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因為工作關系曾經與周恩來生前副衛士長張樹迎(已故)、衛士高振普多有交往，並聆聽了他們敘說的晚年周恩來用他生命的最後力量力薦鄧小平接班和要鄧小平“忍一忍”等感人事跡。
“你這一年干得比我強!”
1971年林彪叛逃事件的發生，已經在事實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的失敗。
1972年元月陳毅元帥去世，毛澤東懷着對陳毅等開國元勛的內疚，執意堅持參加陳毅同志追悼會。由於八寶山禮堂沒有空調設備，在寒氣徹骨的天氣里站了半個多小時的毛澤東回去後患了重感冒，高燒乃至昏迷，經醫護人員全力搶救才得以醒過來。至此，毛澤東身體元氣大傷。
當時，人們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周恩來身上。周恩來在主持中央工作後，不負眾望，他領導批林彪的極“左”，抓經濟建設，抓外交復蘇等工作搞得很有成績。
但是，這一切最終還是觸痛了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一伙人。因為江青和林彪原本都是想通過“文革”而達到篡黨奪權的目的。
同時，中央有的領導也不能容忍周恩來批極“左”最後批到“文革”頭上。因此，在江青等人多次告狀下，中央領導再一次出面干預，說林彪是“極右”，周恩來領導的批極“左”是錯誤的。周恩來憂憤交加，加之經年累月的超負荷工作，終於病倒了。這樣，在中國政治權力中心中面臨着毛、周將不久於人世的狀況。
毛澤東在林彪事件後曾寄希望於年輕的王洪文。但實踐證明他是個扶不起的“阿斗”。
王洪文接不了班，“四人幫”其他人又不可靠，最後毛澤東還是認定鄧小平“人才難得”，這就最終導致了1975年中央1號文件的下發，讓鄧小平出任黨的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央軍委參謀長。這樣一個安排表面上好像是接周恩來的班，其實質上是接我們整個黨和國家領導的班。因為當時不僅周恩來重病纏身，毛澤東的身體也在每況愈下。
鄧小平復出工作後，從軍隊抓起，把全國的工作抓得有聲有色，也就是被今天史學界稱道的“1975年整頓工作”。
周恩來住院期間，還時時關心着我們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1975年中央1號文件讓鄧小平復出後，他一直全力支持鄧小平的工作。他還憑自己在黨內的影響，多次在醫院里找來王洪文、張春橋、李先念等人，要他們支持鄧小平的工作。
1975年9月20日下午，周恩來即將進手術室之前，拉着鄧小平的手久久不放。然後，他環顧左右，高聲對在場的人說：“你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強得多!”這是周恩來在用自己生命的最後一點力量，為鄧小平的工作和平穩接班造聲勢。
“你就不能忍一忍?”
周恩來全力支持鄧小平抓全面整頓工作，必然遭致急於搶班奪權的“四人幫”一伙的嫉恨。他們沒茬找茬、無端生有地打擊迫害鄧小平，說鄧小平的整頓其實是復辟、倒退，還說鄧小平是“還鄉團”的總團長。
“四人幫”們連重病纏身的周恩來也不放過。批判他是“大儒”、“投降派”等等。喪心病狂的“四人幫”先後制造了“風慶輪事件”、“蝸牛事件”等等。但是這些在周恩來細致深入的工作下都先後得到了毛澤東的認可，從而瓦解了“四人幫”一浪高過一浪的進攻。
“四人幫”們眼看他們即將到手的大權卻要旁落，江青等更是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她最後串通當時擔任毛澤東與中央政治局之間的聯絡員的毛遠新向毛澤東告黑狀，說鄧小平的“整頓”等一套做法最終就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
這是毛澤東最不能容忍的。於是，毛澤東利用一次會見外賓結束後的機會，正式“考驗”鄧小平：“小平同志呀，趁我還健在，由你主持一個政治局會議，把‘文化大革命’的結論做一下。還是那句老話：功過三七開。”鄧小平的性格決定了他不能作違心之舉，因此他回告毛澤東說：“主席呀，‘文化大革命’的結論我做不合適，我是桃花源中人。”毛澤東一聽，大失所望。至此，他已認定鄧小平在他死後必然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賬。
1997年10月，筆者參與籌建仿西花廳工作時，曾在北京聽張樹迎說，毛澤東和鄧小平的上述談話過後不久，小平同志就匆匆趕來305醫院，心事重重地向周總理談了上述事情的前後經過。這時的周恩來已是骨瘦如柴，他的生命已到了油干燈枯的最後盡頭。可是，當他聽完鄧小平的匯報後，仍然瞪着眼對小平同志說：“你就不能忍一忍?”周恩來說完這句話後還把臉轉向牆壁，表情十分痛苦。過了一會兒兩人才又小聲地親切交談起來。
周恩來當時的意圖很明顯，是想讓鄧小平在毛澤東面前隱忍一下。因為他和毛澤東都將不久於人世，等你鄧小平平穩地接過這副擔子後，你再去處理有關事情不遲。未來的中國是需要你鄧小平的。
周恩來和鄧小平兩人在對待“文化大革命”的態度上基本是一致的，在如何富民強國的思路上也是基本相同的。但這兩位偉人的性格卻有着很大的不同，他們所采取的斗爭方略也就有着明顯的差異。
“你們要幫助小平同志做好工作！”
到了1975年的下半年，周恩來病情加重，偏偏又出現了毛澤東對鄧小平的信任危機，而當時，國際國內有多少大事等待着處理?周恩來從我們黨和國家的最高利益出發，毅然再一次舉薦鄧小平，這也是周恩來臨終前就我們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所作的最後一次努力，也是一次拼盡全力的努力。
高振普回憶說，總理叫拿來紙和筆，半靠在病床頭，隨後請醫生和護士們退到病房外。高振普知道他要寫重要東西，因為一般情況下他是不會叫醫護人員退出的。所以，等幫助周恩來坐穩後高振普也轉身走向病房外。但周恩來叫住了他，因為當時沒有人扶他已坐不穩了。
周恩來顫抖着，一手托着放有紙的木板，一手哆嗦着寫字。鄧穎超見他寫字很費勁，還要用左手托着木板，就對他說：“恩來，你口述，我代你寫。”周恩來可能考慮到事關重大，堅持說：“不用了，還是我親自寫。”當時高振普站在周恩來的右邊，一邊用手穩住周恩來，一邊看着他寫。信是寫給毛澤東的，向毛澤東提議，仍讓小平同志取代他自己在黨和國家中所任的職務、位置。
高振普說，總理雖沒寫上“總理”、“第一副主席”，但當時他自己的位置就是緊接在毛澤東之後、王洪文之上的“二號”人物。周恩來寫好這封信後，囑鄧穎超轉送。但是，這封周恩來重病期間寫下的諍言建議後來卻沒有任何音訊。
周恩來的病情越來越重，但他仍沒有放棄支持小平同志“接班”這樣一件大事。
據高振普回憶，有一次，鄧小平、張春橋、王洪文、葉劍英和李先念等一同前來看望周恩來。周恩來環顧他的老戰友之後，對靠近他頭部的張春橋、王洪文說：“你們要幫助小平同志做好工作。”在場的人都聽清楚了，但鄧小平有點耳背，沒聽清楚。待他們退至病房門口時，鄧小平問張春橋：“總理剛才說什么?”張春橋卻說：“總理叫咱們好好工作。”竟然沒有把周恩來剛說的原話告訴鄧小平。
周恩來與鄧小平的友誼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的20年代初。但晚年的這幾件事卻十分耐人尋味而又真情畢露，讀了足以令人回味無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