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回忆1950年代中国干部特权

  一个美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却卷入了狂飙突进的“文革”风潮,甚至一度成为单位造反派领袖。这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如何经历群众运动的狂喜和幻灭,又如何反思?
  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已有一百多年历史,未来二十年或许是中国现代民主建设最关键的时期。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我们应从历史中汲取宝贵的经验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一百多年中,全国规模的“民主尝试”有两次,一次是辛亥革命后民初议会政党政治,另一次是“文革”初期的群众造反运动。这两次尝试有很大的不同,但都失败得很惨。民初议会政党政治实际上只是少数精英知识分子、上层政客、军人的游戏,并没有广泛的群众参与,只带来了军阀混战;“文革”初期的群众造反运动确实有广泛的群众参与,其失败除了高层的因素外,群众本身在民主理念、行为习惯和综合素质上的不足或许是更重要的原因。
  我常常惊异于为何在像北大、清华这样的中国最高学府,“文革”中兴起的各群众组织也不能通过民主选举的文明方式建立秩序,而是选择以惨烈的武斗解决分歧,而且即使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劝阻下,武斗也始终难以平息,最后靠高层派军宣队、工宣队强行进驻缴械才解决问题。
  李敦白是一个美国人,从小就建立起基本的自由民主理念,同时他又非常深入地参加了“文革”,甚至成为单位造反派的领袖,在“文革”初期北京造反派中很有影响。所以,他对“文革”中群众民主尝试的观察相当深刻犀利,对于关心民主建设的中国人来说,这是相当珍贵的历史记录。
  李敦白出身富裕家庭,是一个单纯、富于同情心的美国左翼青年,参加过美国共产党。他在二战期间参军,因学过中文被派到中国战区,对中国革命发生了兴趣。退伍后,李在宋庆龄、周恩来的帮助下到了延安,决心投身中国革命,并且由李先念、王震做介绍人,经中央五大书记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主要担任中共对外宣传广播的英文翻译工作。但是,在革命接近胜利的1949年,受斯大林炮制的斯特朗间谍案牵连,李敦白遭到6年多的单独监禁,直到斯大林去世两年后才平反释放。这样惨痛的冤屈并没有摧毁李敦白对中国革命的信心,他没有选择回美国,而是决定留下来参加新中国建设。李敦白也因此获得了中共的信任,受到很高礼遇,担任广播事业局高级外国专家,负责对外英文广播稿的把关,月工资高达600元,是普通中国职工的10~15倍,超过了国家主席毛泽东。这使他过上了优裕的生活,有大笔的余钱购买许多昂贵的明式红木家具。毛泽东曾两次当面向他道歉,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他的生活也未受影响,还被吸收进《毛泽东选集》英文翻译工作组。
  接下来,他见证了“文革”初期的群众民主,并热情深入地参与其中,以其独特的视角,为我们留下了富于启发性的观察和思考。(下文引用的材料均出自李敦白、阿曼达·贝内特著,丁薇译《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对优裕生活的自责,对官僚等级制度的失望
  李敦白是一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相对于普通的中国人,非常优越的生活并没有让他感觉自在,他拥有的级别反而让他觉得违背了共产主义理想。有一天在报纸上读到焦裕禄的故事,他受到极大的心理冲击。
  他写道:“这位名叫焦裕禄的书记,简直就是我理想中的完美榜样,也符合党一贯的要求。他不只坐在办公室里,而是每天走在泥泞的乡村小路,听取农民的倾诉,询问他们的状况……读完报道时,我发觉自己已经泪流满面。这才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表现,这才是为人民服务。” “我不禁悲从中来。突然间,自己过去几年的生活露出自私和腐败的面目。我低头看看自己的便便大腹,这就是过去几年养尊处优的结果。”
  “我们这群人有特别的住房,特别的伙食,还有专车……我痛恨自私自利的官僚,但是自己其实也成了脑满肠肥的一员,我感到深深的后悔和自责。”
  “难道就这样下去吗?从大学时代到现在,26年过去了,我一直自认是马克思主义信徒,一个愿为人民服务的人。难道我愿意晚节不保,让自己蜕变为资产阶级特权分子?我没能信守自己为革命奋斗的理想。我一向鄙视伪君子和骗子,可如今只怕自己也要落到那步境地。”“第二天,我就搬出了独立的办公室。”
  但是,官僚等级体制已经形成,李敦白想凭借个人理想摆脱制度的行为遇到了重重阻力。他写道:“我的部分转变也令某些人不高兴。例如当我向上级要求工资降低一半时,就遭到坚决反对,最后我只得说,我会在银行开个账户,把一半工资存到这个用假名开立的账户中。我也避免坐专车,改骑自行车往返友谊饭店。于是一个安全部的领导特地来劝说我不要这样做。”“当我决定恢复定期体力劳动,去单位对面的地铁工地挖土时,党组织也发话了。‘让我们的外国专家到工地劳动,对我们而言是个安全问题。’……”
  “我的下一步行动更厉害。我把家里漂亮的古董家具捐了出去……对我而言,将这些古董留在自己身边欣赏,跟那些花钱雕刻它们并留在家里欣赏的富贵人家一样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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