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夫與蛇的故事仍在醫療領域上演？
近期，江西省豐城市某公立三級醫院，患者及其家屬主動要求請外院專家做手術，並與主管醫生商定， 自願承擔5000元外請專家的會診費、差旅費、交通費、勞務費及其他相關費用。醫生明確告知這筆費用不能計入住院費用，需直接交給專家。患者及家屬應諾並簽署了相關知情同意書，醫院醫務科也進行了備案。手術非常成功。術後患者家屬提出請專家吃飯，費用約150元，由主管醫生墊付。
患者一方在手術成功後次日，轉身向在線問政平台舉報醫生“亂收費”，稱費用只給私人，不計入住院費用，且“強迫病人花錢請客吃飯”。
豐城市衛健委對此進行了公開回復，明確表示舉報的收費問題均為外請專家費，此行為是解決患者就醫的便民舉措，不違反法律規定，且已在醫務科備案。衛健委強調，“醫生沒有錯，合情合理；醫院沒有錯，合法合規”。
所謂“飛刀”醫生，是指醫生利用周末或休息時間，前往外地或異地進行手術，以提供醫療服務。這種現象的出現，是特定醫療環境下的一種必然產物。
在我國醫療資源分布不均的現實條件下，尤其是在二三線城市和偏遠地區，優質的醫療專家和高難度手術能力相對匱乏。此時，“飛刀”醫生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醫療服務的空白，滿足了患者在家門口就能接受高水平診療的需求，減輕了患者遠赴大城市求醫的舟車勞頓和經濟負擔。
對於基層醫院而言，這也能提升本院的診療水平，並留住更多患者。同時，對於醫生來說，這也是在合法收入普遍偏低的情況下，通過自身專業技能獲得額外勞動報酬的途徑。因此，從實際需求和多方利益角度看，“飛刀”在很多情況下是合情合理的。
然而，合情合理卻不等於合法合規，這正是“飛刀”現象頻頻引發糾紛的深層次原因。
由於公立醫院的所有價格都是政府定價，醫院無法按照市場價格收取“飛刀費”並開具發票，也無法將醫生勞務費合理納入醫院收費體系。這導致醫生與患者協商的“飛刀費”往往以現金形式私下支付，脫離了制度保障，處於“灰色地帶”。一旦出現糾紛，這筆費用就很容易被患者舉報為“紅包”或“違規收費”。部分患者在手術成功後，利用制度的滯後性，以舉報的方式要求退費，甚至被視為一種“不知感恩”的行為。
其實，這種案例實在太多了。
一位來自北京天壇醫院的專家醫生，前往山西某醫院為患者進行神經外科支架植入手術。醫患雙方協商同意支付1萬元現金作為專家的勞務費（即“飛刀費”）。患者家屬在醫生收取這筆現金時，進行了錄像並以“醫生收紅包”為由進行舉報。
一位泌尿外科教授應邀前往外省，原計劃進行前列腺手術。經過詳細檢查，他明確診斷患者並非前列腺癌，無需手術，為患者“免了一刀”。患者方面認為既然不需要手術，也就不需要原定那么多的“飛刀費”。這位專家一天的舟車勞頓，最終只收到了信封中的500元錢。
這種“協商同意後反悔舉報”的模式，對各方都造成了不良影響。首當其沖的是醫生，他們面臨着巨大的職業風險。多起事件中，涉事醫生被停職、處罰，甚至被指控非法行醫，名譽和職業生涯受到嚴重打擊。這種風險使得許多醫生，特別是經驗豐富的骨干醫生，對“飛刀”望而卻步，寧願選擇不冒風險。
長此以往，最終受損的將是患者的利益。如果醫生因顧慮重重不再“飛刀”，那些醫療資源匱乏地區的患者將失去獲得高水平醫療服務的機會，甚至可能因此失去活命的希望。對於醫院而言，雖然在糾紛中通常作為責任主體進行私下協商賠償，但也面臨着名譽和利益的損失。這種“破窗效應”也可能縱容醫鬧行為，加劇醫患之間的不信任感。
制度要完善，人心亦需教化，誠信才能不被辜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