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6日與9日，美國空軍對廣島和長崎投放了兩顆原子彈。這種現代戰爭武器以其可怕的摧毀力，徹底擊潰了日本政府與軍隊准備將侵略戰爭繼續下去的意志，迫使其無條件投降，干凈、利落地結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本來，作為人類史上迄今為止唯一遭受原子彈轟炸的民族，日本應該痛定思痛，深刻反思這個事件的前因與後果。然而，人們看到的是，日本人一直根據自己的“邏輯”來評判日本遭原子彈轟炸問題。原子彈問題居然成了日本塑造自身“戰爭受害者”的素材，被反復利用；日本政客以其島國慣有的小聰明，以實施偷梁換柱的手法，厚顏無恥、不擇手段地搶占道德制高點，借此淡化乃至掩蓋其戰爭加害者形象，以求模糊乃至隱匿日本對亞洲各國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如何客觀地認識日本遭原子彈轟炸問題？原子彈事件已經過去一個甲子有余了，應該將這一事件置於整個歷史過程加以審量，而不是孤立地、片面地盯在原子彈巨大殺傷力帶來的破壞性上。
日本投降前夕，除了派往太平洋戰場的數量龐大的軍隊，還有大量軍隊正在亞洲各國殺人放火、奸淫擄掠，僅在中國戰場仍有100余萬以上。這些充滿武士道精神的日本軍人，經過多年的殘酷廝殺，已經養成殘忍、嗜血的習性，越是面臨不利局面越是瘋狂。因此，在這些獸軍面前，亞洲各國人民面臨的危險空前嚴重。日軍除了在中國大陸制造無數針對無辜百姓的屠村、屠城事件，對盟軍戰俘進行的集體屠殺也頻繁發生，僅在巴甘省的死亡進軍中，7000名美軍和菲律賓戰俘慘遭毆打、槍殺、被刺刀捅死，或慘死於疾病和飢餓。據日本的公開資料顯示，二戰中印度尼西亞約400萬人被殺，越南200余萬，菲律賓111萬，緬甸30余萬，新加坡15萬。就在廣島遭受第一原子彈轟炸之後、美國空軍即將把另一顆原子彈投在長崎時，日本的軍政要人還在皇宮的防空洞里召開最高戰爭領導會議，主張“一億玉碎”、“本土決戰”。就日本政府及軍隊的好戰本性而論，不使日本付出沉重代價，不對其形成致命威懾，日本絕不會放下屠刀。相反，日軍對亞洲各國無辜民眾的屠殺勢必更加瘋狂，更加血腥；在日本獸軍瘋狂的屠刀面前，亞洲各國民眾付出的代價勢必更為慘重。在這種事態之下，采取任何手段迫使日軍停止瘋狂而血腥的屠殺，無疑都具有充分的合理性與正義性。
就盟國軍隊在太平洋戰場發動的反攻而言，以特殊威懾手段徹底摧毀日本決策集團的抵抗意志，不僅對盟軍有利，而且在客觀上也對日本本土的民眾有利，換言之，如果美國不使用原子彈，不僅盟軍要付出極大的傷亡代價，日本方面（包括軍人與平民）也要付出更大的傷亡。由於日本軍人都接受過軍國主義教育，受武士道精神影響根深蒂固，在戰場形勢呈現絕望狀態的情況下，其行為更為瘋狂。正如兩次參加轟炸日本本土的美軍少將查爾斯·斯文尼1995年5月11日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講時所指出：“隨着美國在廣闊的太平洋向日本緩慢、艱苦、一步一流血地進軍，日本顯示出自己是冷酷無情、桀驁不馴的殺人機器。無論戰事是多么令人絕望，無論機會是多么渺茫，無論結果是多么確定，日本人都戰至最後一人。為了取得可能大的光榮，日軍全力以赴去殺死盡可能多的美國人。”事實確實如此，僅以美軍傷亡計，塞班島戰役美軍陣亡3000人；硫黃島戰役美軍陣亡6000人，傷21000人。戰爭進入最後階段，雙方的傷亡越來越大，沖繩戰役中，美軍12513人死亡，38916人受傷，10萬日本守軍共有95000人死亡，琉球平民死亡14萬之多。
隨着戰爭接近日本本土，日本舉國上下已決心孤注一擲。1945年日本約有7000萬人口，可動員的兵力高達700多萬，雖然這些士兵的素質、武器裝備很弱，戰斗力也不高，但武士道精神很重，要擊敗他們絕非易事。正如麥克阿瑟對杜魯門總統所說：“盡管美國在戰場上處於優勢，但要想實行日本本土登陸作戰，至少還需要100萬援軍。”如此龐大數量的兵力對決，其傷亡人員可以想見。有人做過估計，由於是在日本本土決戰，日本軍民死亡數量可能會超過500萬，如果戰爭久拖不決，很可能超過1000萬。加上美軍的全面封鎖，飢荒與疾病的威脅，也會使日本軍隊，尤其是平民付出沉重的死亡代價。日本當局以700萬日軍為賭注，心存僥幸，幻想時來運轉，贏得轉機，只有在這些日軍大多被消滅以後才會投降。就此而論，以非常手段使日本戰爭當局盡早地意識到拒絕投降的可怕後果，無疑是最優選擇，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挽救日本的善舉。兩相比較，以原子彈轟炸進行威懾，迫使日本當局徹底放棄幻想，立刻停止戰爭，乃是不得已而為之、雖則殘酷實則對日本與盟軍都有利的最佳手段。以日本人的精於算計，不會不明白這個道理。
2013年5月21日韓國《中央日報》發表文章稱，稱美國向日本投擲原子彈是“神的懲罰”。此文在日本引發軒然大波，日本大使館於22日向該報發出抗議，日本內閣官方長官菅義偉在23日指責，“韓國媒體的表達明顯是無知的體現。就因為我們(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個遭受過原子彈的國家，而持有那樣的認知，堅決不可原諒。”日本官方對韓國媒體的回應，讓我們看到了日本在原子彈問題上堅持的“日本邏輯”：原子彈是一種可怕的非人道的武器，日本是迄今為止唯一遭受過原子彈轟炸的國家，所以，人們必須表示同情，否則，就是“堅決不可原諒”。然而，日本人卻避開一個關鍵問題：為何招致這樣的後果？要知道，對於原子彈問題，這才是頭等重要的問題，不回答這個問題，一切所謂的道德評判都無從談起。一個無惡不作的歹徒遭人痛打，裝出一副可憐相要求人們同情，而故意隱瞞致使自己挨打的累累惡行，不僅荒謬，而且可惡。然而，這個無可回避的關鍵問題，卻被日本刻意回避了。
韓國媒體說日本受到原子彈轟炸是“神的懲罰”，是神學因緣論觀念的一種表達，無非是說日本在二戰中的暴行招致原子彈轟炸這樣的懲罰，乃是咎由自取、罪有應得。而日本的反應則是“高度藝術化”：它把自己裝成了一個天真爛漫的純情少女，無端遭受歹徒的強暴，蒙受了天底下最大的冤屈，好像人們不表示同情，就是全無心肝、喪心病狂、天理不容。事情真是如此嗎？
我們已經說過，在二戰晚期，日本軍隊在亞洲各國無辜民眾的殘酷殺戮已經超出人類的想象，采取非常手段迫使日本停止暴行，具有不可置疑的必要性與正義性；同時，避免盟軍在日本境內對日作戰，無論對盟軍還是日本，在客觀上都是有利的。較之其他手段，兩害相較取其輕，使用原子彈無疑是不得已而為之的最佳選擇。因此，對問題的認識就只剩下一個問題：對原子彈轟炸下喪生的日本民眾，應該采取何種態度？
毫無疑問，從單純的人性角度，任何人的生命都值得尊重，對遭受原子彈轟炸傷害的日本民眾的生命也應持此種態度。然而，作為傾全國之力對外發動侵略戰爭的日本民族，每個人都脫不了利害干系。且不說二戰之前，日本全國民眾人人分享了對外掠奪的巨額財富，尤其是甲午戰爭從中國掠奪2.3億兩白銀的龐大賠款——相當於清朝年收入的3倍，日本年財政收入的4.5倍——的實際好處，僅是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對中國東三省的占領與資源的掠奪，哪一件沒有日本民眾的積極參與和支持，日本民眾哪個沒有從中獲得巨大的實際利益？七·七事變以來的日本全面侵華戰爭，如果不是得到日本國內民眾舉國若狂的支持，又何以發動起來並加以維持？從積極灌輸軍國主義而發動戰爭而論，民眾參與戰爭是被動的，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人們說，真正的戰爭罪魁是日本政府與軍閥。但從歷史實際而論，日本的對外侵略戰爭是全民族行為，日本的民眾也是侵略行動的狂熱參與者，絕非與戰爭罪行無緣的無辜者。一個家族的全體成員支持家中的壯丁去打家劫舍、殺人越貨，對所獲贓物人人分享，乃是全體犯罪，任何人都不是清白者；對受到的懲罰自然全體承當，根本談不上“無辜”。
日本的母親們將孩子送上前線，支持他們去殘殺鄰國無辜生命 日本婦女在街頭積極收集縫制的“千人針”贈送士兵，鼓舞斗志
其實，許多日本人是明白這個道理的。一位侵華老兵晚年與一位中國留日學生交談時說過一段話：
“當時（日本）進行的教育叫‘愛國主義教育’，後來稱其為‘軍國主義教育’。當時整個國家教育每一個國民，為了日本和天皇，要隨時准備犧牲，奉獻自己的一切。所以，你可能也看到過一些電影，那時送軍人出征，真的是像送英雄上戰場一樣，全村的人都歡天喜地，我那時也是這樣，全村人來送，覺得自己特別光榮…… 日本當時為什么會發動這么一場錯誤的戰爭？現在回想起來，主要是當時整個國家陷入了一種狂傲的狀態，覺得經過明治維新以來的發展，國力強盛，可以征服亞洲，可以搶奪亞洲各國的資源為自己所用。那時天皇發瘋，軍部發瘋，國民也發瘋……”
他特別中國人所持的一種觀點：
“中國有一句話‘日本人民也是戰爭的受害者’，我是不贊同的，因為事實上，當時的日本人民也是加害者。沒有國民的擁護和支持，這一場對外侵略戰爭是打不起來，或者說，規模不可能擴大到那么大。”
這位良心發現的昔日“鬼子”，終於在人生歷程的最後階段，不堪道德良心的重負，道出了歷史的真相。
實際上，這幾乎是大多數日本人都心知肚明的事實。針對中國人習慣把日本軍閥跟日本人民分開的說法，日本的一位教授宮原曾當面糾正過中國學者，他說：
“你們把日本人與軍閥分開也許是好意。但這並不公平，因為戰爭是全體日本人的共同意志。”
可以說，正是全日本民眾的積極參與，日本的戰爭機器才得以發動與維持運轉。就日本戰爭機器所犯下的罪行而言，日本全民是一個加害者的命運共同體，無人置身於外。正是基於二戰時整個民族對納粹暴行難辭其咎的清晰認識，戰後的德國進行了深入的全民反思與懺悔，而日本沒有。
在這個事實真相面前，日本人還敢煞有介事地宣稱自己是原子彈轟炸無辜的受害者，理直氣壯地譴責原子彈轟炸對自己的不公嗎？日本人還有勇氣說韓國媒體的“神的懲罰論”是“無知的體現”，因而“堅決不可原諒”嗎？
日本的學校教室成為了軍需工廠支持戰爭 日本國內婦女參加軍事訓練，准備對盟軍作戰
每年的8月6日，日本都要舉行高規格的祭奠活動，“反省”原子彈事件，但在這些活動中，反思日本在二戰中犯下的暴行、期盼世界和平這個中心主題往往被沖淡，取而代之的是，刻意突出原子彈對日本的傷害，日本面臨的核威脅，而日本為何遭受原子彈轟炸這個無可回避的問題卻被刻意回避，很少被提及。很顯然，日本人的內心沒有徹底的自我反省，更沒有自覺的懺悔。
如果說反思原子彈事件，是緣於對人類生命的尊重，那么，日本為何對死於日軍屠刀之下的亞洲各國的無辜平民無動於衷、漠然處之？為何不敢直面日軍在中國犯下的人神共憤、令人發指的暴行，乃至百般抵賴、公開否定？時至1998年，還有一位日本歷史學家在哈佛大學演講《幻想中的南京大屠殺》，公然否認大屠殺的事實。美軍的兩顆原子彈造成日本本土28萬多人死亡，日本人耿耿於懷，刻骨銘心，為何死於日軍屠刀下的30萬無辜南京市民，包括手無寸鐵的婦女兒童的生命，在日本人眼中就一錢不值？較之客觀上參與了日本集體施暴行動的長崎、廣島市民，那些真正無辜、純潔的南京市民，難道不是更值得日本人懺悔、謝罪嗎？很顯然，“日本邏輯”不允許他們這樣思考問題。
日本獸兵以殺人為樂 日本獸兵在南京競賽殺人
日本人的行為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民族性格。美國人類學家魯斯?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一書中對日本人的性格做過刻畫：“日本人生性極其好斗而又非常溫和；黷武而又愛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禮；頑梗不化而又柔弱善變；馴服而又不願受人擺布；忠貞而又易於叛變；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十分歡迎新的生活方式。”日本人性格中的這種矛盾性源於日本人的生活哲學：對強者的極端敬畏，對弱者的極端蔑視。日本雖然很早就從中國出入了儒家思想，但日本人沒有吸收儒家思想的最可珍貴的核心價值“仁”、“仁愛”，所以，對弱者的憐憫與尊重，在日本人的觀念中是幾乎沒有地位的。於是，日本人的性格就表現為：在弱者面前逞凶斗狠，而在強者則恭順溫和；在弱者面前黷武，在強者面前顯示美善；對弱者倨傲自尊，對強者則彬彬有禮；在弱者面前頑梗不化、桀驁不馴，在強者面前則謙恭善變，刻意逢迎；對強者馴服且恭敬，對弱者逞強且蠻橫；視強者為可以靠因而忠貞，視弱者無用故可棄之如敝履；羨慕強者的生活方式而歡迎，鄙視弱者的生活方式故自視甚高……。近代西方的“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社會達爾文主義更強化了日本人“尊強欺弱”性格的正當性。
不過，可以為這種刻畫進行補充的是：日本人極端認真而又異常曖昧。這一點清楚地表現在：對自己所受到的傷害，日本人刻骨銘心，念念不忘；不僅不忘，還極盡能事、精心設計出一種讓人感動落淚的歷史悲情。原子彈問題就是極為明顯的例證。對於廣島和長崎遭到原子彈轟炸，日本人的態度可謂極為認真嚴肅，每年都鄭重其事地舉行紀念活動。結果，在日本人苦心孤詣的經營之下，日本作為戰爭發動者的猙獰面目幾乎被完全遮蓋，由殘暴加害者到可憐受害者的驚人轉變在悄無聲息中完成了——一個精心設計、夢寐以求的目標實現了。
與這種極端認真相輔相成的，是日本民族的異常曖昧：如日本的一些歷史教科書將價值判斷清晰的“入侵中國”，換成一個無價值判斷的中性的“進入中國”——經此轉化，一群由日本天皇及國家組織起來的開着坦克、大炮，手持機槍與屠刀的倭寇，立刻轉化成了衣冠楚楚、笑容可掬、和藹可親的友好訪客；而日本首相的一句“侵略定義未定論”，則將黑白分明的侵略行為變得模糊不清。對於實在無法否認的事實，日本人則盡量以曖昧描述降低其清晰度，如將南京大屠殺稱作“南京事件”，以減弱其血腥色彩；或者含糊其辭地說，殺害了包括戰俘，婦女兒童在內的許多市民，然後在腳注說受害者數量有爭議，以增加讀者心理判斷上的模糊性；至於對日軍殘暴行為的描述，則一概付之闕如。對於慰安婦、細菌戰等罪行，也同樣是小而化之，極盡曖昧。一句話，在日本對其他民族所施加的傷害與災難問題上，日本人都個性鮮明、毫不含糊地展現了其曖昧性。在這種曖昧性面前，日本的正面形象最大程度地得到維護。
不過，在歷史的明鏡面前，靠小聰明玩弄歷史事實，以維護自己刻意塑造的本民族的“偉大”形象，往往適得其反，到頭來只能成為人類史上的大笑柄。日本應該好好學一學德國人的智慧，多一點人類正常的思維，懂得按照人類普遍接受的邏輯做人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