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作孚的自殺選擇
2013年是中國著名的實業家盧作孚誕辰一百二十周年。在總結其一生時，不能回避的是最後的結局：盧作孚的自殺。
為了理清事件的來龍去脈，至少應該追溯到1949年10月，盧作孚作出的一個決定他的命運的選擇。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宣布成立，盧作孚還逗留在香港。國民黨派張群等多次游說他去台灣，老朋友晏陽初則勸他去美國暫住。盧作孚都拒絕了。1950年元月，通過周恩來特派員的聯絡，盧作孚決定北上，參加新中國的建設。當年6月，在中共協助下，盧作孚將滯留在香港的民生公司的全部船只陸續開往大陸。他自己也以特邀代表的名義到北京參加全國政協第一屆二次會議，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受到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陳雲的接見，並和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商討民生公司實行公私合營事宜。10月，盧作孚回到重慶，受到鄧小平的接見，被任命為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在11月民生公司董事會和業務總結會上，盧作孚都反復提出要積極推動公私合營的過渡。1951年1月盧作孚在西南軍政委員會第二次委員會議上的發言，更是十分動情地談到西南地區在1950年“非常迅速的進步，非常顯著的偉大的成就”，講到農民、工人、工商界、婦女都“有了自己的組織”，表示要推動中國航運事業的大發展，“讓我們的五星紅旗，飄揚在世界的海洋上面”，還興致勃勃地提出：“盼望我們工商業界趕快作一切准備，迎接土改完成以後即將到來的最大任務。工商業界應准備一切，為農民服務”，顯然准備在新中國建設事業上大顯身手。這年春，盧作孚即赴川南參加土改運動。年冬又趕往北京，和有關部門進一步落實民生公司的公私合營問題。周恩來在和盧作孚見面時，提出要他擔任交通部負責工作。盧作孚表示回重慶將民生公司最後遺留的工作處理完，再返京赴任。12月，民生公司成立民主改革委員會，盧作孚任主任委員。直到這時，盧作孚都和中國共產黨保持着良好的合作關系。
但到1952年2月，卻風雲突變，並迅速導致最後的結局。研究者是這樣描述的——
“2月8日，民生公司召開‘五反’動員大會。但又使盧作孚大為吃驚的是，大會主題竟是揭批資方腐蝕拉攏國家干部。而事實不過是盧作孚與公司的公股代表一起在北京出差時，互請吃飯，看戲，洗澡而已。更出人意料的是，當公股代表作了檢查後，盧作孚平時最關心、最親信的一個通信員卻跳上台來，揭批公股代表中了資本家的‘糖衣炮彈’，被資本家腐蝕拉下水。這個通信員表面上是批判公股代表，而實際上是把矛頭指向盧作孚。當時會場上口號不斷，氣氛緊張，盧作孚坐在台下，困惑，難堪，痛苦交織。可以說，這天的大會對盧作孚的身心極大打擊，是他當晚自盡的導火索。
“盧作孚一生光明磊落，潔身自好，公正無私，視人格尊嚴比生命還重，他怎么能忍受這樣的無端向他潑來的臟水。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盧作孚選擇了死”。
在作了這樣的簡要的歷史回顧以後，人們自然要產生兩個問題：其一，1949年在面臨“何去何從”的抉擇時，盧作孚為什么要選擇共產黨？——盧作孚在抗戰時期就與周恩來等共產黨人多有來往，但多次在國民政府任職，和國民黨人也有密切聯系，直到在1946年寫的綱領性文章《論中國戰後建設》里，還在強調中國要建設的“當然是一個三民主義的國家”，“希望（國民黨）政府有整個建設的辦法”。因此，當時盧作孚選擇北上，還是引起了朝野廣泛注目的。
其二，盧作孚與中國共產黨的關系，怎么會發生“風雲突變”？從1951年12月到1952年2月之間到底發生了什么？而這樣的最後的結局的內在原因是什么？
盧作孚在國、共兩黨間的選擇，他和共產黨關系的戲劇性變化，其典型意義在哪里？
與中共合作的基礎
人們這樣總結盧作孚的一生：“以關注民生、推動國家現代化為己任，轉戰於‘革命救國’、‘教育救國’、‘實業救國’三大領域”。注5看盧作孚的生平，他也是先致力於教育救國，在遭到了多次失敗以後，認識到“沒有經濟實力而單純搞民眾教育是十分困難的，而僅靠教育，不但救不了國，連教育也搞不下去。因此，他決心按照孫中山民生主義學說，選擇了辦實業和地方建設來振興中華。”注6盧作孚無論從事教育，還是實業，都是為了“救國”。這就是盧作孚那一代實業家：他們是作為一個愛國主義者興辦工業、交通事業的，而絕不是為了個人賺錢。盧作孚倡導並身體力行的是“超個人成功的事業，超賺錢主義的生意”：“我們做生產事業的目的，不是純為賺錢，更不是分贓式地把賺的錢完全分掉，乃是要將它運用到社會上去，擴大幫助社會的范圍”。人們說盧作孚是“一個沒有現代個人享受的現代企業家，一個沒有錢的大亨”，絕非虛詞，這是道出了盧作孚為代表的一代中國實業家的特殊之處的：他們既非中國傳統的商人，也完全不同於以後與同時那些以個人或家族致富為目的的企業家，他們是屬於社會與國家的。
盧作孚那一代實業家都有極強的民族危機感；他們念念不忘的，是西方世界已經走上了工業化、現代化的道路，而中國還停滯在農業社會，為了擺脫落後挨打、備受侵略的命運，中國必須實行趕超戰略，迅速建設一個現代化國家。當初盧作孚之所以創辦民生航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經營航運，就是為了改變外國航船壟斷中國長江航運的現狀，後來人們肯定盧作孚的貢獻，也是“曾經橫行川江，壟斷川江航運的帝國主義船只被他兵不血刃地趕出了川江”。在前面提到的寫於1946年的《論中國戰後建設》里，盧作孚總結剛剛結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驗教訓也是歸結為只有迅速建設“現代強有力的國家，其自力可以防御今後任何強鄰的侵略”，才能保證國家的安全，“自己支配自己的命運”。在盧作孚看來，戰後正是一個自力更生發展中國航運的大好時機，他因此確立了民生公司發展海洋運輸的戰略方針，開辟南洋、北洋航線，提出了“把民生公司的旗幟插到太平洋去”的口號。就在這時，美國海軍司令向時任全國船舶調配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的盧作孚提出了將美輪直航漢口的要求，為盧作孚斷然拒絕。但國民政府卻屈服於美國壓力，簽訂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給予美國船只以任意駛入中國港口和內河的特權，盧作孚因此和中國航運界愛國人士聯合發表聲明，提出抗議。在我看來，這很可能就是盧作孚最後放棄國民黨，選擇共產黨的一個重要原因。可以想見，當毛澤東在1949年9月召開的全國政協第一次全體會議上宣布：“我們的民族將再也不是一個被侮辱的民族了，我們已經站起來了”，“中國人被人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於世界”，高舉起了民族振興的愛國主義旗幟，盧作孚是真正受到鼓舞的，他把希望寄托於中國共產黨，如前文所引，期待在共產黨和毛澤東領導下，“讓我們的五星國旗，飄揚在世界的海洋上面”，這是一個很自然的歷史選擇。
更重要的是，盧作孚的社會理想與經濟思想，也是和中國共產黨與毛澤東相通的。在《論中國戰後建設》里，他這樣談到他理想的國家與社會：“在私有財產尚未廢除以前，雖然家庭仍為保有財產的一個單位，但不復是惟一單位，而且不復是人們運用財產的一個單位。人們將以其手腦，其所有一切，參加另一經濟生活的單位——企業組織，或非企業的社會組織中去了”，更進一步會“形成更大的更強有力的集體生活，而以整個國家為一集體組織”，“人在自己有財產的時候依賴財產，有事業的時候依賴事業，沒有財產、沒有事業的時候，或衰養死葬、天災流行的時候，可得國家的救濟與幫助；子女教育可得公立學校的相當幫助；疾病醫葯，可得公立醫葯的相當幫助”；同時，在這樣的國家集體生活里，奉行“人必須忠於（國家和）集體”的道德原則：“為了忠於（國家和）集體，可以犧牲自己，也可以犧牲集體以外的一切”。如研究者所說，盧作孚的理想社會“是一個雖有私有制，有資本家的存在的社會，但無階級對立，無貧富懸殊，無失業痛苦，物質又很豐富，而人與人之間，又是‘人人為社會，社會為人人’，或是人人不謀私，一心為集體、為國家的關系。這顯然是一個經過了改造的資本主義社會，同時也包含了一些空想社會主義的色彩”。在我看來，還有濃重的國家社會主義色彩。而這樣的空想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也正是毛澤東所追求的，他後來在中國建立起來的“單位體制”就是這樣的一個“把個人納入集體之中”，既是“一個完善的單位保障體系”（這是盧作孚所期待的），又是一個嚴密的管控體系（這是盧作孚當年不曾預料的）。而“為了國家利益要無條件犧牲個人”的倫理是至今也在堅持的。
盧作孚在《論中國戰後建設》里，還明確提出：“中國未來的經濟建設，極應以計劃經濟代替自由經濟，以競爭代替斗爭，集中人力、物力在成功的事業上，減少無謂的損失，加速建設的完成”。他認為，資本主義自由經濟在具體的“經濟事業有精密的計劃，但是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卻無計劃”，它雖然“亦自有其供求適應的定律，但其供求適應，是追隨於過剩與不足之後，不能事前控制或適時應付”，在“無政府狀態下”的“你存我亡的競爭”中，更是造成“無謂的損失”與破壞，這都不利於建設的高速度、高效率的發展，而這樣的高速度、高效率，正是中國這樣的落後國家趕超西方先進國家所急需的。這些思想都和毛澤東的追求相通：毛澤東正是要通過高度集中的國家計劃管理，最大限度地動員和集中一切人力、物力和智力，實行趕超戰略。一直到今天，“集中力量辦大事”依然是中國共產黨發展經濟，以至治國的基本戰略。盧作孚這一代實業家從“加速建設的完成”的動機出發，接受了計劃經濟，但卻難以預計在集權體制下的計劃經濟所造成的嚴重後果，這是不能苛求前人的。
以上的討論表明，盧作孚在1949年決心和共產黨合作，共同建設新中國，是有共同的思想基礎的，最主要的就是兩條，一是振興民族經濟，建設現代化國家，趕超西方國家；一是空想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的理想。而這樣的選擇，又是有相當代表性的。因為愛國主義與空想社會主義，正是中國知識分子，特別是左翼知識分子和中間偏左的知識分子（當時稱作“進步知識分子”，盧作孚屬於此類）的兩大思想特點。其實，中國的許多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也多少有這樣的傾向，像朱光潛、蕭乾他們都是信奉社會民主主義的。這就是在1949年絕大多數知識分子都選擇了共產黨的原因所在。這又使我想起了很有意思的一件事：盧作孚生於1893年，他的同齡人中，有毛澤東、宋慶齡和梁漱溟，他們四人在1949年都走到了一起，站在毛澤東高舉的“新中國”旗幟下，這是頗具象征性的。
與中共建國設想的分歧與差異
但從一開始，就存在着根本的矛盾，預伏着以後的沖突。仔細考察盧作孚於1946年所寫的《論中國戰後建設》，在發現他的思想與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的相近、相通之外，也不難看出，他對未來中國的發展方向的理解與想象，和同時期毛澤東的設想，還存在着更為本質的差異和分歧。在我看來，主要有三個方面。
其一，盧作孚提出：未來中國的建設“更當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更當集中一切力量於經濟建設。政府機關是用以管理經濟建設的，法律是用以保障經濟建設的，教育是用以培養經濟建設所需要的人才的。科學研究是用以克服經濟建設所遭遇的困難的”。而據黃克誠回憶，1949年5月某日，毛澤東接見他時突然發問：“今後的主要任務是什么？”黃答：“當然是發展生產。”毛澤東說：“不對，主要任務還是階級斗爭，要解決資產階級的問題。”盡管毛澤東提出“階級斗爭治國”路線要到1955年反胡風運動，“階級斗爭中心論”的成熟要到1957年反右運動，但在建國時期已在孕育之中，則是可以肯定的。這就自然與盧作孚的“經濟建設為中心”要發生沖突。
其二，盧作孚雖然贊成計劃經濟，但他認為可以“在私有財產經濟制度之下”，實行計劃經濟，也就是依然要保留私人資本，要“鼓勵民間投資”，“一切產業應盡量鼓勵民營”，“國家直接經營的事業，只限於人民不能經營的事業”。因此，他強調政府的計劃管理又應該是有限度的：“一個政府確定計劃，只限於政府直接設施的范圍，不能為民間確定計劃”；“政府亦自不能妨礙人民的自由。人民有選擇職業及投資選擇事業的自由”；“產業本身的管理責任，應由主辦產業者自負之，不應由管理機構代負之”；政府更“不宜以投資地位控制一部分產業，負責生產本身的盈虧成敗”。談到國家與私營企業的關系，他認為應遵循孫中山“節制資本”的原則，“防止集中在少數資本家手上”，“私人企業不宜有奇特的盈余，私人股本頗不宜有過高紅利的分配”。如研究者所說，盧作孚實際上是“反對國家資本，也反對國家機關或管理機關直接經營生產事業”，其矛頭是指向“官僚資本”的；他同時主張利用國家力量來發展私人經濟，又堅持“節制資本”，防止私人資本無限擴張和壟斷。他的這一“發展與節制資本”的思想顯然是與毛澤東的消滅資產階級與私人資本的思想不相容的。盡管建國前後的毛澤東還要和資產階級合作，仍需要私人資本，但在1947年10月的一篇內部指示里，就已經提醒全黨：即使不立刻打倒“自由資產階級”，但也要適當“從政治上打擊他們”，“以便使群眾從經驗中認識他們特別是其右翼的反動性，而一步一步地拋棄他們”。同年11月，毛澤東在給斯大林的電報里，進一步提出“中國革命取得徹底勝利之後，應像蘇聯和南斯拉夫那樣，除中共以外，所有的政黨都離開政治舞台，這樣會大大鞏固中國革命”。在毛澤東的建國藍圖里，是要把資產階級及其政黨趕出“政治舞台”，來“鞏固中國革命”的成果的。
其三，盧作孚心目中的“強有力集體生活”，無論是企業集團，還是國家集團，都應該是“有社會的相互信賴的關系的一個世界”，“個人都去解決集團的問題，個人的問題都讓集團去解決。這是一個集團運動，不是兩個，不是兩個沖突的，如像一般流行話，一是資方，一是勞方，是由兩方相互幫助以成一個集團”。盧作孚顯然希望以民生公司為試驗地，創造全新的集團生活，全新的人際關系：“從輪船上的茶房水手起，從工廠的小工起，以至於各級職員工人，無一個不為事業努力”。這同時也是全新的勞、資關系。他因此一再提醒：“請大家絕對不要誤解，就是說恐怕民生公司將來不免淪為資本主義事業一途”，“在民生公司不是只圖資本家發財的，他的經濟立場，可以是站在整個社會上面的，純全是一樁社會事業”。他的民生公司最重要、最基本的理念，就是無論勞方，還是資方，都在為事業以至社會、國家獻身的公共理想基礎上，建立相互信任的平等、和諧的關系。他說：“好的建設是會被內亂摧毀的”，因此，把“努力”與“和氣”定為公司第一位和第二位的“法寶”與“靈魂”，是視為比自己的生命還要重要的。而盧作孚的這些追求與努力，用毛澤東的思想來衡量，就是在制造階級調和，是絕對不允許的。毛澤東是用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的觀點和邏輯來處理勞、資關系，以至所有的人與人的關系的，他所要創造的是一個建立在階級對立和仇恨基礎上的無休止的內戰和內亂（毛澤東稱為“制造對立面”和“不斷革命”）的社會。這大概是最能體現盧作孚與毛澤東的追求的不同。
前面我們說到，盧作孚在1949年站到了毛澤東主導的“新中國”的旗幟下；現在我們又看到，其實，盧作孚與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對新中國的理解與想象，以及如何建設新中國這樣的基本問題上，是存在根本分歧的：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還是階級斗爭為中心；是發展和節制私人資本，還是消滅私人資本；是建設相互信賴和幫助的和諧社會，還是建設階級對立的斗爭社會，彼此的意見和主張，是針鋒相對的。而毛澤東是堅持要用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方式來解決分歧的；毛澤東和共產黨又掌握着不受限制和監督的絕對權力，盧作孚不過是一個共產黨請來的“客卿”。毛澤東說得很清楚：“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勞動者請的先生，你給他們的子弟教書，又不聽主人的話……工人階級是不干的，就要辭退你”。這樣，最後的沖突與悲劇結局就是不可避免的。
在三反五反的大背景下
人們感到意外的，是這樣的悲劇發生得太早，太突然。這就需要對1951年12月到1952年2月，中國政治風雲的變化，作一點歷史的考察。
據時任中央人民政府節約檢查委員會主任，主持“三反、五反”運動的薄一波在《關於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里提供的材料，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於1951年12月7日決定開展“三反”即“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其矛頭主要指向黨內的干部，是要解決黨的腐敗問題的。但在此之前的11月1日東北局的報告里，已經提到了“資產階級、私商對我們干部的引誘、侵襲幾乎無孔不入”；12月20日華東局的報告里，就進一步提出要“發動群眾檢查控告不法商人的運動”。薄一波回憶，12月31日毛澤東在聽取他的匯報時，明確指示：“過去土地改革中，我們是保護工商業的，現在應該有區別，對於不法商人要斗爭”。1952年1月5日，毛澤東在北京市的報告批示里，就正式提出：“一定要使一切與公家發生關系而有貪污、行賄、偷稅、盜竊等犯法行為的私人工商業者，坦白或檢舉其一切違法行為，特別注意在天津、青島、上海、南京、廣州、武漢、重慶、沈陽及各省省城，用大力發動這一斗爭，借此給資產階級三年以來在此問題上對於我們黨的猖狂進攻（這種進攻比戰爭還要危險和嚴重）以一個堅決的反攻，給以重大的打擊，爭取在兩個月至三個月內基本上完成此項任務”。接着就在1月26日向全黨發出指示，要在“全國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發動“五反”即“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反對盜竊經濟情報”的大規模的群眾運動。顯然，毛澤東是要主動打擊民族資產階級，並且是把它當成“比（武裝）戰爭嚴重”的大戰來打的。在內部講話里，毛澤東就說得更加坦率而露骨：“資產階級過去雖然挨過一板子，但並不痛，在調整工商業中又囂張起來了。特別是在抗美援朝加工訂貨中賺了一大筆錢，政治上也有了一定地位，因而盛氣凌人，向我們猖狂進攻起來。現在已到時候了，要抓住資產階級的‘小辮子’，把它的氣焰整下去。如果不把它整得灰溜溜、臭哄哄的，社會上的人都要倒向資產階級方面去”，“這是一場惡戰”。
沒有材料說明，1952年2月8日民生公司的“五反”動員大會，是毛澤東親自策劃的；但大會徹底貫徹了毛澤東的指示，卻是確定無疑的：在那個時代，毛澤東與黨中央享有絕對權威，他們的指示都會在極短的時間內在全國范圍得到雷厲風行的執行。這次大會發生的一切，都完整地體現了毛澤東“要抓住資產階級的‘小辮子’，把它的氣焰整下去”，“把它整得灰溜溜、臭哄哄”的戰略意圖；只是抓住的“小辮子”（盧作孚與公股代表相互請吃飯）過於牽強無理，讓人難以接受。
但這對盧作孚的打擊，則是致命的。盧作孚當然知道，其所要打擊的，不僅是他個人，而是民生公司，甚至整個民營企業。這是要控制並最後消滅私人資本的第一個信號，這就觸及了盧作孚的基本追求：如前所說，他是把民生公司及發展民營企業看作是為社會、國家服務的“事業”，並且是他的新中國建設藍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他來說，是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的：沒有了“事業”，就失去活着的理由了。
也許會上那位“平日最關心、最親信的一個通信員”的“揭發”，是最讓盧作孚傷心的。這同樣涉及他的基本信念。盧作孚最為自豪的，是經過他數十年的苦心經營，民生公司成了一個全體員工彼此“披肝瀝膽，推心置腹，以相糾其短，相攜於義”、最具“群的信賴”的企業集團，是他最成功的社會改造試驗。如前面所說，他尤其重視的是公司內部資方與勞方的合作與和諧。在1949年以後，他更是在促進勞資關系上下了很大功夫：在1950年7月對公司主干人員的講話里，他特意強調“工會的代表”的作用，並以此證明：“我們的勞資關系是正常的”；在1950年9月公司的董監座談會上，提出“今後總基於勞資兩利的原則將生產搞好。本公司之勞資協商會議，俟工會正式成立後亦即正式進行”，試圖通過推動民主管理來加強公司上下一致合作。但現在，卻由公司內部人的“揭發”，將幾十年建立的作為公司“靈魂”的“和氣”頃刻瓦解。而且很顯然，這是公司內部的共產黨組織精心策劃、蠱惑所致，在一定意義上，這是盧作孚的和諧理想與毛澤東、共產黨的階級斗爭路線的一次正面撞擊，而後者的不擇手段，從內部突破堡壘的策略，都是盧作孚料所不及並無法接受、無力應對的：這無疑是一個致命的打擊。
最讓盧作孚不能忍受的，自然是他所受到的人格的侮辱。這也是毛澤東的目的：他就是要在公眾面前把資產階級“整得灰溜溜，臭哄哄”，以防止群眾“倒向資產階級方面去”。用這樣的方式來“爭取群眾”，自然是盧作孚無法想象與接受的。據近年新發掘的史料，其實在1952年2月8日的揭發會之前，2月6日就在民生公司內部開過一次會，要盧作孚檢討。
盧作孚一再申訴：“我自問不是想當資本家來搞企業的”，“我一生沒有土地，沒有私人投資，私人沒有銀行往來，沒有回扣，沒有受禮物”，以致“飲泣少頃”。他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將自己抹黑為一個唯利是圖的資本家，他要維護自己一心為國為民的一世清名，這是他不可逾越的底線。盧作孚這一代中國實業家，無疑是繼承了中國士大夫的傳統的：他們是把知識分子的尊嚴，做人的尊嚴，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即所謂“士可殺而不可辱”。毛澤東顯然低估了中國實業家、中國知識分子的這一骨氣，盧作孚最後作出的激烈、極端反應，大概也是出乎他的意外的。
應該說，在1952年發動“五反”運動時，毛澤東並沒有打算立刻置資產階級於死地。他在內部指示里，還有這樣的交代：“這不是對資產階級的政策的改變，目前還是搞新民主主義，不是社會主義；是削弱資產階級，不是要消滅資產階級；是要打它幾個月，打痛了再拉，不是一直打下去，都打垮”。而且打擊資產階級的負面效應立刻顯現：1952年2月22日（也就是盧作孚自殺14天以後），鄧小平向毛澤東發出電報，反映西南地區工商業出現的顯著的停滯現象：貿易額和稅收明顯減少，國營公司百貨營業額只有原先的百分之三十，工業器材僅及百分之十五，許多私營企業無事可做，大量的建築工人失業。工商業的停滯，加劇了城市貧民的困難，重慶一區二萬人（占該區人口三分之一）到了無食缺食的地步，開始對“三反”、“五反”表示不滿。各地都有類似的反應，這就迫使毛澤東作出調整：“打擊要適可而止，不能走得太遠；走得太遠，就要發生問題。我們已經對資產階級打了一下，現在可以在新的基礎上和他們講團結了”，並於5月20日發出通知，宣布“五反”運動“勝利結束”。這大概就是5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對民盟副主席張瀾表示：“作孚先生是一位人才，真可惜啊”的政治背景：注38用薄一波的說法，毛澤東又要“讓資本家重新靠攏我們了”。
但毛澤東仍然不屈不撓地奔向他的既定目標：僅僅一年以後的1953年，毛澤東又開始批判“新民主主義”，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宣布中國進入“實現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新時期，目的是“消滅私有制，使資本主義絕種，小生產絕種”。以後，無論1957年的反右運動，還是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民族資產階級都是始終如一的打擊目標。因此，1952年盧作孚即使不自殺，在以後的運動中恐怕也是在劫難逃。
正是在這樣的歷史進程里，盧作孚1952年的選擇，就顯示出了其特殊的意義：這是對毛澤東的“消滅民營資本，消滅民族資產階級”的極左路線的第一個悲壯的反抗。有意思的是，當1953年毛澤東制定總路線，最終走上“使資本主義絕種，小生產絕種”的不歸路時，也是他的同齡人梁漱溟第一個當面提出不同意見，要為農民說話；1955年另一位同齡人宋慶齡又寫信給毛澤東，表示：“我很不理解提出對工商業的改造。共產黨曾向工商界許下長期共存，保障工商業利益的承諾，這樣一來，不是自食其言嗎？資本家已經對共產黨的政策產生了懷疑和恐懼，不少人後悔和抱怨”。毛澤東則批示：“宋副委員長有意見，要代表資本家講話”。他們四位同齡人：毛澤東與盧作孚、梁漱溟、宋慶齡的合作和沖突，是發人深省的。當然，梁漱溟、宋慶齡也沒有因此與毛澤東分道揚鑣，梁漱溟直到晚年，也還是肯定了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貢獻。幾位現代史上舉足輕重的同齡人的關系，是遠比人們想象的，要復雜得多。
就我們討論范圍中的問題而言，最後要說的，是當年盧作孚與毛澤東關於新中國的發展方向和道路的分歧，以後事實的發展證明，正確的是只能以生命做堅守的盧作孚，而不是掌握生殺大權的毛澤東。
歷史畢竟公正和無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