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辦義學的慈善家，何以成為十惡不赦的壞蛋？這背後的邏輯值得深究。
武訓批判的邏輯：正路與邪路
武訓是清末一個乞討辦學的義人，獲得過清廷的嘉獎，在民國時也威望很高。但新中國成立不久，在一場攸關正路邪路的浩大爭辯中，他成為眾矢之的，徹底成為一個負面典范。當時報紙連篇累牘都是郭沫若、夏衍等人的批判文章，一邊倒給這個已經逝去半個多世紀的老人貼上“封建余孽”的標簽。
一個辦義學的慈善家，何以成為十惡不赦的壞蛋？這背後的邏輯值得深究。我在山東冠縣(武訓家鄉)檔案館查得一份武訓師范學校的《討論批判武訓問題總結報告》(1951年6月15日)，里面是老師與學生針對具體問題的交鋒辯難，比郭沫若等人單方的批判文章精彩很多，也能更精准體現彼時正邪之辯的邏輯底色。
在武訓受到批判之前，武訓師范學校的一般師生，都對武訓充滿崇敬之情。但現在，新的權威理論家告訴他們，武訓興學，是為封建統治者服務，傳播封建文化，所以有罪。他們一時難以接受，就發問道“沒有封建文化，新文化從哪里來？”
武訓批判的組織者很有耐心，首先從“啥是文化”開始談起：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與經濟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在舊中國有帝國主義文化，有封建文化，他們結成反動同盟，反對中國的新文化。反動文化是替帝國主義、封建勢力服務的，是應該被打倒的東西，不打倒它什么新文化也建立不起來。“封建文化”與“新文化”是勢不兩立的。是敵我關系，不是母子關系，有封建文化，新文化不易產生。另外，在中國長期被封建統治的社會里，歷史有正史有稗官野史，有廟堂文學有民間文學，正史和廟堂文學是替封建統治者服務的，稗官野史和民間文學是為農民服務的，是反封建統治的。武訓辦義學，宣揚封建文化，尤其在清末革命運動蓬勃發展，封建天朝搖搖欲墜的時期，拉着社會倒退，阻止新文化的發展，這證明武訓是歷史的罪人。
這一段話，看上去很雄辯，但無法說服武訓師范學校的師生。他們聯系起具體事例說，毛主席如果沒有封建文化的基礎，怎么接受馬列主義呢？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批判武訓運動是毛主席老人家親自發動的(雖然他們未必知道)，他不是受益過“封建辦學”么？但這個問題難不倒組織者，他們回答說：毛主席天資穎悟，幼時勸他母親“反迷信”，稍長勸他父親“反剝削”，大學時反對五經四書，反對封建文化，當時封建統治者學校當局，要開除學籍，多虧徐(特立)老的幫助支持，才能學習下來。這證明毛主席不接受封建文化，更證明毛主席掌握馬列主義不是站在封建知識的基礎上。識字是封建教育的負(副)作用，不能承認是封建教育的功勞。
好吧，天資穎悟的毛主席另當別論，咱再說說其他人：張伯苓辦南開學校，咱們報紙說他有功，現在說武訓有罪是啥道理？組織者回答說：張伯苓南開學校是資本主義性質的，在中國說來還算是進步的東西，有英語科、師范科，同時在五四運動時，他們都轟轟烈烈參加了這一運動，絕不是那武訓辦的拉着社會倒退的、反動的學校可比。
張伯苓不能比，這些師生又想到了文天祥：文天祥不也給統治階級服務么？正確的回答是：文天祥是民族英雄，為抵抗外侮而犧牲流血。即使撇開這一點說，文天祥是在700年前的純封建時代，武訓則是在清末封建王朝搖搖欲墜、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運動蓬勃發展的時代，武訓哪能比文天祥呢？
正面人物和武訓缺乏可比性，武訓的粉絲們又拉出一個他們眼中的負面人物——— 秦始皇：秦始皇焚書坑儒，武訓辦義學，到底哪個好？標准答案如下：武訓辦義學幫助封建統治，拉着社會倒退，這早已肯定了，秦始皇焚書坑儒是為了便於統治，達到他統一中國的目的，使中國書同文、車同軌，有推動歷史前進的作用，不能和武訓相比。
類似的辯論還有很多。組織者在事後的報告中說，這些問題都經過反復討論，都是大體上已經解決了的問題，至於徹底肅清武訓的流毒，還有待今後繼續努力。持續18天的討論，讓全校師生“初步地學會了用科學的歷史觀點來批判問題，再不盲目地崇拜歷史人物了。看它一生的事業對人民有好處還是對統治者有好處。對不同時代的人，能用不同的歷史條件，衡量他在當時對人民有功績否。對歷史有無推動作用，對生產力的發展有無推動作用，來評判歷史人物。”
那個時候，執政者有着掌握“真理”的自信，並且他們總能與反對意見在討論中獲得勝利。相對而言，武訓批判運動，當時並沒有深入到普通農民群體，統治者更關注的是知識群體對此的認識，對他們的洗腦無疑更難，但看上去很成功。在武訓師范學校，其中一個叫王振夏的學生，因為在討論武訓過程中請過假，回來後“就顯得很落後了，他提出意見，同學就亂駁他亂笑他”。與王振夏同級的學生常立成(武訓鎮人)，也被認為“能用正確的立場觀點幫助村支書解決問題”。村支書穆其文說：自從提出武訓不好，我五六天想不通，經常立成一說——— 他辦學到底給誰服務，我才鬧通了。
學校討論武訓的行為獲得地委部長的肯定：學習是有成績的。這些成績還體現在一些具體行動上：在教師討論過程中，學校內的武訓像和其他有關紀念武訓的東西——— 如紀念匾和贊頌武訓的楹聯，都被摘了下來。七年級學生提出砸了武訓學徽，九級同學提出改變校名———在做總結報告時，改校名的想法獲得師生一致同意。這被組織者作為一大收獲寫在了報告中。
到了後毛澤東時代，武訓批判的詭辯論受到了清算，興義學的慈善行為重新獲得肯定。所謂的邪路，至此變成了正路。無論社會制度如何，興學終究是一個善舉。迅猛激昂的反武訓運動，到底只成了一個不合腳的笑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