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四年（1799）正月初三，89岁高龄的清高宗乾隆死了。五天之后，江南道监察御史广兴、兵科给事中广泰、吏科给事中王念孙等人参奏乾隆帝宠臣大学士和珅“弄权舞弊，僭妄不法”。
嘉庆帝不顾“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古训，下令革去和珅的职务，拿交刑部下狱治罪，正月初九，嘉庆命查抄其家产。
具体分工是八王爷（仪亲王永璇）、七额驸（拉旺多尔济）、大学士刘墉、王杰、董诰等人讯问；十一王爷（成亲王永瑆）、庆桂、盛住（乾隆的大舅子，曾做过杭州织造）查抄和珅住宅；绵二爷（定亲王绵宁，即道光帝）查抄和珅在海淀的花园（淑春园）；热河总管书鲁、姚良查抄在承德的寓所；绵懿、特清额等人查抄和珅在蓟州的坟茔。正月十一日向大臣公布了查抄和珅家的初步情况，并让内阁及督抚大臣议和珅之罪。
到正月十五元宵节这天，嘉庆帝一边奔忙于太上皇国丧，一边又传出一道谕书，公布和珅罪状，其中有数条是其家产的查抄情况：“……昨将和珅家产查抄，所盖楠木房屋僭侈制。其多宝阁及隔段式样皆仿照宁寿宫制度，其园寓点缀竟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不知是何肺肠，其大罪十三。蓟州坟茔居然设立享殿，开置隧道，附近居民有‘和珅陵’之称，其大罪十四……家内银两及衣服等件数逾千万，其大罪十七。且有夹墙藏金二万六千余两，私库藏金六千余两，地窖内并有埋藏银两百余万，其大罪十八。附近通州蓟州地方均有当铺钱店，查计资本又不下十余万，以首辅大臣，下与小民争利，其大罪十九……”
嘉庆帝谕书一经公布，诸大臣纷纷奏称和珅“丧尽天良，非复人类”， “贪黩放荡，真一无耻小人”，“丧心病狂，目无君上，请依大逆律凌迟处死”。正月十八日，内阁、九卿、文武大臣等拟定和珅按“大逆”罪凌迟处死，嘉庆帝批示说“姑且念其曾经当过首辅大臣，免于弃市，恩赐自尽”。当天晚上，受乾隆宠爱三十余年、权倾天下十一年的和珅在行刑官员的监视下用白帛上吊自尽。
贪官身上多“传说”
两百多年以来，和珅一直被视为清朝乃至有史以来第一大贪官，后人常对其家产的细节津津乐道。比如徐珂的《清稗类钞》中就记载说，福建布政司得到一根香樟巨木，粗十余围，高矗霄汉，砍伐之后从漳州运至北京献给和珅，运费达三千余两白银。和珅命工匠将这根巨木刳削雕刻为一艘木舟，长四丈多，宽一丈六尺，其上为楼，中有镜台、书房、红轩碧橱，筑台榭，植花木。木舟制成之后，和珅未及乘坐，就事败抄家，这艘独木舟也没入宫禁。嘉庆帝见到这艘船，感叹说：“这狗奴所享受的东西，朕也不能望其项背，国家的精华全都在他这里了”，乃命将这艘木舟放于北海，视其为“妖物”，并不乘坐。
再如清人李岳瑞所撰笔记《春冰室野乘》当中也记有和珅逸事数则，其中一则是宫中某处陈设有碧玉盘，直径尺许，为乾隆所最爱。一日为七阿哥打碎，大惧。其弟成亲王永说“为什么不请和珅中堂帮忙？”于是兄弟两人同诣和珅。和珅遂拿出一个玉盘，色泽在打碎的那个玉盘之上，而直径竟有一尺五寸。其实七阿哥早在乾隆十二年就夭折了，当时只有一岁，追封为哲亲王，而和珅是乾隆十五年出生的。另一则逸事是苏州一姓石的人贩珠为业，珍珠外包锦囊金箔，大者二万两银子一颗，最小的也要八千两，而官员争购之，问买来干什么用，都说“进献给和珅中堂”。盖和珅每日晨起，必服用珍珠粉，而且不用旧珍珠和珅已穿孔的珍珠，说服珠后“心窍通明”。
和珅被拿办之后，民间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说法。记载和珅家产的野史笔记资料很多，但是具体有多少财富，有不同的说法。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和珅犯罪全案档》中记录的抄家清单进行了简单整理：
一、房地产类：正屋共78间；东屋共38间；西屋33间；东西侧房共52间；徽式房一所，共62间；花园一座，楼台42所；钦赐花园一座，亭台64所；四角更楼12座（更夫120名）；堆子房72间（档子兵180名）；杂房60余间。这里所说的“钦赐花园”是位于圆明园南边的淑春园，后来成为燕京大学的一部分。如今北大未名湖岸边有一艘石舫，就是当年淑春园的遗存。而“正屋一所、东屋一所、西屋一所”即恭王府的前身。还有当铺75座（本银3000万两）；银号42座（本银40万两）；古玩铺15座（本银30万两）；地亩8000余顷（估银800万两）。
二、货币（金银）类：赤金元宝100个，每个重1000两（估银150万两）；银元宝100个，每个重1000两。生金沙200万余两（估银1800万两），赤金580万两（估银8700万两）；元宝银940万两，白银583万两，苏元银315.46万余两，洋钱58000元（估银40600两）。制钱1500串（折银1500两）。
三、玉器：白玉九如意378支，嵌玉九如意1908支，嵌玉如意1610支，整玉如意230支；白玉大冰盘16个，碧玉茶碗99个，玉汤碗153个，白玉酒杯120个；白玉鼻烟壶374个、汉玉鼻烟壶276个；白玉观音一尊（高一尺二寸），汉玉寿星一尊（高一尺三寸）。玉马一匹（高一尺二寸、长四尺）。这尊玉马用碧玉雕成，是和珅从圆明园中窃取的，按照清人野史笔记的记载，和珅与爱妾在家中共浴时常骑此马。和珅被抄家后，这尊玉马重新放回圆明园，1860年被英军掠走，现存于大英博物馆的东方艺术馆。
四、珠宝：高三尺六寸的珊瑚树8株，珊瑚素珠57盘。大东珠60余颗（每颗重2两），珍珠手串236串（每串18颗），珍珠素珠11盘。宝石素珠1010盘，蜜蜡素珠13盘。小红宝石383块，大红宝石280块，蓝宝石43块。玛瑙罗汉18尊（高一尺两寸），宝石珊瑚帽顶132个，水晶杯120个。金玉珠翠首饰28000余件。
五、金银器皿：金罗汉18尊；金镶玉箸200副、金镶象箸200副；金碗碟32桌（4288件）。银碗碟32桌（4288件）。赤金唾盂220个，银吐盂200余个；赤金面盆43个，银面盆56个。
六、古玩陈设：汉铜鼎一座、古铜鼎13座、玉鼎13座；宋砚10方、端砚710余方；玉磐20架；古剑2把；大自鸣钟10架、小自鸣钟300余架；洋表280余个；嵌玉炕桌24张，嵌汉玉炕桌16张，镂金八宝大屏16架，镂金八宝床4架，镂金八宝炕屏36架，赤金镂丝床2顶、镂金八宝炕床24张。
七、杂项：人参680余斤（估银27万两）；玉器库二间（估银7000万两）；绸缎库四间（估银80万两）、瓷器库二间（估银1万两），洋货库二间（五色大呢800版、鸳鸯呢115版、五色羽毛600版、五色哗叽200版）；皮张库二间（元狐12张、色狐1520张、杂狐36000张、貂皮800余张）；铜锡库六间（共26937件）；珍馐库六间；铁梨紫檀库六间；玻璃器库一间（共800余件）；药材库2间（估银5000两）。貂皮男衣713件、貂皮女衣650余件、杂皮男衣806件、杂色女衣437件、绵夹单纱男衣3808件、绵夹单纱女衣3118件、貂帽54顶、貂蟒袍37件、貂褂短罩48件、貂靴124只。另外，从和珅家中还带出家人606名、妇女600人。
明显注水的清单
根据《和珅犯罪全案档》记载，和珅家产已估价的部分（金银、人参、绸缎、玉器库、当铺、古玩铺、田地等）价值为两亿多两，房屋花园、珍宝古玩等则没有估价。但是其中存在着几个疑点。首先，不算金器、金首饰的话，仅从和珅府中查抄的赤金、金元宝和珅沙金这三项加起来，就多达710万两。“赤金”字面指的是纯金，但由于当时没有氰化法和珅电解法，只能用汞齐提纯。受技术的限制，要将黄金纯度提炼到99%以上，不仅非常困难，而且成本也急剧上升。清制金衡一两合37.7994克，那么710万两黄金相当于268吨。如果与今天各国的黄金储备相比，和珅家搜出的黄金超过了比利时央行的黄金储备，可排到全球第22位。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18世纪全球黄金开采量和珅存世量远远低于今天。直到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在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阿拉斯加、西伯利亚、特别是南非陆续发现大型金矿，加之开采提炼技术的进步，黄金存世量才急速增加。根据世界黄金理事会（World Gold Council）的数据，到1870年，也就是西方大国开始建立金本位制度的年代，英格兰银行黄金存量也只有161.11吨，俄罗斯帝国160吨，奥匈帝国49.52吨，美国财政部是107吨，黄金储备最多的是法兰西银行，为216.78吨。也就是说，在其抄家70年之后，和珅家的藏金（假如真有这么多的话）仍比美、英、俄、法等国的央行黄金储备量还多。这显然超出了常理。
除了赤金以外，对和珅府中两座玉器库估价白银7000万两也显然过高，因为由于乾隆时期彻底平定西域，于阗等地所产的上等玉料开始不受阻碍地大量进入内地。乾隆一朝的玉器不仅质量高，在制作工艺上也可以不考虑原料成本，大胆下刀，大量弃料。在这种情况下，和珅家的两库玉器竟与当时全国岁入（7000万两）相等，显然超出了常识。
此外《全案档》所称“当铺75座（本银3000万两）”，每座当铺本银多达40万两，也远远超过了清朝内务府档案中记录的乾隆、嘉庆时期北京当铺本银（平均在二三万两）。还有，《全案档》称和珅地产有八千顷，但根据嘉庆四年内务府档案的记载，直隶地区由内务府收取租银的抄没和珅地产只有1266顷。
现在有一种广泛流传的说法，称和珅的家产高达十一亿六千万两，其依据是既然抄家清单中共列出了109项物品，仅其中的26项估价就多达2亿多两，那么按照这一比例换算，剩下的83项显然应该值8亿多两。然而这种计算方法显然是非常荒谬的，因为清单中“赤金580万两”算为一项，“白玉九如意378支”算为一项，“元狐12张”、“自鸣钟10架”也都各自算成一项。如果以“23项价值二亿多两，则每项价值一千万两，109项必然价值十一亿两”这种办法简单分摊的话，12张元狐皮（即玄狐皮，避康熙帝玄烨名讳）和珅10架自鸣钟的价值也分别高达1000万两，这显然是不科学的。
如果参考乾隆、嘉庆时期笔记史料中记载的京城物价，清代工部档案则例中的王府造价，以及清漪园、长春园等西郊皇家园林的工料造价，可以大致推算出和珅府邸房屋花园的价值大约不超过200万两；珠宝首饰、古玩玉器、金银器、家具皮草等项的价值在白银500万到900万两。取其高值，大约为白银1100万两。即使浮夸一些，将其加倍，也不过2200万两。1980年代，历史学家冯佐哲对《和珅犯罪全案档》进行过研究，发现这份案档很可能是宫内太监或好事者从邸报、小钞或坊间传闻中转抄记录下来的，其中的内容有真有假，但许多数字是夸大的。后来又经市井流传、添油加醋，特别是对和珅家产无限夸大，所以后世才有关于和珅巨额家产的种种传说。
附：明代贪官喜好各不同
和珅乃清代第一贪官，那么他的明朝“前辈”与之相比表现如何呢？雍正五年，一位名叫周石林的文人偶然得到了前明嘉靖年间籍没严嵩、严世蕃家产的清册一本，由于是个残刊本，目次有些错乱。周氏加以重新誊录，编次成帙，取“太阳一出冰山颓”诗句，取名为《天水冰山录》。其全文有六万余字，仅记录严氏的财产就多达五万六千余字。其中计有金锭、金条、金饼、金叶、沙金等1.3万余两，纯金器皿3100余件，金镶珠宝器皿253件……仅黄金一项就共重三万两千九百多两。金器之外，从严氏家中还抄出白银201万两，银器和珅银首饰1.36万两；玉器875件；玉带202条，金带124条；象牙、犀角、牛角、玳瑁、檀香、珐琅、堆漆等镶金器皿563件，镶金银象牙筷2000多双；珍珠凤冠头箍306两、大圆珍珠962颗、次等珍珠127两；各色宝石86两，珊瑚树60株，大象牙4根，玛瑙、水晶、玻璃、龙卵（有异纹的大鸟蛋）、象牙、犀角、玳瑁、朱砂、哥窑瓷等珍玩3500余件；书籍6854部，石刻墨迹法帖358册，晋唐宋元名画3200余轴册。
另一样大宗物品是锦缎、绢绫、纱罗、绸绒、改机、琐幅、葛布等纺织品，共计4.1万余匹，锦缎绢罗等衣服1.83万件，扇子2.76万把，古琴54张，笔墨文具上万件，铜器2.65万斤，锡器6900斤，屏风、围屏108架，大理石螺钿雕漆等床648张。此外还没收了严氏在南昌府、宜春县、分宜县、萍乡县等地的府第五所，书院一所，店铺房屋六千四百余间，土地两万七千三百多亩。
“所籍之物强半出于无辜之民”
抄没严氏家产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由于一开始对其家财数目估计过高，主持抄家的大臣与地方官员唯恐于数不符，于是“株连影捕，旁挖远取，所籍之物强半出于无辜之民”，连累江西南昌、饶州、建昌、抚州诸府百姓甚多。以至于二十年后，在万历十二年（1584）籍没张居正家产时，许多官员上疏反对，认为如果再仿效当年查抄严府之事，将“流毒三楚，更有十倍于江西之民者”。但是万历帝不为所动，仍命对张府彻底查抄，铢锱必计。根据《万历邸抄》上报的数字，这次共抄出黄金2426两、白银157790两，金器首饰4709两、银器首饰5410两，玛瑙、水晶、犀角、象牙等器皿183件，锦缎纱绸3500余匹，衣服500多件，玉带16条。此外头一年查抄太监冯保家财时，还有人举报说冯保曾在张居正死时向其家人勒索了黄金3万两、银10万两、名琴7张、夜明珠9颗、珍珠帘5副。
张居正作为历史书上的明代名臣，生活讲究、口味奢侈，为官也算不上清廉，但比起严嵩来要好得多了。他是靠本事吃饭的人，贪恋的是权力，并不屑于敛财。万历七年辽东名将李成梁受封为宁远伯时，曾馈赠张居正黄金一千两、白银一万两，被其婉拒。张居正的政敌主要是抓准了万历帝年纪轻轻（当时22岁）就对财货贪多没够这一点，对张氏的财产大加渲染，并声称张居正吞没了荆州废辽王府“金宝万计”，有“银火盆三百……碎玉碗玉杯数百”。这戳中了万历帝好财的要害。张居正长子张敬修被要求供认“赃银”达二百万两之多，最终不堪拷掠，自缢身亡。
严氏“金银少，书画多”
根据参与查抄的官员统计，严嵩父子被抄没的家产总值白银236万余两。
现代的机械化农业生产方式，粮食产量和珅古代有天壤之别，此外在蝗旱之年有米价腾贵的现象，因此用“一两银子可以购买多少大米”这种购买力标准来换算严嵩家产在今天的价值并不科学。另一方面，如果按照占岁入的比例来计算，根据《大明会典》的记载，弘治十二年天下田赋收入是2680万石，按照洪武年间规定的米二石折银一两比例换算，则严氏父子金银田产这一部分的折价银236万两就超过明朝田赋岁入的1/10了。
如果单纯以白银价值计算的话，明朝一两是36.9克。考虑到明代纹银成色因素，按照今日银价每克3.9元左右来计算，236万两白银大约相当于人民币3.4亿元。
以明朝贪官来说，严氏的财产可谓多极了，但是比起同时代的两大太监钱宁、江彬二人，黄金不及其1/3，白银仅及其半，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是昔日严嵩受宠时，经常用大量金钱贿赂嘉靖帝左右的太监，以密侦上意，再加上其子严世蕃生性奢侈，珠米桂薪，仆从侍女上百人全都锦衣玉食，花钱如流水，因此并没有存下太多的金银。此外严氏父子财产不如钱、江二人的只是金银而已，至于“古玉瑰宝以至书画之类，出其一可以当百者，二竖子所不敢望也”。
严氏所藏玉器古玩暂且不论，仅书画法帖一项中，就有钟繇《季直戎路表》二轴，王羲之《此事帖》等五轴，以及怀素、颜真卿、褚遂良、柳公权、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诸公的书法，顾恺之、吴道子、阎立本、李思训、王维、周昉、韩干、荆浩、关仝、董源等人的画作。还有宋徽宗御笔鹰图和珅《女史帖》，宋高宗《度人经》，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以及明宣宗、代宗、宪宗的亲笔御画。
至于赵孟、沈周等元明名家的书画更是不足为论。这些书画在今天的价值恐怕每幅都要几千万、甚至上亿元了。
一失势即如丧家犬
前面提到的《春冰室野乘》当中收录了一份很有意思的资料：宣统庚戌年（1910），作者李岳瑞北游京师，在友人那里看到嘉庆初年审问和珅的供词四张，均用奏折楷书，显然是进呈皇帝御览的。其中第四张纸是供词，而问词已经遗失。供词共有十七条，主要是针对嘉庆指控和珅的诸条罪状，如把乾隆帝梓宫安放在景山寿皇殿，乾隆六十年封嘉亲王（即嘉庆）为太子的前一天抢先递如意，骑马进圆明园等等，和珅的供词都是“也是有的”。
至于家财数目，和珅则供认说“奴才家资金银房产，现奉查抄，可以查得来的，至银子有数十万，一时记不清数目，实无千两一锭的元宝，亦无笔一支、墨一匣的暗号。”
至于其他一些问题，和珅不是回答“总是奴才糊涂该死”，就是回答“奴才实记不得”。由此可见，巨憝大贪无论在得势时多么趾高气扬，一旦失势，其摇尾乞怜之状甚至不如丧家犬。
然而，严嵩、和珅都是以柔媚事主而获宠的，而且因为办事能力而受到皇帝宠信。然而二人服侍的嘉靖帝和珅乾隆帝是乾纲独断、权柄自持，而又刚毅自用、好大喜功的两位强势皇帝。嘉靖和珅乾隆都自视甚高、颇护己短，而且特别善于用皇权来打击和珅制裁臣下。不过，以二帝之果断，为何竟然能放任严嵩、和珅二人成为权倾一世的大贪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