“你打算考什么大學?”毛遠新說：“你說什么大學難考，我就考什么大學了,毛澤東一聽，很高興，笑着說：“要說難考，就是北大、清華難考。”喜歡理科的毛遠新稍加思考後，馬上說：“我就考清華!”當年，毛遠新進了考場，幾場考下來，考得很好。他憑自己的本事，考上了清華大學無線電電子系。
毛遠新進清華讀書後，還是想進“哈軍工”，在征得毛澤東的同意後，轉入了“哈軍工”。在“哈軍工”學習時，毛遠新仍然保持了過去讀小學、中學時形成的艱苦朴素、學習刻苦、待人隨和的作風，學習成績仍然是拔尖的。
1964年暑假，毛遠新回北京休假，他仍如從前一樣，經常在毛澤東身邊。7月5日，毛澤東對即將大學畢業的毛遠新談到了大學畢業應該選擇什么方向的問題，他說：“階級斗爭是一門主課。你們學院應該去農村搞‘四清’，去工廠搞‘五反’。階級斗爭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學畢業?”“反對注入式教學法，連資產階級教育家在‘五四’時期就早已提出來了，我們為什么不反?教改的問題，主要是教員問題。毛遠新回去後，把毛澤東的這些談話內容記了下來。
不久，毛澤東的這些談話內容被高教部負責人知道了，高教部的領導同志主動請示毛澤東，要求內部印發毛遠新記下來的毛澤東談話內容，以促進教改。毛澤東同意了，還破例同意在這個內部文件上寫上毛遠新的名字，題目就叫《毛澤東與毛遠新談話紀要》。此文件一下發，很快傳遍了全國教育界，自然也傳遍了全國。毛遠新的名字和身份，一下子為全國所知曉，也為中央高層所注意。毛澤東是不是用這種方法讓毛遠新踏上政界，現在的人們無法猜測，但毛澤東破例同意大學還未畢業的毛遠新的名字上中央文件，並且向全黨公開他與毛遠新的親密關系，的確對毛遠新十分有利。
對於毛澤東有意培養毛遠新這一點，連“文革”時期進入中央的姚文元也感覺到了。1980年7月25日，姚文元在接受審訊時說了這樣的話：“我一直覺得，毛主席是不是(有意)在培養毛遠新。這完全是我的一種感覺，錯了是我的一種感覺，錯了完全由我個人負責。”
成為毛澤東與中央政治局之間的聯絡員
1965年，毛遠新從“哈軍工”畢業。此時，毛澤東已下決心要搞一場自下而上的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正在醞釀發動“文化大革命”。
毛遠新從哈爾濱回到北京，剛放下行李就去見毛澤東，主動向毛澤東講了自己要下基層參加階級斗爭、學習階級斗爭這門主課的打算。毛澤東很高興地同意了。但是，毛遠新沒有進工廠搞“五反”，也沒有去農村搞“四清”，而是去了軍隊，到防空導彈三營一連當兵。這大約是因為“哈軍工”的畢業學生基本被納入部隊系列的緣故。
毛遠新到部隊當兵不久，“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已經對政治十分感興趣的毛遠新，決心在“階級斗爭的大風大浪”中鍛煉自己。正好，中央有關部門作出決定：剛剛畢業離校不久的1965年大學畢業生，可以回原校參加“文化大革命”。毛遠新也就回到了“哈軍工”，參加那里的“文化大革命”。
此時。毛澤東與毛遠新關於教改的談話，已經在全國廣為散發，毛遠新也就成了紅衛兵心目中最接近“紅太陽”的人物之一。他回到“哈軍工”後，很快就有許多青年學生聚集到他的身邊。毛遠新借此機會，發起組織了“哈軍工紅色造反團”，並成為這個造反團的領袖。這個“造反團”迅速擴大，成為左右“哈軍工”乃至黑龍江政局的重要組織之一。當時，東北地區的一些群眾組織、政治人物，對毛遠新也格外矚目。在東北，毛遠新成了一個呼風喚雨的人物。
1968年5月，遼寧省成立革命委員會時，經中央批准，毛遠新當上了遼寧省革命委員會的副主任。不久，他又擔任了沈陽軍區政委。從此，毛遠新作為“文化大革命”中升起的一顆政治“新星”，出現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
此後，擔任了遼寧省軍政要職的毛遠新，也忙了起來，但他沒有忘記與中南海聯系，更沒有忘記與江青聯系。在日常生活中，他喊江青為“媽媽”，在政治上，他也緊跟江青，聽江青的話，按照江青等人的思路辦事。毛遠新在遼寧抓張鐵生“白卷英雄”這個“典型”，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事情是這樣的：1973年，下鄉插隊的知青張鐵生被推薦上大學。當年規定，被推薦者要參加一定的考試，盡管當時的考試科目很少，題目也很簡單，但也能夠淘汰一些文化程度太低的人。進了考場的張鐵生，面對簡單的考題就犯了難。他靈機一動，干脆不去答題，而是在考卷上寫了一封信，說這種考試制度限制人才，不符合毛主席關於教改的指示精神，雲雲。毛遠新得知這一情況後，認為這是一個反擊所謂“教育界右傾回潮”的機會，便決定樹張鐵生這個“典型”。他把這一“典型”初步整理成材料後，直接上報江青。江青通過主管宣傳的姚文元，大樹“反潮流英雄”張鐵生，一時間，在全國掀起了反擊所謂“右傾回潮”的政治風浪。張鐵生成了英雄，交白卷也照樣上大學，此後又被毛遠新提拔、重用，而全國工農兵上大學，再也不必經過考試了。
毛遠新在遼寧的所作所為，合乎“四人幫”的口味，經過“四人幫”的加工、宣傳，在全國造成了惡劣的影響，而毛遠新在“四人幫”心目中則成了有“創造精神”、能堅定地走“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可靠接班人”。
1975年9月27日，毛遠新從遼寧赴新疆參加新疆建區20周年慶祝活動的途中路過北京，去見毛澤東。毛澤東在與毛遠新的談話中感到，毛遠新有地方工作“經驗”，談話中對“政治問題”有自己的見解，因此，他很高興。他這時有一個打算，就是想把毛遠新留在北京，留在他身邊，當他與中央政治局之間的聯絡員。
以當時毛澤東在黨內的地位和影響，他的這個意見提出來後，中央很快就同意了。這樣，毛遠新便成為毛澤東與中央政治局之間的聯絡員，留在中南海毛澤東身邊，參與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但他仍然擔任着在遼寧省的領導職務，一個也沒有去掉。
由於毛遠新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發達”起來的，在思想根子上與“四人幫”是一致的，因此，成了毛澤東聯絡員的毛遠新，與鄧小平在政治上格格不入，對鄧小平領導的整頓也“看不慣”。他利用毛澤東對他的信任，從一開始就說鄧小平的壞話。
那時，由於鄧小平領導的整頓部分地糾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左”的做法，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他十分關心中央和社會上的人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因此，毛澤東在向毛遠新了解遼寧情況的同時，還向毛遠新了解中央和社會上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毛遠新向毛澤東匯報說：“自己感到社會上有股風，就是對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還是否定，成績是七個指頭還是錯誤是七個指頭，有分歧。”毛澤東問：社會上有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風嗎？毛遠新回答：有，在七二年批極左時就有，現在這股風似乎比七二年批極左還凶些。毛澤東問：這股風來自哪里？毛遠新回答：我認為來自中央。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講話，我感到一個問題，他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很少提批判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我擔心中央，怕出反復。
毛遠新的話使毛澤東陷入了深思。他認為毛遠新的話是客觀的，並由此對鄧小平產生不滿。這種不滿，通過他處理清華大學劉冰“狀告”遲群、謝靜宜的兩封信表現了出來。
10月19日，毛澤東在會見外賓後，把陪同會見的李先念、汪東興留下談話。他說：“現在有一股風，說我批了江青。批是批了，但江青不覺悟。清華大學劉冰等人來信告遲群和小謝，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群和小謝。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着我的。遲群是反革命嗎?有錯誤，批評是要批評的。批評就要打倒?一棍子打死?小謝是帶3萬工人進清華大學的。遲群我還不認識哩。”毛澤東接着針對鄧小平說：“我在北京，寫信為什么不直接寫給我，還要經小平轉。你們告訴小平注意，不要上當。小平偏袒劉冰。你們6人，小平、先念、東興、吳德、小謝、遲群，先開會研究處理。此兩封信印發中央政治局在京各同志。清華大學可以辯論，出大字報。”
隨後，李先念、汪東興把毛澤東19日談話的內容向鄧小平做了傳達。鄧小平敏銳地預感到，他與毛澤東在對待“文化大革命”問題上的分歧已經不可避免。但鄧小平通過這些年的實際生活，已經形成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固定認識。為了堅持自己的認識，他不怕失去任何東西。正如他自己說的：不怕第二次被打倒。他毅然決定，把毛澤東19日的談話傳達給中央政治局全體成員，由政治局去討論。23日，鄧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傳達了毛澤東19日談話的內容，並決定：按毛澤東的意見，召開清華大學黨委擴大會議傳達討論。27日，鄧小平、李先念、吳德、汪東興聯名給毛澤東寫信提出：“傳達時，其中主席對小平、江青同志批評的內容，建議不傳達。”毛澤東批示：“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