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記憶還在，82歲的劉坤碧開始撰寫回憶錄。
簡短的文字，大半和她的愛人有關———王燦明，抗戰期間從軍，先後在中美合作所、中華民國國防部氣象站、中央航空公司(央航)電台培訓與任職，1949年在昆明參與中共地下組織“新民主主義者聯盟”工作，同年參加兩航(中航、央航)起義。
64年前的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此時，中航、央航總部已遷往香港。進入2月，中共地下黨開始籌劃兩航起義事宜。從策劃到最後收尾，兩航起義整整跨越了一整年的時間，1950年2月，中共在香港對兩航的護產斗爭取得勝利，距今已是63年光景。因兩航起義，對內戰的結束具有重要意義，故包括王燦明在內的起義人員受到了優待。
但新中國成立後不久，他的噩夢開始了。
最終的劫難是以1955年的司法判決形式呈現的，他頭上戴了一頂“歷史反革命”的帽子。入監、勞改、被批斗和申訴，成為他此後十余年的日常生活。在1988年去世前，他獲得了平反，卻發現自己罹患了晚期肝硬化。他只活了62歲。
劉坤碧還留有自己年輕時的照片，有些羞澀的大家閨秀模樣，那是王燦明用自己購買的相機所搶拍的。彼時，他們分屬兩個鄉間士紳的家庭，尚未結合到一起。在央航享受高薪的王燦明還有最後一段意氣風發的歲月，即將度過。
他們將共同面對即將襲來的暴風驟雨。
經常抱着孩子為地下黨作掩護
在昆明讀書時，劉坤碧結了婚。那是1948年初。結婚前，她參加過學生運動，喊着“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等口號，混雜在人群中游行，向執政的國民黨政府示威。她剛剛17歲，對政治懵懵懂懂，“我不曉得有中共地下黨在領導運動。”
對新婚丈夫王燦明，她也所知不多。雖然從小就被父母確定婚事，但礙於男女授受不親的舊觀念，實際接觸很少。她只知道王燦明參軍抗日，直到他從國防部調動到昆明央航電台，兩人才多了聯系。
在昆明，劉坤碧很快有了孩子。這是她幸福生活的尾聲。
王燦明是昆明央航電台報務員，而電台台長劉榮德是地下黨員。“劉榮德發展王燦明參加地下黨的外圍組織，叫‘新民主主義者聯盟’，簡稱‘新聯’。他們業余時間經常在劉榮德的家里，或在工余時間抄收新華社消息供地下黨使用，有時還有人來我家里找他談話。我經常抱着孩子為他們作掩護。”劉坤碧記得，劉榮德曾從倉庫偷出兩台發報機給地下黨使用，還輸送過一名報務員參加中共領導的邊縱工作。她並不知曉丈夫與地下黨開始聯系的准確時間，雖然感覺到他們有時在密謀什么，但自己並無興趣打探太多。
時代的風雲洶涌，卷起千堆雪，處於西南一隅的劉坤碧也感受到了國統區山雨欲來的氛圍。丈夫王燦明決定參加兩航起義。“起義時，形勢非常緊張，因為昆明還在國民黨統治下。兩航的香港飛機飛到了北京投共，昆明開始響應。當時接到通知：發兩個半月的工資，等待解放。”劉坤碧說。
劉坤碧此時腹中又懷了孩子。王燦明把她送回老家雲南省石屏縣，然後返回昆明。劉坤碧回到石屏沒幾天，就聽聞了昆明解放的消息，“沒想到解放這么快。”
父親劃分為“惡霸地主”被槍斃
王燦明個人很快接到民航局的通知，讓他去上班。但他的父親，則被劃分為“惡霸地主”，槍斃了。“那時殺人是很簡單的事。”
父親的被鎮壓，一開始並沒有影響到王燦明。作為起義技術人員，他受到重用。“剛解放時，兩航地下黨的名字已公開，燦明被吸收為候補黨員，在輸訓隊學習結束後，被安排在航空公司搞人事工作，工資相當高，每月190元。他相信共產黨。”
這一階段還可稱為蜜月期。包括接下來的抗美援朝。作為家屬，劉坤碧也被組織起來，每天早上學習兩個小時，讀報，學習時事，動員捐款。“大家都很踴躍，每人工資扣掉10元捐贈，一直到停戰。我把我的結婚戒指也捐獻，支援抗美援朝。政府還給了我一張收據。”
暗藏在革命隊伍里的“反革命”
形勢的轉變，最初是以裁員方式呈現的。1952年底，王燦明離開昆明民航局，調到二零三廠(昆明機床廠前身)。“那時，只要當過國民黨兵的就都不被信任了。民航局調走30多人，燦明是其中工資最高的一個。到機床廠後，工人開始當干部，他翻到底下了。”劉坤碧說，王燦明的工資開始下降，由190元降為50元。
他真正的災難在三年後才開始。肅反運動來了。劉坤碧記得當時流行的大標語：肅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不幸的是，王燦明此時已被認為是暗藏在革命隊伍里的反革命。
他的“反革命”歷史從1943年開始。那一年，王燦明17歲，在雲南大學附中響應國民黨“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報名參軍抗日。“因為父親有文化，英語也可以，容易培訓，就被分到中美合作所，在那里待了三個月。”王燦明之子王曦對南都記者說。王燦明學的是氣象，後來被分到貴陽等地的氣象觀測站。抗戰勝利後，他成為位於上海的國防部氣象站中尉氣象觀測員，一直到1946年離職到央航工作。
王燦明參與兩航起義時，王曦還在母親的肚子里。從記事起，父親就不在身邊。母親騙他說：去外面出差了。事實是，1955年12月21日，王燦明被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認定為“歷史反革命”，“從寬處理”，判處管制三年，發送到玉溪的國營農場勞動改造。判決書上這樣寫着：
“被告於1944年參加國民黨之軍統特務組織，在匪軍委會軍令部通訊人員訓練班及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受過特務訓練，畢業後先後在美蔣特務機關貴陽、息烽、上海等地氣象站任少尉、中尉氣象員，替蔣匪及美帝海空軍預報氣象，以進行反人民內戰。解放後，在昆明機床廠工作中，散布反動言論，謾罵領導等。”
家里失去了收入來源，劉坤碧沒錢去玉溪探望丈夫，他們有一年半的時間沒有見面。1956年4月，毛澤東發表關於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文章，給了王燦明希望。“我沒能力申訴，但燦明一直申訴，後來省里通知機床廠處理此事，他提前一年半恢復了工資。但組織上還是認為處分得正確，不予改正，只是恢復工資。”
王燦明從勞改農場回家時，王曦已經7歲，父親在他心中形象清晰起來。但1943到1946年，在中美合作所和國防部氣象站工作的歷史，卻始終無法向組織說清楚。
“王燦明說他在脫離偽國防部後，在央航曾利用工作機會，用電台收集延安的廣播，提供給雲南地下黨。但機床廠不承認。包括參加兩航起義，也被說成是政治投機。申訴了好多年，沒用。”劉坤碧說。
給中央寫信但信被轉回保衛科
1963年，四清運動開始。王燦明被下放到車間挖爐渣。“一直被整，1964年又重新戴上‘歷史反革命’帽子。每晚要去保衛科學習，很晚回來。家里菜刀都被我藏了起來，怕他自殺。他一直上告，給中央———包括毛澤東、林彪寫信，但信被轉回保衛科，保衛科的人拿着信在手里抖動：你寫啊，還不是又回我手里！”劉坤碧回憶。
在年紀漸長的王曦刻骨銘心的記憶中，還包括這一時段，父親晚間常在卧室內用手將床板捶得咚咚響，“大罵政府，要去殺他們。”但在公開場合，王燦明還是要表現出自己是一個接受改造的馴服模樣。他遺留下的筆記本中，每封申訴信底稿，都是以“敬愛的首長們”這樣的話語開頭。
待到“文革”爆發，王曦可以在張貼的大字報中，看到父親被指控為“軍統大特務”。私下里，他聽父親對母親說過，1943年在中美合作所時，只見過美國人，沒見過關押中共地下黨員的監獄，那是後來內戰時的事了。
他家的大門口，則貼着各色標語紙，有的干脆用筆直接寫在牆上：歷史反革命分子，抗拒從嚴，中美合作所大特務，魔窟……
“文革”批斗別人時，王燦明也必在台上接受批斗。他的一只耳朵被造反派頭頭、機床廠保衛科長劉某打得嚴重失聰，另一只耳朵要大聲說話才能聽得見。
王曦在那個時候，養成弓着腰走路的習慣。“我受歧視，抬不起頭來，慢慢養成了駝背的習慣。”後來，他決定離開中國，遂前往緬甸參加了緬共，在槍林彈雨中僥幸存活。
“文革”後期，王燦明又開始為自己的案件進行申訴。並不順利，所以一直到1980年才被平反。而此時，他的生命已經進入了最後的階段。臨終前不久，他還在為被下放到農村的幼子王曙的工作問題而奔走。
王燦明去世後，留下了一個小日記本，里面記載了他多次申訴的信件原稿，字字血淚。“我有時看二戰猶太人受迫害的電影，內心會想：他們遭遇迫害就那么幾年的時間，我們則是幾十年，多么漫長！”他的兒子王曦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