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沖擊，身心備受折磨，但他沒有屈服，而是采取特殊方式進行抗爭，表現了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崇高精神。
“靠邊站”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以此為標志，“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按理說，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應該讓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的王稼祥參加。可奇怪的是，王稼祥並沒有接到會議通知。會後，他收到了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文件，才知道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被撤銷職務，並受到批判。王稼祥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意識到，一場大的政治風暴將要席卷中國大地，災難難免會降臨到自己的頭上。
此時，王稼祥的中央書記處書記、中聯部部長的職務還沒有被解除，但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不通知他參加，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也沒有通知他參加。中聯部的部長一職被劉寧一代理後，他實際上已經“靠邊站”了。果然，就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王稼祥的中央書記處書記職務被中聯部代理部長劉寧一取代。
1966年7月初，李富春、汪東興來通知王稼祥說：中央決定，凡是不直接參加中央常委工作的領導干部，都要搬出中南海，馬上就得搬。中央辦公廳已經為王稼祥准備了三處房子，供他挑選。汪東興說，我看北海後門那一處房子比較好，離公園近，平時可以去散步。這樣，王稼祥告別了住了近十年的中南海，在北海後門的一處住宅里閑居。但是，他的心情不能平靜，他擔心着黨的命運，國家的命運。
康生盯上了他
不久，王稼祥擔心的事終於發生了。“文化大革命”一開始，中聯部機關里的造反派開始造反。起先，他們集中揪斗的是中聯部副部長許立。不久，斗爭的矛頭就指向了王稼祥。
一天，康生去中聯部看大字報，“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紅人王力（他有中聯部副部長的職務--筆者注）也跟着去了。康生看了一通大字報後，發現大多數是給許立貼的，沒有給王稼祥貼的，於是，他和王力臨時決定召開部機關干部大會。會上，康生一開始就批評中聯部，說：中聯部“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方向不對頭，“群眾沒有真正發動起來”，“毛澤東思想還沒有進中聯部的門”。他煞有介事地指着中聯部的大字報說：你們看一看，你們都貼了一些什么大字報，根本沒有抓住大方向。你們為什么不集中火力批“三和一少”（王稼祥於1962年初曾建議應改變外援數量過大的狀況，要量力而行，在國際斗爭中不要四面樹敵，後被批為所謂“三和一少”即對帝修反要和，對世界革命援助要少--編者注）？這才是大方向。王稼祥是我們黨內的定時炸彈，過去他領導下的中聯部，不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部，而是打着王稼祥白旗的部。中聯部搞“文化大革命”的重點，應該是批王稼祥，他是提出“三和一少”的代表人物，應該把他批倒斗臭。
在康生的煽動下，一時間，在中聯部機關，給王稼祥貼的大字報鋪天蓋地，會議廳里，樓道里，都貼滿了。造反派們沒有忘記住在北海後門的王稼祥，他們闖進王稼祥的家，強行把王稼祥架到中聯部，名曰讓他看大字報，實際上是抓去批斗。造反派每次把王稼祥架到中聯部，都對他進行圍攻，開批斗會。批斗會上，給王稼祥掛上黑牌子，讓他坐“噴氣式”，使王稼祥精神和肉體受到極大折磨。本來身體就不好的王稼祥支持不下去了，他不得已提起筆來，給汪東興寫了一封求助信。他寫道：我本來應該主動到中聯部去看大字報，接受群眾的批評，認識自己的錯誤，改進工作，但我身體不好，最近總是發高燒，心跳每分鍾100次以上，所以，我請求遲一些去中聯部看大字報。汪東興接到王稼祥的信後，了解了王稼祥的處境，便在信上批示同意王稼祥的要求。有了汪東興的批示，王稼祥的生活獲得了暫時的平靜。
汪東興還把王稼祥受到沖擊的事情告訴了周恩來。周恩來很關心王稼祥。一次，中央召開一個小型會議，有伍修權參加。會議休息時，周恩來特意把伍修權叫到自己身邊，對他說：“毛主席有過指示，王稼祥同志是有過功勞的人，現在身體不好，不要揪斗。把人弄死了，只有損失，沒有好處。”周恩來沉默了一會兒又說：“修權同志，你是了解王稼祥同志的，也了解中央對他的態度，你應該出來替王稼祥講講話。”會後，伍修權馬上到中聯部，召開17級以上干部大會，向大家介紹了王稼祥的經歷和對黨的事業的重大貢獻，特別提到在遵義會議上王稼祥的功勞。伍修權還說：王稼祥同志在許多問題上都是站在毛主席一邊的，毛主席多次表揚過他。伍修權針對造反派對王稼祥的批判說：不能搞過火斗爭，你們批評他的錯誤是可以的，但是要文明一點，要講政策，要照顧他的身體，他的身體本來就不太好，你們如果把他斗死了，並不能說明你們斗爭水平高。他還針對造反派頭頭說：你們也不要太驕傲了，要聽聽別人的意見。我們是干過幾十年革命的人，什么艱難斗爭都經過，起碼可以給你們提一點意見。
中聯部的造反派把伍修權的講話報告給了康生，康生非常惱怒，他對造反派頭頭們說：伍修權保王稼祥，那就斗伍修權，伍修權早就是王稼祥的黑干將了。康生此言一出，中聯部的造反派們立即開始斗爭伍修權。在中聯部，攻擊伍修權的大字報鋪天蓋地，伍修權也成了斗爭對象，再也不好說話了。
從“保護對象”到“斗爭對象”
雖然，康生繼續鼓動中聯部的造反派進攻王稼祥，但由於有汪東興的批示，造反派們還是沒敢輕舉妄動。1966年10月，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時提到王稼祥，說：王稼祥在遵義會議上支持了我。毛澤東講話後不久，周恩來提出一個意見，大意是：王稼祥過去有功勞，是保護對象，不能對他搞批斗；如果要斗，也只能文斗，不能武斗；批斗王稼祥，只能在中聯部機關內，別的單位要批斗王稼祥，必須經過周恩來同意才行。中央警衛局還指示負責警衛王稼祥住宅的戰士：不准任何人進入王稼祥住宅揪斗他，不得把王稼祥揪到社會上去批斗。
周恩來等對王稼祥采取的保護措施，一開始還是很有效的，無論是中聯部的造反派，還是社會上的紅衛兵，在一段時間里，都不敢闖進王稼祥住宅去胡鬧。但造反派、紅衛兵們也有他們的“智慧”：不是不讓揪斗王稼祥嗎？那么，給王稼祥貼大字報總可以吧！王稼祥不是因病不能去中聯部看大字報嗎？那么，把大字報給他貼到家里去讓他看總可以吧！於是，他們就以給王稼祥貼大字報為名，到王稼祥的住宅里去，把一捆一捆的大字報送到王稼祥的家里，“勒令”王稼祥把大字報貼出來，還逼迫王稼祥的身邊工作人員把會客廳騰出來專門貼大字報；在會客廳里，拴上一條條繩子，把大字報拉在繩子上，四面牆上也貼滿了大字報。這些大字報極盡攻擊、污蔑之能事，給王稼祥扣上了“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分子”、“‘三和一少’修正主義路線罪魁禍首”、“死不改悔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等等“大帽子”。此外，還要“踏上一只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要把王稼祥“斗倒斗臭斗垮”。王稼祥看了這些大字報，非常生氣，他對妻子朱仲麗說：這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說我是修正主義，他們連什么是修正主義都沒有搞清楚。什么是修正主義？修正主義的名詞最早來源於德國的伯恩斯坦對馬克思學說的“修正”，後來，列寧在《怎么辦？》等書中，針對俄國的伯恩斯坦派經濟主義的觀點，批判過修正主義。如果不是反對、攻擊或篡改馬克思主義，怎么能算做修正主義？王稼祥還說：至於說我們黨內有個“資產階級司令部”，真是無法理解。建國後，我們黨和國家是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常委集體領導的，怎么會分成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司令部呢？1967年1月，姚文元的文章《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發表後，王稼祥看了，非常氣憤地把文章一摔說：這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子，17年來，中央自己掌握的宣傳機構，成了反中央的集團，真是歷史上少有的奇談怪論！
由於有周恩來等人對王稼祥的保護，一心要打倒王稼祥的康生一計不成又生一計。1967年2月，中央發生了所謂“二月逆流”事件，一大批老干部被牽連進去，全國也掀起了“反右傾”、“反復辟”的浪潮。康生趁機專門跑到中聯部，找造反派頭頭談話說：叫“三和一少”不夠了，應該叫“三降一滅”（即投降帝、修、反，撲滅各國革命運動--筆者注）。中聯部就是“三降一滅”的“制造工廠”，要砸爛這個“制造工廠”。在這個“制造工廠”里，伍修權是頭頭，後台是王稼祥。聽了康生的這番談話，中聯部的造反派立即把斗爭矛頭集中指向伍修權。伍修權為了正確引導運動，於1967年4月6日寫了一張大字報，闡述了自己對中聯部所發生的嚴重問題的看法。伍修權的大字報一貼出，許多群眾感到，不能否定過去中聯部的工作，更不能搞無限上綱。他們認為，中聯部過去在王稼祥等人的領導下，做了很多工作，是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他們不買康生的賬了。康生急了，於4月8日親自跑到中聯部，找中聯部造反派頭子，做出部署，要打倒“反革命分子”伍修權。他說：伍修權是自己跳出來的敵人，是反革命分子，必須打倒。第二天，按康生的部署，中聯部的造反派開始批斗伍修權，給伍修權掛上了“黑幫分子”的牌子，扣上了“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帽子，連續批斗。由於中聯部許多群眾不信康生那一套，因此，批斗伍修權並不積極，有的群眾組織還反對這種做法，這樣，在中聯部就分成了兩派。在此情況下，康生又鼓動部分高校學生跑到中聯部去造反。在康生的策劃下，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和“人大三紅”造反組織成立了“專揪伍修權兵團”。他們進駐中聯部後，又是開批斗伍修權的會，又是貼大字報，把中聯部的正常工作秩序搞得亂七八糟。
接着，在康生的授意下，“人大三紅”的紅衛兵開始闖王稼祥的住宅了。“人大三紅”的紅衛兵一開始是打着調查伍修權的“問題”的旗號，讓王稼祥寫關於伍修權的材料。王稼祥在材料中，很客觀地評價了伍修權的工作，基本調子是肯定的。“人大三紅”的紅衛兵當然不滿意，就讓王稼祥反復地“重新寫”。但王稼祥不管怎么寫，都是原來的調子。於是，“人大三紅”的紅衛兵轉了方向，又讓王稼祥寫關於劉少奇、鄧小平“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材料。王稼祥在寫這方面材料時，還是很客觀、公正地評價了劉、鄧兩人的工作，沒有寫否定性的文字。於是，“人大三紅”的紅衛兵又讓王稼祥寫關於“三和一少”的材料，逼近王稼祥“自身的問題”。還讓王稼祥寫完這方面材料後，抄一份給汪東興。王稼祥在寫材料的過程中，采取了實事求是的態度，比較客觀地寫了當時的國際國內形勢，提出這一方針的根據，沒有給自己“上綱上線”。之後，王稼祥並沒有將材料交給“人大三紅”紅衛兵組織，而是通過中辦交給了汪東興。很快，他接到了汪東興的電話，讓他不要將這方面的材料交給“人大三紅”。可能是由於汪東興打了招呼，“人大三紅”也沒有派人來要這個材料。不久，中聯部“革命造反總部”的一批人，也來到王稼祥的家里，要王稼祥交代他對東南亞武裝斗爭所出的“壞點子”、他與劉少奇和鄧小平的關系，讓他寫成交代材料，他們一個星期後來拿。
沒完沒了地寫交代材料，把王稼祥搞得身心疲憊。1968年，他在《我的履歷》中寫道：“在這個期間，又是談話，又是寫材料，我又緊張起來了，心跳又加快了。我雖然每晚服用大量安眠葯，但睡眠仍不安，於是我處於疲倦、不安、緊張、恐懼的情況下過日子。”中聯部造反派逼迫寫交代材料後，“我就更緊張了。我趕寫材料，這樣就更疲倦了，再加之，這時候街上出現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王稼祥’的標語，於是我就更加恐懼了”。
在康生的操縱下，王稼祥很快由“保護對象”變成了“斗爭對象”。1967年6月2日，中聯部的造反派沖到王稼祥家里，一進院子就高喊口號：“打倒王稼祥！”“把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王稼祥揪出來！”他們把王稼祥和朱仲麗分別關在兩個屋子里，分別進行“斗爭”。他們要王稼祥交代與劉、鄧的“黑關系”，與彭真、楊尚昆“勾結的內幕”。王稼祥實事求是地講了他與劉少奇、鄧小平的正常工作關系，與彭真、楊尚昆的正當工作聯系。造反派說他不老實，又是喊口號，又是動手壓他的頭，讓他“低頭認罪，老實交代”。造反派還讓他交出上星期讓他寫的交代材料，王稼祥說，已經送到汪東興處去了，造反派們大怒，要王稼祥交出底稿。在造反派們的一再逼迫下，王稼祥打開保險櫃取底稿，造反派們一擁而上，把王稼祥保險櫃里的許多重要材料一並拿走。臨走時，他們還勒令王稼祥繼續寫交代材料，過幾天要到中聯部去，一件事一件事地交代，要你交代多少次就要交代多少次。
造反派們頻繁的逼迫和批斗，使王稼祥極度緊張，精神紊亂。造反派剛剛離開，他就高喊：“我沒有罪！”當晚，他服下安眠葯，但還是不能入睡，仍然大聲喊叫。無奈，只好增加安眠葯的劑量。不料，當夜，王稼祥臉色蒼白，朱仲麗忙將他送到北京醫院急診室搶救。周恩來派中辦的楊德中來看望他，指示醫生全力搶救。經醫生全力搶救，直到第三天，王稼祥才醒過來。他在醫院里住了10天，又回到家里，接受批斗。
讓他心碎的後代問題
王稼祥有一個兒子名叫王命先，出生在安徽涇縣老家，原來在華北革命大學學習，畢業後被分配到人民空軍報社工作。1952年至1954年在中國人民大學學習，畢業後留在學校計劃統計系擔任資料員。他工作認真，性格內向，平時沉默寡言，很少與人來往。但“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人大三紅”的造反派認定他是“牛鬼蛇神”，鋪天蓋地地給他貼大字報，揭發、批判他的“罪行”，還在全系開批判大會，給他掛上了黑牌子，坐“噴氣式”，勒令他當場交代自己的“罪行”。王命先回到家里，怎么也想不通，便離家出走，跳河自殺了。第二天，他的屍體被發現，公安部門認定為自殺。得知自己兒子死亡，王稼祥心痛欲裂，精神受到極大的刺激。
王稼祥還有兩個孫子、一個養女。“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學里“停課鬧革命”，他們也參加了紅衛兵組織，每天出去到社會上參加揪斗“走資派”，揪斗“牛鬼蛇神”；回到家里也高喊“造反有理”的口號。他們要和王稼祥“劃清界限”，對王稼祥和朱仲麗不理不睬，這使王稼祥非常痛心。
被迫檢討
王稼祥在“文化大革命”中做的檢討，最集中的體現在1968年2月中聯部機關召開的群眾會上。王稼祥寫檢討，有兩個原則：一是堅持實事求是，從不亂說，更不給別人扣帽子；二是多講自己的過，少講自己的功，但是也絕不把不屬於自己的過，說成是過。這體現了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高尚品格。王稼祥在那次檢討中說：
我過去是“左”傾機會主義王明路線的重要成員之一，我這個毫無工作經驗沒有參加過下層實際工作、而只讀了一些書本的人，被指派為中共中央蘇區中央局委員、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四中全會不久以後，我與任弼時同志一同進入中央蘇區，犯了許多錯誤。在政治工作方面實行錯誤的“一長制”，取消黨委制，把紅軍的任務錯誤地縮小為打仗；在土改方面，執行了富農分壞田的過“左”政策；在肅反方面……也犯了肅反擴大化的“逼、供、信”的錯誤。
我們進入蘇區，正當第二次“圍剿”反攻勝利以後、第三次“圍剿”的前夜，當時項英同志反對毛澤東同志的英明的戰略戰術軍事思想，毛澤東主張“誘敵深入，各個擊破”。項英同志認為這是守株待兔，主張“御敵於國門之外”。我當時支持了毛澤東同志，這並不因為我當時就認識了毛澤東同志的軍事思想，而是簡單地認為毛主席講得很有道理；又感到項英同志同我一樣，沒有聽過槍炮聲，能正確處理戰略戰術問題嗎？所以我就支持了有戰爭經驗的毛澤東同志，結果三次“圍剿”，敵人的“並進長追”失敗了，我們大大勝利了。勝利後，上海中央來電，要打大城市，把江西幾個蘇區連成一片，我積極地贊成了這一錯誤決定。當時包圍贛州一個長時期，結果我們失敗了，證明了毛澤東同志原來就反對打贛州的主張的正確。
中央在寧都開會，發生了毛澤東同志是留在前線指揮工作還是去後方的問題，我是主張毛澤東同志留在前線工作的，但是處於少數。不久以後，敵人開始四次“圍剿”，我還是在前線。在四次“圍剿”中，我受了重傷，離開前線回到瑞金。不久後，五次“圍剿”開始了，敵人實行堡壘政策，步步為營，發生了外線作戰內線作戰的爭論，我又錯誤地支持了內線抵抗策略。五次反“圍剿”不久，我傷口大化膿，入醫院重新開刀，完全離開一切工作。直到長征開始，才把我從醫院里抬出來，一路上傷口還流膿。在遵義會議的時候，我支持了毛澤東同志。可是紅軍到陝北後，過黃河東征時，我又反對了毛澤東同志的意見。
總之，在內戰時期雖有曲折，但總起來我應該是“左”傾機會主義的重要代表之一。
在西安事變後，利用了當時的條件，出國開刀治傷口，1938年回延安。在六中全會上傳達了國際指示，沒有歪曲這些指示。在全會上擁護了毛澤東同志的報告，反對了抗日戰爭時期的王明路線，被任命做軍委和總政治部主任的工作。這段時間，基本上執行了主席的指示。
延安整風前，就得了帶傷性的腸胃病，入醫院治療，可惜未參加整風。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我寫了一個短的檢討信給中央，1946年又出國治病（腸胃病和X光燒傷）。1947年回東北參加工作。1949年初參加了七屆二中全會，對過去的錯誤作了口頭檢討，當時中央批准了這個檢討。
對於60年代初他提出的所謂“三和一少”問題，王稼祥在1969年1月25日的檢討書中是這樣寫的：
在七千人大會上，我們偉大領袖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在自己的報告中提出赫魯曉夫是共產主義的叛徒這個有名的論斷。我當時在內心里是不同意這樣的論斷的……雖然我不否認赫魯曉夫可以發展成為共產主義的叛徒。因為要承認當時赫魯曉夫已經是共產主義的叛徒，便立即發生同赫魯曉夫決裂的問題，因為同叛徒不能有任何合作的余地的……我便挺身而出為維護中蘇關系，來避免中蘇破裂或者至少來推遲中蘇的破裂。我說什么赫魯曉夫可以作為統戰對象來看待，這實際上是與林副主席唱對台戲！
戰爭與和平的問題。我在另外的材料中已經說明：雙方都擁有核武器來進行的戰爭是兩敗俱傷的戰爭，是沒有勝利者的戰爭，是帶毀滅性的戰爭，這種戰爭是不能夠打的，只能避免……而林副主席就在七千人大會上說過，即使有了原子彈後，最後決定勝負的還是地面上的近戰，所以對戰爭與和平問題上是……與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唱了對台戲！
我當時又鼓吹對美帝也應采取較為緩和態度，對印度反動派也主張緩和一些……當時我完全沒有用毛澤東思想統帥一切，而是相反的，完全違反了毛主席的有關教導，而和林副主席在當時的幾個著名論點簡直唱了對台戲！
我於是想想越覺得問題嚴重，於是乎，我就挺身而出，來向中央勇敢地提意見，於是乎就形成了我的“三和一少”的外交路線，於是乎我就出來糾正毛主席的有關教導和林副主席的著名論點，這是何等的狂妄呵！這的確是狂妄之極了！這簡直是發瘋了！而這是事實啊！
從上述王稼祥的檢討中可以看出：他對歷史事實的敘述是客觀的，從不隱瞞什么，也不歪曲什么，雖然當時他寫檢討不能不帶有當時的政治烙印，但他沒有把“問題”推給別人，對自己也沒有說過頭話。
“解放”變“下放”
由於“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澤東說過王稼祥的好話，加上王稼祥也寫了“檢討”，於是不久，他被“解放”了。但是，“解放”了的王稼祥，同時就被“下放”了。
1969年10月的一天，中央辦公廳的一位副主任來到王稼祥的住處宣布說：從今天起，王稼祥同志解放了，解除隔離。接着，他又宣布：根據中央的決定，你們三天之內動身去河南的信陽地區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路上有人護送，那邊的食宿已經安排好了。
到了信陽，王稼祥等被安排住在信陽軍分區干休所的一幢平房里。這座平房四周砌了兩米高的圍牆，信陽軍分區調一個警衛班負責警衛。
王稼祥住在這里，還是很放松的，他每天除了讀書，就出門散步。這里由信陽軍分區管，軍分區的領導在生活上對王稼祥很照顧，但令人奇怪的是，上邊還派了一個姓馬的管理員陪着王稼祥，王稼祥的一切行動，都要由馬管理員同意。而馬管理員對王稼祥的行動是有限制的，王稼祥散步，只能在住處附近，不能到更遠一點的地方去，王稼祥也不能隨便去商店。
王稼祥在信陽接觸到的不多的人當中，有兩個人對王稼祥更關心一些。
一個是炊事員史遂良。他對王稼祥照顧得十分精心。他知道王稼祥胃口不好，做飯時，就把飯煮得不硬不爛，很合王稼祥的胃口。王稼祥與史師傅相處得非常好。
另一個人是女醫生王斌。按規定，王醫生每個星期要來給王稼祥檢查一次身體。每次檢查身體，王醫生都非常認真，對王稼祥也十分敬重。每當她在外邊聽到一些中央的消息，就背着馬管理員，悄悄地告訴王稼祥。1970年廬山會議後，王斌聽到北京一些消息，就告訴王稼祥說：毛主席已經識破了那幾個人的野心。四屆人大要開了，你是人大代表，四屆人大召開，你就解放了。在1970年10月初，王稼祥咳嗽得厲害，還發起燒來，王斌診斷為急性中毒性肺炎。當地醫療條件有限，一時沒有好的治療辦法，她很着急。這時，朱仲麗建議她給上級寫信反映這一情況。王斌接受了這一建議，給信陽軍分區寫了一份關於王稼祥病危的報告。報告中說，王稼祥需要回北京治療，否則就會有生命危險，要求信陽軍分區發電報給黨中央、毛主席，希望能夠同意將病人送到北京醫院去治療。信陽軍分區見到這份報告，沒有怠慢，很快就給中央發去了電報。中央很快回電，同意信陽軍分區派人護送王稼祥到北京醫院治療。王稼祥於1970年10月回到了北京。
毛澤東說了公道話
王稼祥住進北京醫院後，得到了很好的治療，病情很快好轉。1971年9月13日，林彪自我爆炸。在揭批林彪的會議上，聶榮臻、周恩來先後提到了王稼祥，肯定王稼祥在中國革命歷史上的重大貢獻。這對王稼祥來說，是十分有力的幫助。
1972年6月，王稼祥夫婦與王震夫婦一起看望朱老總。朱德見到王稼祥後，十分高興。他對王稼祥說：毛主席沒有忘記你，我們都認為你是有功勞的，是在關鍵時刻立了大功的，你會很快分配工作的。朱老總實際上是婉轉地向王稼祥傳達毛澤東重新起用王稼祥的意思。王稼祥心中有數，回去後就動筆給黨中央、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信中除了自我批評外，還表達了重新出來工作的願望。信寫好後，王稼祥通過王震把信轉交給毛澤東。毛澤東看了信後，向周恩來等人講了一大段對王稼祥高度評價的話，他說：
“王稼祥同志寫了份報告給我，這樣的老干部只講過，不講功，很難得。應該很快讓他出來工作。他是有功的人，他是教條主義中第一個站出來支持我的。遵義會議上他投了關鍵的一票。王稼祥功大於過。遵義會議後成立三人軍事領導小組嘛，我嘛，你嘛（指周恩來），還有王稼祥嘛，奪了王明等人的軍權。”
毛澤東還批示，讓王稼祥參加老中委學習班，請周恩來辦。毛澤東還讓周恩來在擴大的九屆三中全會上傳達他的話。這對於王稼祥進入十屆中央委員會，起了關鍵作用。
1973年8月，中央召開十大，王稼祥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還為他配了三個秘書。十大之後，中央分配王稼祥做十大文件的俄文翻譯工作。這項工作做完後，中央又安排他進入新成立的負責外事工作的領導班子，協助周恩來搞外事工作。
在憂郁中去世
但是，十大之後，“四人幫”活動猖狂起來，他們借“批林批孔”，把攻擊的矛頭指向周恩來。1974年1月22日發表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文章《孔老二的亡靈和新沙皇的迷夢--評蘇修尊孔反法的卑劣表演》一文中，重提“‘三和一少’妖風”。雖然指的是劉少奇，但牽涉到王稼祥。王稼祥還從一些老同志那里得知，“四人幫”到處伸手，到處“點火”，把斗爭矛頭又指向了老同志。對此，王稼祥十分憂慮。
1月24日，王稼祥得到通知，要他於1月25日去體育館參加萬人“批林批孔”大會。王稼祥心情很沉重，對朱仲麗說：他們搞這樣大聲勢的“批林批孔”大會，醉翁之意不在酒啊！當天晚上，他帶着憂郁的心情睡下。第二天凌晨，他心臟病突然發作，經急救無效，不幸逝世，享年68歲。
王稼祥逝世後，中共中央於1月30日召開了追悼大會，黨中央、毛澤東送了花圈。
王稼祥沒有看到“四人幫”垮台和“文化大革命”結束，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堅持原則，沒有隨波逐流，而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進行了特殊的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