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任中央警衛團常務副團長
原載《炎黃春秋》 2014年第3期
懷仁堂抓戚本禹
1968年初，那時中央經常在懷仁堂開碰頭會，天天讀《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准備出版本）的文章，但幾次未見中央文革成員戚本禹來參加會。1月13日晚，江青的警衛孫占龍來到警衛值班室神秘地對大家說：“諸位，請出去一下，我打個電話。”在值班室的人無奈地離開了值班室，我在此工作10多年，頭一次遇到這樣的事。
我到大廳去了，見到江青披着衣服在走廊里走來走去，後來和總理又到西休息室去了；我趕忙去西院把哨兵往南移了一下位置，我對哨兵用手指西休息室讓他注意首長在里面開會。剛從西飲水處門進來，看到總理衛士喬金旺同志在門外，用手捏着總理的葯盒，咕嘎咕嘎地響。江青聽到響聲出來了，見到喬金旺就發脾氣：“我們走到哪里，你們跟到哪里，干什么？！”嚇得喬和我趕緊走開了。
這時汪東興見到我，對我說：“華方治（用手往下一按）知道嗎？”我答：“知道。”我知道什么？我只感覺氣氛緊張，像有大事要發生。至於什么事我就不知道了。他又說：“你到小休息室後邊，別跑了啊！”我說：“是。”就到小休息室後邊去了。過了一會兒，我聽到小休息室里邊嚷嚷起來了，緊接着門開了，看到警衛參謀陳銀德和科長高雲江架着銬着雙手的戚本禹。戚大聲對姚文元說：“姚文元同志，請你代我問江青同志好。”戚被推進一輛上海牌小車開出了懷仁堂。
緊接着周總理、楊成武代總長召集懷仁堂警衛服務人員在東休息室開會。總理首先問：“你們誰是負責人？”我指警衛科長丁鈞說：“丁科長負責。”丁科長又指我說：“華大隊長負責。”總理一看我們互相推就說：“你們兩人負責吧。”又說：“今天的事你們都看到了，不管看沒看到，看到了要絕對保密，這是一條紀律，對外不能說，對你們領導也不能說，對家里人也不能說，只要中央沒公布，你們就不能對外說，要以黨性來保證，你們聽清了吧？”我們齊答：“聽清了。”
楊代總長又強調說：“你們一定要按總理指示的去做，要嚴格遵守保密紀律。”
接楊成武住地警戒
1968年3月23日晚，我在五中隊蹲點，部隊已熄燈就寢，突然通知讓我去團會議室開會，會上何振才副團長傳達說：“楊成武犯了錯誤，中央決定讓我們接他住地的警戒，由衛戍區一師陳師長負責移交，干部大隊五中隊抽出一個區隊由華方治負責前去接受。”我回五中隊很快集合了一個區隊帶上了洗漱用品，乘卡車到了什剎海前，部隊下車，陳師長已先到了。陳領着何副團長、狄福才副政委，我們到每一哨位接了哨，當時交方連長表現情緒不好，我們能理解他的心情。接着又讓警衛員交出武器，交接較順利。當各種交接完畢時，王新亭副總長、邱會作、李作鵬在大門外問：“警戒交接完了嗎？”答：“完了。”他們軍委辦事組的人去楊成武的樓上，讓楊到大會堂開會，楊大罵邱會作、李作鵬沒有良心，當初他是如何保他們來的，楊被催着往外走，楊的小女兒抱着她爸的大腿不讓走，最後被拉開，楊隨王、邱、李上車去大會堂了。
家里由軍委辦事組派人清點文件，讓楊的夫人、孩子和工作人員都集中在大會客廳里。這時楊夫人由兩個孩子攙扶着在大廳走來走去，大罵這是軍事政變，從大廳出來指着我罵：“你們搞政變，將來沒好下場！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林副統帥決不會輕饒了你們！”她女兒說：“媽，別罵人家，他們是執行命令。”
這時她大女兒說：“我有關節炎，沒穿襪子，能否讓我回宿舍拿襪子？”我答應了她的要求，派兩個戰士隨她一起取回襪子。楊的女護士、廚師帶領大伙呼口號，背語錄，抗議對他們的處置。
區隊在走廊上席地而睡，飯由中隊做好用三輪車送去。後來我回部隊了，區隊在那兒住一個星期的樣子就撤回了駐地中南海。
抓捕“四人幫”現場見聞
1976年10月6日下午，我從中南海東八所洗澡回來，值班參謀告訴我：“局警衛處丁志友處長來電話找你。”
我問：“他說什么了？”
答：“沒有說。”
於是我便打電話給丁處長，問丁：“你找我了？”
他說：“有事和你商量。”
我說：“我到你那里去。”
丁說：“我去你們大隊部。”一會兒，丁處長來了，我們倆到大隊部會議室。丁問：“今晚中央常委在懷仁堂開會，布置會場警衛的通知你知道了嗎？”
“知道了。”
“今晚會議很重要，能否都換成干部哨？”丁說。
“都換干部哨二中隊干部不夠用，需從大隊范圍調。”我說。
他說：“那就不都換了，只換幾個關鍵的。”
經研究，大廳內換上副指導員馬慶忠；東南便門副隊長孫保國；大門口以往都是戰士哨，為了表面上不顯示異常，放一個分隊長；中南海西門由指導員錫良慶和一區隊干部負責。其余原定的方案不變，本應7點加好哨，我6點半就到了現場。不一會，二中隊隊長馮德振也帶領值勤干部戰士到了現場，按預定方案進入各自位置。我和馮隊長對懷仁堂會場安全和警衛部署進行了檢查，一切都無問題。
不一會，負責抓捕“四人幫”的各組汽車開進了懷仁堂東院，規定：汽車大燈一亮，東南便門立即打開，其他車輛都停在中南海西門里的變電站隱蔽起來。
汪東興和隨同副局長武健華及汪的秘書孫守明也來了，汪東興對我說：“華方治，你在哪？”
我答：“我負責全會場的安全，並具體負責大門和東南便門。”
“別管那兩個門，重點管一個。”
“是！”我回答。
汪及武、孫進大門里去了。
葉劍英老帥來了。他下車後和副局長鄔吉成握手，又和服務員握手寒暄、談笑風生，顯得異常興奮，進了懷仁堂。緊接着華國鋒從游泳池方向步行來了。
7點45分左右，王洪文來了，待他進大門時鄔吉成副局長叫住了王的警衛員，讓他到東南面司機休息室開會。我趕忙去東南便門，幾分鍾光景看到王洪文銬着雙手從懷仁堂東飲水處便門被架進了紅旗轎車里。看此情形，我和孫保國都看着對方笑了。車燈一亮我們兩人一人開一扇門，車開出了便門，向萬字廊方向開去了。
這時張春橋來了，進大門時，鄔副局長同樣讓張的警衛員開會去了。我又再到東南便門，一會兒，看到張春橋與王一樣從飲水處便門出來（張未上銬），由兩個人緊靠着推進了紅旗車。車燈一亮，我和孫保國又開了門，車同樣向萬字廊開去了。我正在興奮之時，武健華副局長匆匆出來對我說：“華方治，別撤警戒，姚文元馬上來。”
我說：“好！”
十幾分鍾後，姚文元來了，他“噔、噔”地快步上了懷仁堂大門台階，鄔副局長又把姚文元的警衛員叫到了司機休息室。我又去東南便門，看到姚被架進了備好的汽車，按以往的做法，開門、車出門後同樣向南開去了。後來聽說給姚上銬時他大喊警衛員。這位“理論家”也不想想，在中央的心臟懷仁堂抓你，即使喊來警衛員你們能抵擋得了？
汪東興從懷仁堂出來大聲說：“華方治，怎么201（江青住處）的車還沒出來？”“我不清楚。”我答道，馬上跑步向寶光門去了。
我看到江青住處門前燈全開了，車都停在那里，沒有看到有人上車像要開車的樣子。這時，武健華、孫守明都跑步向201方向去了。在此前武還問我，從201到八區（官園新建的首長住宅）出西門好，還是出西北門好？我說都方便。
不久，從201開出的車隊經懷仁堂門前出了中南海西門。至此，震驚中外的抓捕“四人幫”的行動算是圓滿地結束了。
汪東興給李先念打電話興奮地說：“先念同志，我們又打了一個大勝仗啊！”
緊接着，首長又分別找了耿飈、遲浩田、吳忠等人談話，9點40分首長們離開了懷仁堂。
懷仁堂又處於寧靜之中。
廬山會議後，繼續批斗彭德懷
1959年，廬山會議決定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為反黨集團後，8月份在中南海同時召開兩個會議：國務院小禮堂開外事口會議，批斗張聞天；在懷仁堂召開軍委擴大會議，批斗彭德懷和黃克誠，捎帶洪學智。
會議從8月18日開始，到9月12日結束，中間有幾次休會，實際開會時間約半個月。我從始至終，參加了會議警衛工作，還能回憶起會議的一些情景。
會前，主席團在懷仁堂東休息室開會，會議開始，主席團在主席台上就坐，執行主席在主席台前一排。毛主席和林彪沒有參加會，朱德、賀龍、陳毅等坐在主席台上，彭德懷身穿黑色中山裝坐在下邊。執行主席我記得有許光達、蘇振華等坐在前排。會議主持人宣布開會說：“我們今天開會，面對面地和彭德懷同志作斗爭……”會議多是提問題，讓彭回答，有時不滿意答復，形成吵吵嚷嚷的起哄，開始彭老總還是很氣憤地和一些提歪理的人爭辯，如：一個帶眼鏡的少將，起來質問彭老總：“你拜會赫魯曉夫時說‘代表黨中央、毛主席問候他’，你有什么資格代表毛主席？”彭老總很氣憤地回答：“我是軍事代表團團長，當時還是政治局委員，出於禮貌，我為什么不能代表毛主席？”把那位當過武官的外交官將軍頂得啞口無言。
會議的調子主要是指責彭老總反黨，說他“是魏延”，“頭的後腦勺上長着反骨”。而沒有一個發言涉及實際工作中的重大失誤之類的問題。開始彭總在下邊坐着，回答問題時站起來。後來讓他和黃克誠上主席台，在前排執行主席桌子兩頭坐着，各放一擴音器，隨時回答問題。
會議後期，有人批評朱老總，說他有野心，說每次黨內右傾都有他的份。朱總講話時答：“我總認為，都是幾十年的革命同志，怎么會反黨呢？”
會議結束那天下午，毛主席、林彪到會並講了話。
為彭德懷看新居
彭老總在軍委擴大會議被批斗後，不能在中南海居住了，中央決定他搬出中南海永福堂。
1959年國慶後，上級派警衛局和警衛團的相關人員（局里有田疇副局長、警衛處曲琪玉處長，團里警衛科長王少微和警衛參謀華方治），乘車去海淀掛甲屯村，該村位於北京大學西，西苑東，叫吳家花園的地方。在掛甲屯村的南邊，緊挨村邊，花園的面積很大，方圓有二三華里，里邊房屋不多，西北角一處正在修理的房子，是給老總和他正在上大學的侄女住的，因老總腿有關節炎，工人正在裝木地板，院內還有一條東西流向的小溪。
走過木橋，有一處當時不用的建築，通過幾道隔音的防護門，進去有幾間房間，據說此處曾為一個秘密電台。准備給彭總住的房子，李克農上將曾住過。
除了兩處建築，剩下都是可耕種的田地，有的已種下菜和庄稼，但是邊上還有不少長滿草的荒地。後來聽說彭老總居住期間帶領工作人員開墾這些荒地，種了很多庄稼和蔬菜。
有一位50多歲的老同志，負責照管院落，兼種蔬菜和庄稼，周圍有兩米多高的圍牆。
田副局長說：“楊尚昆主任傳達中共中央的決定，彭搬住新居，給他配一輛吉姆車，每周給他放一次電影。”彭總說：“我已經不工作了，不需要車了，如果有事用車，我臨時要。”楊主任堅持要給他一輛吉姆車，彭總說：“那就不要吉姆車啦，來一輛小型勝利牌車就行了。”楊主任說：“老總，中央已經決定了，就別變了。”老總再沒有說什么。
這是幾十年前的事了，現在寫這記憶中的往事，感到難受得很。老總只不過是為人民的利益，說了實話，卻遭到如此下場，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令人痛心的遺憾。
中南海“破四舊”
在文革初期，到處都在轟轟烈烈地搞“破四舊”。
1966年8月的一天，西門警衛報告：“門外來了一隊紅衛兵，要進中南海砸‘四舊’。”我急忙趕到門外一看，有三四十個中學生紅衛兵，多數身穿軍服，頭戴軍帽，腰扎皮帶，臂戴“紅衛兵”袖標，舉着紅旗，有的還拿着木棒鐵棍。我讓他們停在門外，找帶隊的問：“你們有什么事？”一女學生說：“要進中南海砸‘四舊’。”那時，是造反有理的時期，我無權答復他們。我先請他們稍等，然後將他們的要求和門外的情況報告領導，一般領導對此突然出現的問題都不敢決定，最後上報了毛主席，主席答復：“那就讓他們砸吧。”領導經過反復商量，最後告訴我答復內容：“我們中南海里也有造反派，我們一定按你們的要求認真地砸中南海的‘四舊’，請你們放心，我們一定會做得好的。”他們聽了我的答復後倒是很聽話，拉着隊伍走了。
中南海機關立即開會，分頭行動，有的向北京市求援，需大型吊車和載重卡車。把新華門、勤政殿、銀安殿前的石獅子、懷仁堂前的景泰藍銅獅子連夜運到萬壽路一機關空院放起來。機關動員工作人員，部隊調動干部戰士把瀛台、勤政殿、豐澤園、春耦齋、居仁堂、東八所、萬善殿、懷仁堂、西花廳、紫光閣、武成殿等所有匾額、楹聯統統摘下來，運到中南海靜谷假山上的幾所空房里放起來。除了古建築房頂上的文獸沒動外，大部分的“四舊”真正徹底“砸”了，中南海是如此砸的“四舊”。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領導決定新華門的石獅子搬回原地，懷仁堂門前的景泰藍銅獅子被外交部請去服務了，瀛台、勤政殿、豐澤園、春耦齋、東八所、萬善殿、懷仁堂、西花廳、紫光閣、武成殿等所有匾額、楹聯又掛回原處。由於中南海以特殊手段“砸四舊”，使這些文物完好地保存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