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貢學會對邊疆問題十分關切，先後制作了多期專號。
2014年3月，《禹貢》雜志成立80周年。這份以研究歷史地理為己任的雜志，是現代中國最早注意到邊疆研究之重要性的雜志。而其主創者顧頡剛，曾於1938年入甘肅考察伊斯蘭文化，並提出因文化隔閡而出現盲目的民族矛盾，必須用誠摯嚴謹的研究來消除。讓我們溫習一下《禹貢》這份雜志，重新檢視歷史前輩關於邊疆研究的洞見，將其作為我們一份可以繼承的文化遺產。
“化緣”辦刊學術救國
致力於地理認識國家民族之內涵，進而謀改造之術。
1934年3月1日，《禹貢》半月刊創刊，標志着禹貢學會成立。這個由學者顧頡剛、譚其驤發起成立的學會，是我國第一個以研究歷史地理為宗旨的現代意義上的學術團體，是中國歷史地理學的源頭。抗戰前的數年時間里，禹貢學會的成員們致力於研究沿革地理、邊疆史地，展開探討民族問題，以盡書生報國之志，用歷史拯救民族國家，謀求民族復興。他們的行動和研究成果，在學術界和社會上皆影響深遠。
《禹貢》完全依靠民間力量，經費來自捐款，顧頡剛、譚其驤每月捐出20元，有時捐40元，另有一部分來自會費，“普通會員每月收會費一元，學生會員收五角”。
時局混亂，經濟衰頹，民不聊生，《禹貢》這一民間刊物時常陷入“財務危機”。顧頡剛感慨說：“抗戰前，北平流行着一句話：‘北平城里有三個老板，一個是胡老板胡適，一個是傅老板傅斯年，一個是顧老板顧頡剛。’從形式上看，各擁有一班人馬，好像是勢均力敵的三派。其實，胡適是北大文學院的院長，他握有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美庚款)，當然有力量網羅許多人；傅斯年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所長，他一手抓着美庚款，一手抓住英庚款，可以為所欲為。我呢，只是燕大教授，北平研究院歷史組主任，除了自己薪金外沒有錢，我這個老板是沒有一點經濟基礎的。”
如此一來，只能四處“化緣”。“那時候，學者們看見顧先生過來了，都躲開，因為他們都知道，他一來，無非是要錢，要稿子！”除了投入自己幾乎三分之一的收入，顧頡剛得向人求援，他曾向另外兩位“老板”胡適和傅斯年寫過求助信。
1936年5月，禹貢學會得到政府承認，在北京正式成立。顧頡剛、錢穆、馮家升、譚其驤、唐蘭、王庸、徐炳昶等7人被推選為學會理事。由於顧頡剛的努力，7月，禹貢學會獲得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的補助一萬五千元，“有了錢，開始設置專業研究員”。
《禹貢學會募集基金啟》則指出：“夫救國之道，千端萬緒，而致力於地理認識國家民族之內涵，進而謀改造之術，以求與他國方駕馳騁於世界，固為其最主要之一端也。”禹貢學會學術救國的希望顯而易見。在《禹貢》半月刊里，顧頡剛更是宣稱：“他日將以民族史與邊疆史之研究結果灌輸於民心，而激發其保國保種之血誠，則此會為不虛集，此刊為不虛出矣。”
回族回教研究富有成效
消除民族間的隔膜和糾紛，應該從文化教育入手。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本發動侵略戰爭。1932年2月，東北全境淪陷。不論是在社會上，還是在學界，都引發了“精神地震”。當其時，回教問題進入顧頡剛的視野。在《回教的文化運動》一文中，他寫道：“日本的大陸政策給我們以最嚴重的壓迫，才使我突然注意到邊疆，因注意邊疆而連帶注意到在西北各省最有力量的回教。”
禹貢學會對邊疆問題十分關切，先後制作了多期專號，其中有關回族、回教的專號就有兩期。顧頡剛認為：“回漢問題，無論從整個中華民族的發展上說，或是從現在社會生活的調協上說，都絕非一個小問題。”要解決問題，要消除隔膜和糾紛，他認為應該從文化教育入手。
顧頡剛提出了幾點做法，包括各大學特別是北京大學等要開設與回族和回教有關的課程，給回教人士自辦的學校提供各方面的輔助，搜集相關歷史資料，全中國的回教學者以及對於回教問題有興趣的人應聯合起來組成一個大規模的學會，使回教文化的研究事業有一個中心機關。葛劍雄認為，這些提法，要和河套水利等生存方面的調查研究結合起來看，從各個方面來面對民族問題。
在顧頡剛看來，回教文化的研究正是在文化方面做溝通回漢的正面工作。他解釋道：“因為從文化方面講，回漢間的隔膜，其問題不在於回人對於漢人文化的不了解，而在於漢人對於回人文化的不了解，同時也在於回人對於自己過去的回教文化的了解過於不普遍。但使漢人了解回教文化，一定可以改變他們輕視回人的心理；更使回人普遍地了解過去的回教文化，也可釋然於回漢之原是一家，只不過宗教不同而已。”
當然，不只是回族回教研究，不只是邊疆地理研究，禹貢學會還繪制地圖，出版叢書，在經濟、政治、民族、宗教、交通等領域多有成果。“這個學會學術性、綜合性都很強。”葛劍雄說。“七七事變”後，《禹貢》半月刊停刊，1955年2月，在顧頡剛的主持下，禹貢學會正式解散。不過，歷史地理學中的大師名家都出自顧氏家門，且已開枝散葉，學術薪火綿延不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