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美國副總統華萊士(Henry Agard Wallace)在1944年對中國陪都重慶的訪問，學界已有相當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較為一致的觀點，即認為華萊士訪華的主要目的在於調解中蘇關系和國共關系，以及爭取蔣介石同意美軍觀察組前往延安等中共控制區域以獲取情報。①對於訪華的成果和影響，有學者指出，美軍觀察組前往中共控制區域，國民黨甚至中共本身都認為是華盛頓承認中共或者親共的表現。②另有學者強調華萊士的意見對美國對華政策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不久之後史迪威被取代，即是美國政府試圖通過積極行動影響蔣介石的努力。③然而，重新檢查蔣介石日記以及美國外交檔案，可以發現華萊士訪華本身是中美關系陷入僵局的產物，而且在華萊士抵達重慶前，蔣介石就已經決定對美國妥協，同意美軍觀察組進入延安。羅斯福雖然接受了華萊士的建議，對華采取積極措施，但具體內容則是采納了馬歇爾的意見。華萊士訪華對中美關系的影響之所以被誇大，是由於蔣介石對他的印象較為惡劣所致。
一 華萊士出訪與美軍觀察組之間的聯系
開羅會議後，中美關系呈現了微妙的特點。蔣介石對美國政府在反攻緬甸問題上的出爾反爾，以及在中國遠征軍渡江作戰等問題上采取的脅迫措施非常不滿，而且由於美國政府在關於財政經濟的交涉上拒不讓步，中美之間包括十億美元貸款、反租借物資和由中國政府墊付美國軍費等談判，在這一時期也陷入僵局。蔣介石對美國在經濟上的拒不讓步以及多次要挾不再撥交租借物資的措施十分憤怒，在日記中指責“美國對匯價與軍費之欺詐壓迫日甚一日，且藉口雲南開遠境內發生搶劫美國軍車案以不發租借法案武器為要挾”。④
這一時期美國政府對國共關系的興趣也在逐漸增強，並試圖主動參與其中。蔣介石對美國的態度極為憂慮，並設法拒絕美國的干預。皖南事變之後，在與美國總統特使居里(Lauchlin Currie)的會談中，蔣介石強調“此實純為一整飭軍紀問題，絕不牽涉政治，望於致華盛頓報告中，詳申此點”。⑤而居里則表示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關心國共問題“絕無判別責任之意，其衷誠所期望者，惟願中國抗戰之實力不受共黨問題之影響，永遠保持其完整，以完成抗戰之大業”。⑥針對居里所提內戰的危險，蔣介石致電宋子文，表示“中國共產黨除宣傳以搖撼中外視聽外，決無分裂與內戰之可能。中央決更不願有內戰之事”。⑦
然而蔣介石的努力收效甚微，美國在國共關系上對其施加的壓力與日俱增。在開羅會議前，美國駐華軍事代表兼盟國中國戰區統帥部參謀長史迪威將軍(Joseph W. Stilwell)提交的使用中國共產黨部隊的備忘錄，以及羅斯福在開羅會議時提出的“聯合政府”建議，預示着羅斯福和美國政府准備介入國共問題。這一時期，美國政府關注國共問題，從政治層面，帶有推動國民政府進行民主化改革，增強統治力，擴大統治基礎，以便團結一致對抗日本的目的，而從軍事角度則是為了防止國共之間爆發內戰。國共關系緊張導致了雙方大批部隊被用於互相防備，而不是對日作戰。
由於對日戰爭形勢發展迅速，在1943年，美國政府進一步要求建立與中國共產黨直接的聯系，以便雙方進行軍事合作。因為中共控制區大部分在華北，與其建立直接的接觸，有利於美國軍隊搜集華北地區日軍的情報和氣象資料，尤其是美國開始着手執行馬特洪恩計劃，更急需獲得華北地區的氣象情報。1944年1月24日美國駐華大使館二等秘書約翰·戴維斯(John Paton Davies Jr.)提出了向華北中共控制區域派遣軍事觀察組的建議。⑧而羅斯福向蔣介石正式提出派遣美軍觀察組的要求是在2月9日，表示出於對日作戰的需要，美軍觀察組需要派往陝北、晉北和其他華北地區。羅斯福強調這只是其個人的請求。⑨
面對美國不斷提出的要求，蔣介石內心對美國的動機充滿猜忌，接到要求後在日記中認為“羅斯福總統來電欲派遣觀察團到陝北山西及華北，以偵察華北與東北之敵情，其實此為共匪宣傳所迷惑，急欲前往延安明了共匪情形，而其在華一般幼稚武官中毒更深，進一步欲利用共匪，並協助其武器以為牽制我國軍之謀”。⑩因此在21日與美國陸軍賀恩將軍(Gen. Hearn)談話中表示歡迎美軍人員到晉綏等地視察，而不能去延安，並且嚴重警告美國駐華武官不應與中共公開交往。(11)蔣介石在3月1日對羅斯福的要求做了正式回復，表示歡迎美軍觀察組搜集日軍在華北和東北的情報，但表示要將其活動范圍限制在國民政府控制區域。(12)
對於蔣介石的回復，羅斯福一面表示感謝蔣介石同意美軍觀察組計劃，一方面又表示美軍觀察組將盡快前往華北和西北地區。(13)此時，美國政府並未明確要求軍事觀察組進入中國共產黨控制地區。4月4日，國務卿赫爾(Cordell Hull)與陸軍部長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要求羅斯福促使蔣介石同意美軍觀察組進入中國共產黨控制區域。羅斯福雖然同意，但並未立即行動。(14)
美國在華外交人員也曾向中國政府相關人員試探過這一問題。美國政府提出的觀察組進入中國共產黨控制地區的要求遭到了中國軍政部長何應欽的激烈反對。何應欽指出中國共產黨並未遵守中央政府的命令，而且因為美國陸軍“代表着美國人民”，因此中國政府不會同意觀察組訪問中國共產黨控制區域。(15)與此同時，中國駐美大使魏道明也在華盛頓展開游說，曾拜訪華萊士，並在會談中對中共進行攻擊，(16)希望以此阻止美國對國共問題的干預。(17)
魏道明的游說也得到了蔣介石的指示。蔣介石在5月15日接到魏道明的報告，稱：“副總統雖表示此行在注重農業方面及視察美軍，但對中共問題，頗為留意，似有意探討於相當時期求一籌劃中蘇關系之道，以期避免遠東及中共將來可能發生之糾紛。”(18)因此電令魏道明：“華副總統來華，如果有調解中央與共黨合作之表示，則中國抗戰局勢不僅因之動搖，而以後共黨勢力必更加梟張，無法消弭赤化之禍害，請非正式表示之。”(19)在這種情況下，已經開始籌備的觀察組計劃一度被取消。(20)
雖然蔣介石曾下決心，“美欲派員赴延安事，我必嚴正拒絕，不能有所遷就。蓋其態度如此，亦不能復存若何希望，況我更無所求也。但不可失外交上應有之禮貌而已。”(21)以往研究都指出，在華萊士訪問重慶期間，通過華萊士與陪同訪問的軍事、外交官的努力，蔣介石終於允許美軍觀察組前往延安。(22)事實上在華萊士到達重慶前夕，蔣介石就已經決定在觀察組問題上對美國妥協，“正午主持軍事會報，決定准美國派員駐延安，專為辦理美國空軍人員被迫降落共匪區域內時救濟事宜，而非為軍事代表團也”。(23)
蔣介石之所以妥協，從軍事角度考慮，正面戰場局勢日益嚴重，急需美國增加援助，而且中蘇關系緊張，也需要美國的支持。
二 中國政府對華萊士訪問的期望
1944年中國戰場出現了舉世震驚的“豫湘桂大潰敗”，與此同時中蘇關系急劇惡化。1943年國民政府利用蘇聯全力應對蘇德戰爭的機會，制定並執行“收復新疆主權方略”。(24)國民政府勢力大舉進入新疆，逐漸排擠並取代了盛世才以及蘇聯在新疆的勢力。此舉極度惡化了中蘇關系，不僅使得籌劃中的援華物資西北路線胎死腹中，而且在1944年3月發生了蘇軍飛機射擊中國新疆剿匪部隊駐地的事件。(25)
軍事和外交上的困境使得蔣介石在這一時期對美國寄予厚望，期望美國政府增加對華軍事援助，以及在中蘇邊境沖突中表態支持中國。而從美國政府角度，羅斯福急需一位特使對中國進行訪問，一方面調查中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形勢，中國軍隊的抵抗能力和可能出現的結局，另一方面調解中蘇關系，避免雙方出現大規模武裝沖突。
因此，調查中國正面戰場的軍事情況，考察中國的政治經濟形勢，以及推動蔣介石緩和中蘇關系和國共關系，成為促成華萊士訪華的主要原因。然而，華萊士成為羅斯福的特使，並不符合他本人的願望。1944年3月3日華萊士向羅斯福詢問訪問蘇聯的可能性，羅斯福則建議華萊士訪問中國。(26)
華萊士起初對訪問中國不感興趣，然而羅斯福卻對此較為重視。在3月13日羅斯福初步向華萊士透露了他的想法之後，華萊士才開始重視對中國的訪問。(27)羅斯福在多次談話中解釋了他要求華萊士訪華的目的。5月8日，羅斯福對華萊士談到了中國的通貨膨脹問題，與蘇聯緊張的關系，甚至蔣介石與宋美齡之間的關系，要求華萊士扮演“丘比特”使之關系恢復正常。(28)羅斯福在18日詳細解釋了華萊士訪問的目的，他要求華萊士找出盡可能減少中蘇之間沖突的方法，還要求華萊士促使蔣介石妥善處理中共問題，以便能以更大的精力從事對日戰爭，以及采取措施控制通貨膨脹，確定公平和現實的法幣價值，尤其是在兌換美元時。為了避免在與蔣介石談判時產生尷尬，羅斯福要求華萊士不去訪問中共控制區域，並且回避史迪威，但可以去訪問陳納德(Claire Lee Chennault)。羅斯福也表現出對國共關系的關注，認為他可以當國共兩黨的朋友，並且在開羅會議時他表示東北是中國領土，在德黑蘭會議上也爭取到了斯大林的同意，然而如果蔣介石不能妥善解決共產黨問題，他不能保證蘇聯會信守諾言。(29)
與此同時，華萊士與國務卿赫爾也交換了意見。赫爾表示，正在籌建的新的世界組織中，中國將作為四大國之一參加。因此，華萊士將負責向蔣介石介紹赫爾在莫斯科的努力，並促使蔣介石認識到美國已經將世界大國這種信心和希望寄予中國，不能使美國失望。(30)
5月20日，羅斯福與華萊士發表了關於華萊士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的聲明。羅斯福表示華萊士作為其信使訪問中國，將對東亞的經濟和農業形勢進行現場調查，將對其個人以及美國人民做第一手的調查報告。(31)由此可見，華萊士對中國的訪問並沒有擔負特定的任務，解決具體問題。促使蔣介石同意美軍觀察組進入中共控制區域並非其“實質任務”，而且在准備階段，觀察組問題並未出現。
由於美國媒體已經泄露華萊士將要訪華的消息，因此在4月12日，國務卿赫爾要求駐華大使高斯向中國政府口頭通報華萊士訪問中國的願望。(32)中國外交部駐美參事劉鍇報告“頃詢據美國外部稱，副總統曾與該部洽商此事，其本人用意在訪問中國政府領袖，觀察中國農業狀況及視察在華美軍情形”，針對外界對於華萊士訪華的猜測，美國國務院否認“華萊士赴華將調和中國各政治派別”(33)。14日，劉鍇進一步報告其與華萊士面談的結果，稱華萊士訪問“在華約留十日，在渝三日即往視察美國軍隊，如有機會，並擬參觀各地農業”。(34)
中蘇關系惡化後，蔣介石曾向羅斯福通報蘇聯飛機多次襲擊中國軍隊的事件，以及中蘇間關於外蒙古的爭端。所以在得知華萊士即將訪華後，他最初認為：“此乃新疆問題發生後美國對我又一重要之反響也。”(35)蔣介石急於獲得美國的支持，因此在美國表態前，曾懷疑在爭端中“美必袖手旁觀，所謂盟誓與約言實皆為強權所利用而已”。(36)這一時期蔣介石雖然認為“美國態度不佳”，(37)但仍通過魏道明積極在華盛頓爭取援助，向美國政府提出“今日中國抗戰局勢已非僅對日本一國之侵略，如日及某國兩者協以謀華，則以中國一積弱與疲極之邦，決不能再受此重壓，當為其所明鑒。美國若不有積極支援，恐難挽此危機。尚望其明示方針”。(38)
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在美國的游說機構也積極活動，促使美國政府推行對中國有利的政策。在4月22日，供職於中國國防供應公司的哈里·普瑞斯(Harry Price)與蔣廷黻應邀至美國國務院，幫助華萊士了解在目前的情況下，能使中國政府滿意的舉動。蔣廷黻表示：(1)美國政府盡早打開中國入海口，以及幫助中國重建交通系統。(2)之後美國盡可能輸送戰爭所需要的租借物資。(3)戰後美國可將數量可觀的廢舊物資運往中國，如果對重建經濟不利，美國提供專用的貸款以便於中國進口物資。同時，蔣廷黻還表示了對蘇聯的憂慮，指出蘇聯有可能利用戰時美國提供的租借物資，在對日宣戰後進行分裂中國東北的活動。蔣廷黻認為華萊士如果對此事進行保證，會得到中國政府的感謝。(39)
這一時期蔣介石由於十分希望獲得美國的援助，因此對美國的態度十分敏感，由於在遠征軍渡江支援緬北反攻問題上，美國采取了強硬手段，蔣介石對美國是否繼續執行援華政策產生了極大的懷疑。他在指示魏道明後在日記中指責“美國今日發表其副總統華萊士起程來華，但未說明其任務，亦未明言訪問我國之元首，其侮華可謂殊甚也”。(40)但在研究羅斯福與華萊士聲明全文後，蔣介石檢討自己：“今日見羅斯福及華萊士兩人各聲明，全文並不如余昨日所想象之惡劣。可知凡事非待其正確事實澄清以後切勿輕下判斷。此乃余最近心理與精神不安之所致，應特加慎重，以挽救目前之危局也。”(41)
在華萊士抵達重慶前一段時間，中美關系有所緩和。6月3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美國之輿論已漸轉佳，對中國苦戰之認識與地位之重要亦均作公平之持論。”(42)而他多次提出美國增加軍事援助的要求也獲得了積極的回應。在6月6日蔣介石與史迪威談論戰局形勢變化時，他提出將馬特洪恩計劃儲存在成都的油料和武器轉交給陳納德的要求，史迪威對此並未拒絕。(43)6月7日駐華盛頓的中國軍事代表團團長商震也匯報：“關於增加第14航空隊噸位事已經美陸海軍聯合參謀處批准並作臨時緊急之處置。”(44)
三 華萊士訪問的影響
華萊士在1944年的出訪，按照計劃首先訪問了蘇聯的西伯利亞地區。結束對西伯利亞近一個月的考察後，華萊士6月18日從中亞地區進入中國新疆，於20日抵達重慶。在美國駐華大使高斯(Clarence Edward Gaus)的招待宴會上，美國的駐華武官們向其介紹了中國的軍事形勢，他們認為中國軍隊並沒有與日軍作戰，而且中國農民也攻擊中國軍隊。蔣介石宣傳日本因為與蘇聯的協定而能動用17個師團，但武官們並沒有發現任何新的日軍師團。(45)
華萊士在重慶期間與蔣介石進行了數次會談。蔣介石在日記中記錄了華萊士針對中蘇關系及國共問題所作的三點表態：(甲)中共問題羅斯福總統決不偏袒共黨，但願有一解決之道；(乙)中俄關系據斯大林曾對美駐俄大使面談，彼願以美國為媒介改善中俄關系，但並非請美作仲裁也；(丙)此次考察俄國結果認為俄國為科學最進步之國家，其國基鞏固與軍隊及社會之強盛無比，美決不能輕棄俄國之關系也。(46)陪同華萊士的戴維斯在回憶錄中指出，華萊士曾同意蔣介石提出的介入中蘇談判，但很快即被陪同訪問的美國外交官糾正。(47)
蔣介石在24日赴機場送華萊士離開重慶去昆明考察時，將一份簡單的信件通過宋美齡交給華萊士，信中除感謝羅斯福對中國事務的關心之外，還表示歡迎羅斯福幫助解決中共問題。同時，蔣介石提出為增進與羅斯福之間的聯系，請羅斯福派遣一名私人代表住在重慶處理軍事和政治事務。(48)對此，華萊士在27日回復表示贊同蔣介石的提議，並建議蔣介石也向華盛頓派遣全權代表。(49)對於華萊士的建議，蔣介石在7月8日表示同意，但表示華萊士提議的人選“惟宋子文博士一時未能來美之前，決派孔祥熙博士充任此職，以孔博士實為余最信任之人，必能完全代表余個人一切，勝任裕如也。並請以此意代達羅總統，予孔博士以徹底之信任與合作為荷”。(50)
然而，在華萊士抵達重慶之前，蔣介石在6月17日就決定讓孔祥熙以其代表的身份訪問美國，在信中他表示：“關於我中國現時作戰之情況及余個人之見解均請孔博士晉見閣下面述之，在彼旅美期間，余如有機密事項欲奉達於閣下者，亦特托其詳陳。”(51)由此可見，華萊士訪問並未如以往所認為的取得了具體成果。而且在蔣介石期望美國介入中蘇沖突的問題上，華萊士也未作出讓蔣介石滿意的承諾。
相反，在其結束訪問後，華萊士分別建議羅斯福和蔣介石調整政策，改善中美軍事合作，卻引發了關於中國軍隊指揮權的“史迪威事件”。離開重慶後，華萊士前往昆明、桂林等地視察了美國陸軍航空隊在這些地區的部隊。其間他與陳納德、艾爾索普(Joseph Wright Alsop)等人進行了多次會談以交換意見，聽取他們的建議，但沒有訪問和視察史迪威在緬甸和印度的司令部和部隊。對於此事，並非如戴維斯所想是陳納德和艾爾索普等人活動的結果，(52)而是由於羅斯福的命令。華萊士僅與陳納德等人會談，這一點也影響了其在訪問尚未結束時6月28日的報告，7月10日在華盛頓的報告，以及6月29日華萊士托宋子文向蔣介石提出的三點建議：(一)對俄外交應積極進行，以免戰後更難。(二)中美軍事合作須積極改正。(三)現有國內抗戰情勢應速為改善。(53)
華萊士對中國的訪問以及其對美國對華政策提出的建議，對中美關系以及美國對華政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華萊士在6月28日的報告中指出：事實表明，華東地區包括美國在此地的前進機場將全部落入日軍之手，然而如果美國采取正確的措施，中國的局勢並非毫無希望。而其提出的具體措施即為調整美國陸軍的指揮結構，建議喪失蔣介石信任的史迪威不再負責中國的任務。(54)羅斯福在7月7日向蔣介石提出導致“史迪威事件”的指揮權問題，與華萊士的建議不無關系。
然而，華萊士的訪問及其報告對美國對華政策並無顯著影響。一方面，華萊士此次赴華訪問主要承擔調查任務，而其本人也承認其在華並沒有足夠的停留時間，與之交流意見的人也有限。(55)另一方面，華萊士訪華本身即是執行羅斯福的對華政策，而其訪問期間與蔣介石交換意見的問題，也是中美之間已經開始磋商的問題。
華萊士在報告中建議為挽救中國的局勢，美國應該調整美國陸軍在亞洲大陸的指揮權結構。他提出的具體方案是任命一名美國高級軍官，或者擔任史迪威的副手，專門負責中國事務，而史迪威專注於解決緬甸問題；或者將中國從史迪威的指揮范圍中劃出，成為單獨的戰區。(56)以往的研究大多將注意力集中在這份報告中，認為“史迪威事件”後美國軍事的機構調整出自華萊士的建議。然而此說並不確實。
訪問結束之後，中美關系之間最重大的變化即為“史迪威事件”，以及事件後美國陸軍召回史迪威，並調整了其在亞洲大陸的指揮機構，將中緬印戰區劃分為中國戰區和印緬戰區，同時由接替史迪威出任中國戰區司令的魏德邁(Albert C. Wedemeyer)擔任蔣介石的參謀長。然而這一機構和人事調整方案的提出並不是出於華萊士的建議，而是在英國政府推動之下，最初由馬歇爾(George Catlett Marshall)提出，並且方案是將史迪威完全調往中國戰區，以及獲得中國軍隊的指揮權。這個方案與華萊士的建議有極大的差異，也與蔣介石的期望大相徑庭。蔣介石在1944年6月份曾後悔在1943年10月沒有解除史迪威的職務，(57)但在與華萊士會談時，他並未公開要求由美國召回史迪威，而是以史迪威喪失其信任為理由，暗示美國主動提出召回史迪威。因此，華萊士的建議是符合蔣介石的期望的。
然而美國政府對史迪威的指揮權進行調整是根據英國的要求進行的。英國方面在1944年3月份即提出調整東南亞最高統帥部的指揮權結構。盟國東南亞最高統帥蒙巴頓(L. Louis Mountbatten)曾向英國駐華盛頓軍事代表團團長約翰·迪爾陸軍元帥(John Dill)建議史迪威專注於其中國任務，而由其他美國將領負責東南亞地區。(58)英國總參謀長艾倫·布魯克(Alan Francis Brooke)也對史迪威非常不滿，他在1944年6月15日在倫敦召開的聯合參謀長會議後，向馬歇爾提出史迪威完全不可能同時擔任三個重要職務，建議馬歇爾調整史迪威的職務。(59)
與此同時，由於中國正面戰場出現的潰敗，以及華萊士在6月28日的建議，羅斯福因此接受了馬歇爾7月4日的調整方案，(60)電告蔣介石：“自日軍進攻華中以來，形成極嚴重之局勢，不僅使貴政府感受威脅，且使美國在華基礎同受影響。倘欲挽救危局，余認為須迅采緊急之措置，鑒於現狀之危急，余意應責任一人，授以調節盟國在華資力之全權，並包括共產軍在內。”羅斯福並向蔣介石保證“余絕無向閣下干預中國政事之意念”。(61)
在人事方面，雖然最初由華萊士提出由魏德邁負責指揮美國部隊與蔣介石合作，但在蔣介石與史迪威決裂之後，魏德邁之所以出任美國陸軍中國戰區司令兼盟國中國戰區統帥蔣介石的參謀長，也並非出自華萊士的建議。(62)協商接任蔣介石參謀長的合適人選時，宋子文曾表示：“余曾報告委座，美國派任東南亞盟軍總部之參謀長魏德邁中將，即為堪任中國戰區適當軍職之一人。”(63)而據翰迪將軍(General Handy)稱，馬歇爾也曾提名由魏德邁接任史迪威的蔣介石參謀長職務。(64)
在美國對華政策方面，有學者認為“對華政策，在美副總統華萊士重慶歸後，已暗中變化”，是由於華萊士在報告中提出蔣介石只能作為“短期投資對象”。因此他將此後的美國對華政策概括為“短期支持蔣介石”“長期爭取毛澤”的雙重政策。(65)然而在訪華期間，華萊士多次在其日記中表示對蔣介石的好感，在24日的日記中他寫道“大元帥正在成為一個克倫斯基。我喜歡他，但卻不能拯救他”，(66)在其7月10日的報告中則強調“我們別無選擇只有支持蔣”。從另一個角度而言，華萊士對華訪問報告並未沖擊羅斯福的既定對華政策。美國對國共問題的干預，並非始於華萊士的訪問。而華萊士對重慶的訪問，本身即是羅斯福對華政策的內容。華萊士充當信使的角色，將羅斯福有意以“中間人”身份介入國共談判的想法，傳達給蔣介石。而且在1945年雅爾塔會議前，美國政府將爭取英國和蘇聯援助以推動國共談判列為會議內容。(67)在赫爾利以及馬歇爾調停期間，羅斯福和杜魯門都將支持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作為對華政策的基礎。
而在7月18日繼指揮權問題之後，羅斯福再次致電蔣介石，表示美國願意調解中蘇關系，但希望在中蘇會晤之前國共能實現和解。對於羅斯福的意見，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羅斯福今日來電，其意必欲我政府與共產黨在華北協定作戰計劃，以便其促成中俄代表會議雲。此乃美國人之空洞理想而不近事實之建議，且多與事實相反者。”(68)
在戰時，中美雙方名義上都是戰時四大國，地位是平等的。但在現實中，不僅中國的國際地位依靠美國的支援才能維持，而且美國對華政策對中國國內局勢也有着極大的影響。因此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對美國對華政策的變動極為敏感，極易誇大對其不利的內容。相關研究者之所以誇大了華萊士訪問對美國對華政策的影響，與蔣介石對美國的不滿與猜忌聯系緊密。
四 余論
華萊士對中國的訪問，以及之後孔祥熙以蔣介石代表的身份赴美，給當時部分中國的知識分子造成了恥辱的印象。著名歷史學家顧頡剛在日記中如此評論：“聞華萊士此來，非與中國商量，乃開列條款命令中國執行，而中蘇合作為其主要之一項，孔祥熙之出洋亦出彼方要求。國人不能自解決其政治問題，而令友邦代為計劃，是可羞也。”(69)這一評論也顯示中國知識分子對實際政治和外交運作的關切和隔膜。
與華萊士在訪問時對蔣介石所持有的良好印象相反，華萊士給蔣介石留下的的印象並不友好。在1944年初，蔣介石曾在日記中評論“美副總統華萊士與英首相丘吉爾各別發表演說，均間接為共匪張目”，(70)華萊士結束對華訪問返美後，宋子文向蔣介石報告陪同華萊士視察駐華美軍的經過，蔣介石也在日記中認為“華萊士對華觀感不佳，因彼所接見美國在華軍民皆深受共黨與反動派宣傳之影響，故其所見所聞無不悲觀而實彼猶未知中國抗戰之實情也”。(71)
而且在交涉史迪威的指揮權問題時，蔣介石也得出“羅斯福與華萊士之強余繳出指揮權事必更加緊也”的印象。(72)無疑蔣介石並未得知華萊士報告的詳細內容。由於這一缺陷，蔣介石曾感嘆：“華萊士回美後之廣播，對中並無一句好話，只說中國必須內部統一，與中俄無爭執方能在戰後得美國之協助雲。其用意已可於言外得之矣。”(73)導致華萊士形象更差的事情是史迪威事件之後，魏道明曾向蔣介石報告華萊士回到美國後認為中國政府即將崩潰。(74)由此可見，蔣介石對華萊士的印象愈發惡劣，是由於他對華萊士訪問的原因和報告存在極大的誤解，而且華萊士訪問結束後中美關系急劇惡化，也印證了蔣介石對華萊士的評價。蔣介石的判斷和態度深刻地影響了之後對華萊士此次訪華的研究。
注釋：
①關紹紀：《羅斯福國共聯合政府的構想與華萊士使華——兼析赫爾利與華萊士使華政策的異同》，《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1期；趙紅：《從赫爾利到馬歇爾：中共對美國對華政策的因應》，《延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6月，第3期；赫伯特·菲斯：《中國的糾葛》，林海、曾學白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Tang Tsou,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1941-1950,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J. Samuel Walker, Henry A. Wallace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Greenwood Press, 1976; Barbara W. Tuchman,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1945,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Inc, 1971.
②胡越英：《華萊士訪華：延安美軍觀察組的最終成行》，《社會科學研究》2009年第4期。梁敬錞甚至認為，華萊士在他的報告中提出“謂對日戰事結束後，蔣將失去領導地位，蔣只宜視為吾人短期投資之對象，故對華政策不宜只限於援蔣。”梁敬錞：《史迪威事件》(增訂版)，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304頁。李本京也認為，美國之所以堅持軍事觀察組進駐延安，目的是政治性的。李本京：《華萊士副總統訪華之政治背景》，戴學義：《中國自強抗戰論略暨外交史觀：壯哉國人自立抗戰勝利六十周年大慶特刊紀念》，2005年，第703頁。同樣，陶文釗、楊奎松、王建朗幾位學者也認為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在政治上的重大勝利了”。陶文釗、楊奎松、王建朗：《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對外關系》，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436頁。
③王祖奇：《華萊士訪華及其論中國的前途》，《晉陽學刊》2009年第4期。
④蔣介石日記，1944年3月3日，葉慧芬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以下簡稱《事略稿本》)，“國史館”2011年版，第56冊，第399頁。
⑤《蔣委員長在重慶接見美國駐華大使詹森洽談關於居里來華之行程及揭示共產黨內幕情形與新四軍事件之真相談話記錄》，1941年1月29日，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三編《戰時外交》，第1冊(以下簡稱《戰時外交》(一))，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1年版，第537頁。
⑥《蔣委員長在重慶接見居里先生聽其報告來華之原因及傳達羅斯福總統之口信後告以對共黨問題應了解之基本點及囑其研究解決中國幣制問題之辦法談話記錄》，1941年2月8日，《戰時外交》(一)，第544頁。
⑦《蔣介石致宋子文告以決無分裂與內戰之可能電》，1941年2月13日，吳景平主編：《宋子文駐美時期電報選(1940－1943)》，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69頁。
⑧Memorandum by the Second Secretary of Embassy in China(Davies), Observers' Mission To North China, Chungking, January, 24,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以下簡稱FRUS), 1944, China.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7, pp. 307-308.
⑨President Roosevelt to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Washington, February 9, 1944, FRUS, 1944, China, p. 329.
⑩蔣介石日記，1944年2月13日，《事略稿本》，第56冊，第317－318頁。
(11)蔣介石日記，1944年2月21日，《事略稿本》，第56冊，第353頁。
(12)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to President Roosevelt, Chungking, February 22, 1944, FRUS, 1944, China, pp. 348-349.
(13)President Roosevelt to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Washington, March 1, 1944, FRUS, 1944, China, p. 367.
(14)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Secretary of War(Stimson), Washington, April 4, 1944, and Memorandum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President Roosevelt, Washington, April 4, 1944, and The Secretary of War(Stim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Washington, April 8, 1944, FRUS, 1944, China, pp. 393-395.
(15)The Ambassador in China(Gaus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Chungking, April 22, 1944, FRUS, 1944, China, p. 398. 何應飲信件原文在第401－405頁。
(16)Henry A. Wallace, The Price of Vision, The Diary of Henry A. Wallace,1942-1946,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ohn Morton Blu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73, pp. 326-327.
(17)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the Chief of the Division of Chinese Affairs(Vincent), Washington, May 8, 1944, FRUS, 1944, China, pp. 412-413.
(18)《駐美大使魏道明自華盛頓呈蔣主席報告美國副總統華萊士來華似有意探討中蘇關系及中共問題電》，1944年5月15日，《戰時外交》(一)，第861頁。
(19)《蔣主席自重慶致駐美大使魏道明囑向華萊士副總統非正式表示如其來華有調解中央與共黨合作之表示則中國抗戰局勢將因之而動搖電》，1944年5月20日，《戰時外交》(一)，第862頁。
(20)戴維·包瑞德：《美軍觀察組在延安》，萬高潮、衛大匡等譯，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版，第28頁。
(21)蔣介石日記，1944年3月25日，《事略稿本》，第56冊，第549－550頁。
(22)王建朗：《信任的流失：從蔣介石日記看抗戰後期的中美關系》，《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3期。
(23)蔣介石日記，1944年6月18日，《事略稿本》，第57冊，第285頁。
(24)《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何應欽自重慶呈蔣委員長報告擬具收復新疆主權方略一件呈請鑒核報告》，1943年7月13日，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三編《戰時外交》，第2冊(以下簡稱《戰時外交》(二))，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1年版，第438頁。
(25)《新疆外交特派員吳澤湘自迪化致外交部報告蘇聯派機轟炸我軍之用意及建議轉呈委員長立派軍事及外交大員來迪會商電》，《戰時外交》(二)，1944年3月11日，第457－458頁。
(26)Henry A. Wallace, The Price of Vision, The Diary of Henry A. Wallace, 1942-1946, p. 308.
(27)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th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Far Eastern Affairs(Ballantine), Washington, March 14, 1944, FRUS, 1944, China, p. 217.
(28)Henry A. Wallace, The Price of Vision, The Diary of Henry A. Wallace, pp. 326-327.
(29)Henry A. Wallace, The Price of Vision, The Diary of Henry A. Wallace, 1942-1946, pp. 332-333,
(30)Memorandum by th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Stettinius) to the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Far Eastern Affairs(Grew), Washington, May 24, 1944, FRUS, 1944, China, p. 230.
(31)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China(Gauss), Washington, May 23, 1944, FRUS, 1944, China, p. 228.
(32)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China(Gauss), Washington, April 12, 1944, FRUS, 1944, China, pp. 220-221.
(33)《外交部參事劉鍇自華盛頓呈外交部報告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訪華目的在觀察中國農業狀況及視察在華美軍情形電》，1944年4月12日，《戰時外交》(一)，第859頁。
(34)《外交部參事劉鍇自華盛頓呈外交部報告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訪華預定行程電》，1944年4月14日，《戰時外交》(一)，第860頁。
(35)蔣介石日記，1944年4月12日，《事略稿本》，第56冊，第647頁。
(36)蔣介石日記，1944年4月8日，《事略稿本》，第56冊，第632頁。
(37)蔣介石日記，1944年5月29日，《事略稿本》，第57冊，第160頁。
(38)蔣介石日記，1944年5月31日，《事略稿本》，第57冊，第165－166頁。
(39)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Mr. O. Edmund Clubb of the Division of Chinese Affairs, Washington, April 22, 1944, FRUS, 1944, China, pp. 224-225.
(40)蔣介石日記，1944年5月20日，《事略稿本》，第57冊，第116頁。
(41)蔣介石日記，1944年5月22日，《事略稿本》，第57冊，第122－123頁。
(42)蔣介石日記，1944年6月3日，《事略稿本》，第57冊，第194頁。
(43)蔣介石日記，1944年6月6日，《事略稿本》，第57冊，第212頁。
(44)蔣介石日記，1944年6月7日，《事略稿本》，第57冊，第219頁。
(45)Henry A. Wallace, The Price of Vision, The Diary of Henry A. Wallace, p. 350.
(46)蔣介石日記，1944年6月21日，《事略稿本》，第57冊，第303－304頁。
(47)戴維斯：《抓住龍威：戴維斯在華回憶錄》，羅清、趙仲強譯，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272頁。
(48)Henry A. Wallace, The Price of Vision, The Diary of Henry A. Wallace, 1942-1946, p. 353.
(49)《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自成都致蔣主席說明中、美兩國應在軍事與政治上積極合作以應付現所遭遇之嚴重境況及建議雙方互派私人全權代表函(譯文)》，1944年6月27日，《戰時外交》(一)，第871－872頁。
(50)《蔣主席自重慶致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說明希望其返美後能商承羅斯福總統擬定中、美兩國合作之具體實施方案及派遣一私人完全信任之全權代表來華電》，1944年7月8日，《戰時外交》(一)，第875－876頁。
(51)蔣介石日記，1944年6月17日，《事略稿本》，第57冊，第272－273頁。
(52)約翰·佩頓·戴維斯：《抓住龍威——戴維斯在華回憶錄》，第275頁。
(53)蔣介石日記，1944年6月29日，《事略稿本》，57冊，第388頁。
(54)The Officer in Charge at New Delhi(Merre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ew Delhi, June 28, 1944, FRUS, 1944, China, pp. 235-237.
(55)The Officer in Charge at New Delhi(Merre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ew Delhi, June 28, 1944, FRUS, 1944, China, pp. 237.
(56)The Officer in Charge at New Delhi(Merre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ew Delhi, June 28, 1944, FRUS, 1944, China, pp. 236-237.
(57)楊天石：《史迪威事件中的蔣介石與宋子文》，《抗戰與戰後中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418－419頁。
(58)To Lieutenant General Joseph W. Stilwall, Washington, D. C., March 1, 1944, The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volume 4, pp. 321-323.
(59)Field Marshall Lord Alanbrooke, War Diaries, 1939-1945, p. 559.
(60)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From the U. S. Chief of Staff, Washington, D. C., July 4, 1944, The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volume 4, pp. 503-505.
(61)《美國總統羅斯福自華盛頓致蔣委員長建議將史迪威自緬召回置於委員長直屬之下以統率全部華軍及美軍並予以全部責任與權力以調節與指揮作戰電》(譯文)，1944年7月7日，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三編《戰時外交》，第三冊(以下簡稱《戰時外交》(三))，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1年版，第634－635頁。
(62)華萊士本人則認為這一人事調整是根據自己的建議而做出。參見[日]磯野富士子：《蔣介石的美國顧問：歐文·拉鐵摩爾回憶錄》，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247頁。
(63)《蔣委員長在重慶接見赫爾利將軍聽其報告與史迪威談話之經過情形及交換關於中美聯軍統帥人選之意見談話記錄》，1944年9月24日，《戰時外交》(三)，第671頁。
(64)Albert C. Wedemeyer, Wedemeyer Reports!, New York, Henry Holt & Company, 1958, p. 277.
(65)梁敬錞：《史迪威事件》(增訂版)，第304頁。華萊士的“短期投資”之語，據梁敬錞考證，出自華萊士秘密報告，然而在美國國務院出版的《美國與外國關系》(FRUS)，1944年中國卷中並未找到相關的內容，而是出自戰後舉行的國會聽證會記錄。《史迪威事件》增訂版，第316頁。
(66)Henry A. Wallace, The Price of Vision, The Diary of Henry A. Wallace, 1942-1946, p. 352.
(67)Meeting of The President With His Advisers, February 4, 1945, 10:30 A.M., Livadia Palace, FRUS,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 1945,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5, p. 569.
(68)蔣介石日記，1944年7月18日，《事略稿本》，第57冊，第520－522頁。
(69)顧頡剛日記，1944年6月26日，《顧頡剛日記》第5卷，聯經出版社2007年版，第303頁。
(70)蔣介石日記，1944年2月26日，《事略稿本》，第56冊，第373頁。
(71)蔣介石日記，1944年6月30日，《事略稿本》，第57冊，第390頁。
(72)蔣介石日記，1944年7月12日，《事略稿本》，第57冊，第487頁。
(73)蔣介石日記，1944年7月13日，《事略稿本》，第57冊，第497－498頁。
(74)蔣介石日記，1944年11月8日，《事略稿本》，第59冊，第47－4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