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华莱士访华与1944年的中美关系

  对于美国副总统华莱士(Henry Agard Wallace)在1944年对中国陪都重庆的访问,学界已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一致的观点,即认为华莱士访华的主要目的在于调解中苏关系和国共关系,以及争取蒋介石同意美军观察组前往延安等中共控制区域以获取情报。①对于访华的成果和影响,有学者指出,美军观察组前往中共控制区域,国民党甚至中共本身都认为是华盛顿承认中共或者亲共的表现。②另有学者强调华莱士的意见对美国对华政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久之后史迪威被取代,即是美国政府试图通过积极行动影响蒋介石的努力。③然而,重新检查蒋介石日记以及美国外交档案,可以发现华莱士访华本身是中美关系陷入僵局的产物,而且在华莱士抵达重庆前,蒋介石就已经决定对美国妥协,同意美军观察组进入延安。罗斯福虽然接受了华莱士的建议,对华采取积极措施,但具体内容则是采纳了马歇尔的意见。华莱士访华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之所以被夸大,是由于蒋介石对他的印象较为恶劣所致。
  一 华莱士出访与美军观察组之间的联系
  开罗会议后,中美关系呈现了微妙的特点。蒋介石对美国政府在反攻缅甸问题上的出尔反尔,以及在中国远征军渡江作战等问题上采取的胁迫措施非常不满,而且由于美国政府在关于财政经济的交涉上拒不让步,中美之间包括十亿美元贷款、反租借物资和由中国政府垫付美国军费等谈判,在这一时期也陷入僵局。蒋介石对美国在经济上的拒不让步以及多次要挟不再拨交租借物资的措施十分愤怒,在日记中指责“美国对汇价与军费之欺诈压迫日甚一日,且藉口云南开远境内发生抢劫美国军车案以不发租借法案武器为要挟”。④
  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对国共关系的兴趣也在逐渐增强,并试图主动参与其中。蒋介石对美国的态度极为忧虑,并设法拒绝美国的干预。皖南事变之后,在与美国总统特使居里(Lauchlin Currie)的会谈中,蒋介石强调“此实纯为一整饬军纪问题,绝不牵涉政治,望于致华盛顿报告中,详申此点”。⑤而居里则表示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关心国共问题“绝无判别责任之意,其衷诚所期望者,惟愿中国抗战之实力不受共党问题之影响,永远保持其完整,以完成抗战之大业”。⑥针对居里所提内战的危险,蒋介石致电宋子文,表示“中国共产党除宣传以摇撼中外视听外,决无分裂与内战之可能。中央决更不愿有内战之事”。⑦
  然而蒋介石的努力收效甚微,美国在国共关系上对其施加的压力与日俱增。在开罗会议前,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兼盟国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史迪威将军(Joseph W. Stilwell)提交的使用中国共产党部队的备忘录,以及罗斯福在开罗会议时提出的“联合政府”建议,预示着罗斯福和美国政府准备介入国共问题。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关注国共问题,从政治层面,带有推动国民政府进行民主化改革,增强统治力,扩大统治基础,以便团结一致对抗日本的目的,而从军事角度则是为了防止国共之间爆发内战。国共关系紧张导致了双方大批部队被用于互相防备,而不是对日作战。
  由于对日战争形势发展迅速,在1943年,美国政府进一步要求建立与中国共产党直接的联系,以便双方进行军事合作。因为中共控制区大部分在华北,与其建立直接的接触,有利于美国军队搜集华北地区日军的情报和气象资料,尤其是美国开始着手执行马特洪恩计划,更急需获得华北地区的气象情报。1944年1月24日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约翰·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 Jr.)提出了向华北中共控制区域派遣军事观察组的建议。⑧而罗斯福向蒋介石正式提出派遣美军观察组的要求是在2月9日,表示出于对日作战的需要,美军观察组需要派往陕北、晋北和其他华北地区。罗斯福强调这只是其个人的请求。⑨
  面对美国不断提出的要求,蒋介石内心对美国的动机充满猜忌,接到要求后在日记中认为“罗斯福总统来电欲派遣观察团到陕北山西及华北,以侦察华北与东北之敌情,其实此为共匪宣传所迷惑,急欲前往延安明了共匪情形,而其在华一般幼稚武官中毒更深,进一步欲利用共匪,并协助其武器以为牵制我国军之谋”。⑩因此在21日与美国陆军贺恩将军(Gen. Hearn)谈话中表示欢迎美军人员到晋绥等地视察,而不能去延安,并且严重警告美国驻华武官不应与中共公开交往。(11)蒋介石在3月1日对罗斯福的要求做了正式回复,表示欢迎美军观察组搜集日军在华北和东北的情报,但表示要将其活动范围限制在国民政府控制区域。(12)
  对于蒋介石的回复,罗斯福一面表示感谢蒋介石同意美军观察组计划,一方面又表示美军观察组将尽快前往华北和西北地区。(13)此时,美国政府并未明确要求军事观察组进入中国共产党控制地区。4月4日,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与陆军部长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要求罗斯福促使蒋介石同意美军观察组进入中国共产党控制区域。罗斯福虽然同意,但并未立即行动。(14)
  美国在华外交人员也曾向中国政府相关人员试探过这一问题。美国政府提出的观察组进入中国共产党控制地区的要求遭到了中国军政部长何应钦的激烈反对。何应钦指出中国共产党并未遵守中央政府的命令,而且因为美国陆军“代表着美国人民”,因此中国政府不会同意观察组访问中国共产党控制区域。(15)与此同时,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也在华盛顿展开游说,曾拜访华莱士,并在会谈中对中共进行攻击,(16)希望以此阻止美国对国共问题的干预。(17)
  魏道明的游说也得到了蒋介石的指示。蒋介石在5月15日接到魏道明的报告,称:“副总统虽表示此行在注重农业方面及视察美军,但对中共问题,颇为留意,似有意探讨于相当时期求一筹划中苏关系之道,以期避免远东及中共将来可能发生之纠纷。”(18)因此电令魏道明:“华副总统来华,如果有调解中央与共党合作之表示,则中国抗战局势不仅因之动摇,而以后共党势力必更加枭张,无法消弭赤化之祸害,请非正式表示之。”(19)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开始筹备的观察组计划一度被取消。(20)
  虽然蒋介石曾下决心,“美欲派员赴延安事,我必严正拒绝,不能有所迁就。盖其态度如此,亦不能复存若何希望,况我更无所求也。但不可失外交上应有之礼貌而已。”(21)以往研究都指出,在华莱士访问重庆期间,通过华莱士与陪同访问的军事、外交官的努力,蒋介石终于允许美军观察组前往延安。(22)事实上在华莱士到达重庆前夕,蒋介石就已经决定在观察组问题上对美国妥协,“正午主持军事会报,决定准美国派员驻延安,专为办理美国空军人员被迫降落共匪区域内时救济事宜,而非为军事代表团也”。(23)
  蒋介石之所以妥协,从军事角度考虑,正面战场局势日益严重,急需美国增加援助,而且中苏关系紧张,也需要美国的支持。
  二 中国政府对华莱士访问的期望
  1944年中国战场出现了举世震惊的“豫湘桂大溃败”,与此同时中苏关系急剧恶化。1943年国民政府利用苏联全力应对苏德战争的机会,制定并执行“收复新疆主权方略”。(24)国民政府势力大举进入新疆,逐渐排挤并取代了盛世才以及苏联在新疆的势力。此举极度恶化了中苏关系,不仅使得筹划中的援华物资西北路线胎死腹中,而且在1944年3月发生了苏军飞机射击中国新疆剿匪部队驻地的事件。(25)
  军事和外交上的困境使得蒋介石在这一时期对美国寄予厚望,期望美国政府增加对华军事援助,以及在中苏边境冲突中表态支持中国。而从美国政府角度,罗斯福急需一位特使对中国进行访问,一方面调查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中国军队的抵抗能力和可能出现的结局,另一方面调解中苏关系,避免双方出现大规模武装冲突。
  因此,调查中国正面战场的军事情况,考察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推动蒋介石缓和中苏关系和国共关系,成为促成华莱士访华的主要原因。然而,华莱士成为罗斯福的特使,并不符合他本人的愿望。1944年3月3日华莱士向罗斯福询问访问苏联的可能性,罗斯福则建议华莱士访问中国。(26)
  华莱士起初对访问中国不感兴趣,然而罗斯福却对此较为重视。在3月13日罗斯福初步向华莱士透露了他的想法之后,华莱士才开始重视对中国的访问。(27)罗斯福在多次谈话中解释了他要求华莱士访华的目的。5月8日,罗斯福对华莱士谈到了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与苏联紧张的关系,甚至蒋介石与宋美龄之间的关系,要求华莱士扮演“丘比特”使之关系恢复正常。(28)罗斯福在18日详细解释了华莱士访问的目的,他要求华莱士找出尽可能减少中苏之间冲突的方法,还要求华莱士促使蒋介石妥善处理中共问题,以便能以更大的精力从事对日战争,以及采取措施控制通货膨胀,确定公平和现实的法币价值,尤其是在兑换美元时。为了避免在与蒋介石谈判时产生尴尬,罗斯福要求华莱士不去访问中共控制区域,并且回避史迪威,但可以去访问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罗斯福也表现出对国共关系的关注,认为他可以当国共两党的朋友,并且在开罗会议时他表示东北是中国领土,在德黑兰会议上也争取到了斯大林的同意,然而如果蒋介石不能妥善解决共产党问题,他不能保证苏联会信守诺言。(29)
  与此同时,华莱士与国务卿赫尔也交换了意见。赫尔表示,正在筹建的新的世界组织中,中国将作为四大国之一参加。因此,华莱士将负责向蒋介石介绍赫尔在莫斯科的努力,并促使蒋介石认识到美国已经将世界大国这种信心和希望寄予中国,不能使美国失望。(30)
  5月20日,罗斯福与华莱士发表了关于华莱士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的声明。罗斯福表示华莱士作为其信使访问中国,将对东亚的经济和农业形势进行现场调查,将对其个人以及美国人民做第一手的调查报告。(31)由此可见,华莱士对中国的访问并没有担负特定的任务,解决具体问题。促使蒋介石同意美军观察组进入中共控制区域并非其“实质任务”,而且在准备阶段,观察组问题并未出现。
  由于美国媒体已经泄露华莱士将要访华的消息,因此在4月12日,国务卿赫尔要求驻华大使高斯向中国政府口头通报华莱士访问中国的愿望。(32)中国外交部驻美参事刘锴报告“顷询据美国外部称,副总统曾与该部洽商此事,其本人用意在访问中国政府领袖,观察中国农业状况及视察在华美军情形”,针对外界对于华莱士访华的猜测,美国国务院否认“华莱士赴华将调和中国各政治派别”(33)。14日,刘锴进一步报告其与华莱士面谈的结果,称华莱士访问“在华约留十日,在渝三日即往视察美国军队,如有机会,并拟参观各地农业”。(34)
  中苏关系恶化后,蒋介石曾向罗斯福通报苏联飞机多次袭击中国军队的事件,以及中苏间关于外蒙古的争端。所以在得知华莱士即将访华后,他最初认为:“此乃新疆问题发生后美国对我又一重要之反响也。”(35)蒋介石急于获得美国的支持,因此在美国表态前,曾怀疑在争端中“美必袖手旁观,所谓盟誓与约言实皆为强权所利用而已”。(36)这一时期蒋介石虽然认为“美国态度不佳”,(37)但仍通过魏道明积极在华盛顿争取援助,向美国政府提出“今日中国抗战局势已非仅对日本一国之侵略,如日及某国两者协以谋华,则以中国一积弱与疲极之邦,决不能再受此重压,当为其所明鉴。美国若不有积极支援,恐难挽此危机。尚望其明示方针”。(38)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在美国的游说机构也积极活动,促使美国政府推行对中国有利的政策。在4月22日,供职于中国国防供应公司的哈里·普瑞斯(Harry Price)与蒋廷黻应邀至美国国务院,帮助华莱士了解在目前的情况下,能使中国政府满意的举动。蒋廷黻表示:(1)美国政府尽早打开中国入海口,以及帮助中国重建交通系统。(2)之后美国尽可能输送战争所需要的租借物资。(3)战后美国可将数量可观的废旧物资运往中国,如果对重建经济不利,美国提供专用的贷款以便于中国进口物资。同时,蒋廷黻还表示了对苏联的忧虑,指出苏联有可能利用战时美国提供的租借物资,在对日宣战后进行分裂中国东北的活动。蒋廷黻认为华莱士如果对此事进行保证,会得到中国政府的感谢。(39)
  这一时期蒋介石由于十分希望获得美国的援助,因此对美国的态度十分敏感,由于在远征军渡江支援缅北反攻问题上,美国采取了强硬手段,蒋介石对美国是否继续执行援华政策产生了极大的怀疑。他在指示魏道明后在日记中指责“美国今日发表其副总统华莱士起程来华,但未说明其任务,亦未明言访问我国之元首,其侮华可谓殊甚也”。(40)但在研究罗斯福与华莱士声明全文后,蒋介石检讨自己:“今日见罗斯福及华莱士两人各声明,全文并不如余昨日所想象之恶劣。可知凡事非待其正确事实澄清以后切勿轻下判断。此乃余最近心理与精神不安之所致,应特加慎重,以挽救目前之危局也。”(41)
  在华莱士抵达重庆前一段时间,中美关系有所缓和。6月3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美国之舆论已渐转佳,对中国苦战之认识与地位之重要亦均作公平之持论。”(42)而他多次提出美国增加军事援助的要求也获得了积极的回应。在6月6日蒋介石与史迪威谈论战局形势变化时,他提出将马特洪恩计划储存在成都的油料和武器转交给陈纳德的要求,史迪威对此并未拒绝。(43)6月7日驻华盛顿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商震也汇报:“关于增加第14航空队吨位事已经美陆海军联合参谋处批准并作临时紧急之处置。”(44)
  三 华莱士访问的影响
  华莱士在1944年的出访,按照计划首先访问了苏联的西伯利亚地区。结束对西伯利亚近一个月的考察后,华莱士6月18日从中亚地区进入中国新疆,于20日抵达重庆。在美国驻华大使高斯(Clarence Edward Gaus)的招待宴会上,美国的驻华武官们向其介绍了中国的军事形势,他们认为中国军队并没有与日军作战,而且中国农民也攻击中国军队。蒋介石宣传日本因为与苏联的协定而能动用17个师团,但武官们并没有发现任何新的日军师团。(45)
  华莱士在重庆期间与蒋介石进行了数次会谈。蒋介石在日记中记录了华莱士针对中苏关系及国共问题所作的三点表态:(甲)中共问题罗斯福总统决不偏袒共党,但愿有一解决之道;(乙)中俄关系据斯大林曾对美驻俄大使面谈,彼愿以美国为媒介改善中俄关系,但并非请美作仲裁也;(丙)此次考察俄国结果认为俄国为科学最进步之国家,其国基巩固与军队及社会之强盛无比,美决不能轻弃俄国之关系也。(46)陪同华莱士的戴维斯在回忆录中指出,华莱士曾同意蒋介石提出的介入中苏谈判,但很快即被陪同访问的美国外交官纠正。(47)
  蒋介石在24日赴机场送华莱士离开重庆去昆明考察时,将一份简单的信件通过宋美龄交给华莱士,信中除感谢罗斯福对中国事务的关心之外,还表示欢迎罗斯福帮助解决中共问题。同时,蒋介石提出为增进与罗斯福之间的联系,请罗斯福派遣一名私人代表住在重庆处理军事和政治事务。(48)对此,华莱士在27日回复表示赞同蒋介石的提议,并建议蒋介石也向华盛顿派遣全权代表。(49)对于华莱士的建议,蒋介石在7月8日表示同意,但表示华莱士提议的人选“惟宋子文博士一时未能来美之前,决派孔祥熙博士充任此职,以孔博士实为余最信任之人,必能完全代表余个人一切,胜任裕如也。并请以此意代达罗总统,予孔博士以彻底之信任与合作为荷”。(50)
  然而,在华莱士抵达重庆之前,蒋介石在6月17日就决定让孔祥熙以其代表的身份访问美国,在信中他表示:“关于我中国现时作战之情况及余个人之见解均请孔博士晋见阁下面述之,在彼旅美期间,余如有机密事项欲奉达于阁下者,亦特托其详陈。”(51)由此可见,华莱士访问并未如以往所认为的取得了具体成果。而且在蒋介石期望美国介入中苏冲突的问题上,华莱士也未作出让蒋介石满意的承诺。
  相反,在其结束访问后,华莱士分别建议罗斯福和蒋介石调整政策,改善中美军事合作,却引发了关于中国军队指挥权的“史迪威事件”。离开重庆后,华莱士前往昆明、桂林等地视察了美国陆军航空队在这些地区的部队。其间他与陈纳德、艾尔索普(Joseph Wright Alsop)等人进行了多次会谈以交换意见,听取他们的建议,但没有访问和视察史迪威在缅甸和印度的司令部和部队。对于此事,并非如戴维斯所想是陈纳德和艾尔索普等人活动的结果,(52)而是由于罗斯福的命令。华莱士仅与陈纳德等人会谈,这一点也影响了其在访问尚未结束时6月28日的报告,7月10日在华盛顿的报告,以及6月29日华莱士托宋子文向蒋介石提出的三点建议:(一)对俄外交应积极进行,以免战后更难。(二)中美军事合作须积极改正。(三)现有国内抗战情势应速为改善。(53)
  华莱士对中国的访问以及其对美国对华政策提出的建议,对中美关系以及美国对华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华莱士在6月28日的报告中指出:事实表明,华东地区包括美国在此地的前进机场将全部落入日军之手,然而如果美国采取正确的措施,中国的局势并非毫无希望。而其提出的具体措施即为调整美国陆军的指挥结构,建议丧失蒋介石信任的史迪威不再负责中国的任务。(54)罗斯福在7月7日向蒋介石提出导致“史迪威事件”的指挥权问题,与华莱士的建议不无关系。
  然而,华莱士的访问及其报告对美国对华政策并无显著影响。一方面,华莱士此次赴华访问主要承担调查任务,而其本人也承认其在华并没有足够的停留时间,与之交流意见的人也有限。(55)另一方面,华莱士访华本身即是执行罗斯福的对华政策,而其访问期间与蒋介石交换意见的问题,也是中美之间已经开始磋商的问题。
  华莱士在报告中建议为挽救中国的局势,美国应该调整美国陆军在亚洲大陆的指挥权结构。他提出的具体方案是任命一名美国高级军官,或者担任史迪威的副手,专门负责中国事务,而史迪威专注于解决缅甸问题;或者将中国从史迪威的指挥范围中划出,成为单独的战区。(56)以往的研究大多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份报告中,认为“史迪威事件”后美国军事的机构调整出自华莱士的建议。然而此说并不确实。
  访问结束之后,中美关系之间最重大的变化即为“史迪威事件”,以及事件后美国陆军召回史迪威,并调整了其在亚洲大陆的指挥机构,将中缅印战区划分为中国战区和印缅战区,同时由接替史迪威出任中国战区司令的魏德迈(Albert C. Wedemeyer)担任蒋介石的参谋长。然而这一机构和人事调整方案的提出并不是出于华莱士的建议,而是在英国政府推动之下,最初由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提出,并且方案是将史迪威完全调往中国战区,以及获得中国军队的指挥权。这个方案与华莱士的建议有极大的差异,也与蒋介石的期望大相径庭。蒋介石在1944年6月份曾后悔在1943年10月没有解除史迪威的职务,(57)但在与华莱士会谈时,他并未公开要求由美国召回史迪威,而是以史迪威丧失其信任为理由,暗示美国主动提出召回史迪威。因此,华莱士的建议是符合蒋介石的期望的。
  然而美国政府对史迪威的指挥权进行调整是根据英国的要求进行的。英国方面在1944年3月份即提出调整东南亚最高统帅部的指挥权结构。盟国东南亚最高统帅蒙巴顿(L. Louis Mountbatten)曾向英国驻华盛顿军事代表团团长约翰·迪尔陆军元帅(John Dill)建议史迪威专注于其中国任务,而由其他美国将领负责东南亚地区。(58)英国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Alan Francis Brooke)也对史迪威非常不满,他在1944年6月15日在伦敦召开的联合参谋长会议后,向马歇尔提出史迪威完全不可能同时担任三个重要职务,建议马歇尔调整史迪威的职务。(59)
  与此同时,由于中国正面战场出现的溃败,以及华莱士在6月28日的建议,罗斯福因此接受了马歇尔7月4日的调整方案,(60)电告蒋介石:“自日军进攻华中以来,形成极严重之局势,不仅使贵政府感受威胁,且使美国在华基础同受影响。倘欲挽救危局,余认为须迅采紧急之措置,鉴于现状之危急,余意应责任一人,授以调节盟国在华资力之全权,并包括共产军在内。”罗斯福并向蒋介石保证“余绝无向阁下干预中国政事之意念”。(61)
  在人事方面,虽然最初由华莱士提出由魏德迈负责指挥美国部队与蒋介石合作,但在蒋介石与史迪威决裂之后,魏德迈之所以出任美国陆军中国战区司令兼盟国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的参谋长,也并非出自华莱士的建议。(62)协商接任蒋介石参谋长的合适人选时,宋子文曾表示:“余曾报告委座,美国派任东南亚盟军总部之参谋长魏德迈中将,即为堪任中国战区适当军职之一人。”(63)而据翰迪将军(General Handy)称,马歇尔也曾提名由魏德迈接任史迪威的蒋介石参谋长职务。(64)
  在美国对华政策方面,有学者认为“对华政策,在美副总统华莱士重庆归后,已暗中变化”,是由于华莱士在报告中提出蒋介石只能作为“短期投资对象”。因此他将此后的美国对华政策概括为“短期支持蒋介石”“长期争取毛泽”的双重政策。(65)然而在访华期间,华莱士多次在其日记中表示对蒋介石的好感,在24日的日记中他写道“大元帅正在成为一个克伦斯基。我喜欢他,但却不能拯救他”,(66)在其7月10日的报告中则强调“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支持蒋”。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华莱士对华访问报告并未冲击罗斯福的既定对华政策。美国对国共问题的干预,并非始于华莱士的访问。而华莱士对重庆的访问,本身即是罗斯福对华政策的内容。华莱士充当信使的角色,将罗斯福有意以“中间人”身份介入国共谈判的想法,传达给蒋介石。而且在1945年雅尔塔会议前,美国政府将争取英国和苏联援助以推动国共谈判列为会议内容。(67)在赫尔利以及马歇尔调停期间,罗斯福和杜鲁门都将支持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作为对华政策的基础。
  而在7月18日继指挥权问题之后,罗斯福再次致电蒋介石,表示美国愿意调解中苏关系,但希望在中苏会晤之前国共能实现和解。对于罗斯福的意见,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罗斯福今日来电,其意必欲我政府与共产党在华北协定作战计划,以便其促成中俄代表会议云。此乃美国人之空洞理想而不近事实之建议,且多与事实相反者。”(68)
  在战时,中美双方名义上都是战时四大国,地位是平等的。但在现实中,不仅中国的国际地位依靠美国的支援才能维持,而且美国对华政策对中国国内局势也有着极大的影响。因此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动极为敏感,极易夸大对其不利的内容。相关研究者之所以夸大了华莱士访问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与蒋介石对美国的不满与猜忌联系紧密。
  四 余论
  华莱士对中国的访问,以及之后孔祥熙以蒋介石代表的身份赴美,给当时部分中国的知识分子造成了耻辱的印象。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在日记中如此评论:“闻华莱士此来,非与中国商量,乃开列条款命令中国执行,而中苏合作为其主要之一项,孔祥熙之出洋亦出彼方要求。国人不能自解决其政治问题,而令友邦代为计划,是可羞也。”(69)这一评论也显示中国知识分子对实际政治和外交运作的关切和隔膜。
  与华莱士在访问时对蒋介石所持有的良好印象相反,华莱士给蒋介石留下的的印象并不友好。在1944年初,蒋介石曾在日记中评论“美副总统华莱士与英首相丘吉尔各别发表演说,均间接为共匪张目”,(70)华莱士结束对华访问返美后,宋子文向蒋介石报告陪同华莱士视察驻华美军的经过,蒋介石也在日记中认为“华莱士对华观感不佳,因彼所接见美国在华军民皆深受共党与反动派宣传之影响,故其所见所闻无不悲观而实彼犹未知中国抗战之实情也”。(71)
  而且在交涉史迪威的指挥权问题时,蒋介石也得出“罗斯福与华莱士之强余缴出指挥权事必更加紧也”的印象。(72)无疑蒋介石并未得知华莱士报告的详细内容。由于这一缺陷,蒋介石曾感叹:“华莱士回美后之广播,对中并无一句好话,只说中国必须内部统一,与中俄无争执方能在战后得美国之协助云。其用意已可于言外得之矣。”(73)导致华莱士形象更差的事情是史迪威事件之后,魏道明曾向蒋介石报告华莱士回到美国后认为中国政府即将崩溃。(74)由此可见,蒋介石对华莱士的印象愈发恶劣,是由于他对华莱士访问的原因和报告存在极大的误解,而且华莱士访问结束后中美关系急剧恶化,也印证了蒋介石对华莱士的评价。蒋介石的判断和态度深刻地影响了之后对华莱士此次访华的研究。
  注释:
  ①关绍纪:《罗斯福国共联合政府的构想与华莱士使华——兼析赫尔利与华莱士使华政策的异同》,《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赵红:《从赫尔利到马歇尔:中共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因应》,《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6月,第3期;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林海、曾学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Tang Tsou,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1941-1950,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J. Samuel Walker, Henry A. Wallace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Greenwood Press, 1976; Barbara W. Tuchman,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1945,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Inc, 1971.
  ②胡越英:《华莱士访华:延安美军观察组的最终成行》,《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4期。梁敬錞甚至认为,华莱士在他的报告中提出“谓对日战事结束后,蒋将失去领导地位,蒋只宜视为吾人短期投资之对象,故对华政策不宜只限于援蒋。”梁敬錞:《史迪威事件》(增订版),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04页。李本京也认为,美国之所以坚持军事观察组进驻延安,目的是政治性的。李本京:《华莱士副总统访华之政治背景》,戴学义:《中国自强抗战论略暨外交史观:壮哉国人自立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大庆特刊纪念》,2005年,第703页。同样,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几位学者也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上的重大胜利了”。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436页。
  ③王祖奇:《华莱士访华及其论中国的前途》,《晋阳学刊》2009年第4期。
  ④蒋介石日记,1944年3月3日,叶慧芬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以下简称《事略稿本》),“国史馆”2011年版,第56册,第399页。
  ⑤《蒋委员长在重庆接见美国驻华大使詹森洽谈关于居里来华之行程及揭示共产党内幕情形与新四军事件之真相谈话记录》,1941年1月29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第1册(以下简称《战时外交》(一)),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537页。
  ⑥《蒋委员长在重庆接见居里先生听其报告来华之原因及传达罗斯福总统之口信后告以对共党问题应了解之基本点及嘱其研究解决中国币制问题之办法谈话记录》,1941年2月8日,《战时外交》(一),第544页。
  ⑦《蒋介石致宋子文告以决无分裂与内战之可能电》,1941年2月13日,吴景平主编:《宋子文驻美时期电报选(1940-1943)》,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9页。
  ⑧Memorandum by the Second Secretary of Embassy in China(Davies), Observers' Mission To North China, Chungking, January, 24,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以下简称FRUS), 1944, China.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7, pp. 307-308.
  ⑨President Roosevelt to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Washington, February 9, 1944, FRUS, 1944, China, p. 329.
  ⑩蒋介石日记,1944年2月13日,《事略稿本》,第56册,第317-318页。
  (11)蒋介石日记,1944年2月21日,《事略稿本》,第56册,第353页。
  (12)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to President Roosevelt, Chungking, February 22, 1944, FRUS, 1944, China, pp. 348-349.
  (13)President Roosevelt to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Washington, March 1, 1944, FRUS, 1944, China, p. 367.
  (14)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Secretary of War(Stimson), Washington, April 4, 1944, and Memorandum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President Roosevelt, Washington, April 4, 1944, and The Secretary of War(Stim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Washington, April 8, 1944, FRUS, 1944, China, pp. 393-395.
  (15)The Ambassador in China(Gaus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Chungking, April 22, 1944, FRUS, 1944, China, p. 398. 何应饮信件原文在第401-405页。
  (16)Henry A. Wallace, The Price of Vision, The Diary of Henry A. Wallace,1942-1946,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ohn Morton Blu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73, pp. 326-327.
  (17)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the Chief of the Division of Chinese Affairs(Vincent), Washington, May 8, 1944, FRUS, 1944, China, pp. 412-413.
  (18)《驻美大使魏道明自华盛顿呈蒋主席报告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似有意探讨中苏关系及中共问题电》,1944年5月15日,《战时外交》(一),第861页。
  (19)《蒋主席自重庆致驻美大使魏道明嘱向华莱士副总统非正式表示如其来华有调解中央与共党合作之表示则中国抗战局势将因之而动摇电》,1944年5月20日,《战时外交》(一),第862页。
  (20)戴维·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万高潮、卫大匡等译,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28页。
  (21)蒋介石日记,1944年3月25日,《事略稿本》,第56册,第549-550页。
  (22)王建朗:《信任的流失:从蒋介石日记看抗战后期的中美关系》,《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3期。
  (23)蒋介石日记,1944年6月18日,《事略稿本》,第57册,第285页。
  (24)《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自重庆呈蒋委员长报告拟具收复新疆主权方略一件呈请鉴核报告》,1943年7月13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第2册(以下简称《战时外交》(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438页。
  (25)《新疆外交特派员吴泽湘自迪化致外交部报告苏联派机轰炸我军之用意及建议转呈委员长立派军事及外交大员来迪会商电》,《战时外交》(二),1944年3月11日,第457-458页。
  (26)Henry A. Wallace, The Price of Vision, The Diary of Henry A. Wallace, 1942-1946, p. 308.
  (27)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th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Far Eastern Affairs(Ballantine), Washington, March 14, 1944, FRUS, 1944, China, p. 217.
  (28)Henry A. Wallace, The Price of Vision, The Diary of Henry A. Wallace, pp. 326-327.
  (29)Henry A. Wallace, The Price of Vision, The Diary of Henry A. Wallace, 1942-1946, pp. 332-333,
  (30)Memorandum by th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Stettinius) to the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Far Eastern Affairs(Grew), Washington, May 24, 1944, FRUS, 1944, China, p. 230.
  (31)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China(Gauss), Washington, May 23, 1944, FRUS, 1944, China, p. 228.
  (32)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China(Gauss), Washington, April 12, 1944, FRUS, 1944, China, pp. 220-221.
  (33)《外交部参事刘锴自华盛顿呈外交部报告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目的在观察中国农业状况及视察在华美军情形电》,1944年4月12日,《战时外交》(一),第859页。
  (34)《外交部参事刘锴自华盛顿呈外交部报告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预定行程电》,1944年4月14日,《战时外交》(一),第860页。
  (35)蒋介石日记,1944年4月12日,《事略稿本》,第56册,第647页。
  (36)蒋介石日记,1944年4月8日,《事略稿本》,第56册,第632页。
  (37)蒋介石日记,1944年5月29日,《事略稿本》,第57册,第160页。
  (38)蒋介石日记,1944年5月31日,《事略稿本》,第57册,第165-166页。
  (39)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Mr. O. Edmund Clubb of the Division of Chinese Affairs, Washington, April 22, 1944, FRUS, 1944, China, pp. 224-225.
  (40)蒋介石日记,1944年5月20日,《事略稿本》,第57册,第116页。
  (41)蒋介石日记,1944年5月22日,《事略稿本》,第57册,第122-123页。
  (42)蒋介石日记,1944年6月3日,《事略稿本》,第57册,第194页。
  (43)蒋介石日记,1944年6月6日,《事略稿本》,第57册,第212页。
  (44)蒋介石日记,1944年6月7日,《事略稿本》,第57册,第219页。
  (45)Henry A. Wallace, The Price of Vision, The Diary of Henry A. Wallace, p. 350.
  (46)蒋介石日记,1944年6月21日,《事略稿本》,第57册,第303-304页。
  (47)戴维斯:《抓住龙威:戴维斯在华回忆录》,罗清、赵仲强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72页。
  (48)Henry A. Wallace, The Price of Vision, The Diary of Henry A. Wallace, 1942-1946, p. 353.
  (49)《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自成都致蒋主席说明中、美两国应在军事与政治上积极合作以应付现所遭遇之严重境况及建议双方互派私人全权代表函(译文)》,1944年6月27日,《战时外交》(一),第871-872页。
  (50)《蒋主席自重庆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说明希望其返美后能商承罗斯福总统拟定中、美两国合作之具体实施方案及派遣一私人完全信任之全权代表来华电》,1944年7月8日,《战时外交》(一),第875-876页。
  (51)蒋介石日记,1944年6月17日,《事略稿本》,第57册,第272-273页。
  (52)约翰·佩顿·戴维斯:《抓住龙威——戴维斯在华回忆录》,第275页。
  (53)蒋介石日记,1944年6月29日,《事略稿本》,57册,第388页。
  (54)The Officer in Charge at New Delhi(Merre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ew Delhi, June 28, 1944, FRUS, 1944, China, pp. 235-237.
  (55)The Officer in Charge at New Delhi(Merre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ew Delhi, June 28, 1944, FRUS, 1944, China, pp. 237.
  (56)The Officer in Charge at New Delhi(Merre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ew Delhi, June 28, 1944, FRUS, 1944, China, pp. 236-237.
  (57)杨天石:《史迪威事件中的蒋介石与宋子文》,《抗战与战后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18-419页。
  (58)To Lieutenant General Joseph W. Stilwall, Washington, D. C., March 1, 1944, The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volume 4, pp. 321-323.
  (59)Field Marshall Lord Alanbrooke, War Diaries, 1939-1945, p. 559.
  (60)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From the U. S. Chief of Staff, Washington, D. C., July 4, 1944, The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volume 4, pp. 503-505.
  (61)《美国总统罗斯福自华盛顿致蒋委员长建议将史迪威自缅召回置于委员长直属之下以统率全部华军及美军并予以全部责任与权力以调节与指挥作战电》(译文),1944年7月7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第三册(以下简称《战时外交》(三)),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634-635页。
  (62)华莱士本人则认为这一人事调整是根据自己的建议而做出。参见[日]矶野富士子:《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7页。
  (63)《蒋委员长在重庆接见赫尔利将军听其报告与史迪威谈话之经过情形及交换关于中美联军统帅人选之意见谈话记录》,1944年9月24日,《战时外交》(三),第671页。
  (64)Albert C. Wedemeyer, Wedemeyer Reports!, New York, Henry Holt & Company, 1958, p. 277.
  (65)梁敬錞:《史迪威事件》(增订版),第304页。华莱士的“短期投资”之语,据梁敬錞考证,出自华莱士秘密报告,然而在美国国务院出版的《美国与外国关系》(FRUS),1944年中国卷中并未找到相关的内容,而是出自战后举行的国会听证会记录。《史迪威事件》增订版,第316页。
  (66)Henry A. Wallace, The Price of Vision, The Diary of Henry A. Wallace, 1942-1946, p. 352.
  (67)Meeting of The President With His Advisers, February 4, 1945, 10:30 A.M., Livadia Palace, FRUS,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 1945,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5, p. 569.
  (68)蒋介石日记,1944年7月18日,《事略稿本》,第57册,第520-522页。
  (69)顾颉刚日记,1944年6月26日,《顾颉刚日记》第5卷,联经出版社2007年版,第303页。
  (70)蒋介石日记,1944年2月26日,《事略稿本》,第56册,第373页。
  (71)蒋介石日记,1944年6月30日,《事略稿本》,第57册,第390页。
  (72)蒋介石日记,1944年7月12日,《事略稿本》,第57册,第487页。
  (73)蒋介石日记,1944年7月13日,《事略稿本》,第57册,第497-498页。
  (74)蒋介石日记,1944年11月8日,《事略稿本》,第59册,第47-48页。

本文标题: 论华莱士访华与1944年的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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