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有病，軍代表強調說不能拉他出去批斗。你們實在要拉人出去，那只能拉胡克實、胡啟立以及執行了“錯誤路線”的工作組那六七個人，不能拉胡耀邦。可狂熱的紅衛兵們不可能只是“文斗”。
緣起
2001年5月31日，經上海《文匯報》記者邢曉芳的介紹，我在北京步入胡克實家。這位當年的共青團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今已垂垂老矣。也真巧，前一天正是他的八十大壽。雖然當年滿頭烏發如今已經變成灰白色，但是精神仍不錯。客廳的牆上掛着他與老伴於今在海中游泳的照片，還掛着“寧靜致遠”的橫匾。
談話自然是從談那個動亂歲月開始的，但是也談了他的經歷：
胡克實與中國共產黨同齡——1921年5月30日出生於武昌，畢業於湖北省立高中部。學生時代他在武漢，於1935年投身一二·九運動，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外圍組織——武漢秘密學聯。1937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負責組建青年救國團，主持武昌團部工作。1938年8月調赴延安中央黨校學習。此後他歷任晉西北根據地區黨委青年委員、晉西邊區黨委常委、青聯常委、區地委青委書記、四分區青聯主席等職，可以說他的革命經歷是從青年工作開始的。
1948年秋，胡克實調任中共中央晉綏分局青委書記，從此“專業”從事青年工作。1949年春任中共中央中南局青委副書記。
1952年，31歲的胡克實調到團中央，擔任團中央候補書記。1953年又成為團中央書記處書記。1964年底，胡耀邦奉調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書記、中共陝西省委第一書記，這時他雖然仍是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但是團中央日常工作則由常務書記胡克實主持。
胡克實說，“文革”開始之後，在青年學生中冒出了紅衛兵。受極左思潮的驅使，紅衛兵鬧着要取消共青團。他們宣稱，共青團是“修正主義”的青年組織，必須砸爛共青團。於是，紅衛兵們把攻擊的矛頭指向共青團中央。他們把大字報、大標語貼滿團中央。在大字報上，被點名最多的就是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常務書記胡克實、候補書記胡啟立。“三胡”的提法，就是在這時候叫開來的。
胡克實還記得，是北京海淀區一個學校的紅衛兵首先在團中央貼出“打倒三胡”的大標語。從此，“打倒三胡”的口號便響遍全國。
親歷“文革”初期的激烈斗爭
一提起這段往事，胡克實便沉浸於“文革”歲月的回憶之中。
胡克實說，在1966年六七月份，“文革”剛剛開始，北京處於非常混亂之中。毛澤東主席那時不在北京，而在杭州。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是劉少奇副主席和鄧小平總書記。不過，就連劉少奇和鄧小平都不知道“文化大革命”該怎么搞，更不知道他倆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號和第二號打倒對象。當時，劉少奇和鄧小平指定了4個人，每天把“文化大革命”的情況整理成文字，向毛澤東報告。
在1966年6月初，胡克實列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胡克實說，本來應該是共青團第一書記胡耀邦列席會議的，那時候胡耀邦生病，就由他列席會議。事先報告過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鄧小平說那就叫胡克實來吧。
胡克實說，胡耀邦從1964年底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書記、中共陝西省委第一書記，便到西安工作。那時，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是劉瀾濤。胡耀邦在西北工作並不順心。胡耀邦生病，住進西安的醫院。這時，葉劍英元帥路過西安，葉帥跟胡耀邦有很深厚的友誼，聽說胡耀邦病了，便去醫院看望。葉帥對胡耀邦說，既然人家不歡迎你，你還呆在這里干什么？你不如回北京養病!胡耀邦接受了葉帥的意見，在“文革”前夕回到了北京治病。雖然胡耀邦這時仍是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由於生病，並不過問具體工作。正因為這樣，由胡克實代替他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
胡克實記得，那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的氣氛相當緊張，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要不要派工作組。當時，北京很亂，特別是學校里，出現學生打老師、打校長。面對“文化大革命”的混亂局面，劉少奇和鄧小平也沒有精神准備。他們用過去的辦法，即由上級部門派駐工作組。會議決定向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以及北京市的許多大專院校和中學派出工作組，領導那里的“文化大革命”。另外，還擬定了八條指示，要求在運動中要“內外有別”、“注意保密”、“大字報不要上街”、“不要示威游行”、“不搞大規模聲討會”、“不要包圍黑幫住宅”等。
在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之後，全國各地也紛紛向各單位派駐工作組。當時共青團中央負責北京市中學的“文化革命運動”，向北京市八個城區各中學派出了大批工作組。團中央的一些主要領導，都擔任了各工作組負責人。北京市西城區中學的工作組，就由胡啟立負總責。
胡克實說，沒想到，工作組問題成了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導火線。
那是在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學發生了揪斗干部、群眾的事件，戴高帽、抹黑臉、罰跪、打人。派駐北京大學的工作組發現之後，及時地加以制止。6月20日，劉少奇在關於北京大學的“六·一八事件”的簡報中，肯定了北京大學工作組的做法，批轉全國執行。然而，身在杭州的毛澤東卻認為北京大學“六·一八事件”是革命事件，北京大學工作組的做法是錯誤的。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下發文件：“中央1966年6月20日批發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是錯誤的，現在中央決定撤消這個文件。”這樣，毛澤東與劉少奇的分歧公開化，各地掀起了反對、批判、揪斗工作組的浪潮。
7月18日，毛澤東從外地回到北京。毛澤東尖銳地批評派工作組是“鎮壓學生運動”，是方向、路線的錯誤。於是，劉少奇不得不承認：“過去派工作組，是中央決定的，中央同意的。現在看來工作組的方式已不適應於當前文化大革命形勢的需要。”“至於怎樣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們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們問我們，我老實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我想黨中央其他許多同志、工作組的成員也不曉得。”
這么一來，毛劉分歧由隱蔽到完全公開。全國各地以批判工作組所執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突破口，把斗爭的矛頭公然指向劉少奇……
胡克實親歷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關於工作組問題的激烈斗爭。他親眼目睹劉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是怎樣決定派工作組的，又親耳聽到劉少奇關於工作組問題的檢討。他說，過去一直非常佩服毛澤東的威望和才華，這時才開始意識到，毛澤東關於“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做法也不一定正確。胡克實笑稱“文化大革命”初期是“暗箱操作”。
胡耀邦的“牛棚”歲月
胡克實說起了“文革”初期的團中央。胡克實說，那時候團中央受到的壓力很大，因為團中央直接面對青年，也派出那么多的工作組，不言而喻，受到了猛烈的沖擊。他很感嘆地說，在“文化大革命”中，青年們被煽動起來，處於狂熱狀態，真的有點像宗教的狂熱、民族的狂熱!大學生還好一點，畢竟年紀大一點，懂得一點“規矩”，最沒有辦法的是中學生。他稱中學生“沒有章法”，真可以說是無法無天。然而，中學的“文化大革命”歸團中央主管，理所當然受到成千上萬無知的中學生們的狂熱沖擊。
1966年8月18日，首都百萬群眾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毛澤東身穿軍裝，在天安門城樓上讓紅衛兵戴上“紅衛兵”袖章，於是紅衛兵運動在全國風起雲涌。就在這時，中共中央決定改組共青團中央，“三胡”停職反省。
胡克實記得，李富春作為中央代表，奉命來到團中央，宣布“三胡”停職反省。李富春說，“三胡”停職反省，是因為他們犯了錯誤。他們的錯誤主要是：
第一條，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不夠；
第二條，堅定地站穩無產階級立場不夠；
第三條，走群眾路線不夠。
這“三個不夠”，就導致“三胡”停職反省。後來，李富春本人也因為這“三個不夠”，遭到同樣命運。
這時，胡耀邦不能不從醫院出來，回到共青團中央進行“反省”。
由於“三胡”停職反省，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團中央成立了一個“臨時書記處”，主持日常工作。
在停職反省之初，“三胡”還能回家。到了後來，就只能整天呆在團中央機關里寫檢討，不能回家了。
沒多久，團中央“臨時書記處”又被取消，成立了“革命委員會”。
李富春找團中央“革命委員會”負責人談話，要求他無論如何要把“三胡”保護好，絕對不能出事；還要保護好“三胡”的家，不能讓人沖擊。
當時團中央“革命委員會”負責人還不錯，非常忠實地貫徹執行了李富春的指示。這個負責人原本是上海工廠的團委書記。1964年，曾經挑選一批基層團委書記到中央部門工作，這人到了輕工業部工作。他很沉着，也很老練，後來進入共青團中央工作。根據李富春的指示，他在共青團中央機關大樓派了解放軍崗哨。這樣，沒有得到批准，紅衛兵是不允許進入機關大樓，也就保證了“三胡”的人身安全。只有經過批准，崗哨才放行，進來三兩個紅衛兵，找他們外調，或者問話之類。
胡克實記得，那時共青團中央的院子里，常常擠滿了狂熱的紅衛兵，召開批判“三胡”的大會，堅決要求把“三胡”拉出來示眾。這時，“三胡”也只是在機關大樓的陽台上“亮相’而已。紅衛兵們只能用雙眼“看”着“三胡”，手夠不着，自然也就無法“武斗”。
這時，外邊越來越亂，抄家、武斗成風。經常有人要求把“三胡”拉出去批斗。
最嚴峻的時刻終於到來。那是1966年12月，北京一所中學的紅衛兵發生武斗，打死一名教師，卻被說成是工作組“挑唆”，而這所中學的工作組是由團中央派出的。“中央文革小組”不失時機地抓住了這個機會，在北京體育場召開十萬紅衛兵大會，追悼那個死去的教師，並把矛頭對准了團中央。大會結束之後，浩浩盪盪的游行隊伍包圍了團中央大樓，高呼打倒“三胡”的口號，要求揪斗“三胡”。這是紅衛兵對共青團發動的一次最強大的“攻勢”。
團中央派駐了軍代表。軍代表強調，胡耀邦有病，不能拉出去批斗。你們實在要拉人出去，那只能拉胡克實、胡啟立以及執行了“錯誤路線”的工作組那六七個人，不能拉胡耀邦。即使是拉胡克實他們出去，也必須文斗，不許武斗。
胡克實說，他被拉出去斗了幾次。在那樣混亂的狀態下，狂熱的紅衛兵們不可能只是“文斗”。他多次挨打。後來，連胡耀邦也被拉出去斗。胡耀邦被打得很厲害。有的紅衛兵用皮帶抽他，胡耀邦痛得在地上打滾!胡克實目擊了這一切，非常感嘆地說：“那時候，打手們完全沒有理性了!”
胡克實記得，胡耀邦大約被拉出去斗了十幾次。他和胡啟立挨斗，那就更多。
當時，他們在團中央被關在“牛棚”里。他們屬於“牛鬼蛇神”，所以關押他們的房子被叫做“牛棚”。那時候的“牛棚”，就是團中央機關的大房間。他們睡在地上，一個房間住二三十個“牛鬼蛇神”。“三胡”被分開來，關押在不同的“牛棚”之中。不過，“牛棚”挨在一起，出去解手或者接受外調時，彼此都還能看見。
1968年10月的一天，忽然有幾個穿軍裝的人把胡耀邦找走了。起初以為是外調。過了一會兒，胡耀邦回來了，把牙刷、毛巾、換洗衣服、被子都帶走了，
當時的“牛棚”看守，大都是團中央原先的司機、勤雜工等，常常給“牛鬼蛇神”報告消息。“胡耀邦被帶走”，這當然是“重大新聞’。通過看守們的嘴巴“廣播”，這一“重大新聞”立即傳遍各個“牛棚”。胡耀邦是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他的命運牽動着每一個“牛鬼蛇神”的心。“牛鬼蛇神”們議論紛紛，猜測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是讓胡耀邦回家還是進監獄關起來？
胡耀邦這一走，竟然從此離開了團中央的“牛棚”。來自看守們的“小廣播”是樂觀的，他們告訴“牛鬼蛇神”們，胡耀邦是去中央開會!
這就是說，胡耀邦“解放”了!看守們說，既然胡耀邦“解放”了，你們也快“解放”了。
後來才知道，胡耀邦出了團中央的“牛棚”，竟然被徑直送進了京西賓館!
原來，中國共產黨第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即將召開。這次會議的重要議題是要批准中央專案審查小組提出的所謂《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通過關於永遠開除劉少奇出黨、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然而，由於在“文革”中許多中共中央委員遭受迫害，出席會議的中共中央委員可能不足半數，無法通過這些所謂的決議。為了湊數，就從原中共中央委員以及候補中共中央委員之中，尋找尚未完全打倒、可出席會議者，以求能夠過半數。胡耀邦是中共中央委員，屬於尚未完全打倒、可出席會議者，於是把他從“牛棚”中突然接到會議代表住宿處——京西賓館。
會議之後，周恩來把胡耀邦等一批剛出“牛棚”的中共中央委員趁機保護起來，讓他們留住在京西賓館。這是因為京西賓館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所屬重要賓館，紅衛兵、造反派們很難沖進來。胡耀邦在那里，平平安安地住了兩三個月。
毛澤東否定以紅衛兵取代共青團
在“文革”中，共青團中央曾經突然接到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的通知，要求派出一百個工作組，前往全國各地。
工作組不是挨了批判，派工作組不是被說成是“路線錯誤”，怎么又要團中央派出一百個工作組呢？
原來，這工作組是專門去“征求意見”。“征求”什么“意見”呢？據說，共青團已經“修”(指修正主義)到家了，已經淪為“劉(少奇)鄧(小平)的爪牙”，必須徹底改組或者干脆取消共青團。由共青團中央派出一百個工作組，就是到全國各地聽取意見，如何改組或者取消共青團。當時，江青也參加了意見，他們打算以紅衛兵取代共青團。當時，全國各省市都在紛紛召開“紅代會”(即“紅衛兵代表大會”)，正在籌備召開全國性的“紅代會”，成立全國性的紅衛兵中央組織。陳伯達和江青以為，紅衛兵是“文化大革命”中涌現的“新生事物”，以紅衛兵取代共青團是“歷史的必然”。
就在共青團中央奉命組織工作組、已經進行了兩個星期，許多工作組正准備出發，突然又接到通知，說是取消了計劃，不派工作組了。
這究竟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來是毛澤東不贊成!
後來才明白，以紅衛兵取代共青團畢竟是大事，陳伯達、江青必須向毛澤東請示。毛澤東不以為然。毛澤東說：“你們不要共青團，我要共青團。”毛澤東還指出：“對紅衛兵要進行教育，加強學習。要告訴革命造反派頭頭和紅衛兵小將們，現在正是他們有可能犯錯誤的時候。”
毛澤東一言九鼎。陳伯達、江青打消了以紅衛兵取代共青團的念頭，所以也就急急忙忙取消了向各地派遣工作組的計劃。
他成了“走資派好人”
在1968年10月胡耀邦出了“牛棚”之後，胡克實他們在“牛棚”里也開始松動，比過去自由、自在多了。看守們也向他們透露消息：“你們沒事了，快出‘牛棚’了。快了，快了!”
這時，軍代表找胡克實談話。軍代表說，你的歷史經過審查，沒有問題，你在團中央也就是工作上的一些問題，那是“路線問題”，誰都知道的。軍代表的話，顯然是“解放”胡克實的訊號。
果真，當1969年元旦來臨的時候，胡克實就得到通知，可以回家了!從此，他結束了“牛棚”生活。
1969年1月，軍代表要胡克實在團中央作個檢查，“往深里挖一下”，就可以放他過關。在胡克實寫好檢查之後，團中央機關在禮堂里開會，胡克實照着念了一遍，從此也就算是過關了，結束了停職反省。
在“解放”之後，沒有宣布胡克實恢復團中央書記職務，但是也沒有宣布取消他原先的團中央書記的職務，而是讓他參加團中央“革命委員會”的工作，算是“結合”了的“革命干部”。
胡克實的孩子初中畢業之後，上山下鄉，去了農村。聽說要保送“工農兵學員”上大學，他的孩子需要團中央開一份關於他的政治情況的證明。胡克實記得，軍代表在證明上寫着，胡克實“屬於走資派好人”!
這“走資派好人”，實際上是當時對胡克實作的政治結論。對於今日青年讀者來說，這“走資派好人”頗為費解。其實，那“走資派”也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走資派好人”也就是犯了“走資本主義道路”錯誤的“好人”!
胡耀邦在家“賦閑”的日子
胡克實談起了胡耀邦。
他跟胡耀邦在共青團中央共事14年，而且從1955年至1978年做了23年鄰居。
他說，那時候他和胡耀邦一起住在北京燈市口西街富強胡同六號。那是一個三進的四合院。前院住着秘書們，中院住着胡耀邦一家，後院住着胡克實一家。
在“解放”之後，胡克實和胡耀邦都到河南潢川的“五七干校”勞動去了。
直到1971年底，胡耀邦因病終於獲准從河南回到北京。一個月後，胡克實也回到北京。胡克實拿出一幀珍貴的照片，送給筆者。這張照片是他和胡耀邦在1972年初的合影，就在他們所住的院子里照的。他們都穿着中式舊棉襖，表情木然，是在那嚴寒的日子里最真切的寫照。
他們回到北京不久，中共中央組織部的軍代表找他們談話，說是分配他們前往新的工作崗位：准備分配胡耀邦擔任甘肅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分配胡克實擔任貴州省鋁業聯合公司“革命委員會”副主任。
面對中共中央組織部的軍代表，胡耀邦很嚴肅地說，作為黨的干部，分配到哪里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但是“文化大革命”以來，對我作了那么久的審查，在分配工作之前，必須給我一個正式的結論，而且這個結論必須是中央認可的。
自從那次談話之後，中共中央組織部的軍代表再也沒有音訊。
從此，胡耀邦“賦閑”在北京家中。他趁這難得的“賦閑”之機，在家讀了大量的書。胡耀邦家幾大書櫃里的藏書，畫着他的閱讀記號，表明他讀書非常認真。這些書，很多是在他“賦閑”時細讀的。
1973年10月，胡克實調任中央國家地震局領導小組組長。從此，他離開了團中央，在科技領導崗位上工作。
國家地震局本來是一個工作並不很忙的單位，但是在1976年7月28日發生唐山大地震，一下子處於日夜工作狀態。當時的國務院總理華國鋒召開緊急會議，胡克實作為國家地震局黨委書記出席了會議。一見面，華國鋒對他格外熱情。那是因為當年胡克實在晉西北工作時，先後擔任臨縣、離石縣、方山縣的縣委書記，屬於“三地委”，而華國鋒則擔任交城縣委書記，屬於“八地委”，彼此早就認識……胡克實說，華國鋒是個謙厚的人。毛澤東在晚年選擇了華國鋒作為接班人，大約是出於要選擇一個沒有二心的人。
胡耀邦在家“賦閑”了幾年，讀了一本又一本的書。
1973年3月10日，傳來好消息，中共中央決定恢復鄧小平的國務院副總理職務。1975年1月，鄧小平又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
1975年5月間，胡耀邦被指名來到第四期中央讀書班學習。這期讀書班有四十多名學員，分成幾個班，有呂正操等，都是曾經當過中共中央委員、省委書記這樣級別的老干部。讀書班主要是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讀書班的負責人雖說是王洪文，實際上是周恩來、鄧小平、葉劍英他們安排的，打算通過讀書班學習之後，安排這批老干部走上重要的工作崗位，以與“四人幫”抗衡。
“人品高尚，襟懷坦白”的胡耀邦
在讀書班學習了一段時間，葉劍英元帥說：“該結個業吧!”於是，1975年7月4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結業典禮。
在中央讀書班上，胡耀邦見到在讀書班另一個班學習的蘇振華，特別高興。當年在陝北“抗大”，蘇振華是大隊長，胡耀邦是政委，曾經有過一段很好的合作。他們多年未見，在結業典禮上相見，互相擁抱，興高采烈。許多老同志見到胡耀邦，也都跟他握手、問候。
葉劍英、鄧小平、江青、王洪文來了。還沒有正式開會，葉劍英就問：“怎么沒有看見胡耀邦？”
胡耀邦當時坐在後排，一聽這話，趕緊站了起來：“‘參座’，我來了，在這里!”
當年，葉劍英是紅軍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八路軍參謀長，胡耀邦已經叫慣他“參座”。
葉帥馬上就說：“誰把你安排在這么後邊的？來，到前面來!”
葉帥其實話里有話。
葉帥跟胡耀邦有着深厚的友誼。葉帥好幾次到胡耀邦家，聊天，散心。有時，就在胡耀邦家吃飯。胡耀邦就到後院叫胡克實一起來吃飯，跟葉帥見面。
那天，胡耀邦也很高興跟鄧小平見了面。鄧小平在結業典禮上作了題為《加強黨的領導，整頓黨的作風》的講話。
胡耀邦早在長征時期就已經認識鄧小平。在延安時期有過許多來往。1950年初，鄧小平主持西南工作，而胡耀邦擔任川北行署首長，直接在鄧小平領導下工作。後來，胡耀邦和鄧小平同時調往北京。此後，胡耀邦出任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在“文革”中，清華大學紅衛兵小報《井岡山》在報道打倒鄧小平與胡耀邦時，曾經刊登了鄧小平與胡耀邦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的許多通信，這表明鄧小平與胡耀邦在當時就存在很密切的關系。
胡克實記起，1962年6月19日至7月9日，共青團中央召開三屆七中全會。這次會議的內容主要是根據當時黨中央一月工作會議和三月政治局擴大會議精神，討論如何適應形勢，健全團的工作，學會作艱苦細致的群眾工作的問題。會議期間，胡耀邦邀請鄧小平前來作報告。當時正值三年自然災害時期，鄧小平談到農村生產關系的調整問題，以為人民公社、大隊、生產隊三級關系一層又一層，並不有利於農業生產。只要能夠發展農村生產，各種生產形式都可以。他說起他那句名言，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鄧小平的言外之意，是贊成包產到戶。鄧小平是在上午講這番話的，到了晚上，他找胡耀邦，告訴他今天上午的講話不要往下傳達。後來才知道，那天下午，鄧小平向毛澤東匯報工作時，毛澤東明確表示不同意包產到戶……
正是因為鄧小平與胡耀邦有過很多交往，所以那天在中央讀書班結業典禮上見到胡耀邦，鄧小平得知胡耀邦正“賦閑”在家，馬上安排他新的工作。
在結業典禮結束之後，葉劍英約胡耀邦到北京體育館去看比賽。葉帥對胡耀邦說：“你這個人光喜歡看書，也該去看看體育比賽!”就在比賽進行之際，有人跑來告訴胡耀邦，說是鄧小平來電話找他。胡耀邦匆匆來到後台，用紅機子跟鄧小平通話。
胡耀邦趕去見鄧小平。鄧小平告訴他，中央決定派他到中國科學院。當時院長是郭沫若，正在病中。胡耀邦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兼黨組書記。就這樣，胡耀邦開始了重新工作。略早於胡耀邦，在1975年1月，胡克實也調到中國科學院工作，擔任中國科學院核心組成員。於是，這兩位共青團中央書記又在中國科學院並肩工作。
胡克實說，鄧小平有着銳利的目光，思想非常敏捷。鄧小平平日話不多，要言不煩，從不拖泥帶水，講話很深刻。
胡耀邦根據鄧小平的指示，在“文革”的“重災區”中國科學院進行深入調查，寫出了《關於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在1975年9月26日向鄧小平匯報。鄧小平談了意見，在胡喬木的協助下，胡耀邦進行修改，寫出了《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鄧小平認為，這一《匯報提綱》適用於全國科技界、教育界的整頓工作，送交毛澤東，准備印發全國。但是毛澤東未表同意。
就在胡耀邦忙於整頓中國科學院的時候，鄧小平受到“四人幫”的“批判”，全國掀起 “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也被“四人幫”指斥為“大毒草”。胡耀邦隨着鄧小平的下台而下台，直到粉碎“四人幫”之後又隨着鄧小平的復出而復出。
胡克實記得，胡耀邦是在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時從富強胡同遷出的。當時，按照工作需要，胡耀邦應該住進中南海。胡耀邦不願住中南海，認為住在那里朋友們來訪諸多不便。他終於找到了一個“理想”的住處：那房子在中南海之外，緊挨着中南海的紅牆。他請人開了扇後門，直通中南海，便於在中央工作。然而，房子本身在中南海之外，朋友們來訪，可以從外面的大門直接進入，不必經過中南海。直到今日，胡耀邦的家屬還住在那里，只是關閉了那扇直通中南海的門。
胡克實用“人品高尚，襟懷坦白”八個大字形容他所深知的胡耀邦。
胡克實說，胡耀邦從不整人。
胡耀邦早在中央蘇區，小小年紀，就蒙受過所謂“AB團”的冤案。從那時候起，十幾歲的胡耀邦就親身體驗到被整之苦，冤案之苦。從此，他非常厭惡、痛恨整人。他總是對蒙受冤屈的人，寄予很大的同情。胡耀邦一再強調，對於人的處理必須非常小心。
在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中，青年作家劉紹棠蒙受不白之冤。胡耀邦親自找他談話，給予鼓勵，曾經使劉紹棠在困難的時候得到溫暖。
也正因為這樣，在粉碎“四人幫”之後，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時，曾經為平反冤假錯案出了大力。
胡克實說，胡耀邦多年擔任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跟青年心連心。胡耀邦的性格也很年輕。他直率，真誠，樂觀，平易近人，而且非常廉潔。胡耀邦除了一些重大場合講話拿發言稿之外，平常即席講話，從不拿稿子。而且非常具有鼓動性，熱情洋溢，富有文采。
八十大壽出版新著
就在我采訪胡克實的時候，他家客廳的茶幾上，放着一大摞新書。那是中國青年出版社剛剛印出的胡克實所著《科技工作與科技立法》一書。這本書收入胡克實多年以來所寫的關於科技工作、科技立法方面的講話、論文。
據這本書的責任編輯李丕光告訴筆者，這是中國青年出版社在兩個月內趕出的新書，為的是作為獻給胡克實八十大壽的一件特殊而又最有意義的禮物。
胡克實作為團中央書記，怎么會寫起《科技工作與科技立法》一書呢？
那是因為胡克實自從離開共青團中央的領導崗位之後，一直從事科技領導工作。他在擔任中國科學院核心組成員之後，曾經擔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黨組副書記。1983年，胡克實當選為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教科文衛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此後，在1988年再度當選。他負責科技立法、執法檢查等科技法制方面的工作。
在這個時期代表科學院和全國人大出訪日本、英國、法國、瑞典、瑞士、美國、意大利等國二十余次，借鑒了許多有益經驗。
胡克實的夫人於今也是延安老干部。如今，他們的子女在各自的崗位上忙於工作，夫婦倆在北京安度晚年。胡克實在三年前曾經有過小中風，而且氣喘老毛病也一直糾纏着他，但是他的精神很好。
胡克實曾是中共第八次、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第一、第二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第二屆、第三屆委員、第四屆、第五屆常務委員，中央文教小組成員，中央人大政協人事安排小組成員、中央國家機關機構改革領導小組成員，亞洲議員人口和發展論壇副主席，中國橋牌協會副會長，中國科技法學會會長，中國科技法學會名譽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