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多個省級疾控局掛牌亮相——
5月26日，浙江、四川、廣東三省疾病預防控制局掛牌成立；
5月28日，黑龍江、湖南兩省疾病預防控制局掛牌成立；
5月30日，江蘇、海南、青海省疾病預防控制局掛牌成立；
……
據潮新聞記者不完全統計，5月中旬以來，已有20余個省市自治區的疾病預防控制局掛牌成立。這也標志着，繼兩年前國家疾病預防控制局組建，我國疾控機構改革開始加速進行。
從“疾控中心”到“疾控局”，改名的背後傳遞了哪些信號？在人們過往印象里，疾控部門似乎“存在感不高”，如今，與疫情交過手，我們又該如何思考它在公共衛生系統中的角色？從機構改革的新起點出發，擁有更強獨立性和自主性的疾控機構還面臨着哪些新課題？這些問題成為多方關注的焦點。
“把‘防’放在更重要的位置”
許多人深刻感受到疾控部門的作用是因為2020年爆發的新冠疫情，各層級的疾控中心作為監測預警的前哨、疫情防控的主力開始走入大眾視野。
實際上，我國疾病預防控制體系已運行了近70年。1953年，浙江省設立省級衛生防疫站，上個世紀50年代各地陸續成立的防疫站就是疾控中心的前身。鼠疫、霍亂、天花，寄生蟲病……這些聽起來有些遙遠的傳染病，從控制到根除的過程中，疾控部門發揮着尤其重要的作用。
“時代變遷，過去的防控體系已無法有效應對復雜多變的公共衛生安全形勢。病毒持續變異，防控也需升級。”武漢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譚曉東告訴潮新聞記者，人類仍然面臨新發傳染病的威脅，我們此前更多在討論傳染病如何“控制”，希望新機構成立後，更多地從預防的角度來考慮問題，把“防”放在更重要的位置。
2020年全國兩會上，來自浙江的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省政府參事謝雙成就曾提出《設立國家疾病預防控制管理局，加快疾控體系現代化建設》的提案。
謝雙成向潮新聞記者表示，自己曾參與當年抗擊非典的相關工作，那時起就萌生了對我國公共衛生防疫制度的思考——面臨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強大的應急處置能力離不開一個職責明確、能級清晰、運轉順暢、保障有力的疾控系統。
“改變重醫療輕疾控的現狀，把預防工作做在前頭。”謝雙成在提案中建議，要把全國疾控體系建設作為一項根本性建設來抓。在體制上，把“疾控”列入國家公務員管理系列，參照目前中醫葯管理局構架設置，設立疾病預防控制局，使之成為主管疾病預防控制的獨立的、權威的行政管理機構。如今，謝雙成的提案正在一步步成為現實。
“一場百年未遇的新冠肺炎疫情讓我們意識到防控到位是遏制疫情蔓延的關鍵。”譚曉東說，“現在大家對疫情的討論少了，但是人類與傳染病的斗爭會一直存在，各地疾控局的成立也是一種意識層面的喚醒，傳遞出一個信號，國家將傳染病防控的重要性提升至新的高度，它不僅限於醫療領域，而是成為國家公共安全的一部分。”
鋪開一張疾控大網
從“中心”到“局”的改變，不僅是換個機構名稱那么簡單，其中最明顯的變化之一是疾控部門權限范圍的擴展。
目前，多個省級疾控局關於職能配置、內設機構和人員編制的“三定方案”還未正式發布。但從國家疾控局中的《國家疾病預防控制局職能配置、內設機構和人員編制規定》（以下簡稱“《規定》”）中可見一斑。
《規定》顯示，國家疾控局承擔制訂傳染病防控及公共衛生監督的政策，指導疾病預防控制體系建設，規劃指導疫情監測預警體系建設，指導疾控科研體系建設，公共衛生監督管理、傳染病防治監督等五大職能。
其中，我們能看到，“監督”和“決策”兩方面的職能得到突出強化，運用科學的研判做出決策、對一些行政部門進行監督，盡可能避免誤判的發生。
另一方面，從國家疾控局領導成員看，曾馳援湖北的國家衛健委副主任王賀勝出任局長，原疾病預防控制局局長常繼樂、中國工程院院士、南京醫科大學校長沈洪兵、中日醫院原院長孫陽出任副局長。“一正三副”均有醫學背景以及防疫經驗，多位業內專家在采訪中表示，專業的事上，專業的人有了更多的“發言權與決策權”，也意味着疾控領域長期的技術與行政分離可能發生改變。
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對中，保障科學決策的同時，保障效率同樣關鍵。
鍾南山院士曾經在采訪中提及，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了我國公共衛生系統的一些不足：突發性事件逐級匯報機制繁瑣，容易耽誤時機。此前，疾控部門主要負責疫情的技術監測，但沒有發布政策的權力。如果醫院發現疫情，需要先上報給當地區疾控、再經由市、省疾控，最終的疫情發布由行政部門負責。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馬亮在接受潮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疾病出現苗頭或可能傳染擴大的趨勢時，要有人率先拉響警笛，這樣預警的能力，此前疾控體系還有所欠缺，主要和機構設置有關。
“疾病防控是一個全鏈條的過程，疾控局的成立有助於進一步理順職能。”譚曉東說，這種理順不僅發生在本部門內部，疾控對相關部門的協調能力提升後，疫情監測和上報流程也可能有更高效的優化。
疾病防控“牽一發而動全身”，可以看到，從國家層級再到省、市、縣級疾控局的設立，一張高密度的疾控大網正在全面鋪開。
繼2021年5月國家疾控局成立後，各個省份也開始布局組建地方疾控局，市、縣級別的改革緊隨其後。以浙江為例，除了省疾控局為省衛健委管理的副廳級省政府機構外，杭州市、溫州市、紹興市等市級疾控局也已亮相
“省市級別疾控局成立，可以強化各級政府的公共衛生預警職能。”馬亮認為，不同層級的疾控局的功能定位要扭轉“職責同構”和“上下一般粗”的體制問題，負責相對不同的職責，並有相對不同的機構設置。市縣疾控局更多側重發現和上報問題，而國家和省級疾控局則重在研究和決策，形成錯位發展的態勢。
成立之後的關鍵課題
今年4月，國家疾控局副局長、中國疾控中心主任沈洪兵來到杭州，參加2023年全國疫苗與健康大會。他在發言中表示，今年是疾控體系改革非常重要的一年，要將省一級和市縣一級疾控體系的機構改革做到位。
掛牌成立疾控局，僅僅是疾控體系改革的開始。
在抗疫的三年里，疾控體系也同樣經歷了一次“歷練”，在築牢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防護網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新機構成立，預防關口前移，創新醫防協同機制，健全多渠道監測預警機制等在防控實踐中積累的經驗以改革發展的形式被確定下來。
下一步，站在新起點上的疾控局仍需在不斷發現問題的過程中強弱項、補短板，全面提升我國應對突發性的公共衛生事件的能力。
沈洪兵曾對我國疾控體系現狀及問題進行梳理，目前，我國共有疾控中心3376個，專業技術人員15.8萬人，各類衛生應急隊伍1.55萬支、超過20萬人，初步滿足了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處置需要。然而疾控體系存在的問題包括能力不強、機制不活、動力不足、防治不緊密，其核心問題在於人才、編制、經費。
新組建的各級疾控局呼喚更多的優秀人才，而目前疾控人才“增量不足、存量流失”問題較為顯著。從2005年到2020年，我國公共衛生類別執業醫師數量從13.1萬下降到11.8萬。多位業內人士表示，近年來，各級疾控系統都有人才流失且招不到合適人員的情況，和同為五年制醫學臨床醫學畢業生相比，預防醫學人才在薪資待遇、職業發展方面都有較大差距。
幾位專家在采訪中均表示，新機構成立後，必須充分考量長效機制的問題——在軟件、硬件上形成長效的投入機制，加強疾控部門與高校的人才培養合作，參照同級醫療機構的薪資水平，建立合理的薪酬制度、考核機制和激勵機制，才能真正建立起高效、完善的疾病預防控制體系。
此外，馬亮也提到，改革之後的“大疾控”體系下，如何實現疾病防控的全國一盤棋，是組建國家、省、市、縣四級疾控機構後的重要命題。為了真正解決“有預警無預報、有知覺無行動、有行動無協調的”問題，疾控機構改革步伐的還在繼續提速。
（來源：潮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