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月，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2月，清帝宣布退位，中國結束了歷時數千年的帝制時期，開啟了共和時代。歷史似乎為近代中國的發展翻開了新的一頁，但是，歷史的進程卻不似許多人當初的期望，中國的發展沒能走上獨立富強、民主自由之途，卻開啟了軍閥爭斗、武夫治國之徑。其間之得失經緯，向為時人和後人關注。
在較為均衡的政治格局下，出現了蓬勃發展的西式民主景象，政黨勃興可謂其突出表現之一
民國成立後，中央政府的實際權力，落入北洋系軍事首領袁世凱手中。袁世凱以編練新軍起家，握有強大的軍事力量，並有多年從政的政治經驗、圓滑老到的政客手腕、遍及朝野的人脈關系。
袁世凱當政之始，已經表現出明顯的個人專制趨向，但此時革命的余波仍在盪漾，革命黨人在中央和地方仍握有一定的權力，責任內閣制與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的制度剛剛實行，輿論開放，思想活躍，袁世凱的權力受到各方牽制。在這種較為均衡的政治格局下，出現了蓬勃發展的西式民主景象，政黨勃興可謂其突出表現之一。
“朝進黨而暮脫黨，暮進黨又朝脫黨，朝秦暮楚，一人一日數變，恬不為怪，黨德政德盪然無存”
民國初年的黨派數量眾多，但這些黨派提出的政綱多數趨同，其中提出最多者為“振興實業”與“普及教育”。在這些黨派中，組織與綱領比較健全，比較具有全國性影響的黨派主要是代表革命派的同盟會及由其改組成立的國民黨和代表前清立憲派、紳商、有產者利益的統一黨、共和黨、民主黨及其後由上述三黨合並而成的進步黨。
民國初年的政黨數量雖多，然其實際多半為利益之驅動，而非主義與信仰之結合。細究民初各黨之政綱，幾難以分別其間之差別，而且政綱表述虛化，語意含混，解釋各異，難以付諸實踐。更有許多黨派全無政綱可言，而是追名逐利，而且黨員重復跨黨者甚眾，“朝進黨而暮脫黨，暮進黨又朝脫黨，朝秦暮楚，一人一日數變，恬不為怪，黨德政德盪然無存”。正因為民初黨派自政綱政策到組成成分均與普通民眾無甚關聯，因此民眾對這些黨派的興衰命運亦淡薄不問。當政治環境變化之後，在袁世凱政府的高壓之下，這些黨派毫無抵抗的能力，很快星散四方，銷聲匿跡。
對於信奉以實力說話的袁世凱而言，三權分立的西式民主形式，不過是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工具而已
民國政府體制采行責任內閣制，這也是革命黨人為了限制袁世凱的個人權力，防止北洋派獨占政權而主動采取的舉措。1912年4月，由唐紹儀擔任總理的內閣成立。唐紹儀本為袁世凱的老部下，與袁保持着長期的關系，但他當政後，“事事咸恪遵約法。袁世凱以每有設施，輒為國務總理依據約法拒絕副署，致不能為所欲為，深滋不悅”。為此，袁世凱指使其親信部下在內閣中不斷發難，與唐紹儀為難，使唐的施政備受掣肘。在此情況下，1912年6月唐紹儀被迫離任，同盟會閣員亦退出政府，北京政府內閣總理的職位很快落到了袁世凱的親信趙秉鈞手中。這不僅標志着革命派基本失去在北京中央政府的權力，同時也意味着傳統文官體制在軍人武力壓迫下的退縮，袁世凱成為北京政府的主人。此後，“事實上國務院已成了總統府的秘書廳，所有的國務員，都惟總統之命是從，國務總理的有無，本已無關緊要，不過形式上還是非有這么一個裝飾品不可”。於此亦暴露出憲政體制之約束在軍事強人實力前之弱勢。
民國初年，臨時參議院頗為活躍，多數議員對袁世凱的個人專權趨向有一定的警惕，認為“參議院萬不可為政府之傀儡”，並通過各項立法動議，對袁的個人專權形成了程度不等的牽制。不過，臨時參議院的所作所為改變不了民初的實際政治格局，袁世凱也從來沒有將參議院真正當回事。他對參議院的決議，或者是陽奉陰違，或者是置之不理，或者根本就不通過參議院而徑自行事。對於信奉以實力說話的袁世凱而言，三權分立的西式民主形式，不過是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工具而已。
“國會選舉，批評不良者多於稱道。不良的現象中，以賄選最為普遍，官僚的上下其手最為嚴重”
1912年8月，臨時參議院通過《中華民國國會組織法》、《參議院眾議院議員選舉法》等。《中華民國國會組織法》規定，國會采取兩院制，參議院議員由各省地方議會選舉產生，眾議院議員由地方普選產生。對於選舉人的資格，除了一般性的年齡(21歲)和居住年限(在選區內住滿2年)的限制外，還特別規定了對財產(有不動產500元以上)、教育程度(小學畢業)和性別(限男性)的要求。這樣就使選舉參與者的數量大大減少。據統計，選民人數大體為當時總人口的十分之一。總體而言，根據這樣的規定進行的國會選舉，有利於少數傳統精英士紳階層進入政治上升通道，而剝奪了多數普通民眾的參選權。其後選出的國會議員多是“‘原清政府的官吏’(包括參加新政權的舊官吏)和‘士紳’出身的，與封建經濟、政治、文化聯系密切的議員”。而在選舉進行的過程中，各黨派運用各種手段，上下其手，操控選舉，以獲取更多選票，本為選舉重頭戲的政見之爭反不顯眼。選舉中不可避免地出現各種舞弊行為，虛報選民、冒名投票的情況並不鮮見，金錢收買的情況比比皆是，更有以暴力脅迫投票者的情況。“綜而言之，國會選舉，批評不良者多於稱道。不良的現象中，以賄選最為普遍，官僚的上下其手最為嚴重。”此亦表明民主政治實踐非單憑理論和理想即可為，其實行需要政治、經濟、文化、社會之諸多條件，然衡諸當時中國之實際，這些條件遠非充足，引進民主政治體制之受挫或為必然。
“二次革命”的失敗，基本終結了短暫的西式政黨民主政治實驗期
1913年初，國會選舉告成，國民黨成為國會第一大黨，因此招致袁世凱和北洋派之嫉恨。袁世凱早就聲稱，只有等他“退老山林，聽諸君組織政黨內閣可也”。而國民黨在國會選舉中獲勝，為國民黨組閣提供了可能性，袁世凱自然不能聽之任之。3月20日，國民黨主要領導人宋教仁在上海火車站准備乘車回京時突遭槍手襲擊，救治無效，於22日去世。在國民黨大選獲勝和宋教仁大有可能出任閣揆的背景下，此案之政治指向甚為鮮明，無論袁世凱與此案關系如何，他都是此案最大的受益者，而北洋派壓制乃至消滅革命派的圖謀亦因此而浮出水面。對此，孫中山主張訴諸武力，但國民黨內多數人認為，應求助法律正當解決。可是，1913年5月，上海地方審判廳開庭審理此案，被告趙秉鈞等卻不到庭，審理未開始即告擱置。
“法律解決”不成，革命派對於如何處理與袁世凱的關系尚在猶豫彷徨之中，而袁世凱在政治、軍事、輿論等方面的一系列准備完成後，對革命派卻采取了咄咄逼人的強硬態度。6月間，袁世凱下令免除國民黨人擔任的江西、廣東、安徽都督職務，表明准備與革命派最後攤牌。此時，孫中山堅決主張起兵反袁，革命派內部經過溝通與協商，最終達成了起兵討袁共識。1913年7月，革命派發起討袁戰爭，也就是“二次革命”，但革命派未能爭取到反對袁世凱的廣泛社會支持，內部認識又不完全一致，處在孤立境地，不過兩個月的時間即全面失利，孫中山等被迫流亡日本。
“二次革命”的失敗，基本終結了自民國成立起短暫的西式政黨民主政治實驗期，袁世凱以軍事強人地位成為北京政府的主宰。1913年10月，袁世凱出任正式大總統，其後又通過改組政府、解散國會、制定約法等一系列動作，廢棄了辛亥革命留下的政治遺產，完成了北洋軍系對中央和地方政權的全面控制，實現其個人專權，1911年共和革命後的西式民主實驗至此亦以失敗而告終。
民初的西式民主實驗，為後人留下了非常值得研究總結之遺產
民國初年的西式民主實驗，是近代中國歷史上特定情境下罕有之個案，為後人留下了非常值得研究總結之遺產。此次實驗雖有其重要意義，如普及了民主觀念，實踐了民主操作，但最後的結局卻並不成功，蓋因當時的中國，無論是政治、經濟、文化狀況，還是民眾素質與歷史傳統，均不具備實行西式民主之條件。民國的創立者以其美好理想而引入之西式民主，雖經短暫實驗，而終因水土不服，不過一年有余即告夭折，個中緣由，實足令後人深長思之。撇開其他因素不論，革命派領導人與袁世凱之間不同的理想追求和行事風格亦為革命黨人失敗的重要因素之一。
自辛亥革命告成、民國創立之後，革命派便以建立西式民主政治為理想目標，盡其所能，在組黨、輿論、施政各方面均有所作為，但他們輕視了長期專制統治傳統在中國社會所遺留的巨大影響，過於輕信民主政治的效用。更重要的是，清末以來即日漸凸顯其重要性的實力政治原則，尤其是軍隊的重要性，被革命派基本忽視。他們主動裁減了自己的軍隊，也沒有在控制地盤方面做太多的努力。及至“二次革命”發動，面對袁世凱的優勢軍隊，革命派方才為時已晚地感受到掌握實力的重要。革命派及其領導人缺乏實際的政治歷練，空有良好的民主政治理想，而缺少實現此一理想的實力支撐，戰略戰術缺乏規劃，行事方式有欠周密，組織渙散，領導軟弱，沒有基本的依靠力量，又不善於爭取政治盟友，內部動搖不定，最後的失敗或為必然。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