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鄧小平時代》的硬傷
《炎黃春秋》去年第5期刊登施濱海先生的文章，批評傅高義所著《鄧小平時代》有“硬傷”。他指的是，傅著中有的敘事是“作者發揮想象力”的結果，有的引文則是“曲解”，甚至是“無中生有”。作者的這些指責不僅涉及對傅先生和他的這部著作的評價問題，還涉及對史料的辨別和取舍問題，同時也涉及葉帥的為人和對待華國鋒的態度等史實問題。筆者僅就這些問題發表個人看法，以便與施先生和有興趣的讀者共同探討。
施先生可能沒有注意到，《鄧小平時代》的兩種不同中文版本，即基於英文原著的香港繁體版和經過刪節處理的大陸簡體版，兩者是有相當大的區別的，而他所談的顯然是後者。別的暫且不談，就是他指責傅先生“發揮想象力”所寫的那段有關葉帥的“爆料”，恰恰是英文原著和香港版繁體版所沒有的。施先生論證了這段“爆料”缺乏根據，這很有必要也很正確。但他可能手頭沒有原著和香港繁體版，因而錯怪了作者。實際上據筆者了解，問題的產生與作者無關。這一點待我在後面說明。
葉帥究竟是支持華國鋒還是促他下台
施先生這里說的“爆料”，是指大陸簡體版所謂在1978年11月11日中央工作會議期間，葉帥和數位高官曾召開過一次重要的小型會議。大陸簡體版在寫到“葉劍英很快意識到了環境的變化已經大大削弱了對華國鋒的支持度”之後，緊接着敘述了葉帥等人召開的這次小型會議，並用以下這段文字描繪了這次私下密談：
“會議內容甚至沒有向工作會議的其他與會者公開。他們決定，華國鋒不能勝任擔當最高領導權的工作。他不敢為老干部恢復工作，對他們委以重任，他沒有得到高層老干部的衷心擁護，而他們的支持對於領導黨和國家至關重要。他們一致同意給予鄧小平比華國鋒更大的權力。但是他們反對單獨一人就能做出重大決策的想法，同意讓陳雲重新進入政治局常委，與鄧小平一起掌握黨內實權。”（見大陸簡體版第231-232頁）
這段文字給人們的印象是，似乎葉帥一看到華國鋒支持度在下降，就趕緊參與發起讓華國鋒下台的密謀。它與傅先生筆下描寫的葉帥為人和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恰好相反，也與大陸已經公開的史料不符。這些再加上施先生文中的論證，應該基本上可以判定它是一段偽史。胡德平在《炎黃春秋》2010年第8期的一篇文章就寫道：“ｘｘｘ說，葉劍英不贊成動華國鋒，他和胡耀邦也不贊成動華”。後來的事態並未按他們最初所願的方向發展，黨中央終於決定讓華離開最高領導人的職位。薛慶超在《歷史的見證：“文革”的終結》一書中，專門寫了一段葉帥在1980年底一次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說他自己的確把華當作“後主”看待，想盡力扶助他，講過一些過譽的話。這是舊的封建思想作怪。他表示應作自我批評。
傅著兩個中文版本的表述基本與上述已公開的材料是吻合的，只是整個過程說得更詳盡一些。特別是香港繁體版，保留了原著中對葉帥立場的鮮明表述，也多了一些分析和細節的描寫。在以下引文中，凡兩個版本相同的只注明大陸版的出處，有出入的地方另有說明。
傅著第7章中在談到十一屆三中全會時說：“黨內高層沒有給鄧小平任何新的頭銜，還因為他們擔心讓一人大權獨攬的危險。他們認為，大躍進和文革的災難，就是由擁有全部正式頭銜的毛澤東專斷行使其不受約束的權力造成的。如果繼續掌權的是華國鋒，就不必有這樣的擔心。在華國鋒當政時，葉帥等人擔心的不是他權力過大，而是他權力不夠，很難有所作為。然而對於鄧小平，他們就有擔心的理由了。”（大陸簡體版第247頁）
在第12章中，有好幾段專門談葉帥在對待華國鋒問題上的立場。文中說，“據說，葉帥認為華國鋒應當保留職位，鄧小平可以繼續做他的工作，但名義上仍要受華國鋒的領導。”（大陸簡體版第367頁）
“1980年底，最強烈反對讓華下台的人是葉劍英……葉帥為何要維護華國鋒呢？有人揣測，葉帥本人想繼續在黨和政府中扮演關鍵角色，所以他支持能夠讓他如願的人。但是葉劍英已經年邁，他不但從未表現出任何個人野心，而且多年來一直不願意插手日常事務。更有可能的是，像另一些黨的干部認為的那樣，葉帥擔心鄧小平可能變得過於專斷，舉止越來越像毛澤東，所以他想以保留華國鋒作為限制鄧小平的權力、促進黨內民主的手段。”
“最終，葉帥等人的反對被政治局大多數人的觀點所壓倒，他們都贊成華國鋒辭職，把權力集中到鄧小平及其共事的人手里……”
“葉劍英不是為自己的信念而堅決斗爭的人，他更願意避免對抗。他接受了政治局對華國鋒作出的決定，事實上還為自己支持華國鋒作了溫和的檢討。鄧小平成為中央軍委主席之後，葉帥便選擇了不再與他分擔這項工作，而是回到廣東老家……後來當葉帥在1984年和1986年病重時，鄧小平也沒像過去對待周恩來那樣，禮節性地前去看望他。”（以上三段文字見香港繁體版第324-325頁；參見大陸簡體版第367-368頁，其中刪節了整個第一段以及第三段的某些情節，文字上也有所改動—筆者）
不難看出，原著中傅先生筆下的葉帥究竟是一心一意扶助華國鋒，還是見風轉舵促他下台。大陸簡體版出現的那段“爆料”，盡管並非有意所為，客觀上卻形成對歷史真相的歪曲。由於它與書中其他相關部分的表述明顯相左，又免不了使讀者產生疑惑和誤解。要說這是大陸簡體版的硬傷，筆者認為並不過分。
筆者給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寫信詢問，回答說原來這段被施先生稱為“爆料”的文字，在中文版定稿時傅先生已確定刪除。它之所以在大陸簡體版中出現，是出版過程中京港兩家出版社編輯稿多次往來時出現的技術問題所致。
傅著是否有意貶低華國鋒
施先生把胡耀邦在1980年11月19日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同傅著中引用胡的講話作了對比，認為胡的講話經過傅先生編織的“解讀”，“幾乎面目全非”，其中存在“曲解”，甚至“無中生有”。他並由此推想，傅著在有意貶低華國鋒在推動歷史中的個人作用。
我認為，施先生對傅著的這些批評，可能是由於對西方寫作習慣和翻譯工作中容易出現的問題了解不夠而產生的誤解。的確，傅先生引用胡耀邦的那篇講話與胡的原話文字上迥然不同，但實質內容並沒有多大差異。例如，胡耀邦用較大的篇幅說明了這樣一個道理：“四五”運動為粉碎“四人幫”奠定了群眾基礎，因此“粉碎他們如同摧枯拉朽”。傅著則說，“由於‘四五’示威活動後形成的政治氣氛，逮捕‘四人幫’並不是難事”。作者沒有用引號，說明他只是概括性地轉述胡講話的中心意思，而並非直接引用胡的原話，這種表述方法在西方很常見並廣泛被接受。西方的作者都很重視文章的可讀性。如果“照搬照抄”胡的講話——用施先生的話說，這樣做“更安全可靠一些”——如果書中凡是引中國領導人的重要講話也都“照搬照抄”，這樣寫成的書，政治術語較多，引語也較冗長，在國外恐怕沒有多少人要看。其次，中英文來回翻譯也會產生問題。例如，施先生的文章說，胡耀邦批評華國鋒“急急忙忙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傅著卻把“急急忙忙”改成“迫不及待”。其實傅先生的原著是用的“rushed”這個英文字，正是“急急忙忙”的意思，但譯者譯回成中文時，沒有查對胡耀邦的原話，把它譯成“迫不及待”，這樣就偏離了原義。長期從事中外文化交流的人，特別是從事外文編譯工作的人，對上述兩種情況都深有體會，並不時為這類筆墨官司所困擾。
施先生在談到華國鋒對待解放老干部的問題時引胡耀邦的話說，華國鋒只是“不積極，不熱情”，這和傅著中講他“對老干部非常粗暴”不是一回事。施先生的意思是作者誇大了華國鋒的錯誤。其實傅著的原文是這樣說的：“從毛澤東逝世直到1977年3月，華國鋒對老干部非常粗暴。”（見大陸簡體版第366頁）這里有時間限制詞，而且並非作者表達自己的觀點。他是在轉述胡耀邦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引用陳雲的話。胡耀邦是否轉述過這句話有待考證，但不可爭辯的事實是，在毛逝世後相當長一段時間里，許多老干部受到的粗暴對待令人憤慨。
據戴煌著《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一書記載，“粉碎了‘四人幫’，許多在‘文革’中被迫害的老干部紛紛到中組部上訪，往往都被拒之於中組部大門外，其中包括中共中央東北局原第一書記宋任窮的妻子鍾月林，原中共四川省委書記廖志高夫婦等人。”該書還說，先後擔任過中共山東省委第一書記和中共陝西省委書記的舒同在上訪期間想住進中組部萬壽路招待所，被那里的人轟出門外，連手提包也被扔了出去。所以當時中組部被人稱為“門難進，臉難看，話難聽，事難辦”的閻王殿。（見中國工人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該書第 43-45頁）直到1977年12月，胡耀邦在葉劍英、鄧小平、陳雲等人的舉薦下，被任命為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情況才有了根本改變。正是由於華國鋒對解放老干部“不積極，不熱心”（胡的原話還有“不公正”幾個字——筆者），又繼續任用郭玉峰那樣的人任中組部部長，才發生了上述老干部被粗暴對待的事。如果有人把這筆賬記在華國鋒的名下，那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再說，傅著也不像施先生所推想的那樣，有意貶低華國鋒在推動歷史中的個人作用。恰恰相反，傅先生在書的第6章的第2-3段中，明顯地為華國鋒打抱不平。他寫道：“按中國政治史寫作中成王敗寇的悠久傳統，鄧小平一向被譽為改革開放的啟動者，華國鋒則因事事緊跟毛澤東的決定和指示而受到指責。”“但是，很多人低估了華國鋒和他的改革信念。後來的官方歷史對華國鋒脫離毛的路線的意願和支持中國對西方實行開放，沒有給予充分的評價。其實，在華國鋒當政的過渡期——從1976年9月毛澤東去世到1978年12月的三中全會——他不但逮捕了‘四人幫’，而且拋棄了毛的激進思想，減少了意識形態和政治運動的作用，更加強調現代化而不是階級斗爭，將毛澤東時代不夠常規化的黨內會議轉為正常。華國鋒還派了一個又一個的代表團出國學習現代技術。是他——而不是鄧小平——啟動了中國的經濟特區，並進行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的試驗。”（見香港繁體版第162頁；大陸簡體版少了最後兩句話，見188-189頁）
在香港繁體版“轉型的中國”這最後一章中，傅先生更是明確指出：“改革開放並非由鄧小平啟動，它是鄧小平上台之前在華國鋒的領導下起步的。”這是與國內通常說法不同的觀點。需要說明的是，這一整章在大陸版中被刪掉了。
避而不談鄧的不足是傅的最大敗筆
我對施先生的文章發表一些不同看法，並不意味着我對傅著沒有意見。我認為，傅著最大的敗筆是避而不談鄧小平的不足，並為他的不足辯護。事實上，任何歷史人物，無論他能力有多強，貢獻有多大，都會犯錯誤，都有他的局限性。
傅先生憑他數十年對中國和東亞問題研究的深厚功底，特別是為了寫他這部專著傾注了十年心血，采訪和接觸人之多、收集材料之廣，對鄧小平的不足應當是心中有數的，但他在書中對此卻閉口不談。雖然讀者從傅著中可以看到一些改革派官員和其他人對鄧的批評，但傅先生本人卻一直避免議論鄧的不足，並不時為他辯解。這與整本書中他對鄧的熱情贊揚形成鮮明對比。以傅著第8章第1節中描寫的粉碎“四人幫”後西單出現的“民主牆”為例，它曾受到黨內高層的支持。葉帥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會議的閉幕講話中說，這次會議是黨內民主的典范，西單“民主牆”則是“人民民主的典范”。然而鄧小平從開始支持它到三個月後又將其關閉，並決定逮捕和重判一些人。這種做法在多年後，在部分高層干部中仍遭到非議。一位省委第一書記批評鄧是“葉公好龍”，於光遠則含蓄地說，鄧的這一舉動成為毛澤東去世後中國的關鍵轉折點之一。（參見大陸簡體版第254-256頁，與香港繁體版對比，“葉公好龍”的評語被刪節）
異常明顯的是，這個事件是涉及民主和法治的根本問題，它標志着中國的政治走向。這個飽受苦難的國家，剛剛熬過十年文革，碰上了一次難得的歷史機遇，又被從民主和法治的門檻邊拉了回來。但傅先生卻把鄧的這一行為說成是“為自由設限”，目的是為了維持社會秩序。
毋庸置疑，言論自由要看到兩方面：它既是憲法規定的公民基本權利，不容任何人侵犯，又要有明確的界限，超越了界限就要受到追究甚至懲罰。劃定言論自由的界限當然是必要的，但應由人大或人大常委會來立法，不能由地方政府發布一紙規定來決定，更不是由哪個人說了就算的。也就是說，應該依靠法治而不是人治，嚴格按憲法和法律辦事，否則任何掌權人都有可能沿襲過去“反右”等政治運動的做法，用專政手段來對待發表批評意見甚至只是持不同看法的人。關於這方面的立法，至今仍遲遲不見進展，憲法上規定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無法兌現，因言獲罪的案例更是時有所聞。而且，正因為民主不到位，缺乏強有力的輿論監督，貪腐和濫權的現象才日益泛濫。這些都不能不說是鄧小平主政時留下的負面遺產。但傅先生對此又說了些什么呢？
看了傅先生這部書，第一個感想就是，中國在世界上固然需要更多了解自己的朋友，但更需要直言不諱的諍友。遺憾的是，我們往往不喜歡直言不諱的人，和他們疏遠，甚至把他們中間的有些人歸入“反華勢力”，相反卻喜歡親近講自己好話的人。像傅先生這樣堪稱“中國通”的資深學者，寫鄧小平只限於引用別人的批評而不願鮮明地亮出自己的觀點，恐怕也與我們不真正歡迎和鼓勵批評有關。這一點值得我們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