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中心思想是要反對右傾思想，反對保守主義。
中共八大是我們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它的成功召開，除了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領導人的歷史貢獻外，作為“少壯派”的陳雲和鄧小平也作出了重要貢獻。
共同參與八大文件起草和領導、組織各項籌備工作，為大會成功召開積極創造條件，提供重要保障
1955年3月，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宣布1956年下半年召開八大的決定。4月，鄧小平將八大政治報告、修改黨章和修改黨章報告起草委員會名單報送毛澤東。5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政治報告起草委員會有劉少奇、陳雲、鄧小平等7人；修改黨章及修改黨章報告起草委員會有鄧小平等9人。兩個起草委員會鄧小平及胡喬木同時參加。
作為八大政治報告起草委員會成員，陳雲除參加一般審議和指導外，還受毛澤東之托，就報告中“社會主義建設”部分進行了具體指導和修改。其間，他突出了發展生產力，把經濟建設作為重心，強調注意防止和反對經濟建設中的冒進等內容。精心修改後，陳雲於9月5日致信毛澤東：“有幾個地方與定一喬木商量後改了一下。‘商業’一節還有一些修改。”
與具體指導和修改政治報告密切相關的是，陳雲協助周恩來領導了《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以及《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的起草工作。從8月3日至16日，他與周恩來先後主持召開9次會議，適當調整了“二五”計劃建議第三方案部分指標，先後形成《“二五”計劃的建議（第二次草稿）》《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報告（第一次草稿）》和《“二五”計劃建議（修改稿）》即第三稿。可見，八大主要文件中凝結着陳雲的心血和智慧。
在8月22日黨的七屆七中全會上，鄧小平在就八大6個文件有關問題作說明時，也強調八大議題和安排發言應該突出討論國家經濟建設這個主題：“像工業方面，除了一些比較帶系統性的發言外，還要組織那么二十幾篇稿子，這樣才表現出會議是在討論建設這個重點，只那么兩三個人發言，談搞計劃，搞建設，大會里面的空氣不多，那也不好。”
對此，毛澤東深表贊同：“小平同志說得對，這一次重點是建設。報告里面有這么幾個大題目，都可以講。但是重點是兩個，一個是社會主義改造，一個是經濟建設，這兩個重點中主要的還是在建設，這個報告的主要部分，3萬字中有三分之一是講建設。”
很顯然，陳雲和鄧小平強調八大突出經濟建設這個中心，符合當時毛澤東等人的思路。他們強調經濟建設這個中心，是由七大以來11年的形勢發展決定的。其中，前4年的疾風暴雨革命戰爭以後建立了新中國；此後7年，進行並完成了民主改革、抗美援朝、恢復國民經濟和鞏固人民民主專政，開始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等極為繁重、巨大的工作。這為召開八大作了充分的政治和組織准備。
鄧小平主持起草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重點是闡述執政黨的建設和民主集中制，目的是領導全國各族人民，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建設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對自己將要在八大上作的《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鄧小平在緊張的籌備工作中抽出時間也進行了數次重要修改。從內容上看，初稿中的序言部分增加了七大以來在黨中央和毛澤東領導下所取得的“一個接連一個的光輝的勝利”，“無可爭辯地證明了”黨的七大以來的政治、組織路線和黨中央領導的正確性。改動內容最多的是第一部分關於修改黨章所根據的條件。在此，報告從黨組織狀況分析入手，闡明了我們黨處於執政以後所“面臨着新的考驗”，指明了經受這種考驗所應當采取的辦法。正是根據這些新的情況和新的要求，八大才對原有黨章作適當修改，“其中包括一些帶有重要原則性質的修改”。此外，對堅持黨的群眾路線，實行民主集中制等部分，鄧小平都作了不少的修改。對於報告字句，他也再三斟酌，力求使報告內容簡明、文字順暢。對於一些不夠明確的語句，他或是添加文字、畫龍點睛，或是干脆刪去某一段落。所以，修改黨章報告雖然文字較長，但字句簡潔，生動有力，體現了鄧小平一貫的工作特點。毛澤東對修改黨章報告很重視，對報告初稿連夜審改完。
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中財委主任的陳雲和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秘書長、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為大會的成功舉行進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籌備工作。從確定八大報告起草人員到排列大會議程，從安排大會發言到逐篇審閱發言稿，從討論八大代表選舉問題到代擬大會通知等關於八大的大事小事，他們幾乎都參與了。
從1955年5月修改黨章和修改黨章報告起草委員會成立之日起，鄧小平就以很大的精力主持黨章的修改工作。這項工作，主要集中在1956年的4月、5月。他在這兩個月中僅主持起草委員會討論黨章修改意見的會議就達11次，還不包括毛澤東、劉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討論黨章的2次會議和毛澤東、鄧小平向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介紹黨章修改情況的2次會議。鄧小平認為：先提大勢，先提方針性的意見。但有些文件，像黨章，就不那么好只提大勢了，必須是哪一個字要改，就改哪一個，凡有意見的都在這個本子上批。毛澤東補充道：不僅是大勢，也包括細節、文字。
對修改黨章工作，鄧小平確實連細節都注意到了。他受中央委托起草《關於討論黨章修改稿的通知》，下發給各省、市、自治區負責同志進行討論時強調：“在黨章修改稿中，請你們特別注意：（一）草稿中規定全國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代表大會采用常任制度，並且規定各級代表大會每年開會一次，這是一個重大的改變，請你們考慮這種制度是否妥當。（二）第三章第九條中關於中央機構問題，曾考慮到兩種形式。一種是保持原來性質的書記處，設一個副主席；一種是不設原來的書記處，增設幾個副主席，並且設立另外性質的書記處或者其他名義的組織，請你們考慮哪一種形式較好。以上兩點，也請你們將討論意見報告中央。”很快，各地的建議就反饋回來了。
1956年3月，鄧小平主持中央秘書長會議，討論八大代表選舉等問題。後又主持召開中央秘書長會議，具體討論出席八大代表名單。7月30日，中央政治局決定：成立由陳雲、鄧小平等20人組成負責選舉的工作委員會，負責研究八大選舉問題和中央機構的組織形式問題並提交報告，他們圓滿地履行了職責。9月上旬，陳雲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各代表團提出的八屆中央委員候選人名單；主持第七屆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和各代表團正、副團長聯系會議，討論八屆中央委員候選人，提出170人的名單；在八大預備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上作報告，代表中央說明八屆中央委員候選人名單和這個名單的提出經過。結果，名單受到各代表團的一致好評。薄一波稱贊“這個名單是一個團結的名單，是一個比較完全的、包括各個方面的名單”。李先念認為“這個名單的提出證明我們的黨是成熟的”。毛澤東也非常滿意，他在《關於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的選舉問題》的講話中3次提到陳雲，肯定他在報告提出的觀點。會議表示同意陳雲報告，通過了八屆中央委員會候選人名單。
對於中央領導機構的組織形式問題，陳雲和鄧小平領導專門委員會進行認真討論、研究。根據毛澤東關於設一個副主席還是設幾個副主席的建議和中央《關於討論黨章修改稿的通知》中提出的討論書記處性質問題的要求，陳雲和鄧小平主持專門委員會於8月初提出：一是將七大黨章中關於選舉中央委員會“副主席一人”改為“副主席若干人”；二是增設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三是把中央書記處置於“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領導之下，處理中央日常工作”。這項工作，不僅對成功召開八大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對以後幾十年黨的建設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陳雲和鄧小平等協助毛澤東主持八大籌備工作，既緊張繁忙又井井有條，既發揚民主又堅持集中。據李雪峰回憶：當時中央很注意發揚民主，堅持集體領導，走群眾路線。籌備工作最早提中央委員候選人名單，由陳和鄧等和一些老同志負責，先從6個大區和軍隊的領導同志中選，大家可以隨便提，提了約400人，比較全面。9月15日，大會選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等13人為大會主席團常務委員。作為常務委員，陳雲和鄧小平擔負着大量大會日常領導組織工作。9月，陳雲3次主持大會主席團常委和各代表團團長會議，討論中央委員候選人名單；主持大會主席團會議，討論政治報告決議修正草案和政治局委員、常委以及書記處人選；代表主席團常務委員會宣布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的選舉結果，代表大會主席團宣布大會閉幕。他說：“我們的大會已經勝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務。我們全黨今後的任務，就是為具體地執行大會的各項決議而努力工作。”他還代表大會主席團對向大會表示祝賀的國外兄弟黨代表團和國內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表示感謝。
中共八大邀請了50多個國家的共產黨、工人黨、勞動黨代表團出席。毛澤東在開幕詞中指出：他們以崇高的友誼參加我們黨的這次代表大會，這對於我們是一個很大的鼓舞和支持。根據中央主要領導人之間的分工，會議期間，陳雲5次會見外國黨代表團，分別同他們進行談話，就蘇共二十大和斯大林問題、中國革命歷史經驗、公私合營、台灣問題和西藏問題等一系列內政外交問題，闡述了中共的方針政策。這些會見和談話，為增加兄弟黨對中國的了解，加深中共同兄弟黨的友誼，也為大會的成功召開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共同參與大會組織領導工作，從理論與實際結合上為八大路線的制定和指導實施作出了重要貢獻
中共八大最重要的歷史功績，就是在中共執政以後，關於怎樣建設繁榮富強、人民幸福的社會主義國家制定了一條正確的路線。這條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科學、國防和黨建等方面內容的全面發展路線，是根據國內主要矛盾已經發生根本變化提出來的。其基本思想和核心內容，就是把全黨工作重心由急風暴雨革命戰爭時期的階級斗爭，轉移到國家全面開展經濟建設上來，集中力量發展我國社會生產力，提高全國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陳雲、鄧小平正是從把握這個重點方面為八大路線的制定作出了獨特貢獻。
中共八大確立了既反對保守又反對冒進，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指導方針。陳雲和鄧小平參與起草並經大會通過的關於政治報告決議指出：“黨的任務，就是要隨時注意防止和糾正右傾保守的或‘左’傾冒險的傾向，積極地而又穩妥可靠地推進國民經濟的發展。”陳雲為此作出了重要貢獻。
中央最初提出的方針是反對右傾保守思想。劉少奇就曾傳達毛澤東指示：八大中心思想是要反對右傾思想，反對保守主義。陳雲在實際工作中提出了不同主張。當時，在反右傾保守思想的口號下，各生產部門紛紛修改原定比較切實可行的指標，提出新的冒進計劃。例如，黨中央、國務院最初批准的基建投資控制數字為112.7億元，幾個月後，各省市、部門要求的投資額已達153億元，後來又增加到200億元，比預計完成數增加1倍多。因此，陳雲多次提醒有關部門和負責同志：經濟建設要穩步前進，要注意綜合平衡。這是陳雲的一貫思想，他在關於“一五”計劃的匯報提綱中就指出：“按比例發展的法則是必須遵守的。”“唯一的辦法只有看是否平衡，合比例就是平衡了；平衡了，大體上也會是合比例的。”我國因為長期經濟落後，要在短期內趕上發達國家，計劃中的平衡只能是一種緊張的平衡，“但緊張決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1956年初，當各地區、各部門爭先搶上基建項目時，他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卻主張將基建撥款削減7個億，由原來的125億削減到118億。他多次強調：在制訂計劃時要講平衡，而且這種平衡不僅是財力平衡，還應該考慮物資平衡。由於周恩來、陳雲和鄧小平等的不懈努力，同年6月，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會議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即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方針。這樣，中共中央關於經濟建設的指導方針克服了片面性，從既反右又反左兩個方面，提出正確的經濟建設指導方針。
正是由於陳和鄧等領導人的堅持不懈，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指導方針被寫進八大政治報告，並明確載入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之中。
中共八大提出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建設一個偉大社會主義國家的奮斗目標。為此，這就需要建立正確的社會主義的經濟體制，這是實現奮斗目標的重要途徑。因此，不斷地對原有經濟體制特別是根據原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經驗建立的經濟體制進行改革，使之適應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實際需要，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後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陳和鄧特別是陳雲對八大的最大貢獻之一，就是在深入研究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後，如何建立適應我國國情的經濟體制，從而正確提出了體制改革的初步設想。陳雲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負責對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工作。他比較早地發現了社會主義改造所帶來的一些新問題，由此引發了他對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深入思考，提出了一些突破原蘇聯傳統社會主義建設模式的重要構想：一是要突破單一公有制模式，長期保留個體經營。二是要突破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模式，發揮市場的作用。他強調，社會主義“既要實行計劃經濟，管好市場，反對投機倒把，又不要把市場搞死”。新經濟體制的特征應該是“大計劃小自由”，總的原則是“要適應中國的實際情況”。
在此基礎上，陳雲在中共八大作了題為《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的新問題》的重要講話，歸納和分析經濟體制方面的問題，提出解決這些問題的主要辦法，特別是提出了“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嶄新構想。他說：“在工商業經營方面，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是工商業的主體，但是附有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這種個體經營是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的補充。”“全國工農業產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計劃生產的，但是同時有一部分產品是按照市場變化而在國家計劃許可范圍內自由生產的。計劃生產是工農業生產的主體，按照市場變化而在國家計劃許可范圍內的自由生產是計劃生產的補充。”“我國的市場，絕不會是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而是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在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里，國家市場是它的主體，但是附有一定范圍內國家領導的自由市場。這種自由市場，是在國家領導之下，作為國家市場的補充，因此它是社會主義統一市場的組成部分。”
陳雲的講話對大會政治報告作了重要補充，豐富和完善了大會主導思想的內容，並為大會通過的決議所吸收。決議指出：為了適應社會的多方面需要，在國家計劃許可的范圍內，有一部分產品將不列入國家計劃，而由生產單位直接按照原料和市場的情況進行生產，作為計劃生產的補充。如果把這一部分產品勉強列入國家計劃，或者把參考性的指標當作正式計劃的指標，對於這些產品的生產作不必要的限制，那就不符合於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社會主義經濟的主體是實行集中經營的，但是也需要有一定范圍的分散經營作為補充。在社會主義建設即將全面展開之時，陳雲提出對當時經濟體制進行改革的構想，不僅在當時具有重要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而且還對我國改革開放時期的經濟體制改革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那么，建設一個什么樣的執政黨才能正確領導適應國情的經濟建設呢？鄧小平在中共八大上所作的《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實事求是地回答了這個歷史課題。
鄧小平所作的這篇報告和由他主持修改的新黨章，根據我們黨政治地位的根本變化，提出了黨執掌全國政權以後加強黨的建設的主要方針，把毛澤東創立的黨的建設的理論大大地向前推進了一步。報告共分5個部分，較為突出的理論貢獻是提出了作為執政黨應堅持群眾路線和堅持民主集中制，反對個人崇拜等重大問題。他說：“中國共產黨已經是執政的黨，已經在全部國家工作中居於領導地位。”“執政黨的地位，使我們黨面臨着新的考驗，過去7年，一般說來，我們黨經受住了這種考驗。”“但是，7年半經驗同樣告訴我們：執政黨的地位，很容易使我們同志沾染上官僚主義的習氣。”“還很容易在共產黨員身上滋長着一種驕傲自滿的情緒。”針對這種情況，黨必須經常注意進行反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的斗爭，經常警戒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的危險。除對黨員進行思想教育外，“更重要的還在於從各方面加強黨的領導作用，並且從國家制度和黨的制度上作出適當的規定，以便對於黨的組織和黨員實行嚴格的監督。”
鄧小平參加了蘇共二十大，結合我們黨和國家的實踐情況，他在報告中對其積極意義也作了肯定：“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一個重要功績，就是告訴我們，把個人神化會造成多么嚴重的惡果”，“關於堅持集體領導原則和反對個人崇拜的重要意義，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作了有力的闡明”。隨後，他強調：“我們黨也厭惡對於個人的神話。”實際上，在全國革命勝利前夕，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就作了禁止為領導者歌功頌德的規定，並一貫主張由黨的集體而不是個人來決定重大問題。
當時，鄧小平《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不僅在國內得到高度評價，在國際上也被高度贊譽。這個報告，連同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的講話、報告一起，被外國兄弟黨稱為：“在高度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水平上提出了和闡明了理論和政策問題，提出了和闡明了黨的活動、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民族解放運動、爭取和平的斗爭等問題。”所以，這篇報告至今仍閃耀着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光輝。
共同成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重要成員，為社會主義建設特別是改革開放偉大事業奠定了政治和組織基礎
如果說，中共八大第一個巨大歷史功績是確定了正確的政治路線的話，另一個巨大的歷史功績就是選舉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新的中央領導集體。大會前夕，陳雲和鄧小平通過毛澤東推薦成為正式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委員、副主席候選人（陳雲1945年七大就當選為政治局委員，不久又被任命為書記處候補書記，相當於候補常委，1950年6月任書記處書記）。在1956年9月13日黨的七屆七中全會第三次會議上，毛澤東就中央設置副主席和總書記的問題發表重要講話，並着重地推薦陳和鄧。他說：“我在這里還要談一下關於設副主席和總書記的問題。上一次也談過，中央准備設4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來同志、朱德同志、陳雲同志。”“另外還設一個書記處。書記處的名單還沒有定，但總書記准備推舉鄧小平。”
毛澤東評價陳雲：“我看他這個人是個好人，他比較公道、能干，比較穩當，他看問題有眼光。我過去還有些不了解他，進北京以後這幾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問題尖銳，能抓住要點。所以，我看陳雲同志行。”毛澤東如此器重陳雲，一方面是因為陳雲在黨內具有深厚的資歷和威望，另一方面是黨的事業的現實需要。新中國建立以後，黨的中心工作是經濟建設，黨的核心領導層亟需懂經濟的領導管理人才。陳雲是中共比較早地從事經濟工作的領導人之一，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表現出傑出的領導才能。他從革命戰爭年代任西北財經辦事處副主任，主持中共中央所在地陝甘寧邊區的財政經濟工作，到擔任中共東北局副書記兼東北財經委員會主任，創造了接管城市和有計劃進行經濟建設的成功經驗；從新中國建立以後擔任政務院副總理兼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主持全國財政經濟工作，醫治戰爭創傷、穩定物價、恢復國民經濟和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到具體領導組織實施“一五”規劃，都作出了巨大貢獻，發揮了難以替代的作用，是黨內公認的優秀的經濟工作領導人和經濟管理專家。於是，在八屆一中全會上，陳雲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正式成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
與此同時，毛澤東推舉鄧小平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總書記。他說：我可以宣傳宣傳。我看鄧小平這個人比較公道，他跟我一樣，不是沒有缺點，但是比較公道。他比較有才干，比較能辦事。他比較周到，比較公道，是個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給他宣傳幾句。他說他不行，我看行。順不順要看大家的輿論如何，我觀察是比較順的。不滿意他的人也會有的，像有人不滿意我一樣。你說鄧小平沒有得罪過人？我不相信，但大體說來，這個人比較顧全大局，比較厚道，處理問題比較公正，他犯了錯誤對自己很嚴格。他說他有點誠惶誠恐，他是在黨內經過斗爭的。
這樣，鄧小平與陳雲一道，通過八大成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鄧小平後來這樣評價八大：“我們黨的領導集體，是從遵義會議開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劉周朱和任弼時同志，弼時同志去世後，又加了陳雲同志。到了黨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劉周朱陳鄧六個人組成的常委會。”
歷史證明，中共八大選舉陳雲和鄧小平進入黨的中央領導集體還具有更深刻的意義，就是為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的形成准備了政治條件。當時，毛澤東在考慮中央領導集體組成時，就深謀遠慮接班人的問題，他說：“一個主席，又有四個副主席，還有一個總書記，我這個‘防風林’就有幾道。”我們這個國家也不會受影響，不像蘇聯那樣斯大林一死就不行了。“我們就是要預備那一手。”他和其他領導人推選陳雲（51歲）和鄧小平（52歲）進入政治局常委會，本身就包含着培養接班人的寓意，表示了他們對陳和鄧寄予的厚望。因為毛澤東說他這個名單要管到20世紀末。只是由於中共領導偏離了八大路線，特別是“文革”的沖擊，中共核心領導層沒能像八大所設想的那樣順利過渡。但是，由於八大選舉的“少壯派”陳和鄧已經眾望所歸，深入人心。所以，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陳雲重新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成為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王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陳雲同志過去是我們黨中央的一位副主席。不少同志要我向中央反映，建議選陳雲同志擔任副主席。可見，鄧小平為核心、陳雲為重要成員的中央領導集體的建立，既是我國時代發展的客觀要求，又是我們黨的建設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實踐證明，八大建立的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已經為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奠定了政治和組織基礎，這是中國政治社會歷史規律的延續和發展。
從1956年中共八大陳雲和鄧小平進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到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為核心、陳雲為重要成員的中央領導集體的形成，我們黨和國家經過了20多年艱難曲折的發展過程。此後的20多年中，陳雲和鄧小平為堅持和貫徹八大路線仍然不懈努力。他們攜手並肩，相輔相成，共同堅持撥亂反正；聯手開啟改革開放之門；正確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繼續探索社會主義道路……他們成為新中國以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中政治壽命最長、改革開放初期政治舞台上所起作用最為關鍵、黨和國家領導人相互關系最為重要的兩位歷史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