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高敏
編輯丨雪梨王
今天是“三八”國際婦女節。比起討論宏大命題，這次我們更想聊聊那些最貼近身體的細碎日常。
不久前，我們找到了幾位踐行“No-bra”的女孩。她們選擇不穿內衣的初衷很簡單：為了讓身體不再被“箍住”，為了讓皮膚更自由地感知四季。這本該是一個私人且自在的決定。但從內衣發明的那天起，對女性來說，它就不止於一塊布料，而是一種關於“得體”的長期規訓，也關乎每一刻的呼吸與健康。
當然，我們更希望這些關於身體經驗的公共討論，不只發生在3月8日這一天——我們期待女性的健康與自我意識，在每個日常，都能得到應有的尊重與關照。
貝果從來沒想過，自己丟掉大學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可能和沒穿內衣有關。
試用期不滿一個月，她被HR叫進了會議室。對方先是例行公事地詢問了工作進展，隨後話鋒一轉，目光直直地落在她當天穿的灰色吊帶上。
“你是不是沒穿內衣？”HR的語氣里帶着一種審判式的禮貌。
貝果懵了，隨後點頭，“是，我沒穿。”作為一個23歲的應屆生，她不懂HR為什么會問這個問題，也從來沒想過，有人會盯着自己的胸部看。
HR展開了她的論述，大意是“公司不允許這樣”“老板是個很傳統的人”。貝果感到“被冒犯”，她試圖解釋這關乎“身體舒適”，以及“No Bra（不穿內衣）”的流行趨勢，但溝通失效了。那個周五下午，她收到了離職通知書，理由是模棱兩可的“不能勝任崗位”。
一件內衣，為何能成為衡量職場勝任力的尺度？身體的舒適，憑什么要讓位於他人的視覺觀感？貝果至今無法理解。在“得體”與“大方”的社會敘事下，女性的胸部似乎從未真正屬於她們自己。它被要求聚攏、上托、隱匿，成為一種需要被高度管理的“公共器官”。而當她們試圖擺脫掉這層束縛，往往會遇到來自家庭、職場與傳統審美砌成的高牆。
對貝果和很多踐行“No Bra”的女性來說，這更像是一次關於身體主權的重新確認。當她們決定不再為“得體”而穿內衣，她們究竟在對抗什么？
剝離那層布料
女孩們脫下內衣的初衷很簡單，為了舒服。
貝果從大二開始就不穿內衣了。北方的冬天很冷，裹在厚外套里，完全看不出穿沒穿。也因此，很多女性會選擇在冬天剝離那層緊裹着身體的布料。第一次擺脫束縛時，貝果覺得無比舒爽，“身體不再被勒着，騎電動車時胸部可以隨意晃盪。”
後來她去深圳幫姐姐帶小孩。在這個包容的城市，她嘗試徹底擺脫那層布料的束縛——剛開始，她學着社交網絡上大家分享的經驗，貼上醫用的輸液貼，據說透氣又方便。試過兩次後才發現，膠帶帶來的紅腫與瘙癢比內衣更具侵略性。
她索性不貼了。走在深圳街頭，她抬頭挺胸，發現無人在意。這種自在感，成了她對抗世俗審美的勇氣。那之後，不穿內衣的習慣便被貝果帶回了學校，直到現在。
石猴也有着類似的經歷。她不穿內衣兩年多了。起因是2023年那個黏糊糊的夏天，她實在不想在T恤里再多穿一件內衣。替代方案是胸貼，她買了好多胸貼，卻發現這是另一種形式的束縛——一次性胸貼黏性太強，撕下來時胸部會痛；反復使用的，又極易藏污納垢。
石猴最終意識到，在東亞文化中，人們對激凸的恐懼，本質上是將生理特征強行嵌套進“性引誘”或“不檢點”的道德邏輯。為了在保持舒適的同時，又不被凝視，她放棄了黏糊糊的胸貼，但也收起純棉的白T恤，換上材質硬挺的上衣或裙子。
那個最熱的夏天就這么度過了，內衣也沒有再穿回來。
小猴的記憶則停留在2017年。那年她讀大學，內衣廣告宣揚的還是“聚攏”“塑形”和“性感”。為了迎合所謂“飽滿挺拔”的胸型審美，那個時期的女孩大多穿着聚攏文胸，但“從來都不太舒服”。
“這是一種為了視覺上符合他人審美體系，而壓抑自己身體感受的選擇。”感受到來自鋼圈的勒痕和壓迫感後，小猴放棄了這種迎合。再往後，她扔掉了所有帶鋼圈的內衣，發現了“前所未有的舒服”，即便後來“無痕”“裸感”成為內衣流行的新關鍵詞，在她看來，都不如不穿來得自在。
〓 紀錄片《人工奇跡：造個好Bra》劇照。
不適感，從穿上內衣的第一天起就如影隨形。
小意記得，穿內衣時，她總要時刻審視自己：是不是領口太大，露出了肩帶；每次手背到身後扣背扣的時候，難度並不小；穿無痕內衣倒是不會覺得太勒，但它承托力不夠，抬手的時候，罩杯會滑上去，將胸部切分成上下兩部分。她提起更早之前，上小學時，發育較早的女生，會被男生取諸如“奶牛”之類的綽號；穿脖子後面系帶的內衣，總會被坐在後座的男生故意解開；哪怕有同性善意提醒肩帶露出來了，也會帶來些許尷尬。
“好像胸部是個令人羞恥的器官，到了一定年齡，就必須要包裹上一層布料。內衣也跟着變得羞恥——你不能讓別人看到你的胸，穿上內衣，也不能讓別人看到內衣。”小意說。
規訓的針腳
女性天生就該穿內衣嗎？
2025年12月，一位母親在社交媒體上發帖，稱“女兒哭着說不喜歡穿小背心”。但作為母親，她覺得“我是為她好”。
帖子火了，下方匯集了5000多條評論，小意也在下面留言，“我覺得穿不穿要由你女兒決定，你可以告訴女兒，如果不穿可能會遭受異樣的目光，但那些異樣的目光是錯的……”這條評論得到了1.5萬點贊。
小意明白，媽媽是為了保護女兒，讓後者不會因為隆起的胸部遭受異樣的目光。但這種所謂的“保護”，往往是規訓的起點。
她想起自己小時候，發育的脹痛和茫然一起到來。父母在外打工，她是留守兒童。奶奶買了小背心給她，告訴她“該穿了”，卻沒教她“可以脫”。於是，內衣像是成了她的“第二層皮膚”，睡覺都不敢脫，“脫掉反而覺得身上一涼，沒了安全感。”
直到十四五歲，有一次和母親一起睡時，母親說，睡覺的時候可以把內衣脫了，這樣對身體好。那之後，小意才試着在宿舍的床上拉起簾子，將全身的衣服脫干凈，皮膚與被子第一次貼在一起時，“暖融融的，很舒服”。
這種遲來的知曉並非個例——她在社交媒體做過一個有關穿內衣程度的投票，58410人參與。其中冬天、睡覺都穿內衣的有5478人。
石猴穿內衣的啟蒙來自初中同學。那時她的胸部剛剛隆起，同學說了句，“你該穿內衣了”，她便跟着去買了第一件帶鋼圈的文胸。貝果則是在高中——那是她最希望“變美”的階段，為了得到別人的誇贊，她開始穿聚攏型內衣，以凸顯身材。每天回到家，胸部下方都會被勒出許多紅印，“當時也不覺得難受，或者說，為了美而選擇忽視了自己的身體感受”。
“從來沒想過可以不穿（內衣），社會規訓從來都是這樣子。”貝果說。
〓 電影《七月與安生》劇照。
對身體的紀律化管理，在社會學意義上被視為一種權力運作。正如福柯所言，權力通過對個體身體的規訓，可以制造出“馴順的身體”。
而這種規訓的針腳早已透過內衣，縫進了女孩們的成長中。
人類歷史上最早的胸衣出現在公元4世紀的壁畫上，畫中正在參加古羅馬運動會的女性上身穿着類似抹胸的衣服，簡單實用。
到了16世紀，法國皇後凱瑟琳·德·美第奇喜歡使用以花邊、金屬骨架和鯨魚骨制成的緊身束胸衣，歐洲審美開始推崇這種被稱為“美麗刑具”的束胸衣。女性的身體被布條和金屬緊緊包裹並勒到極致，以收起腰身、抬起臀部、托起胸部，凸顯線條美。
直到1910年，時常出入舞會的瑪麗·菲爾普斯·雅各布用了兩塊絲綢手帕和一條粉色絲帶簡單縫合後，制成了更舒適和健康的胸衣——這也成了現代文胸的雛形。梳理這段歷史不難發現，女性的身體始終被工業化、道德化地塑造。
實際上，20世紀20年代，中國掀起過一場內衣革命。當時的先鋒女性們走上街頭，要求奪回身體自主權。魯迅、胡適等人也相繼加入，開始批評束胸，盡管他們大多是從“束胸危害女性哺乳，從而危害後代”的角度發聲。
之後，政府開始倡導“天乳”，對於不進行放乳的女性，要采取罰款措施。西方的文胸在彼時傳入，但最初並不被中國女性接受。直到阮玲玉、胡蝶等女明星率先穿起來後，才引得名媛們跟風購買，之後普及到更大規模的中國女性。
就這樣，內衣從束縛，變成了“現代女性標配”。
隨着商業廣告將內衣與“魅力”“自信”深度捆綁，女性再次陷入了另一種循環——鯨魚骨雖已消失，但海綿和鋼圈依然在對乳房進行“上托”和“聚攏”，以符合特定的、被觀看的審美范式。這也成為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之後成長起來的女性的內衣啟蒙。
歷史與社會的規訓編織成一張細密的網。但眼下，越來越多的女性嘗試從網眼中掙脫。
脫下內衣之後
脫下內衣，只是對抗的開始。對於貝果們來說，當這種私人的舒適進入公共視野，便成了需要解釋、辯護甚至為之抗爭的行為。
最先遭遇的是溫情的規訓。母親、祖母、姐姐，這些本該最親密的女性，往往率先扮演起管訓者的角色——“我是為你好”“別人會說閑話”“這樣不雅觀”，在愛的名義下，規訓代代相傳。
石猴被母親多次提醒“你這樣有點露”。
“又沒人會盯着看，除了你。”她每次都懟回去，母親便不再多說。因為經濟足夠獨立，她擁有了在家里說話強硬的底氣。
小猴最初也被母親阻攔過。踐行No Bra的第六年，她給母親寫了一段話：
“你總覺得‘不穿內衣會下垂’，但我這些年身體更放松，循環也通暢了很多，其實早有研究表明：不穿內衣反而能增強胸部支撐肌肉。我不是來爭論對錯的，我只想告訴你：不穿，也可以很好。我穿衣服只有一個標准：讓自己舒服。從那（No Bra）以後，我覺得身體終於不是被‘卡住’的，是松的，順的，輕的，心情也能流動了。”
No Bra後，小猴覺得身體終於不被“卡住”了。
小意的留言區，有個女孩分享了自己的故事：當母親告誡她不穿內衣很丟臉後，她帶母親走上街，指向每一個路過的男性，告訴她“你看這個男人的乳頭露出來了”。
從此，母親徹底放棄了說教。
職場則是最殘酷的戰場。當被通知解除勞動合同後，貝果用手機拍下了工作電腦上的對話、時間和日期，隨後打開手機錄音去找HR和老板談判，要求2N的賠償（違法解除勞動合同的雙倍賠償）。公司拒絕。之後，她在所在區的人社局小程序提交了勞動仲裁。
“公司的規定里並沒有要求一定要穿內衣，HR只告訴我要衣着得體，但男性可以穿背心，可以凸點，為什么女性不可以？”她搜索法律條款、收集證據、准備光盤、提交仲裁材料。其實她才工作不到一個月，2N賠不了多少錢，貝果說，這么做，只是為了尊重自己的感受和維護穿衣自由，“不能被他們平白無故這么對待”。
公共空間是凝視的集散地。街道、地鐵、商場……女性的身體時刻處於被審視的潛在狀態。於是，石猴會通過更換材質硬挺的衣物來規避凝視；小意則在地鐵上，學會“盯回去”，讓不懷好意的觀看者先行告退，
而從她們拒絕規訓開始，人生的視野也隨之拓寬。
剛畢業時，小猴像其他大學生一樣，恨不得一天跑三場面試。一家公司的面試官問她，如果你做好的圖我一直不滿意，希望你一直改，強制你加班，你會願意嗎？小猴一下被問住了，但也清醒了——這不是她要的生活，她得遠離。那之後，她專心做起了自由職業。如今經濟已經足夠獨立，可以為姥姥買幾千塊錢的真絲衣服，也會花三萬元去三亞看海，隨時善待自己。
石猴在陝北小城的體制內工作，所處環境相對傳統、閉塞。但她始終在有意識地嘗試着一些生活實驗，比如不穿內衣，不評價他人外貌，不講“男的怎樣，女的怎樣”，拒絕標簽化的性別表達。
她還嘗試着在這座小城辦一些線下沙龍。在小城市堅持自我，像是日復一日的抗爭。周圍人都在談論房子、車子和孩子，她卻在談論女性主義、主體性和權力結構。經濟獨立讓她有了底氣和選擇的自由——包括不生孩子。面對雙方家長的催生，她和丈夫有一套策略，先說找人算過八字不宜生育，再稱“身體有問題”。就這樣拖了五年，家人漸漸不再追問。
小意則從內向、不敢發聲，變得熱衷表達。她會分享不穿內衣的經驗，寫關於電影中亞裔女性形象的論文。“我開始信任自己的感受，”她說，“以前是不敢說，現在是敢於說，而且一定要說。”
貝果很快找到了新工作。她依然堅持No Bra，同時在等待仲裁結果。
在一次公司拍攝中，她被選中當模特。拍攝需要穿上很修身的家居服，她告訴攝影師自己沒穿內衣，“這你都告訴我？”對方有些驚訝，給她在衣服里加了件背心。
貝果承認，因為攝影師是男的，這多少會讓她感到有些羞恥，“可能我的潛意識里，面對男性時，女性胸前必須有遮擋物，但我在努力克服（這種想法）。”
〓 貝果在健身房。她希望自己更強壯、更鋒利。
石猴將自己的實踐比喻為“往平靜的湖面扔石頭”。
如今，這樣的石頭變得越來越多。社交媒體上，#no bra# 的話題有數千萬瀏覽，內衣品牌開始扎堆推出“無尺碼”“零感”產品，醫學界也在科普“不穿內衣不會帶來胸下垂”“內衣的功能只是為了讓胸部不要亂動”。變化緩慢，但實實在在發生着。
“不是一定要堅持穿或者不穿的問題，這是一個選擇的自由。”石猴說，“我只希望當一個女性不想穿內衣的時候，她可以不穿，她有說‘不’的權利。”
或許有一天，正如小意所說，內衣會回歸它的本質——像襪子、圍巾或任何一件普通衣物一樣。穿或不穿，只關乎當天的場合、心情與天氣，而不再關乎羞恥、得體與道德。
那時，這不再是一件需要琢磨或權衡的事。她出門，迎接屬於自己的一天。
（文中貝果、小意、石猴、小猴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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