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遠新念毛澤東的批示：“清華大學劉冰等人來信告遲群和小謝。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群和小謝。信中的矛頭是對着我的。我在北京，寫信為什么不直接寫給我，還要叫小平轉。小平偏袒劉冰。”
本文摘自《1978轉折大記憶》，蘇峰著，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
蘇峰(以下簡稱蘇)：劉老，您好！您在1975-1978年的遭遇很曲折，很能折射當時的一些情況，請您談一談。
劉冰(以下簡稱劉)：好的。兩封信的事情我在《風雨歲月——清華大學“文化大革命”憶實》(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年)書中有詳細記載，今天簡要談一談。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我對“文革”中發生的一連串事件想不通，曾綷-給毛主席、周總理和中央文革寫過信。第一次是1966年10月寫給毛主席的信，沒有回音。第二次是1967年2月寫給周總理和中央文革的，信由何東昌執筆，我和高沂、胡健、艾知生幾次討論修改，因為高沂當時已調任高教部副部長，所以他沒署名，署名的是我、何東昌、胡健和艾知生四人。當時，譚震林、陳毅、葉劍英等一批老帥們在中央會議上臷斥中央文革等人，被中央文革誣為“二月逆流”。我們的信沒有得到中央的回答，卻被轉給了蒯大富等造反派。我們四個也就被打為“清華園的‘二月逆流’”，遭到無休止的殘酷批斗。
我是1969年6月1日“解放”的，據說當時毛主席想“解放”一批干部。因清華是毛主席抓的點，5月份清華開大會，宣布“解放”我。6月1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有一篇文章，標題上沒我名字，里面也沒明指我，但說的人就是我，報道中說，我是跟資產階級司令部有密切接觸，但還不是資產階級司令部里的人，是犯了錯誤的好人。因此，宣布我“解放”，恢復了我的工作。後來王純告訴我，說他看了這個消息之後，非常高興，說：我一看報紙，就知道說的是你，看到你“解放”了，我想我也不遠了。當時就是這樣一個情況，大家都看薥-的名字上報紙了沒有，上就說明差不多“解放”了。
蘇：您“解放”後仍然在清華任黨委副書記。
劉：是。此時的清華大學為遲群、謝靜宜所操縱。這兩位自詡為毛主席的“兵”，先是排擠清華大學的張榮溫、劉承能，打倒何東昌、艾知生，後又成為“中央領導”、“批林批孔”的“大紅人”。
1975年1月，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上，鄧小平、葉帥等老同志重掌國家權力。此時的謝靜宜炙手可熱，先是中央委員，又是人大常委，而遲群卻什么都沒有。他在清華園里“發了瘋”。先是咒罵當選的老同志，然後是躺倒不工作，大劑量吃安眠葯睡大覺，醒了之後在床上吸煙，燒壞兩床公家的被子。後又到處轉悠，把肋骨摔斷了。有一次，吃完安眠葯，突然不見了，北大、清華出動20多人才在北大的公路邊找到他。他還是覺得“憋氣”，回到城里的四合院，發火、發臷，摔東西。回到學校後，躲在房子里繼續罵娘。白天不出門，晚上把工作人員種的蔬菜都拔掉，不停鬧騰。有一次竟闖到全校支部書記會議上亂說話。
揭發遲群、謝靜宜的兩封信
劉：遲群的“裝瘋賣傻”、“亂蹦亂跳”，讓學校的干部群眾思想開始亂起來。這時，駐清華的“支左”軍宣隊代表、校黨委副書記惠憲均以及工宣隊代表、校黨委副書記柳一安和軍代表、黨委常委呂方正三位同志決定向毛主席反映遲群的問題。他們信任我，和我一談，我們四個人就決定聯名寫信。
蘇：這封信是1975年8月13日寫的。
劉：是的。主要反映遲群五個方面的問題：有政治野心；毫無黨的觀念；破壞黨的民主集中制；任人唯親，違反黨的干部政策；資產階級生活作風。
信寫好了，怎么給毛主席？我這次吸取教訓了，不敢直接寄給主席，那樣會落入謝靜宜、毛遠新和絓-青的手中。如果讓主持黨中央、國務院日常工作的鄧小平同志轉交，就一定沒問題了！可是怎么給小平同志？
我想起了為人耿直、樂於助人的胡耀邦同志。我和耀邦是在1951年冬認識的，那時他已准備來團中央工作，在他主持的一次大會上，我們認識了。耀邦任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的時候，我任共青團河南省書記。1953年他點名把我調到團中央。他是一個很坦誠的人，一個愛好學習的領導干部。1969年我恢復工作後，我和胡健也曾去看望他，時間大概是1972年，那時候林彪已綷-自我爆炸了。我們倆都是從團中央轉到清華工作的，胡健診-在中央團校工作。我們去看胡耀邦同志的時候，他正在看列寧的《論無產階級的左派幼稚病》，上面很多圈圈點點，做了很多筆記。我就說：“耀邦同志，你真愛學習。”他說：“沒事，不看書，干什么？”他還說：“在我們黨的歷史上，這一次對干部的迫害是最嚴重的。”他指的是林彪反革命集團對干部的迫害。然後，耀邦問我：“遲群、謝靜宜這兩個年輕人怎么樣呀？”我說：“這兩個年輕人一般。”那時候，其實我對遲、謝已綷-有看法，但還不像後來看得那么准。
1975年8月，我去送信的時候，在他家等了他一會，他們夫妻倆禮拜天都不在家，李昭同志當時在北京市紡織局，也很忙，兩人都上班。家里的老保姆招待我喝水，在他的書房兼客廳等他回來。我發現他書桌上很多書，毛主席的，馬克思的，圈圈點點。我發現凡是劃圈、劃杠的，都是有關科學方面的論著，那時他在中國科學院工作。
過了好一會，耀邦回來了，“咦？劉冰來了呀。”“我等你呀，等了好久。怎么禮拜天還上班。”“禮拜天有工作就上班嘛。”然後，他問我：“什么事？”我就跟他說了有關遲群、謝靜宜的事情。
他問我：“你帶信來了嗎？”我說：“帶了。”他說：“給我看看。”他看完後，說：”你寫到遲群吃安眠葯，‘亂蹦亂跳’，你要實事求是，“亂蹦亂跳”這樣的形容詞，你寫它干什么？我說：“這是事實，不是形容詞，他就是“亂蹦亂跳”了。”他說：“哦，是事實，那就留着吧。”他表示了支持，但因為不在一個系統，他沒有幫我轉信。
蘇：胡耀邦沒有給您轉信，後來呢？
劉：後來，我從惠憲鈞那里驚喜地發現擔任鄧小平住宅警衛工作的部隊就是惠憲均診-在師部的部隊。第二天，惠憲均在該師參謀長的幫助下，將信送達警衛，警衛當天就轉給了鄧小平的秘書。為維護組織程序，九天後，我和惠憲均來到北京市委，向市委科教組組長肖英、軍代表匯報了遲群、謝靜宜的問題。肖英和軍代表熱情招待了我們，我們把信交給他們，請他們轉交給市委第一書記吳德，並要求吳德接見我們，表示靜候通知。
信給了之後，我們和遲群、謝靜宜的斗爭也就開始公開化了。時間從8月、9月，一直到了10月。中央和市委都沒有回音，而遲群及其爪牙對我們的“動作”卻越來越多。10月13日，我和惠憲均、柳一安三人又寫了一份信(呂方正已回部隊)，但署名還是我們四人。送信仍按診-來的辦法，托警衛轉給秘書，沒想到，秘書告訴警衛：“這里不收信了，讓他們把信送國務院。”這樣，我們只好另想辦法。
我想起時任教育部副部長的李琦，我們抗戰時期是同在太行山的老戰友，比較了解。我找到李琦，說明緣由。李琦請時任國務院政治研究室主任的胡喬木將信轉給了鄧小平。
根據組織程序，幾天後，我和惠憲均又去了北京市委，向肖英和軍代表作了口頭匯報，並委托他們將第二封信轉交給吳德，依然表達靜候吳德接見的意思。
蘇：您後來和肖英還有聯系嗎？
劉：他很熱情，負責。我後來沒跟他聯系過，不過知道他一直在北京市工作。
時間到了11月3日。遲群、謝敬宜搞突然襲擊，召開清華、北大兩校的常委會。兩個月來，吳德不接見我們，而這天下午，他來了，他來“傳達”毛主席對我們兩封信批示的精神。吳德傳達完精神後，讓遲群主持會議，遲群要我念信，會上的人將“棒子”、“帽子”一起向我們打來，我們被圍攻三小時後，被“專政”，失去了自由。
第二天，兩張大字報《走資派還在走》和《投降派確實有》定了我們四人的“性質”。以後會議層層擴大，11月12日，召開由全校支部書記以上黨內外干部1300余人參加的針對我們四個人的所謂“批斗會”。
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人們
蘇：1975年11月15日，胡耀邦、胡喬木、周榮鑫、李昌和您列席參加了政治局擴大會議，請您詳細說說這次會議上人們的言行。
劉：好。批判的第13天，也就是11月15日，謝靜宜通知我晚上7點到人民大會堂。到那里干什么？她拒絕告訴我，把電話掛了。我去了之後，等了一會，大約8點鍾，鄧小平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說：“昨天主席接見外賓完了之後，把我留下，在場的還有張春橋。主席要胡耀邦、胡喬木、周榮鑫、李昌和劉冰同志參加政治局會議，主席說參加會議也是一種幫助。”鄧小平傳達了一些主席的其他指示後，走到張春橋面前說：“我耳朵背，記不詳細，請你把主席講的整理一下。”然後把兩片紙放在張春橋面前的茶幾上。
張春橋說：“我不整理，我沒有記。”
在鄧小平回座位的時候，姚文元插話：“今天列席會議的他們幾位，恐怕還不知道主席對清華的批示吧？是否給他們傳達一下？”
姚文元用手指着我們五人，鄧小平沒有理睬姚文元的話。姚又問我們：“你們聽過沒有？”
我說：“我聽過，吳德同志傳達過。”
吳德立刻聲明：“我沒有傳達，我只說了主席批示的精神。”
鄧小平說：“那好吧！請毛遠新給傳達一下，遠新你講吧。”
毛遠新慢吞吞地穃-開筆記本，念起毛主席的批示：“清華大學劉冰等人來信告遲群和小謝。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群和小謝。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着我的。我在北京，寫信為什么不直接寫給我，還要綷小平轉。小平偏袒劉冰。清華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線斗爭的反映。”
此時我的感覺真如晴天霹靂，幾乎陷入思想完全混亂的地步。
鄧小平說：“討論吧。”
王洪文說話了，他說他到上海去了一趟，聽到“下面”很多反映，對胡耀邦、周榮鑫意見很大。說：“你們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背道而馳，教育部不搞教育革命，專講一些舊觀點、舊思想，搞舊的一套。
張春橋插話：“群眾對你們有意見。”
姚文元說：“報紙的記者對你們也有反映。”
王、張、姚這幾人你一言、我一語，講個不停。絓-青時而坐在沙發上，時而離開座位在會場旁邊走動，嘴里嘟囔着，有時猛地提高嗓門，說上幾句，給王、張、姚打氣。
其他政治局委員很少講話。葉劍英除了偶爾喝水和用毛巾擦臉外，一直在默默記着筆記，沒有說話。
大約11點，鄧小平說：“今天的會到此為止，明晚8點鍾繼續開會。”政治局委員們陸續退席，鄧小平和葉劍英走在後面。
我坐上回清華的車子，一路上，滿腦子都是主席的批示。司機突然發問：“劉冰，這幾天你想過沒有？你的錯誤嚴重不嚴重？”
我答：“想過，是有錯誤。”
司機說：“只是有錯誤嗎？遲主任、小謝對你那樣好，‘解放’了你，你卻誣告他們？你應該嗎？人總得有點良心，我看你應該好好想想。”
這位司機平時老實巴交，說話有時都臉紅，今天卻這樣，讓我大感意外。
這天晚上和第二天白天，我和愛人苗既英在家商量再三，認為主席都說了，申辯是沒用了。不得已，我決定作違心的檢查，爭取過關。
第二天晚上8點，我又來到人民大會堂列席政治局會議。依然是鄧小平主持會議，說：“現在開會，請毛遠新同志傳達主席指示。遠新，昨天的會你向主席匯報後，主席有什么指示，你說吧。”
毛遠新拿出本子，講他給主席說了什么，主席聽後講了什么，一段一段念了40分鍾。
鄧小平在他傳達完畢後，說：“你們五位同志，主席要你們參加會，你們有什么要說的？”
胡耀邦站起來，大聲說：“我講些意見。主席要我們五位同志來參加會，是對我們的關懷，在這里我對主席表示衷心的感謝。昨天晚上，王洪文副主席對我講了許多話，我在這里聲明，他說的那些問題，說我說了什么話，我都鄭重表示，我沒有那些問題，也沒說過那些話，請求中央查證。我和劉冰在團中央一塊共過事，他找我要我給他轉信，我對他說我支持你，但信要由你自己送，因為我們不是一個組織系統，我是科學院，你是清華大學，所以我不能幫你轉信。”
胡耀邦講話後，王洪文無言以對，很久也沒人說話。
過了一會，鄧小平說：“你們薥-還說話呀？”
周圍沒人接話，我說：“我發言。”我剛一說話，鄧小平說：“劉冰同志，我耳朵背，你坐在我旁邊講，好不好？”
我快步走到鄧小平左邊的位置上，當時他帶着助聽器，我接着發言：“主席對我作了嚴厲的批評，我在這里向主席、向中央作檢查。”之後我詳細表達了感激主席幫助、請求處分，以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工作的意思。
我一講完，謝靜宜突然說：“1968年我們剛進清華時，你劉冰被蒯大富關在地下室，我有一天夜里12點鍾去看你，你正在吃窩窩頭，是不是？”
接着是胡喬木、李昌、周榮鑫講話。
胡喬木在講到我的信時，說：“劉冰同志的第二封信是我送給小平同志的。”
這時猛地響起絓青尖利的聲音：“喬木！你反對毛主席呀！我現在才知道。”絓青此時坐在一張鋪着白布的桌子前，上面還擺着飯菜，據說她才吃晚飯。她猛地站起來追問：“你為什么給劉冰送信？”
胡喬木說：“我不認識劉冰，也不認識遲群，只是聽說過他們，我對劉冰印象好一些。”
絓-青臷-氣沖沖，指着胡喬木說：“喬木呀！你反對毛主席呀！你是主席的政治秘書，你反對主席我沒料到。”
絓-青對胡喬木“帽子”、“棒子”一塊打來的話讓我覺得厭惡。
周榮鑫因有外事活動來晚了，最後一個發言。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絓-青不斷插話，實際形成了對周榮鑫的圍攻，對這位教育部長更是“帽子”、“棒子”一塊打來。
時間已綷-11點多，鄧小平宣布：“今天的會就到這里，下次會議什么時候開，另行通知。散會。”
我列席政治局會議後，遲、謝及其爪牙的動作越來越大。他們批斗和提審的辦法和蒯大富差不多，只是遲、謝們不打人，這一點比蒯大富高明。遲、謝們在審問的時候，總是別有用心地追問我為何要鄧小平、胡耀邦轉信，試圖將兩人誣為我的“後台”。
在清華開始批判時，只有我、惠、柳、呂四人。11月19日起開始對教育部長周榮鑫批判。起初只是批判兩封信，後來就扣上“穃-文化大革命的案”、“穃-教育革命的案”、“復辟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學校”等帽子，誣蔑“劉冰和周榮鑫堅持資產階級教育路線，和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線相對抗”。“四人幫”將清華的批判引向了教育界，且別有用心地推向了“反擊右傾穃-案風”。
“四人幫”覆滅後仍不能平反
蘇：鄧小平的女兒毛毛在《鄧小平在“文革”歲月》一書中也對兩封信這一段作了比較詳細的記錄，這是另一個視角。
劉：當時我不知道發生在小平同志身上的事情，後來才知道。我在無休止的批斗中病了。1976年1月9日，我在醫院里得知周總理逝世。我和全國人民一樣，心情哀痛不已。我們在沉痛悼念周總理逝世之時，“四人幫”與遲、謝卻一方面對周總理的治喪工作發出種種禁令，壓制群眾的悼念活動，另一方面，加緊運用宣傳機構大講“反擊右傾穃-案風”，點名批評鄧小平同志。
蘇：接下來是4月5日的天安門事件。
劉：在絓-青等人的操縱下，群眾的悼念活動被定為“反革命事件”，鄧小平被誣為總後台。4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把這次抗議行動錯誤地判定為“反革命事件”，並決定撤銷鄧小平的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
1976年5月，我被專案組派往大興團河農場“勞動改造”。在這里，何東昌和我被編到了一起。兩天後，胡耀邦的兒子劉胡也被編到這里。為避免給何東昌、胡耀邦帶來麻煩，我刻意與何東昌、劉胡保持距離。在飯堂遇見惠憲均、柳一安、呂方正，也不打招呼，只是相互注目示意。
勞動的同時，批斗會沒有停止。這期間，又綷-歷了7月6日，德高望重的朱德逝世。7月28日，發生了波及京津的唐山地震。8月下旬，我被派到清華大學校辦的機械廠鉗工車間勞動。
9月9日，毛主席逝世。我和所有中國人民一樣，對前途感到迷惘。
1976年10月6日，“四人幫”集團覆滅，遲群、謝靜宜也未能逃脫法網。10月16日，北京市委派出聯絡組進駐清華，宣布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穃-案風，批劉冰是完全正確的，是不能穃-案的。聯絡組後來更加具體地傳達了市委的意見：聶元梓、蒯大富不能穃-案；劉冰、何東昌不能穃-案。
蘇：市委聯絡組的這個決定，讓您一直拖到1978年11月才平反，您認為這是為什么？
劉：“四人幫”覆滅的消息傳來時，我當時在工廠勞動，工人們特別高興，特意跑到車間來向我祝賀，跟我說：“劉冰，這說明你是對的。你這個事情該解決了。”可是後來市委聯絡組來了清華，一宣布這個決定，他們就覺得奇怪了，說：“這不對呀！過去‘四人幫’在的時候，你是因為反對遲群、謝靜宜被下放勞動的，現在‘四人幫’覆滅了，說明你們是對的，怎么你和何東昌還不能穃案？怎么還和聶元梓、蒯大富等同起來了呢？”
我當時也覺得奇怪。但是我考慮過後，我的思想就很清楚了，這和一把手有很大關系。對華國鋒這個人，我沒有接觸，不了解，但我知道他的資歷，他是“三八式”干部，南下干部。那時候人們唱這么一首歌：“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出了個華政委”。當時我想，他突然成了國務院總理、黨的主席，兼了很多職務，馬上就好像跟毛主席一樣了？我心里犯嘀咕。當時葉帥，還有後來出來的小平同志都認為他年輕，能擔當大任。老同志都相信他，我也就覺得應該可以。但是後來，他做的一件事情有些過火。他出去視察工作，海軍很多艦隊去歡覾這位華主席，我就覺得有一些過火。
為什么我不能穃案？因為是毛主席批示的，我心里清楚。那時候還在繼續批鄧，華國鋒推行“兩個凡是”，這個情況下，事情就不好辦了。但是，我自己也知道這個事情總有一天要弄清楚的。我覺得我們反映的情況是真的，不是假的，而且不是光我一個人，我們四個人一起寫的。實事求是嘛。事情總會水落石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