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中央會議上發表講話：陶鑄問題很嚴重。
陶鑄（1908—1969），湖南祁陽人。1926年入黃埔軍校第五期學習，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過南昌起義、廣州起義。1933年至1937年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入獄。抗戰期間曾任中共中央軍委秘書長、總政治部秘書長兼宣傳部部長。解放戰爭期間曾任四野政治部副主任。建國後曾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1956年被選為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1960年起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兼廣東省委第一書記，1965年1月調任國務院副總理。
一
1966年5月，根據毛澤東主席的提議，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出決定，國務院副總理兼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兼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
毛澤東認為，陶鑄工作能力強，政策水平高，長期在地方工作，與劉少奇、鄧小平僅是一般的工作關系，是完全可以信賴的人；陶鑄敢講話，用他向劉少奇、鄧小平開炮，以貫徹自己的思想。
陶鑄履新後，毛澤東把許多重要權力交給了他。他分管中組部、中宣部、教育部、文化部、衛生部、體委、新華社、人民日報社、出版總局、廣播事業局、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前身）等，同時還參加中央軍委的領導工作。不但分管的范圍廣，權力大，而且分管的部門，多為已經開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最早波及的文化、教育、理論、宣傳部門。
1966年6月1日，陶鑄離穗北上，4日抵京後，便置身於一個很不適合他那率直性格的政治環境，身不由己地被推到運動的風口浪尖上。
陶鑄進京那天，《人民日報》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號召群眾起來進行“文化大革命”。次日，即6月2日，《人民日報》又發表由毛澤東批示在全國廣播的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還配發歡呼這張大字報的評論文章。於是，全國各地許多城市大中學校的學生響應號召，很快就掀起以校長、教師為對象的所謂“斗黑幫”的浪潮，各種亂揪亂斗的現象不斷發生，許多學校的黨組織陷於被動以至癱瘓狀態。
在中共中央第一線主持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很快就發現了這種嚴重情況，他們依據多年的工作經驗，特別是還正在全國進行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四清”運動）的經驗，認為派工作組是一個好辦法。於是，中央便向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下發了文件，要求各地向大專院校派工作組，協助學校黨委穩定局勢，解決問題。然而，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陳伯達、康生以及“中央文革”第一副組長江青等人卻主張不派工作組，認為派工作組只能支持右派。對此，雙方僵持不下。在這個問題上，陶鑄是支持劉少奇和鄧小平的，認為派工作組對正確引導運動有利。毛澤東的本意是不贊成派工作組，見陶鑄也主張派工作組，便說：可以派，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地派。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人對陶鑄的做法極為不滿。他們認為，陶鑄一到中央就站到了劉少奇、鄧小平一邊，是辜負了毛主席對他的信任和期望。後來，眾所周知，派工作組的問題成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成了劉小奇、鄧小平的“一大罪狀”。
1966年6月下旬之後的一段時間，北京一些高校屢屢發生了工作組與造反的學生之間的沖突，江青、陳伯達、康生則趁機在學生中進行挑撥，並向毛澤東作了片面的匯報。而在如何看待和處理工作組和學生對立的這些事件的問題上，陶鑄則與劉少奇、鄧小平的觀點保持一致。陶鑄還指示他分管的《人民日報》社寫一篇揭露“假左派，真反革命”的社論。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人認為陶鑄這是和劉、鄧一起鎮壓學生。
在1966年8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中央委員陶鑄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於11名常委中排名第四，在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之後，同時又被毛澤東任命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簡稱“中央文革小組”或“中央文革”）的顧問。陶鑄這個“顧問”，實際地位和權力都大於其組長、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五的陳伯達。“中央文革”是負責指導全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中樞，而這場運動的重點恰恰都是陶鑄所分管的部門。
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劉少奇、鄧小平在中央的領導地位明顯下降，尤其是劉少奇從中央的第二位降至第八位。在這種情勢下，陶鑄依然真誠地按黨的原則辦事，他認為：劉、鄧即使有錯誤，也是認識上的問題，況且劉少奇仍然是國家主席，鄧小平還是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因此，在他主管的新聞宣傳上，一如既往地把劉、鄧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來對待。1966年安排慶祝國慶節活動的報道時，陶鑄要求所有常委的照片都要見報，發現沒有鄧小平的鏡頭，他告訴新華社一定要設法補上。新華社以技術處理做了補救，即把鄧小平的頭部移到了陳毅的身段上。不久，這次“換頭術事件”即見諸傳單、大字報和紅衛兵小報，一下子群情嘩然。江青、陳伯達、康生等以此攻擊陶鑄是“中國最大的保皇派”。
緊接着在要不要把“文化大革命”發展到工礦企業和農村的問題上，陶鑄同毛澤東發生了分歧。陶鑄並不反對在工礦企業搞“文化大革命”，但他認為此舉一定要慎重，要有步驟，千萬不能影響和妨礙生產。陶鑄一直強調“抓革命、促生產”，八屆十一中全會後，他親自為《人民日報》連續寫了兩篇這方面的社論。他的這種做法遭到江青、陳伯達、康生等人的非難，說他“用生產壓革命”。
毛澤東是堅決支持工礦企業和農村搞“文化大革命”的，他認為光是學生搞不行。他曾對“中央文革”的“秀才們”講，中國現代史上革命運動都是從學生開始，發展到與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相結合，才有結果。這是客觀規律，五四運動就是這樣，“文化大革命”也是這樣。他還認為，“文化大革命”如果僅停留在學生和文化團體中搞，就要半途而廢；走資派的經濟基礎和根子就挖不深，反修、防修的問題就解決不了。他認為兩條路線斗爭的中心就是這個問題，陶鑄堅持那樣做，就是錯誤路線的代表。
二
1966年11月10日，以王洪文為首的上海造反組織——“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發動1000余名成員集體上北京，告上海市委的狀，結果被困於上海嘉定縣的安亭車站。王洪文等便卧軌攔截開往北京的第14次特快列車，造成滬寧線堵塞斷交長達31個多小時。王洪文等這樣做，是企圖擴大事態，迫使中央妥協，以利於解決他們的問題，這就是發生在文革初期的震驚全國的“安亭事件”。
事情發生後，毛澤東讓“中央文革”組長陳伯達處理這件事。周恩來、陶鑄的意見，是動員赴京的“工總司”人員回上海，就地鬧革命。陳伯達開始也接受了這個意見，當時做了兩件事：一是電告華東局書記處書記韓哲一，要華東局和上海市委頂住，不能承認“工總司”是合法的組織，不能承認卧軌攔車是革命行動；“中央文革”決定派張春橋回滬說服工人。二是致電在安亭的上海工人，指出：“你們的這次行動，不單影響本單位的生產，而且大大影響全國的交通”，希望“立即回到上海去，有問題就地解決。”又說“中央文革”已派張春橋回滬處理此事。
張春橋於11月11日深夜奉命乘專機抵滬，與“工總司”負責人接觸。13日晚，張春橋給陳伯達打電話：“工總司5條要求（承認組織合法、承認上京告狀是革命行動、告狀後果由上海市委負責、曹荻秋公開檢查、對工總司提供各方面條件）我不能不簽字，不然火車就不能通，他們就不肯回上海。”
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兼市長曹荻秋和張春橋爭執起來，曹打電話給陶鑄，請示怎么辦。陶鑄明確表示：仍然要按照周總理、我、陳伯達3人先前定的意見辦。
陳伯達卻耍了滑頭，跟江青一道讓張春橋在“工總司”的5條要求上簽了字。對此，陶鑄與陳伯達、江青一直爭執到毛澤東那里。
第二天，即11月14日，毛澤東到釣魚台召開常委擴大會，擴大范圍的參加者有“中央文革”成員和軍隊的幾個負責人，但常委中沒有劉少奇、鄧小平、朱德、陳雲。毛澤東一開始就拿出憲法念了公民權利“集會結社自由”的條文，這明顯是針對陶鑄的，因為陶鑄說過工人不能成立全市性組織。當然，這也是支持張春橋的。毛澤東接着講了認識論，說先有事實後有政策，張春橋是對的，根據事實改變了過去的政策。過去的政策脫離群眾。會上沒有人提出不同意見，陶鑄只得作檢討。
12月4、5、6日下午，在林彪主持下，連續召開3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聽取谷牧關於工交座談會情況的匯報，討論通過毛澤東叫陳伯達、王力搞的新的《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草案）》（簡稱《工業十條》）。在這3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除了圍攻谷牧外，就是批判陶鑄。王力等人指責和攻擊陶鑄用生產壓革命，陶鑄只得再次作了檢查。他說：“工業農業文化大革命問題，我要負主要責任。堅持老框框……還是結合‘四清’來搞，怕亂了生產。寫了‘抓革命、促生產’的社論。”陶鑄還檢討自己主張不搞全市性的工人組織，不贊成工人離廠串聯。他說，這一切都由於“思想上沒有解決問題”。進而表示：“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各省問題沒有完全解決，中央工作會議也沒有完全解決……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拿我這樣一個例子來批判，來教育各地，我看很好。”
林彪作了總結講話。他說，實質不是谷牧的問題，而是陶鑄的問題，是書記處的負責人堅持一些錯誤觀點，現在本人也作了檢討。他說由陶鑄直接指導的工交座談會開得很不好，是錯誤的，同毛主席思想對立的，堅持舊的一套……要讓“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國。
12月9日，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發布了《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草案）》。這個文件的下達，使“文化大革命”正式擴大到全國工交財貿各部門。與此同時，“中央文革”還搞了一個《關於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這樣，在1966年12月，“文化大革命”就擴展到工礦企業和廣大農村中去了。
1967年1月1日，《紅旗》雜志發表元旦社論《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社論指出：“一切抵制在工礦企業和農村中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論調，都是錯誤的。”“工礦企業和農村中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運動，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一切阻擋這個潮流的論調，一切阻擋這個潮流的人，都將被革命群眾送到垃圾堆里去。”這兩段話，具體和直接針對的就是陶鑄。據當時社論起草人回憶，毛澤東說：“我對陶鑄爭論的實質就是這個。”
三
王任重原是中共湖北省委第一書記，很得毛澤東的賞識，成立“中央文革”時被任命為副組長。在陶鑄上調中央工作後，中央任命王任重接替陶鑄任中南局第一書記，但仍兼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在出任“中央文革”副組長之後不久，就在幾個重大問題上與江青等人對立。因此，江青等人在“中央文革”內部排擠王任重。王心情不好，加上工作繁重，肝病復發，天天發低燒，便要求辭去“中央文革”副組長去廣州養病。對江青專橫跋扈極為不滿乃至當面頂撞的陶鑄同情王任重，同意王的請求。
1966年12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在江青等人操縱下成立的“武漢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造反隊”突然向陶鑄提出了“強烈要求”，要求他必須於當晚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他們，回答他們的問題。如果不接見，就不走。陶鑄只好答應接見他們。
12月30日接見時，這幫造反派提出了種種無理要求，被陶鑄斷然拒絕。雙方大吵起來，造反派們動手要揪陶鑄，陶鑄的警衛員就走進會場保護陶鑄，於是，造反派們便一口咬定說陶鑄動用軍隊鎮壓群眾。江青也向毛澤東報告說：陶鑄鎮壓群眾。這條“罪狀”對毛澤東觸動很大，因為搞“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發動群眾，依靠群眾，而鎮壓群眾是原則性的錯誤，那是絕對不允許的。
江青等人下決心非要打倒陶鑄不可。1967年1月4日，陳伯達、康生、江青在人民大會堂專門接見前幾天剛與陶鑄吵了架的“武漢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造反隊”的代表時，江青叫陳伯達把陶鑄問題端出來，搞突然襲擊。於是，陳伯達就對這幫造反派說：“陶鑄到中央來，並沒有執行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實際上是劉鄧路線的堅決執行者！劉鄧路線的推廣，同他是有關系的，他想洗刷這一點，但洗刷不掉。後來又變本加厲！你們到中南局去，了解了很多情況，的確是有後台的！他在北京接見你們那個態度是完全錯誤的！他是中央文革小組顧問，但對文化大革命問題，從來未跟我們小組商量過（江青插話：他獨斷專行！），是的，他獨斷專行。他不但背着中央文革小組，而且還背着中央。”陳伯達進一步煽動，“你們揭露陶鑄，揭得很好，這是給我們的支持。”
在接見現場，“中央文革”那幾個大員，一個勁地挑撥離間、煽風點火，把造反隊員的勁兒鼓得足足的。當晚，就傳出了陳伯達等人講話的“爆炸性新聞”。
接見之後，造反派們當夜就兵分三路：一路聚集北京的紅衛兵，跑到中南海圍牆外面，用高音大喇叭一遍又一遍地高喊：“打倒陶鑄！”“打倒中國最大的保皇派！”聲音震天動地；一路則到北京的大街小巷散發“打倒陶鑄”的傳單，說陶鑄“執行了劉鄧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是“中央內部最大的保皇派”等等；一夜間，全北京都知道要打倒陶鑄了；另一路人馬則急急往全國各主要城市發送電文，讓各地的造反派都起來打倒陶鑄。於是不到兩日，全國各地就都掀起了打倒陶鑄的狂潮。
1月8日，毛澤東在中央會議上發表講話：陶鑄問題很嚴重。陶鑄站在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邊，鎮壓群眾。陶鑄的問題，是“文化大革命”中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問題。毛澤東還說：陶鑄是鄧小平介紹到中央來的，這個人不老實。當時問陶鑄怎么樣？鄧小平說還可以。陶鑄在十一中全會以前堅決執行劉鄧路線，在接見紅衛兵時，在報紙上和電視上都有劉鄧的照片，這是陶鑄安排的。陶鑄領導下的幾個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要這個部那個部，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也管不了，你們管不了，我們也管不了，可是紅衛兵一起來就管住了。陶鑄的問題，我們沒有解決，你們也沒有解決，紅衛兵起來就解決了。
毛澤東講話之後，陳伯達、江青等人趁機給陶鑄扣上了兩頂大帽子：“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忠實執行者”“中國最大的保皇派”。於是，原來喊出的“打倒劉、鄧”的口號，就變成了“打倒劉、鄧、陶”。
其實陶鑄並不是1967年1月8日毛澤東講話後才被打倒的，他在1966年12月中旬就已經靠邊站了，甚至政治局常委開會都沒有他。此時距陶鑄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擢升為中央第四把手才只有4個月。
陶鑄夫人曾志（1911—1998）看到毛澤東在1967年1月8日的講話記錄稿後說：“我不相信主席說陶鑄‘不老實’，是不是將‘不老成’誤為‘不老實’？於是寫了封信給主席。主席閱後用鉛筆在‘不老實’這三個字的下面畫了一橫杠，並打上了一個‘？’。這封信後來退還給了我。”（見《陶鑄傳》，鄭笑楓著，中央黨史出版社2008年出版）毛澤東這樣做是什么意思，非常難解，這也許是反問曾志：“……你說呢？”曾志和毛澤東的關系非同一般，他們是紅軍初創時期的老戰友，在井岡山曾志就給毛澤東當過秘書。陶鑄和曾志唯一的女兒陶斯亮在2012年4月3日給閻長貴（1967年1月至1968年1月任江青的機要秘書，後被江青誣為“坐探”投入監獄）的信中，卻認可毛澤東說陶鑄“不老實”這件事，她說：“……在給陶鑄羅織的所有罪名中，只有一條是不冤枉他的，那就是‘形左實右’。這點毛已有看法，而文革證實了陶鑄的確是‘不老實’，不可靠的。”
現在來看，如果那時被認為“老實”“可靠”，就成了文革的干將和打手了。
四
毛澤東在1967年1月8日中央會議上的講話，實際是批准了陳伯達、江青1月4日所采取的公開宣布打倒陶鑄的行動。而到2月10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又批評陳伯達和江青的這種行為。毛澤東對陳伯達說：你是一個常委打倒一個常委。過去你在我和劉少奇之間進行投機，不是你個人的事，你從來不找我。又批評江青說：你眼里只有一個人，眼高手低，志大才疏。公開宣布打倒陶鑄的事就是你們二人搞的。毛澤東指示“中央文革”開一個批評陳伯達、江青的會。可是毛澤東又說，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百分之九十九是對的……不能拆你們的台。誰反對你們，我要反對他。
許多關注文革歷史的人，至今也沒有搞清楚毛澤東為什么在“打倒陶鑄”這一問題上，兩次（1967年1月8日、2月10日）講話相互矛盾。其實批評陳伯達“你是一個常委打倒一個常委”是個假命題。不論從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講，還是從實際運作講，一個“五號人物”打倒（而且是突然襲擊）一個“四號人物”都是不可能的。但在文革這種極端不正常、極端扭曲的政治環境中，“中央文革”的正副組長公開宣布打倒一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顧問，不過是“中央文革”百分之一的錯誤，或許只是時間地點、方法程度問題。否則，為什么不在批評陳伯達、江青時，順勢為陶鑄“正名”，讓陶鑄出來繼續工作呢？
“打倒陶鑄”是文革中一樁重大冤案，“四人幫”首惡的江青和反革命集團主犯陳伯達，以及“黨內大奸”康生，是直接的參與者、迫害者。毛澤東則偏信了江青等人對陶鑄的誣陷。毫無疑問，在“打倒陶鑄”這一過程中，江青等人是不折不扣的干將和急先鋒。陶鑄這樣一位黨和國家的重要領導人，不經過任何正式的中央會議，也沒有下達中央文件，就被蠻橫地打倒了。文革之亂相，可見一斑。
從1967年1月8日起，陶鑄被停止了一切工作。此後，造反派經常拉他出去批斗，陶鑄備受精神和肉體的折磨。一次在批斗時，頭上被造反派一拳打了一個腫血泡，回家後他憤慨地對夫人曾志說：“老子要是不相信共產主義，就跟他們拼了！”
1968年陶鑄患上了膽囊癌，1969年10月被強令疏散到合肥，同年11月30日在合肥孤獨地去世，死後遺體以“王河”的化名被秘密處理。陶鑄在彌留之際還向醫護人員明志：我沒有反對毛主席。
陶鑄正直剛烈，嫉惡如仇，脾氣大得很，卻寫得一手好文章，其散文《松樹的風格》長期入選中學課本，教育了幾代人。陶鑄詩作也好，其1969年所作《贈曾志》二首中的“如煙往事俱忘卻，心底無私天地寬”，已成為名句，廣為流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