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北省“十五五”專場新聞發布會上，一個目標引發關注：到2030年，湖北全省經濟總量將達到9萬億左右，武漢、襄陽、宜昌三市合計達5萬億左右。幾乎同期，南昌市“十五五”規劃綱要提出，到2030年經濟總量將力爭突破萬億元大關。
這組目標背後，是中部地區一場圍繞萬億俱樂部的角逐。自2020年合肥躋身GDP萬億行列後，中部萬億俱樂部里一直只有武漢、長沙、鄭州、合肥四座省會城市，此後便出現明顯“斷檔”，再無新的城市晉級。而在“十五五”開局之年，南昌、宜昌、襄陽等多座城市將“萬億”寫入了發展目標。中部萬億格局的拼圖，終於迎來補缺的懸念。
誰能率先跨過這道門檻，事關一座城市的能級躍升，更折射出中部區域格局的結構性變化。一條從“省會引領”走向“群城競逐”的中部經濟增長帶正在加速成型。
萬億俱樂部的“中部缺口”
2006年，上海GDP首次突破萬億元，成為中國城市經濟版圖上的第一個萬億俱樂部成員。此後近20年，萬億城市如同中國經濟的一根根承重柱，在版圖上漸次拔起。到2025年，隨着溫州和大連攜手跨過門檻，全國萬億城市總數達到29座，經濟總量占全國GDP比重提升至42%以上。這意味着，29座城市撐起了全國超過四成的經濟盤子。
但29座萬億之城區域分布並不均衡。長三角地區以10座萬億城市的數量，位居各大板塊之首，上海、蘇州、杭州、南京、合肥等連成一片，是全球最密集的萬億城市群之一。粵港澳大灣區緊隨其後，擁有深圳、廣州、佛山、東莞4座萬億城市。宏觀來看，東部沿海的萬億城市占全國約四分之三；南方萬億城市超全國三分之二。也正因此，“南強北弱”“東強西弱”成為萬億城市版圖上最直觀的兩個特征。
中部六省——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擁有武漢、長沙、鄭州、合肥4座萬億城市。從數量上看，中部4座和西部3座（重慶、成都、西安）相差無幾。但從體量來看，薄弱之處便顯現出來：中部以全國約十分之一的國土面積，承載約四分之一的人口，GDP占全國總量的23%左右，而萬億城市數量僅占全國不到14%。
更值得關注的是，中部4座萬億城市，無一例外都是省會，非省會城市長期未能登上萬億台階。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城市經濟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安樹偉分析認為，中部地區呈現出多中心化態勢，本質上源於其城市體系的結構性缺陷，即超大城市數量稀缺，導致區域內部缺乏具備強輻射能力的核心增長極。中部地區僅有一個超大城市——武漢，在此背景下，各中心城市之間未能形成高效協同、功能互補的發展格局，反而陷入“低水平多中心”的趨向均衡狀態。
中部地區萬億城市的晉級，有一條清晰的時間軸。2014年武漢率先晉級，此後新面孔漸次加入：2017年長沙、2018年鄭州、2020年合肥。四座省會城市，用六年時間完成擴圍。但2020年之後，這條晉級路突然中斷。同期，東部非省會城市早已跑進賽道，東莞、常州、唐山、煙台、溫州等一批地級市先後沖線。東北也實現零的突破，大連成功躋身萬億行列。
把目光轉向萬億門檻之外的“准萬億”群體，最具沖刺潛質的中部城市有三座。
南昌2025年GDP達到8141.69億元，“十四五”期間連跨三個千億台階，但GDP增速僅4.7%，未能追上全省步伐。湖北的宜昌與襄陽則上演“貼身競逐”：2024年宜昌反超襄陽重奪“湖北第二城”，成為中部非省會第一城，錨定用五年左右時間邁向萬億級；襄陽也在“十五五”規劃中明確提出“加速沖刺萬億級GDP”。兩城差距不足百億，圍繞“湖北第二城”的位置角力不休。
武漢濱江數創大走廊，重點發展數智科學、數智產業等領域。圖/IC photo
不同的跑道，各自的沖刺
這三座城市站在萬億門檻之外，姿態卻不盡相同。南昌擁有省會優勢，宜昌靠資源稟賦和產業轉型異軍突起，襄陽則憑裝備制造底蘊緊追不舍。
南昌的處境，在中部省會中頗為特殊。2025年，南昌GDP邁過8141億元，省內經濟首位度卻只有22.6%，僅高於太原。更棘手的是地理位置，東有杭州、福州，南有廣州，西有長沙，北有武漢、合肥，周邊全是萬億級城市。虹吸效應大於輻射效應，這是南昌長期面臨的現實。
南昌一直在發力。“十四五”期間，南昌電子信息產業年營收突破3000億元，汽車及裝備達到2500億元，制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位居中部省會之首。問題在於，產業結構“單腿行走”特征明顯，相比於武漢光電子信息等5大支柱產業全部邁入萬億級，合肥也明確新能源汽車產業集群和集成電路新型顯示產業集群兩個萬億級產業目標，南昌僅有一個有望打造萬億級產業的電子信息產業集群。2025年南昌GDP增速4.7%跑輸全省5.2%，暴露出新動能接續不足的短板。
江西省南昌市贛江沿岸。圖/IC photo
2020年之前，合肥常常被拿來與南昌對比，但湖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彭智敏指出，合肥的增長模式具有特殊性，在日趨激烈的區域競爭中難以復制。對南昌而言，既要加快發展步伐，也不宜設定過高預期，扎實做強特色產業、持續自我提升，才是更現實的路徑。南昌當前的破局之道，既要加速自身產業升級、縮小與萬億城市群的經濟落差，又要精准借助周邊強市的產業外溢。
江西省級層面已明確，“十五五”將以更大力度實施省會引領戰略，支持南昌邁入萬億行列。2026年一季度，新材料、新能源、電子信息三大主導產業增速均超過17%，顯示南昌正在加速補課。
與南昌不同，宜昌的沖刺更多依靠不可復制的資源稟賦和果斷的產業轉型。坐擁占全國15%的磷礦資源和三峽電站的超大綠電供給，宜昌在新能源電池材料領域擁有天然話語權。更關鍵的是，它用五年時間，將精細化工占化工產業比重從2021年的18.6%提高到近48%，產業結構從單一化工拓展至現代化工新材料、生命健康、新能源等多元領域。
2024年，宜昌反超襄陽，重奪湖北第二城；2026年一季度，宜昌GDP增速達7.5%，居全國GDP前50城之首。宜昌的目標清晰：爭當中西部非省會龍頭城市。然而其人口規模劣勢明顯，2025年常住人口僅為390.06萬人，較2024年392.65萬人略有減少。
再看襄陽。與宜昌相比，襄陽的賽道更傳統，追趕也更吃力。2024年GDP達到6102.41億元，與宜昌差距縮小至不足90億元。襄陽的底牌在於裝備制造，汽車及零部件、航空航天等領域積淀深厚。近兩年，襄陽投入近200億元，建成了一批國家和省級重點實驗室等創新平台，試圖通過科技創新為傳統產業賦能。
但襄陽的短板同樣明顯，缺乏類似宜昌磷礦那樣的獨有資源，新能源和智能網聯汽車的產業配套能力尚在培育期。武漢、襄陽、宜昌構成的湖北“金三角”中，襄陽更偏向於傳統產業升級的試驗場。
三座城市，三種路徑。南昌要解決的是省會不強的焦慮，宜昌憑借的是資源紅利加主動轉型，襄陽則是在傳統底盤上尋找新動能。誰能率先拿到萬億俱樂部這張門票，取決於各自能否補齊短板、放大優勢。
2025年11月，在湖北省宜昌市拍攝的三峽大壩和三峽電站外送輸電線路。圖/IC photo
中部城市如何從“物理組合”走向“化學反應”？
中部地區萬億城市，不僅數量不足，還有更深層的短板。武漢、長沙、鄭州、合肥之間，並沒有形成長三角那樣的產業協作網絡。
上海周圍有蘇州、杭州、南京、合肥、無錫、寧波。粵港澳大灣區則有深圳、廣州、佛山、東莞。萬億城市密集分布的區域，往往也是產業鏈協作最緊密、創新要素流動最活躍的區域。反觀中部，四座省會城市在體量上已構成了一定梯次，但橫向協作仍處於初級階段。有區域經濟學者測算，中部四座萬億城市之間的產業關聯度，遠低於長三角同類城市群。
中國人民大學吳玉章講席教授孫久文指出，中部地區科教資源富集，但更重要的是形成分工合理、優勢互補、各具特色的協調發展格局，包括培育城市群和都市圈。多位研究區域經濟的學者都觀察到，四座核心城市產業交集有限——合肥的新型顯示、武漢的光電子、長沙的工程機械、鄭州的電子信息，各成體系，專業分工特征明顯，但相互之間缺乏深度咬合的接口。
一個地區的增長極效應，不僅取決於核心城市的體量，也取決於城市之間能否構建起從研發、制造到服務的全鏈條分工網絡。長江中游城市群，以武漢、長株潭、南昌都市圈為核心，是中部崛起的關鍵載體，要真正發揮聯動效應，不能只靠個別城市的單打獨斗。
今年全國兩會小組討論會上，曾就此話題有過一次討論。全國政協常委、湖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楊雲彥強調，長江中游城市群承東啟西、連南接北，在構建新發展格局中，具有獨特的樞紐地位和戰略意義，“把這個‘圈’畫好，不僅能支撐中部崛起，更能保障國家戰略腹地的安全”。江西省政協副主席辜清則進一步指出，長江中游城市群涉及湖北、湖南、江西三省，“畫好這個圈，離不開協同。咱們得坐在一起，勁往一處使”。
根據2021年4月發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新時代推動中部地區高質量發展的意見》，中部地區要立足新發展階段，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服務和支撐構建新發展格局。安樹偉指出，這要求中部地區始終緊扣“三基地一樞紐”（全國重要糧食生產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現代裝備制造及高技術產業基地及交通運輸樞紐）的戰略定位，培育創新型產業集群，同時增強與其他經濟板塊間要素的流動性和供需的互補性，深度參與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
萬億城市群的形成不是中部崛起的終點，而是從單點突破走向鏈式協同的新起點。“十四五”期間，中部的關鍵詞是“省會崛起”，武漢、長沙、鄭州、合肥相繼破萬億，完成了第一輪能量積累；邁入“十五五”，區域競爭的邏輯發生深刻變化。經濟學家范恆山指出，城市群和都市圈是推進新型城鎮化的重要戰略導向，而像長江中游城市群這樣的區域，正處在由大向強的關鍵躍升期，協同發展將從“物理組合”走向“化學反應”。
對於中部而言，萬億城市之間需要找到產業接口，萬億與非萬億之間需要形成梯度分工。第五城歸屬的懸念終會揭曉，但比答案更重要的是，中部正在經歷從“省會引領”到“群城競逐”的深層轉型。誰能在這個轉型中找到自己的生態位，誰才能在後萬億時代真正立於不敗之地。
新京報記者 吳為
編輯 白爽 校對 李立軍