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6世纪，亚欧大陆从东到西都出现了大规模的蛮族大迁徙活动，我国史学家习惯上将它当做“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大冲击”来理解；在西方学者眼中，它也标志着古代世界的终结和中世纪的开始。但是，近年来，我们的西方同行们对此有了重新认识。
欧洲的蛮族大迁徙包括三个基本因素：日耳曼民族、不断迁徙和日耳曼游牧文化。所谓日耳曼民族，主要包括如下具体种族：哥特人（又分为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勃艮第人、苏维汇人、汪达尔人、法兰克人、盎格鲁·撒克逊人，以及伦巴第人。它们又往往被归属于东日耳曼人和西日耳曼人两大分支。这些民族都处在游牧状态，因此需要不断迁徙。他们崇尚武力，雅好战斗，崇拜战神，具有鲜明的游牧军事文化特色。在历史地图上，这些日耳曼民族分别沿着各自的路径，从某个发源地不断地迁徙，最终在罗马帝国境内某个地域找到长久的栖身之所，建立自己的国家，即蛮族王国。
这种经典性的看法渊源有自。最早可以追溯到这些蛮族建立自己的王国的时候，即公元6世纪前后。为了巩固统治，获得合法性，蛮族国王们开始指示文人修编历史，西哥特王国的乔丹，东哥特王国的卡西欧多里，法兰克王国的都尔的格雷戈里（他本人与国王们过从甚密，但其写作似乎不是由王室授意），诺森伯利亚王国的比德，以及来自意大利、进入查理曼宫廷的主祭保罗。他们不仅留下了传世史书，而且都在书中讲述了类似的大迁徙故事。保罗的书最为晚出，其故事也最为经典。由于人口繁殖迅速，定居于斯堪的纳维亚的蛮族定期抽签选派1/3的人口离开故土，向南向西踏上漫漫迁徙路，经过数百年不屈不饶的前进，最终抵达帝国的心脏地带：意大利。
一直到20世纪中期，这些作家都被当做“天真汉”，他们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那个质朴而野蛮的时代。但是，纳粹德国借助日耳曼民族历史为自己的帝国扩张活动进行宣传，认为德意志帝国就是日耳曼民族的直接后裔，日耳曼人通过迁徙使得他们几乎控制了整个欧洲，因此，德意志帝国有权统治整个欧洲。这种宣传活动使得历史学家们开始质疑蛮族大迁徙故事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战后欧盟的成长，对以欧洲为考察对象的项目提供学术资助，也使得历史学家日益从民族融合的角度来看待历史，不再将现代民族国家的直接前身与大迁徙时代的某个蛮族划上等号，从而执着地追求蛮族的渊源，神话其悠久的历史与跨欧洲的迁徙活动（帕特里克·盖伊著：《民族的神话：欧洲的中世纪渊源》，2002年版）。蛮族大迁徙也就随之被解构了。最为明显地表现于两个术语的使用上：第一是避免使用“民族”，而是用“蛮族”，以免引起现代读者的误会，而且也因为这是当时文献中最常用的词汇。第二是英语世界避免使用“日耳曼人”，而宁愿称呼各个具体的蛮族族名，如法兰克人、伦巴第人等。
20世纪60年代初，德国马堡大学教师文斯库斯发展了该世纪初一度流行的“以文化而非血缘定种族”的观点，提出日耳曼民族是个文化概念，而非种族概念，日耳曼民族只不过是文化构建的结果。具体而言，一群蛮族精英通过军事胜利，吸引其他人群，同时依据自己的“核心传统”进行文化宣传，使得依附者认同他们所宣称的这种文化传统，生成庞大的种族，结为酋邦（部落联盟）。这个过程被称为种族生成。所谓核心传统则是围绕列王的谱系，通过口头传唱的方式，歌颂他们的英雄事迹，最终通过建国之后的那些史书而凝固下来。随后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教授沃尔夫拉姆等人进一步发展其说（被称为维也纳学派），认为这种核心传统的构建不过是蛮族将士在为罗马帝国提供雇佣兵和盟军的过程中，对罗马制度和文化的模仿，也就是说，通过罗马化得以实现种族认同，建立国家。这样一来，不仅独立的蛮族世界不复存在；而且蛮族大迁徙也被改造为以罗马文化为主导，蛮族与罗马帝国之间的互动格局。
另一方面，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郭华特出版《蛮族国家的叙事者们》（1988年版），成功地论证：所有这些民族叙事的奠基者都并非简单的“天真汉”，而是写作技巧高明，别怀写作动机，构造历史故事的高手。换言之，这些民族迁徙故事都是他们有意识地构建出来的。他的研究还表明，直到9世纪，还并不存在所谓的统一的“日耳曼民族”一词，各蛮族并未明确意识到自己属于日耳曼民族，拉丁历史文献中流行的只是各个不同的具体的蛮族名称。中世纪坚持使用作为泛指的日耳曼人一词的是蛮族世界之外的人，主要是拜占庭人（用希腊语）。并且随着法兰克王国的强大，他们逐渐使用法兰克人取代日耳曼人，作为西欧蛮族的总称。但是法兰克人自己并没有这种认识，他们还认为自己是罗马人的兄弟，也就顺理成章地自认为是特洛伊人的后裔，因为罗马人相信他们自己源自于特洛伊战争的幸存者埃涅阿斯。
对于蛮族是否迁徙，目前的趋势是针对不同的蛮族提供不同的结论。对大多数蛮族而言，不管他们起源于何地，不论他们是否曾经迁徙，至少在3-5世纪的两百年间，从罗马拉丁文献来看，他们都基本上趴在帝国的边境没怎么动过窝。与此相应，他们大多数已不再是游牧民族，而是定居的农耕民族，其战斗也是模仿罗马军队，以步战为主，骑兵为辅。到4世纪晚期，匈奴人突然出现于中东欧平原，开始创建大帝国，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诸蛮族之间和内部分化重组，各奔前程，或投靠于匈奴帝国，或向罗马帝国政府申请，请求内附。在与罗马帝国政府的斗争过程中，逐渐建立起诸蛮族王国。
最后，蛮族入侵的历史作用也被重新评估。综合衡量所有文献史料之后，学者们发现，当时的文献只是偶然会提到蛮族的入侵，从总体上讲，蛮族入侵似乎并不值得特别关注。对这些文献的作者们而言，罗马帝国内部的纷争才至关重要。而蛮族或者作为雇佣兵参与纷争，或者利用纷争的机会入侵，在政治舞台上扮演着次要的角色。蛮族人数太少，包括妇女儿童，每个蛮族的人口最多8-10万，与罗马人相比，沧海一粟。但蛮族入侵提供了一种机遇和挑战，使得地方贵族不断脱离与中央的联系，与他们并不陌生的蛮族合作，导致中央政府失去支持，从而消失。尽管这一进程也是充满冲突和利益调整，但基本上是和平式的（《新编剑桥古代史》第14卷，2000年版）。
与此相比，考古学家的态度似乎就不这么乐观了。一方面，考古学家越来越怀疑将特定墓葬式样与某个种族联系起来的可能性，也不再将特定文物式样的地域分布与特定种族的地域分布之间划等号。也就是说，淡化出土文物的特定种族属性。另一方面，考古学家在将孤立的墓葬还原到其墓葬环境的过程中，却发现了墓葬文化中的明显蛮族因素。一些原本体现罗马因素较多的墓葬逐渐显现其蛮族因素。例如，法兰克墨洛温王朝的开创者、克洛维的父亲希尔德里克的墓于1653年被发现，基于出土文物，历史学家偏向于强调他的罗马将军身份。但是1983年在周围挖出了三个大型殉马坑，提醒历史学家注意葬仪的蛮族文化色彩。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大规模启动的聚落考古则表明，随着西罗马帝国的消失，确实出现了居住方式的明显变化，社区的规模越来越小，安全性考虑越来越重要，以及向地势险要之处转移等等。总结现在进行的100多处发掘考古报告，英国东盎格里亚大学教授霍吉斯得出结论：“城市生活存在不连续性。”他提醒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要互相学习，“现在迫切需要自视甚高的史学家来学习阅读考古报告，正如他们的考古学同行也要尊重古文字学一样。”（霍吉斯：《查理曼时代的城镇与贸易》，2000年版）
尽管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由于面对不同的具体对象，结论各异，但是他们都在揭示一个更加具体、更加多样化的复杂的蛮族世界。他们都在努力追求对史料的全面掌握和细致解读，对概念的深刻反思。对于中国的中世纪学家而言，西方同行挑战长期以来想当然的说法，解构“民族大迁徙”这一传统观念，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次与西方同行平等对话的良机。如果我们能够通过细致解读史料，梳理各种概念和术语的来龙去脉，在充分借鉴的同时，也洞悉西方同行的认识偏差，就能为中世纪研究作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