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声鼎沸的重庆龙湖时代天街旁边，安静地卧着一座拥有60多年历史的医院：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医附一院）。北面是号称“商业规模亚洲第一”的城市核心超级综合体，南面则是历经岁月沧桑而愈加焕发活力的区域医疗中心，二者交相辉映，让行人产生一种时空错觉——仿佛百步之间便走过了重庆数十载岁月流年。
踏入重医附一院大门那一刻，心可以瞬间沉静下来。蜿蜒的道路两旁种植着参天古木，现代化的医院大楼旁边散落着老旧的职工宿舍楼，医院的每一处景物仿佛都在诉说她悠久的历史，也在展现她愈加丰沛的青春活力。
1956年，300多名上海医生溯江而上，西迁赴渝，在一片废墟之上创建了重医附一院；1958年，以王鸣岐教授为首的西迁老专家们创建了肺科（现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填补了我国西部地区呼吸内科的空白。
从此，西迁精神薪火相传，几代呼吸人前仆后继，经过六十余载的厚积薄发，重医附一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现已成为重庆排名第一、西南排名第二的呼吸学科，用强大的呼吸疾病诊疗照护能力护佑着一方水土。
《医师报》记者通过对重医附一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王福荣教授、吴亚梅教授、郭述良教授、陈虹教授、刘煜亮副教授的专访，与读者分享重医附一院老中青三代呼吸人带领学科传承、发展、创新的故事。
创建我国西部首个呼吸内科专业
“1956年，我跟着老师王鸣岐教授离开上海，西迁至重庆，开始创建重医附一院。当年，我们刚到重庆就赶上灾荒，粮食不够吃，我们就吃树叶和馒头，喝青菜汤。虽然条件十分艰苦，但谁都没有怨言，始终用乐观的革命精神投入到医院建设中。”说起当年的艰苦，王福荣教授没有丝毫抱怨，反而更像是忆苦思甜。
艰苦条件下创建重医附一院
20世纪50年代的重庆饱经战争洗礼，百废待兴，其中最紧迫的工作之一就是重建重庆的医疗卫生体系。在遥远的黄浦江畔，原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附属医院（上医附院）发出号召，动员医务人员西迁，支援重庆的医疗卫生建设。
离开繁华的上海滩，远赴西南山城，生活条件更艰苦，工资还要打折扣……诸多困难横亘在西迁之路上。出于意料的是，上医附院的一批“中坚力量”挺身而出，主动响应西迁号召。王福荣回忆，“我们年轻医生刚开始还想‘讨价还价’，但看到老师们拖家带口来重庆，我们二话不说就跟着来了。”在老专家们的带领下，时年28岁的王福荣和300多名上医附院的医生，携着家眷，带着图书，拿着医学材料，浩浩荡荡溯江而上，来到了山城重庆。
而现实远比他们想象的更艰难。在重庆朝天门码头下船后，他们发现从码头到院址，连路都没有。好不容易爬过山路来到院址，却发现这里是郊区的一片田地，旁边甚至还有坟堆……但这并没有浇灭他们的热情，安顿好后，他们立即与当地政府沟通，着手盖楼建院，招收医学生，开展社会医疗工作。
上一医肺科全体欢送前往重医肺科履新同志：
王鸣岐、王宠林、王福荣、张治、钱志文、陈曼丽（1958年）
当时的工作条件十分艰苦，他们不仅要下农村做医疗，还要种地劳动。当地农民穷得家里只有一张床，吃饭连盐都买不起。起初，他们十分不适应，吃饭时就偷偷在嘴里放一颗糖，否则连饭都咽不下去！但正是深入农村的曲折经历，使他们切身体会到农村医疗条件的落后，感受到农民对医疗服务的迫切需求，因此更坚定了扎根重庆的信念。
支持他们扎根重庆的除了坚强的信念还有对重庆这块土地的深厚的感情。原来，抗日战争时期，为了保留上海的医疗力量，原上海第一医学院的一批爱国师生就曾搬到重庆读书生活，因此对于部分上医附院的医生来说，重庆是他们熟悉的地方，也是他们曾经生活过的家园。
为学科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这一批上医附院的专家们带来了成熟的教学和临床工作模式，因此建院工作很快开展起来。1958年8月，重医附一院肺科（现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创建，成为国内最早有独立建制的呼吸学科之一，首任科主任为全国著名呼吸病学专家王鸣岐教授，他也是王福荣教授的恩师。同年，全国著名结核病学专家王宠林教授创建学科的结核病学专业。
进入20世纪60年代，王鸣岐教授被调到重庆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任副院长，王宠林教授担任科主任。这一时期，学科相继成立了呼吸系统教研组、肺功能实验室、肺科结核菌实验室等部门，并开展了硬质支气管镜等诊疗技术。
教研组成立初全体人员（1960年）
然而，这一切都被文革打断了。在动荡的十年，重医附一院的工作停摆，许多师生被迫离开。文革结束后，重医附一院又成了一片荒凉之地——曾经的师生还会回来再建重医附一院吗？
王福荣教授回忆，当时重医人四散在外，特别是对于从上海西迁来的那批人，完全可以借机返回上海，但许多人都自发回到了重医附一院。时任院长的钱悳说，“如果我不回来，怎么对得起当初和我一起来的那些人！”
20世纪70年代，重医附一院的建设终于重回正轨。王福荣升任肺科（现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科主任。在这一学科发展时期，呼吸人想方设法克服重重困难开展医疗工作：买不起影像设备就去隔壁的工厂医院借；没有呼吸机就用拉风箱似的“皮老虎”代替；人手不够就以病房为家，通宵达旦地加班工作，以至于流传了一段“推窗明天”的佳话……这期间，学科建立了肺科脱落细胞实验室、四川省卫生厅呼吸病研究室等。
在20世纪80年代，学科相继成为四川省医学会呼吸专业委员会首届主任委员单位、四川省医学会结核专业委员会首届主任委员单位。正是这些艰苦条件下的学科建设工作，为未来学科的厚积薄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0年科室成为四川省医学会呼吸专业委员会首届主任委员单位
1984年，王福荣教授升任重医附一院院长，他将科主任的接力棒先后交给了王正中教授、吴亚梅教授，也将发展学科的使命压到了了王正中教授、吴亚梅教授肩上。
至今，吴亚梅教授仍铭记着50多年前老师王鸣岐教授的教导，“我一辈子都在做他所希望的好医生，至今我仍在做，直到哪天做不动了为止。”
别人能做的要做 别人不能做的也要做
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重医附一院呼吸科的呼吸危重症救治能力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一方面，科室开始探索各种危重症救治技术，1986年科室在西南地区最早开展支气管动脉栓塞治疗大咯血技术，1993年率先在重庆市建立呼吸危重症监护室（RICU）；另一方面，2003年非典、2005年人禽流感、2008年汶川地震、2009年甲流等一系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重医附一院呼吸科无一缺席。当时的呼吸团队意识到，只有提高呼吸危重症救治水平，才能真正保一方百姓平安。
引领西南进入支气管动脉介入治疗时代
20世纪80年代，重医附一院肺科（现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病房有一台放射科淘汰的X光机。当患者需要做影像学检查时，医生们就在病房亲手为患者做X射线检查。当时的防护设备不是很完善，患者受多少射线辐射，医生就受多少辐射。但他们全然没考虑过自己的身体，一门心思研究如何尽快把患者的病治好。
科室合影（1980年）
别人能做的我们要做，别人不能做的我们也要做——这是吴亚梅教授担任科主任时的理念，在临床诊治方面尤其如此。
很久以来，难治性大咯血困扰着许多临床医生。对于这类患者，药物治疗不见效，外科手术风险又很高，许多患者因此失去了生命。吴亚梅教授在治疗中发现，大咯血患者在做支气管动脉造影时病变部位有染色（出血征象），这不仅让她联想到，如果做一个栓塞是否能在大咯血时把血止住？这一灵光乍现，让吴亚梅走上了研究支气管动脉栓塞技术之路。
起初，她选择用明胶海绵做栓塞，结果发现明胶海绵会被吸收，导致短期内疾病复发。后来，她将手术缝线剪成1.5厘米，再用空针将其吸到针乳头处，每次打15-20厘米——为保证每次都准确打入支气管动脉而不栓塞其他部位，这一操作需要在X射线的辅助下完成。
实践发现，支气管动脉栓塞的止血效果立竿见影，长期困扰临床的难治性大咯血问题终于得到解决。一时间，这枚小小的栓塞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不仅科室中几乎所有医师都掌握了这项技术，许多西南地区的基层医师也来进修学习。后来，吴亚梅教授在《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上发表了相关技术论文。
然而，由于在操作这项技术时受到了大量射线辐射，吴亚梅教授的血小板一度降到60*109/L，这样的危险状况持续了半年。不过她认为，只要患者的治疗效果好，就算自己的健康受到一些影响也是值得的。正是这样的甘于奉献的精神带动了学科的发展，让西南地区进入了支气管动脉介入治疗时代。
创建重庆市首个呼吸危重症监护室
吴亚梅教授始终记得20多年前救治过的一位慢阻肺合并呼吸衰竭并伴有自发性气胸患者。当时患者的病情非常严重，每天气胸要发作两次，科室医务人员几乎一直守在患者身边。每次气胸发作，他们就赶紧用听诊器听哪里呼吸低，确定位置后迅速插管，患者的呼吸才能逐渐恢复平稳。每次抢救都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最后一共插了33次管才把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这一场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抢救正是发生在科室1993年率先在重庆市建立的RICU（呼吸重症监护病房），这也是西部地区最早成立的RICU之一。
以前许多患者都是在病房抢救，但由于配套不齐等原因，很可能会贻误抢救时机。当时国外的许多医院已经建立了RICU，因此吴亚梅教授感到不管有多困难，也要把重庆市第一个RICU建起来。
当时科室的患者数量很多，但病房只有60多张床，医疗资源非常紧张。最后，他们想方设法腾出3间病房用作RICU，在非常狭窄的病房里收治了6位重症患者。
后来，RICU病床逐渐从6个增至20多个，甚至外科、骨科、胸外科等其他科室的重症患者也被转来RICU接受救治。由于RICU在临床诊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诊疗模式获得了业界的普遍认可与推广。
建立RICU后，不仅学科提高了对呼吸危重症患者的诊治能力，在重庆一院呼吸科的指导下，重庆市乃至周边地区的医疗单位也逐渐树立了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理念，并相继成立了RICU，显著提高了区域的呼吸与危重症救治水平。
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冲锋在前
2003年，非典暴发，重庆市面临输入性病例风险。作为重庆市委市府非典防治组医疗专家核心组组长，吴亚梅教授一边带领全市专家组在非典集中治疗的医院，集体会诊非典患者，详细研究每位患者的病情并制定针对性的治疗方案，一边坐镇医院发热门诊，每天排查许多疑似非典患者……最后重庆守住了非典防线，她也因在疫情防控中的卓越贡献荣立二等功，获先进个人称号。
2008年汶川地震，重庆市会诊一位17岁的小伙子。他的母亲在地震中罹难，他也身受重伤，一个多月说不了话，会诊专家都认为治愈的希望非常渺茫。但吴亚梅教授觉得，如果年纪轻轻就这样死掉实在可惜，在她和肾科主任甘华的全力抢救下，病情最后得到了有效控制。后来，小伙子入伍当了潜水兵，隔几年就“回来看看吴婆婆和甘阿姨”。
2009年，甲型H1N1流感流行，重庆多地陆续出现确诊患者。当科室收治第一位疑似甲型H1N1流感患者时，吴亚梅教授当即警觉起来，立刻将患者的标本送到重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晚便得到了确诊。吴亚梅教授随即对病房的其他患者和全科人员实施流感预防服药，并在院领导和卫生局的支持下迅速建立隔离病房。第二天凌晨，她将确诊患者转移至隔离病房，并组织各科专家展开会诊。甲型H1N1流感期间，重庆市共抢救24名患者，其中吴亚梅教授组织科室抢救的患者多达20位，无一例死亡。
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毗邻湖北的重庆危在旦夕。耄耋之年的吴亚梅教授虽不能像年轻时一样冲锋在前，但她依然披挂上阵，参与了对新冠患者的远程会诊工作和重庆市患者筛查工作。
在重医附一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走廊墙上，陈列着一张《请战书》，上面是密密麻麻的签名和手印，彰显了呼吸团队不畏艰险的决心和勇往直前的力量。
“从来不计较个人得失——这正是对西迁精神的传承！”吴亚梅感叹，“我们是有文化底蕴、医疗底蕴和科研底蕴的学科。”
2011年，吴亚梅教授将科主任的重担交到了刚刚从法国研修归来的郭述良教授手上。
带着学科做梦 让梦想照进现实
“我有一个梦想。”
十年前，刚接棒科主任的郭述良教授告诉《医师报》记者，他的梦想是带领学科获评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并建设成为长江上游呼吸诊疗中心。据此，他提出了“打造‘12345+10’全攻全守、创新驱动的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行动方案。但别人却打趣道：这不是“梦想”，是“做梦”。
所谓“12345+10”，即指学科如同“1”支球队，应做到团结一致、全攻全守；学科发展方向要强健呼吸危重症医学与介入呼吸病学“2”支翅膀；发展肺病“3D” （经肺血管、经气道、经皮经胸）介入治疗这一特色技术；建设实力呼吸、交融呼吸、品牌呼吸和人文呼吸“4”个呼吸；注重硬件平台、人才团队、技术能力、质控体系和科教培训“5”方面建设；推动学科纵深发展，构建“10”个亚专业方向，包括呼吸危重症医学、介入呼吸病学、结核与呼吸感染、呼吸治疗与睡眠呼吸、呼吸影像学、烟草病学、肺栓塞与肺血管病学、间质性肺病、小气道疾病和肺部肿瘤。
十年来，郭述良每天都要把这“12345+10”在头脑中捋一遍，然后按照行动方案，带领学科一步步朝目标迈进。
十年后，学科早已获评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全囯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建设优秀单位、中国医师协会全国呼吸病血管介入组长单位、中华医学会全国结核介入主任委员单位……在中国医院科技量值排名中，学科的呼吸和结核病学均位居重庆市第一名。
想起当年受到的揶揄，郭述良笑道，“人总得有梦。梦想就是目标，梦想就是动力！”
“总要想方设法帮患者解决问题”
曾经，呼吸科面临着患者用上呼吸机后撤机困难的困扰。以前对这类患者的撤机方法是先把管子拔掉，再进行无创序贯等，但弊端在于部分感染或痰液较多的患者拔管后难以维持，需要重新插管，导致死亡率增加。
2013年，郭述良教授带领团队发明了一个撤机“妙招”——有创无创双模式撤机技术，即把患者气管插管拔掉，并封住气管切开部位，然后使用无创呼吸机训练患者呼吸力量。如果患者有痰或呼吸困难时也可以随时打开气管行有创通气以保证安全，最终实现了撤机的目标。由于这项技术显著提升了撤机成功率，郭述良教授受邀到全球最大的呼吸学术年会之一——美国胸科协会（ATS）年会做学术报告。
郭述良、陈虹教授在呼吸重症监护室查房（2012年）
2019年，一个20多岁的西藏小伙子，插着已经发黑的引流管，千里迢迢找到郭述良。
小伙子患有难治性支气管胸膜瘘，已经2年，因为经常形成脓液，带了2年的胸腔闭式引流管早已发黑，严重影响工作和生活。他辗转多地求医，最后在医生的推荐下找到郭述良教授，希望能解决支气管胸膜瘘并把引流管拔掉。
起初，郭述良教授带领团队打了一个心脏室间隔缺损封堵器进去，发现根本堵不住。后来，他尝试将3个心脏封堵器叠拼起来，并采用氩气刀进入胸腔介入治疗，同时从气道和胸腔进行双向封堵，最后终于巧妙地堵住了漏洞，帮患者拔掉“已经黏得一塌糊涂”的引流管。
随访至今，小伙子恢复得很好。为表达对郭述良教授及团队的感激，小伙子特意送来一面锦旗，并计划到重庆安家落户。他说，“因为郭主任在重庆，以后我有啥问题了可以随时来找他解决。”
2019年，在全球最大的呼吸年会欧洲呼吸学会（ERS）年会上，郭述良教授将这个经典病例做学术报告，获得了国际参会者的关注与认可。“不要随便把患者推走，医生就是为患者而生的，总要竭尽所能、想方设法帮患者解决问题。”他经常这样对其他医生说。
科室总是在“想方设法帮患者解决问题”。患者的主支气管开口被结核疤痕完全封堵，科室就开展了全球首例内外科联合主支气管疤痕闭塞内镜下再通术；患者的微小支气管瘘无法通过传统技术封堵，科室就开展了国内首例弹簧圈封堵支气管胸膜瘘技术。不仅如此，科室还开展了全球首台气道肿瘤Hybrid刀切除术，并被国际期刊《Respiration》作为封面报道……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开展这些首例创新技术，不是‘为了做首创而创新’，而是根据临床需求，用创新诊疗技术解决患者的实际问题。”郭述良教授始终将满足患者的诊疗需求作为首要临床目标。
“我们是火车头，要提供原动力”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患者数量非常多，每天都有100多人等待住院。因此科室严格按照国家的分级诊疗制度，收治以疑难危重症患者为主。如今，病房收治的疑难危重症患者占比已达80%以上。
学科从制度和技术两方面入手，提高对疑难危重患者的救治比例及诊疗能力。在制度方面，根据国家呼吸学科规范化建设及呼吸区域医疗中心的相关规定，制作呼吸疑难危重疾病表单，收治的每名患者都要在表单中勾选疑难危重症类型，对于非疑难危重患者则交由二级及以下医院诊治，实现三级诊疗。通过这样的质控，推动学科向解决疑难、复杂、危重症呼吸中心转型和进化，也对学科能力建设提出了更大挑战。
科室成立西部地区第一家中国肺癌防治联盟肺结节诊治分中心 （2015年）
对于需要短期住院治疗常见病、多发病的患者，科室建立了“日间病房”快速通道。患者进入“日间病房”后，能在一两天内完成全部诊疗流程，显著简化了就医环节，降低了诊疗费用，并大大提升了诊疗效率，缓解了这些患者住院难问题，但对医务人员工作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医务人员的工作量也大幅增加。
相关制度建立起来后，学科围绕硬件、人才、技术、质控和培训五个方面，着手提高学科对疑难危重症的诊疗能力，特别是在科研与创新方面实现了飞跃发展。
郭述良教授指出，“我们是教学医院，是‘火车头’，肩负着提供原动力的责任，仅仅做好常规的临床工作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开展科研与创新工作，提高对疑难危重症的诊疗能力，再总结成临床经验，带动下级医院提高整体诊疗水平。”
近年来，学科主持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29项（其中国家级项目12项），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单位累计发表SCI论文234篇，其中影响因子﹥5分论文25篇，打开了科研创新新局面。
“率先提出并建立4D呼吸介入诊疗平台”
传承学科优良传统，创新诊疗技术，向精准医学转型，临床实践、科研成果与教学培训互相转化。郭述良教授希望“学科每个人都要把传承、创新、转型、转化的意识深深扎根在脑海里！”
对于呼吸疾病以往的经验型诊断方式，郭述良概括为“四个一”：一张胸片、一个听诊器、一只笔、一张纸。进入精准医疗时代，他提出了学科向“CRPM” 精准诊疗模式转型进化的理念，即从以前更多的是从临床特征（Clinical）、放射影像学（Radiography）来经验诊疗呼吸病的CR模式向结合临床特征（Clinical）、放射影像学（Radiography）、病理学（Pathology）和分子学（Molecules）四个水平上，对疾病进行精准诊疗。这就对微创获取肺部组织样本提出了更高要求。
2010年，郭述良团队率先在全国提出并建立了3D呼吸介入诊疗平台，即从经气道、经皮经胸腔、经肺血管3个维度，微创介入精准治疗诊疗肺部疾病。
在创新精准诊断技术方面，郭述良教授团队在国内率先开展了经支气管冷冻肺活检术（TBCB）。该技术具有创伤小、标本大且质量高、并发症少等优点，解决了传统经支气管钳夹活检难以满足病理诊断需要的问题，并在全国广泛推广应用，迄今已替代了80%传统的外科肺活检方式，彻底改变了我国弥漫性肺病诊断的模式。
此外，学科还牵头成立了全国首家中国罕见病联盟呼吸病学分会省级工作组——罕见呼吸病联盟重庆工作组，并构建了多学科协作的呼吸疑难罕见病诊疗模式，对间质性肺病、肺结节等复杂疑难疾病进行多学科干预，还成立了全国首家省级咯血救治中心，显著提高了区域的呼吸疑难罕见病诊疗水平。
重庆市呼吸学科建设联盟成立（2015年）
在结核病防控方面，学科也有着悠久的传统。1958年，全国著名结核病学专家王宠林教授建立了学科的结核病学亚专业，学科也长期担任重庆市医学会结核病学专委会主任委员。近年来，学科不仅在复杂耐药、难治性结核病，以及结核危重症诊治方面独具特色与优势，还在气管支气管结核介入诊治技术方面引领全国。在2019年全国医院科技量值排行榜中，学科的结核病学专业名列第九位。
让学科亚专业建设百花齐放
在“12345+10”行动方案的指挥下，学科不仅获评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医院品牌学科等荣誉，还建立了高水平的呼吸研究与转化平台及人才梯队。特别是其中的“10”个亚专业，在科主任郭述良、副主任陈虹的带领下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譬如烟草病学、肺栓塞与肺血管病学亚专科体系，为重庆市搭建了多部门联动的控烟网络，弥补了肺栓塞与静脉血栓栓塞症（VTE）防治体系的空白，成为学科推动区域防控呼吸系统疾病的两面旗帜。
率先在西部建立烟草病学亚专科体系
戒烟门诊来了一位特殊的患者——陈虹教授的大学同学，也是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的一名外科医生。在戒烟门诊见到老同学，陈虹教授非常意外，“你来怎么也不提前和我说一下。”老同学答道，“我吸烟这么多年，试过好几次戒烟，但都以失败告终。我觉得还是得来找你，正式地挂号、看病，把烟戒掉。”
在陈虹教授的治疗下，老同学成功戒烟。他还经常与患者、医生分享戒烟经验，“戒烟不是随随便便的事，医务人员应该知晓烟草成瘾机制、评估方法、干预措施，以及对患者行为、心理等管理策略，同时避免复吸。烟草病学是一门专业！”
曾经，陈虹教授也没把戒烟当做“一门专业”。2011年，医院推荐她参加WHO戒烟师认证培训项目，在英国专家的授课下进行为期一周的全封闭式培训。
临行前，陈虹教授特意问一位资深专家，“戒烟有必要学这么久吗？”
对方当时只回复道——你先去了再说。
经过培训，陈虹教授才对戒烟有了更全面的了解，譬如对烟草依赖机制、吸烟的危害、戒烟的获益，以及先进的治疗方法等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虽然当时我已在呼吸领域工作多年，但对烟草学专业却是完全陌生的，特别是药物能够帮助戒烟，我之前从来都没听说过！”陈虹教授表示，大家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但是具体的危害却不是很清楚，而且没有掌握药物、沟通等行之有效的戒烟方法，导致戒烟往往沦为喊口号。“实际上，这是我国呼吸科医生普遍存在的盲区和短板。”
认识到控烟长期在我国备受忽视的状况后，陈虹教授团队决定一起扛起重庆市的控烟大旗，带领学科牵头开展控烟运动。
打造重庆多部门联动的控烟网络体系
“连老百姓都会说戒烟，还用得着呼吸专家去做？”刚开展控烟运动时，陈虹教授发现大家对此都“瞧不上”。于是，陈虹教授团队从医务人员入手，先改变医务人员的观念，提高医务人员的烟草病学专业水平，再组织医务人员对公众进行控烟科普。“医务人员用专业知识说服大众，能让戒烟观念更加入脑入心。”陈虹教授表示。
在重庆市卫健委和医院的支持下，科室开设了戒烟专病门诊、成立院内控烟小组，并举办控烟培训班及专题讲座。由于培训课程设置新颖，授课方式轻松有趣，培训班获得了很好的反响。迄今，该培训班已培训各级医务人员7000余人次。
与一般的医学科普刻板、严肃形象不同，他们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剖析烟草危害，并通过义诊、讲座、视频等形式广泛传播。
同时，陈教授虹在重庆医科大开设了烟草病学选修课，编写烟草病学教材，进行烟草依赖临床研究和烟草相关疾病基础研究，并牵头成立了重庆市医学会呼吸专委会烟草病学组。2020年，陈虹教授作为唯一的临床专家推动了重庆市的控烟立法，由她参与的《重庆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已于2021年1月1日正式施行。
在控烟运动中，学科整合了国内资源，在重庆市形成了“控烟合作圈”，获得了王辰院士，以及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烟草病学学组的认可。
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学科的一小步使重庆市控烟网络体系建设迈出了一大步。科室副主任医师刘煜亮副教授成为了控烟团队的主力之一，为争取更多人加入控烟运动，刘煜亮教授曾打趣道，“任何人在我眼里都是控烟人才！”
创建肺栓塞与肺血管病学亚专业
同样是在2011年，陈虹教授赴沪参加另一个呼吸病学国际会议。整个会场几乎以外国讲者为主，少数中国讲者显得格外醒目，其中一位中国医生的肺栓塞讲座吸引了她的注意。陈虹教授听得入迷，不禁对坐在身旁的北京朝阳医院杨媛华教授感叹，“这个年轻人讲得多好呀！”没想到杨教授说，“他是我们团队的。我们正好有个肺栓塞研究项目，不知你有没有兴趣参加？”
就这样，科室以第100个研究单位的身份——也是最后一个单位，加入了“十二五”肺栓塞研究。而彼时，肺栓塞研究不仅在院内，甚至在重庆市都是一片空白——陈虹教授团队再次决定一起填上这片空白！
万事开头难，最初调查发现肺栓塞患者数量很少，陈虹教授觉得“这不应该”，于是他们积极争取医院支持，主动与多学科沟通协调，在多方努力下入组了大量肺栓塞患者。作为最后一名加入研究项目的中心，他们埋头苦干、奋起直追，“拿出了重庆人特有的干劲儿”，最后“一不小心做到了入组排名全国第四”。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在肺栓塞与肺血管病亚专业领域，学科走上了科研带动临床之路。
建立重庆市肺栓塞与VTE防治体系
在临床与科研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后，陈虹教授团队再次扛起了重庆市肺栓塞与肺血管病防治的大旗，牵头建设肺栓塞与VTE防治体系。2014年，学科牵头成立重庆市栓塞性疾病防治中心，之后陆续成立重庆市VTE防治联盟和重庆市VTE防治护理联盟，覆盖84家单位。
同时，他们率先在全国以适宜技术方式向基层医院推广VTE防治技术，通过举办学术会议、基层巡讲、病例研讨等方式累计培训医务人员2000余人次，指导并帮助22家医疗单位建设VTE防治中心。
（获批成为国家临床重点专科 2012年）
作为重庆市呼吸专委会肺栓塞与肺血管病学组组长单位，他们建立了重庆市肺栓塞与VTE防治体系，构建了西部地区最完善的易栓症、抗凝药物监测系统。2016年，参加“十三五”肺栓塞精准治疗项目，后因入组和随访排名第一获评“优秀研究单位”；2018年，获全国十大“肺栓塞与肺血管病示范性区域协作组”之一、全国十大“中国肺动脉高压诊治中心标准化体系建设项目”成员单位；2019年，获全国首批十家“静脉血栓防治优秀单位”；2020年，获全国VTE项目评审“突出贡献奖”。
为传播肺栓塞与肺血管病防治理念，科室再次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自导自演VTE防治科普视频。该系列视频被全国各大主流媒体转播，网络点击率现已突破500万次，并荣获“2019年度十佳人文新闻”。
呼吸危重症救治：由经验治疗转为精准治疗
1993年，吴亚梅教授在科室创建了重庆市首个RICU，经过近三十载的厚积薄发，如今学科除开展有创机械通气、肺复张、俯卧位通气、危重患者床旁肺康复等常规技术外，还在重庆市最早开展了呼吸力学监测技术，以及CVP、有创动脉血压监测、Swan-Ganz肺动脉漂浮导管、PiCCO等有创血流动力学监测，以及重症超声床旁检测技术，实现了呼吸危重症救治由经验模式转为精准模式，成为区域呼吸危重症患者的“守护神”。
“RICU历来都是非同寻常的战场。”刘煜亮教授仍记得曾经一位重症患者的抢救经历，重医附一院体外膜肺氧合（ECMO）团队在RICU整整熬了11天。
刘煜亮教授等ECMO团队成员夜以继日地守在RICU，密切观察、精心护理着这位重症患者。患者转入RICU时出现大咯血、顽固性低氧不能纠正，血红蛋白一度从98 g/L降至70 g/L，氧饱和度最低时甚至只有7%。经过会诊，决定紧急为患者行VV-ECMO支持治疗。
在ECMO团队的全力治疗下，患者的肺功能逐步恢复，病情得到一定控制。第12天，患者成功撤机。
正当大家准备拍照留念这来之不易的成果时，患者竟然自己举起了右手，伸出大拇指，用颤颤巍巍的手势与医务人员共同庆祝自己的重生——这让负责RICU工作多年的刘煜亮教授颇感惊喜。
出院3个月后，患者特意和家人一起回到科室，再次感谢大家的救命之恩。
对于呼吸危重症诊疗，学科代代相传，全力以赴做好医教研工作，为区域提供了强大的呼吸危重症救治与服务能力；在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管理方面，学科亦发挥了区域带头作用。刘煜亮教授表示，早诊早治是防控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关键，特别是对于慢阻肺等常见病，尽早开始规范化药物干预80能够有效改善预后，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除早诊早治之外，根据患者的情况进行个性化治疗同样重要。”刘煜亮指出，例如，我国慢阻肺患者每年急性加重风险要普遍高于欧美国家，很多患者急性加重次数可高达3次，显著增加了死亡风险。在一般维持性治疗仍发生急性加重时，三联药物的应用可显著减少中重度急性加重次数，并改善症状。
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严重损害患者健康。刘煜亮指出，呼吸慢病诊治是学科亚专业方向之一，希望通过建设呼吸慢病综合防控网络，提高区域对呼吸慢病患者的管理能力。
梦想接力 远方继续
十年前，刘煜亮教授从第三军医大学（现陆军军医大学）博士毕业，初出茅庐的他来到重医附一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在前辈们的引领下如饥似渴地积累临床经验。科室前辈们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对他影响至深：吴亚梅教授每天早上7:30就到病房，仔细查看每个患者的胸部CT，再有针对性地对年轻医生提问并讲解；郭述良教授经常加班至深夜，亲手为患者做气管镜检查，一定要站在临床前看患者的病情变化；陈虹教授强忍颈椎病疼痛，坚持亲自为患者做肺血管介入治疗……
“10年来，我切身感受到学科日新月异的进步，这与深厚的历史积淀密不可分。”刘煜亮教授感慨，从最早的西迁精神，到吴亚梅教授冲锋在前的奉献精神，再到如今郭述良教授、陈虹教授锲而不舍发展学科的拼搏精神，正是几代人对发展学科这个梦想的接力，才实现了学科建设的百花齐放。
在重医附一院呼吸与危重症科，很多人都有梦，也爱“做梦”。
刘煜亮教授的新梦想：提高ECMO治疗技术至全国先进水平；从临床型RICU转变为研究型RICU；RICU能为科室各类呼吸系统疾病治疗做好保驾护航的工作。
陈虹教授的新梦想：虽然我只是一名临床医生，但我愿像小小螺丝钉一样，整合学科、医院、重庆市乃至全国的力量，提升区域的呼吸疾病诊疗水平，让学科发展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郭述良教授的新梦想：真正为老百姓解决呼吸疾病问题，成为长江上游地区具有强大的呼吸疑难危重症诊疗能力的区域性医疗中心。
看着一代代呼吸人成长起来，扛起了学科发展的大旗，王福荣教授感到非常欣慰：“老的做榜样，小的跟着学。年轻人获得发展的平台后，成长得非常很快。他们比我们更辛苦，做得也更好！这种西迁精神薪火相传，在几代人的努力与付出下，推动着学科不断进步，而学科的发展壮大也是国家走向繁荣昌盛的生动写照。”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医生培养并非一朝一夕，学科底蕴亦非一蹴而就。60多年前不求名利、奉献终身的西迁精神早已融入学科的血液，哺育、培养、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铸就了深厚的历史传承，也积蓄了强大的发展动力。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在一代代呼吸人的拼搏下，重医附一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将在未来谱写更加绚丽的精彩华章。
吴亚梅教授手书
在采访最后，吴亚梅提起笔，写下了自己的心声：“医生这个职业是我一生挚爱。即使退休了也不愿放下这一爱好，也把这件事作为我的精神寄托，治好一个病人感到心情愉悦，没有休息，没有出去旅游一点不遗憾。病人的需要是我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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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医师报》融媒体记者陈惠蔡增蕊
排版：昕亚
美编：蔡云龙
审核：陈惠
【注】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及微信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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