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探索，特别是60年代提出的主张，基本不为毛泽东所认可，认为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和“物质刺激”，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会使中国变成修正主义国家。
刘少奇是新中国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创立者之一。“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刘少奇建国前夕对执政党中心任务作出的明确概括。他说，“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经济建设的任务就不变。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不爆发战争，我们的任务就一直是经济建设，要把中国工业化。”
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继承了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和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对中国如何发展工、农业进行了有价值的探索，可惜在建国初期很快就被放弃了。“文革”中，刘少奇还因此被打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付出了生命代价。
但是，在经历了几十年风雨岁月的沉淀之后，他的远见卓识终于大放异彩，成为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思想来源。
确定新中国五种经济成分
刘少奇的经济思想，最早发轫于上世纪20年代他在安源从事工人运动时。1924年，他先后写出《救护汉冶萍公司》和《整顿萍矿意见书》，认为汉冶萍公司不仅在经济上有其重大意义，且“为东方文明之根据”；“煤铁事业，为一切事业之基础，国家之盛衰，国民之生死均系之”。
在安源，刘少奇萌生了“从工业入手改造中国”的想法。后来他对此有过许多精辟论述，例如，“要中国强盛起来，必须使中国变成工业国”、“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发展工业，我们同时采用私营与公营这两个办法”。
解放战争后期，时任中共中央工委书记的刘少奇，在1947年11月石家庄解放后负责指导城市接管工作，并主持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等解放区的合并，筹备成立华北联合政府，为建立新中国做准备。他在紧张处理日常工作的同时，开始系统地思考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问题。
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一次为新中国全面绘制建设蓝图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对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做了深刻阐述。13日，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刘少奇初步系统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方针，着重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成分、社会基本矛盾、合作社问题，以及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等问题。毛泽东在会议结论中说，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个问题，少奇同志的提纲分析得具体，很好，两个阶段的过渡也讲得很好。他委托刘少奇对新民主主义经济问题继续研究，并草拟文件，以便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使用。
这时，远在东北的张闻天也对东北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提出了一个提纲。报到中央后，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对这个提纲进行研究。刘少奇在吸取了中央领导集体意见的基础上，研究确定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由五种经济成分构成，以后经七届二中全会讨论通过，成为建国初期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这一研究成果最后写进了在建国初期起“大宪章”作用的《共同纲领》：“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一政策的制定，应该说倾注了刘少奇的许多心血。
社会主义不宜过早实行
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并于1950年底接替逝世的任弼时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在这期间，他提出了一整套完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理论。
刘少奇认为，由于中国经济落后，我们还不能立即消灭资本主义，还应调动社会各种经济成分的积极性，搞一段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建设。他在关于共产党员的标准中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它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
他认为，在经过十几年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后，新中国的面貌就要改变一下。“我们不但有庞大的农业，而且还有不少工业。那时我们就做到了自给自足，使中国变成一个比现在富足的国家。到那时我们的国家才可以考虑到社会主义去的问题。现在还不能提这个问题。现在就有人讲社会主义，我说这是讲早了，至少是早讲了十年。”“十年之内，建设社会主义是讲不到的；十年之后，也还要看实际情况才能答复这个问题。也许还要再等几年。”
特别是在农村，刘少奇主张比较长期地保留富农经济。当时，东北和山西等已经完成土地改革的老解放区，急于组织农民过渡到社会主义，针对这种倾向，刘少奇说：“东北土改后农村经济开始向上发展了。有三匹马一副犁一挂大车的农民，不是富农，而是中农。在东北，现在这种农户大概不会超过农民的10%，其中真正富农所占的比例，必然更少。这种有三马一犁一车的较为富裕的农户，在数年之后，可能与应该发展到80%，其中有10%的富农。”他尖锐指出：在目前“如果号召农民起来组织农业合作社，认为这样就叫社会主义，发动群众运动，就要犯大错误，那就叫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区别于大量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做法，刘少奇主张普遍组织供销合作社和互助组，把农民更多地通过商业渠道组织起来，大力发展商品生产。他说：谁领导了市场，谁就领导了经济。
现在回过头来看，刘少奇的上述想法是比较稳妥的。后来几十年的历史发展证明，这也许是更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发展方案。
“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
到1956年上半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已基本上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起来。同时，经过几年的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许多重要指标已有确实把握可以提前完成。为了制定在新形势下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及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央决定在1956年9月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八大筹备期间，刘少奇负责主持起草政治报告。为此，他对中央和国务院30多个部门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记下数万字的笔记。他在听取汇报过程中，针对当时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例如，“在大力发展内地工业的同时，也要注意发挥沿海工业的潜力”；“工业部门要根据人民的需要进行生产”，“不断增加品种花色，用剌激人民更高的消费欲望来促进生产”；“私营厂原有的好东西要保存下来，不要抛弃本国的传统基础，我们一搞社会主义，反而什么都没有了”；“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也要尽量吸收，花钱买他们的技术，向他们学，必须咬紧牙关，发一点狠，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赶上去，要有点气魄，加紧干”。他反对当时有些人把社会主义制度绝对化，提出不要对社会主义迷信，社会主义制度也“必须不断改进，使它更完善”。
刘少奇的这些观点，包括注意发展沿海工业、用提高人民消费刺激生产、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等等，经过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合乎实际的。
八大召开后不久，东欧爆发了波匈事件。刘少奇前往莫斯科协助苏共处理这一事件。身临事件的前沿，刘少奇的感悟自然要比国内的同志深刻。他在回国后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提出要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训，为了不使类似事件在中国发生，一定要关心人民的生活，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应该注意把工业建设发展的速度，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不能把同人民的关系搞得太紧张。还要规定一些制度，限制领导人的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使我们这个国家发展下去，将来不至于产生一种特殊阶层，站在人民头上，脱离人民”。
为了调查和解决当时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矛盾，响应毛泽东关于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号召，刘少奇在次年春天沿京广铁路南下，在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和广东五省进行调查研究，提出了要使社会主义经济既有计划性又有多样性和灵活性的宝贵思想。
1957年2月27日，他在河北邯郸峰峰煤矿调查时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经济，但计划性不能排斥多样性和灵活性，不能教条地去理解计划性，否则，我们的经济就会呆板，就会停滞不前。我们只有比资本主义经济形式更多样、更灵活，才能显示出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勃勃生机！”
4月初，刘少奇来到广东调查时，发现在这个鱼米之乡，人们却抱怨吃不上新鲜蔬菜。他尖锐地指出：“国营商业部门机关化、官僚化，不根据实际情况办事”，“每天八小时工作，晚上不办公，要那么正规干什么？我看这样搞下去，社会主义要失败，资本主义要胜利”。“国营商业应当放下架子，向私商小贩学习，采取一些灵活的办法”，“历史上做小菜生意的都是搞夜班，为什么社会主义商业就不能搞夜班？”，“什么时候国营商业能让群众方便地买到又便宜又新鲜的蔬菜，才能显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由此，他提出要“采取经济竞争的办法”，“看来自由市场搞大一点好”，要建立“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
在这次调查中，刘少奇还提出在农业生产中要实行同产量相联系的生产责任制，“生产力只是那么个水平，就适宜于生产单位小一点”，“社员劳动要有一定的自由，太集体化了不行”，“可以实行分组分户小包工”，“有个劳动自由。有很多小活适于个人劳动，不能完全否定个体劳动。和工业一样，农业也可以实行个人负责制”。这是刘少奇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重要的思想精华。
党政分开，党委和政府要超脱一点
1958年轰然而起的大跃进，打断了八大前后全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正确探索。三年经济困难接踵而至，刘少奇主持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其间，许多思想和做法成为改革开放的源头。
1959年4月，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他开始比较多地思考 “如何具体运用全民所有制，更有利于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性的问题。他提出：在办厂时，要借鉴国外资本家采取托拉斯、康采恩的方式。这年底，刘少奇因患肩肘炎去海南岛休假疗养。他利用这一机会学习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清理了一年多来发热的思想。他在学习讨论会上说：“社会主义社会中，总的矛盾是生产和需要的矛盾，中间夹杂着阶级矛盾。就是这种矛盾促进生产的发展。”这种看法反映了他对毛泽东重新强调阶级斗争、否定八大主要矛盾论断的不同看法。他还提出要克服计划经济的呆板与机械，中央必须向地方适当分权，发挥两个积极性。他说：不可能设想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中，中央能够把国家的各种事务都包揽起来，而且样样办好，把一部分行政管理权分给地方是完全必要的。行政机关也必须向企业适当放权，应当保证企业在国家的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有适当的自主权利，经济部门的领导机关必须认真把该管的事管好，而不要去管那些可以不管，或者不该管的事。
刘少奇在1960年代初主持国民经济调整时，针对当时国民经济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明确提出要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的原则。他认为，我们现在管理经济的办法是由中央的各部和省市的厅局干预经济，用行政机关管理工厂，这是超经济的办法，它连资本主义的办法都不是，是封建主义的办法。为此，他提出国务院各部不要直接管理企业，要成立几十个大公司，“由公司来管，同由部来管，观念就不一样”。他说，苏联是这样搞的，证明不行。由此他提出要按照经济的办法来管理经济，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党政分开的思想，指出：“党委和政府超脱一点，不好吗？站在公司之上、矛盾之上，有问题我们来裁判，不要作当事人，不好吗？”，“超脱一点，就有全局观点了。党和政府不是不管，是怎样管的问题。管计划、平衡、仲裁、监督、思想政治工作。生产由公司、工厂去经营”。由此，他在我国国民经济状况好转以后，指导工业企业试办托拉斯；指导中央有关部门改革生产资料管理和流通体制；实行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等经济体制的改革。他还强调要满足人们合理的物质利益，工资制度要合理，要能够调动人们的积极性。这些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搞活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起到了积极作用，使1965年成为文化大革命前新中国经济效益最好的年份之一。
刘少奇对新中国经济建设提出的这一系列探索，特别是1960年代提出的这些主张，基本不为毛泽东所认可，认为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和“物质刺激”，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会使中国变成修正主义国家。最终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使刘少奇含冤去世。然而，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检验，历史最终证明了刘少奇探索的价值。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刘少奇的这些思想和实践，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成为改革开放的源头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