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时报记者 谭琪欣）“一片都是黑暗，看不到光明。” 粤西地区一家民营医院的副院长林生（化名）说，他算了一笔账，2020年以来，医院的营收减少约六百万元。
社会办医的风口仍在，“支持社会办医”被明确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然而，林生告诉记者，医生资源的流失、医保资金的结算等都是横亘在民营医院前进路上的巨石。
“民营医院已经实现多年持续放量增长，但是，“量”与“质”出现失衡，其提供的服务量不到20%。在政策和市场推动下，民营医院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大浪淘沙的进程” ，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医院分会常务副会长赵淳告诉健康时报记者。
憧憬：
赶上了好时候，民营医院数量增至6240家
林生还记得十二年前自己刚接手这家民营医院时的憧憬。
“社会办医的口号越来越响，并且我这人天生有一股闯劲，机会摆在那里，市场也开门了，那时候我才不到四十岁，谁知道前方是不是一片光明？”林生说。
林生告诉记者，其所在的民营医院前身是某公司设立的企业职工医院，1996年由当地卫生局确认为二级综合医院，2002年改制成民办非营利性医院。2008年医院主要股东和管理团队通过竞拍成为另一较大医院控股者，其骨干力量几乎全部移走，留下的大部分为后勤人员和部分医技人员，同时，原址又被拆迁，成为真正的空壳医院。
同年，重压之下，时为一小型口腔医院负责人的林生等人，以协议价350万元，接过该医院经营管理权，并承租一新址运行。
正如林生所说，自己“赶上了好时候”。他接手医院不到半年，国家新一轮医疗体制改革正式启动，“多元办医”成为日后屡被提及的词汇；紧接着，2010年，《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意见》出台，明确提出要“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
市场撕开了一个小口，此后，社会资本源源不断涌入社会办医领域，民营医院进入“量变”时期，根据原卫计委官方网站数据，就在这一年，民营医院数量迅速增长至6240家，在全国医院总数中占比30.75%。
为了补齐医护人员欠缺的短板，林生瞄准了基层卫生院，通过高薪招揽人才，同时在当地相关部门的支持下，跟公立医院建立合作，引导医师以多点执业的方式流动到民营医院，撑起了综合科室建设。
据林生回忆，到2014年，他所在的民营医院职工由原来的100多人增至796人，床位由103张增至580张，年收入由1500万元增至近1亿元。2015年，在与广州某大型三甲医院签订帮扶合作协议后，该院收购了当地一家综合二级医院和两所门诊部。
虽然体量上跟当地的大型公立医院还是不能相比，但是原先小企业职工医院的影子不再。在林生看来，自己带起来的医院已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只用了6年时间，科室建设囊括了医疗、预防、急救、康复、体检，我们跟有财政当后盾的公立医院不一样，单枪匹马能走到这一步，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都有。”林生说。
危机：
让医院“站”起来花了六年，但从巅峰到下落不到两年
跨出了一大步的民营医院并未停住脚步。
为了适应发展需要，2015年，林生通过多方筹集资金，用时价6000多万元购置了闲置多年的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的烂尾楼和10栋单体别墅，投入大量资金装潢、购买医疗器械，甚至预订了一台PET-CT新型影像设备。
“当时筹集资金不是很难的事，医院那两年做起来了，很多老板都愿意投资。”林生回忆道。
然而，直到2017年初医院整体搬入新大楼时才发现，该烂尾楼因几经转手，许多软件资料丢失，消防不能通过验收，房产证不能办理，银行不能作抵押贷款，林生只能被迫采取“拆东墙补西墙”的方法，继续筹资，“雪球”越滚越大。
到2017年8月，虽然医院当时业务收入已经过亿，但是负债率却超过100%，无力支付借款利息，拖欠职工工资、社会保险等各种费用达3个多月，医院濒临倒闭，医院职工走的走，罢工的罢工。
“让医院站起来花了六年，但是从巅峰到下落，用不到两年”，说到这里，林生只能感叹：“一切太快了”。走投无路的林生向初初伸出橄榄枝的当地政府求助。此时，又一推动社会办医的关键文件-《关于促进社会办医加快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2017年44号文）出台，在进一步放宽准入以及拓宽投融资渠道等方面再次为民营医院注入强心剂，明确提出“将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社会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纳入政府补助范围，在临床重点专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执行与公立医疗机构同等补助政策”。
政策推动下，当地政府反应迅速，成立工作组进驻医院，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拉了在悬崖边缘的林生一把。
但即便如此， 2018年医院再次完成重组，恢复正常运营时，医院科室骨干已经走得七零八落，令他至今不能释怀的是，一手培养起来的骨科主任跳槽到了当地的一家骨科专科民营医院。
林生用“险境逢生”形容自己和医院的命运，对林生来说，这时图谋转型发展已心有余而力不足。
停摆：
真的不知道能不能熬下去
医院就此停止了扩张的野心，但政策鼓励社会办医的力度并未回缩。
2019年，全国民营医院数量创新高，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数据，民营医院有22424 家，占比高达64.7%，但与此同时，民营医院门诊服务量仅5.7万，为公立医院门诊服务量的17.4%左右。
林生告诉记者，当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医保支付实行总额预算制，即“总额预算、超支分担”。具体操作上，医保部门一般按月、按相应标准将医保资金拨付给医院；对于超支的部分，医保部门与医院按照一定的比例实行风险共担制，进行年度清算。但是，医院与患者往往实行的是实时结算制，即根据医保报销规定，医院按照实际住院费用的相应比例将医保资金垫付给患者。
“医保是医院生命的源泉之一，但我们每月收到得医保资金都是相对有限的，光景好的时候，医院能够自己实现10-20%的盈利，支持医院发展，但光景不好的时候，医院向患者垫付的医保资金规模并不小，医保如果没能按时结算，医院很难支撑下去。”林生说。
2020新冠疫情使得本就紧张的民营医院资金链变得愈发脆弱，虽然年终考核后医保中心会对超出定额的部分与医院进行共同分担，但对于已经经营受困的民营医院来说，连即将到来的年终也变得遥远起来。
在赵淳看来，萦绕林生心头的问题并非典型问题，他跟随这一行业沉浮近20年，眼看每年都有上千所新的民营医院冒出来，又有一些民营医院消失，“民营医疗机构的发展是大浪淘沙的过程，你方唱罢我登场，疫情只是加快了这个过程而已。拥有10年以上历史的民营医院，或许能够在2020年的各方压力下幸免，但更多处于初期的中小型民营医院，将经历严峻考验。
“2万多家民营医疗机构，大部分都是小舢板，医疗服务能力低直接导致抗风险能力低，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失去病源，热钱很容易冷却，就只能倒闭了。” 赵淳说。
2019年6月10日，国家卫健委牵头十部委联合发布通知，印发《关于促进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意见》（（2019）42号），此次参与制定《意见》的其他部委包括发改委、科技部、人社部、财政部、医保局等等，为近十年来颁发的促进社会办医的国字号文件中，参与部委最多者，此次《意见》主体包含六部分内容，最受关注者涉及市场准入、审批、人才流动、医保接入、税收优惠等几部分。
在赵淳看来，（2019）42号堪称促进社会办医的大文件，“社会办医从最初的拾遗补缺，到后来的重要补充，再到目前跃升为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过，资本的冒进和服务的同质化为大部分民营医院的脆弱性埋下了祸根，赵淳透露，通常来说，国内民营医院的利润率在10%~20%之间，如果运营不佳，这个数据就只有个位数，甚至出现亏损，对于300张床位以上的二级以上医院而言，5-8年只是持平，回本周期的起点，有的会长达10年，但又有多少资本等得了那么长时间。
广东省医保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国情的大背景下，医保资金向公立医疗服务机构倾斜、实行医保控费是长期以来的政策导向，特别是在医保资金相对紧张的时期，医保部门在对民营医院拨付医保资金的问题上必须保持谨慎，比如严格控制总额预算、防范过度医疗和欺诈骗保行为等，“但在这十年中，可以说应该给（民营医院）的政策都给了，只是政策落地的过程可能不如预期。”
赵淳呼吁，参照中小企业，尤其科技型企业的一些扶持政策，对民营医疗机构也给予房租减免、税收减免，还要优化融资环境，拓宽融资渠道，譬如贷款抵押，建立医疗机构担保基金和地方性医疗机构融资平台等。但他也认为，这些起不到太大的作用，肯定有一部分民营医疗机构要“离开”：未来“活”得好的民营医院，更需要一技之长来支撑，民营医院一定要提升自己的医疗质量，在核心竞争力上有所突破。打铁还需自身硬，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怎么活下去还得靠自己”。
“多元办医”的趋势仍在继续，未来民营医院还会出现不同的新面孔，社会资本对于民营医院，甚至是医疗环境的变革思考不会停歇。
但对于个体而言，“已经不知道能不能熬下去。”林生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